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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刘贺墓金饼与木牍文字的认读，读出了“南海”与“南藩”的分歧。还没等到孰是孰非的判断揭晓，却又冒出了“南楚海昏侯”的新说，增添了一点迷茫之色。
何来“南楚”海昏侯？
最近有简牍研究专家发表高见，首先否定了“南海”之说，认为刘贺不会自称为“南海海昏侯”；接着又否定了“南藩”之说，提出了“南楚”新说，大意如下：
木牍没有明确认定的那个文字，与时代为汉代早期的马王堆帛书“藩”字字形确有相似，但与时代更晚一些的西汉文景时期至武帝初期的银雀山汉简，以及年代最与海昏侯墓接近的居延汉简上的“藩”字，却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海昏侯墓奏牍副本上的字能否完全依据马王堆帛书的“藩”字进行复原，尚可存疑。并且，墨书金饼上“南”字下面残存的字迹也看不出特别像“藩”字。不仅如此，考虑到刘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其自称“南藩”恐不合适。
当时能称作藩王的，都是地位重要、深受皇帝亲贵的诸侯王，其封国地理位置重要，或处于汉朝疆域的边境，有守卫边境抵御异族的职责。刘贺封为海昏侯的所在之地海昏县并非处于边境，封为海昏侯时其食邑仅为四千户，一县之封的一个小侯国，恐怕难以称作“南藩”。更重要的是，秦汉时期一般称藩或者藩臣的都是诸侯王，以刘贺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是没有资格自称“南藩”的。
论者以为，海昏侯墓出土奏牍副本上的那个字极有可能释为“楚”，而“南楚”正与史籍记载相合，因此墨书金饼、奏牍副本上的文字或应释为“南楚海昏侯”。
首先，“南楚”之名见于史籍。秦汉时期有三楚之称，将战国楚地分为东楚、南楚、西楚，《史记·货殖列传》载：“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南楚的地理范围包括现在的两湖、河南南部、安徽西南、江西等地，海昏侯国所在的海昏县属豫章郡，正属于南楚地界。
海昏侯墓出土墨书金饼和奏牍副本记载海昏侯自称“南楚海昏侯——强调了自己所处的海昏侯国属于‘南楚’，同时大概也有自贬身份表明心迹的意图，所以海昏侯墓出土奏牍副本和墨书金饼上的文字‘南海海昏侯’或应释为‘南楚海昏侯’”。
以上说法，如果抛开文字的认读不论，如果那个字原本消失而无从辨认，我会特别愿意接受“南楚”新说。这个新说的理由特别充分，也特别令人信服。
不过且慢，其实这个新说背离客观进行主观解读，一开篇就以牺牲事实为代价，这是一种极大的冒险，会将自己也将受众带入陷阱。我觉得自己就入了这个陷阱，费了大力才爬将出来，相信还有更多中招者。
背离客观，“南楚”说者已经自我招认。新说本来已经认出那个字就是“藩”字，却突然话锋一转，认作为“楚”字。为什么？是觉得南楚更符合刘贺的自称，刘贺更应当写的是“南楚海昏侯”。
再看看金饼文字。那个“藩”下的“潘”字，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却要说它与“楚”字有关，是何道理？难道是刘贺写错了吗？刘贺没有写错。其实“南藩海昏侯”字样已经在金饼和木牍上见到十多例，没有发现过一例误写。
认作南楚，看似有理，其实全然没有道理，只是想当然的空中楼阁。
关于“藩”和“楚”的这些讨论虽然并无多大意义，但却让我们生出一些新的思考：是什么理由让刘贺选择了“南藩”之称，而不是南海或南楚？
这关系到刘贺的方位感。这个方位感是偏理性还是偏感性，是偏地理还是偏政理？
如果是南海或南楚，那仅是一种地理方位。
刘贺的方位感，应当是偏理性与政理，所以他选择了“南藩”。他确实没有自称南藩的资格，但是他有这个愿望还不行吗？
再说回来，他的这些奏牍与金饼其实可能从未出手过，并没有送达长安，他送不出酎金，也饮不到酎酒。
他的梦也只是圆在海昏国，他的这个“南藩”的自称也只能随他入了墓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