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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oza在世时只出版了两部著作：1.《以几何学方式论证的笛卡尔哲学原理》第一、二卷，附录：形上学名义通释（1663）；2.《神学—政治学原论》（1670） [1] 。
1677年2月，Spinoza去世，他在去世前作了安排，预嘱把他的遗稿在他死后交付给他的密友Jan Rienwerts。Jan Rienwerts者，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出版家。
经过几个生前友人的辑录和筹措，1677年11月出版了 Spinoza 遗集，称为《内容目次见序文后所录，B.d.S.遗集》。这集《遗集》没有出版地点，集前有一个序，也没有作者姓名。在序文以后，按次收录了以下五部著作：1.《伦理学》；2.《政治原论》；3.《论悟性的修养》；4.《书翰集》；5.《希伯来文法》。 [2]
翌年，1678年出版了荷兰文的遗集，内容范围和1677拉丁文《遗集》是相同的。 [3]
这五部著作，或更正确地说，为1677年的《遗集》所载有的这五部著作中的材料，加上以上两部生前出版的著作，合起来就是从Spinoza去世起，到十九世纪中叶止，为人所知的他的全部著作。 [4]
1677年的《遗集》序作者说到当时遗稿辑录的情形，说它包括了友人手头所存Spinoza遗稿的全部内容，并且说：“即使也许可以相信，在这人、那人那里还藏有为这里所没有的我们的哲学家的某些作品，但是可以肯定那里不会有任何内容，这些内容不已经在这些遗稿里更清楚地说到了嘛。”
1677年的《遗集》包括了，至少学术思想方面，Spinoza的主要著作，但是并不是——也许集序作者有意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它包括了当时编者所有的全部遗稿。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Spinoza的著作，这些著作证明，1677年的《遗集》的编者，由于种种可以理解的理由，曾删除了一部分有关Spinoza生平活动的材料，和舍弃了一些当时从介绍Spinoza系统思想方面看也许不重要，但是以后从哲学史研究的观点看极重要的材料。
在这些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发现的材料里，最重要的是一部Spinoza的早期著作：《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 [5] 。
但是，为我们现在保有的这一部著作只是两个荷兰文的手抄本。
为了了解这两个手抄本的内容和性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这部著作存在、流传和发现的经过。
这部著作确实在Spinoza生前存在，最早的史料可以回溯到与Spinoza同时代的Ludwig Meyer。Meyer是Spinoza的密友之一，热心的笛卡尔主义者，《以几何学方式论证的笛卡尔哲学原理》（1663）就是在他的鼓励下出版，并由他作序的。Ludwig Meyer在他自己的一部著作：《哲学——圣书的阐述者》的《后记》里说，“我们有确实的根据可以相信，哲学的领域在我们这个时代，既有它的伟大的革新者、推进者核奈·笛卡尔举着知识世界的火炬在前面走出了一个榜样，必将为其他那些跟随他的道路的人所大大拓展；并且，同样的这样一个关于上帝、理性的心灵，人的最高幸福以及诸如此类的哲学领域，也必将为了另一些谋求永生的人而在曙光中诞生。”这一段话，除了其他意义以外，证实这部著作的存在，并且保存了它的一个拉丁文名称：De Deo，anima rationali，summa hominis felicitate。 [6]
并且，可以证明，甚至在Spinoza生前，这一部著作已经在几个密友之外有少量流传。在1677年，Spinoza去世的同年出版的一本书名叫：《撒旦的膏药，无神论的奥秘》 [7] 里，现在看到，若干处所几乎只字不易地引录了这部著作。
但是，在1852年第一个荷兰文手抄本发现以前，没有人知道这部著作的确切内容和它的真实名称。
1703—1704年，有一个德国人，后来的耶拿大学教授Goltlieb Stolle在荷兰旅行并且访问Spinoza的遗事，他见到了Spinoza的出版者Jahn Rienwerts的儿子小Jahn Rienwerts。在他的旅行日记里，Stolle保存了这样一段记载：“他（Rienwerts的儿子）又拿出另一份同样也是由他父亲抄录的、但是经Spinoza本人的手稿抄录下来的手抄本。这个抄本是《伦理学》，但是，如Spinoza最初所撰述的，是荷兰文的。这部《伦理学》和后来刊印本的体裁大不相同：不像在后者一样用繁复的数学方法论证，在这里是分章并且（不采用probativ singularium artificiosa而是）和《神学—政治学原论》一样，通篇直叙的。Rienwerts肯定告诉我，刊印本的《伦理学》的撰述远胜于这个稿本；但是，Rienwerts承认，这个稿本里有一些不同的东西是刊印本所没有的。他特别为我指出论魔鬼一章（在目次中是第二十一），后者在刊印本里完全没有。在这一章里Spinoza讨论到魔鬼的有无，一开始他考察了这样的命题：魔鬼和上帝的本质完全相反，它由它自身而具有它的本质（quod sit Spiritus essentiae divinae contrarius et qui essentiam suam per se habet），从而他似乎否认了魔鬼的存在。这一个稿本，据Rienwerts说，好些Spinoza的友人都有抄录，但是从未刊印，因为一方面拉丁文本既已出版并且更有条理，另一方面这个遗留的著作也撰述得过于草率。”最后，这个记载谈到，Stolle与这个手抄本同时看到的有一份不知译者姓名的《神学—政治学原论》的荷兰译文抄本。
Stolle 1704年的这个日记材料 [8] ，Stolle 1718年又把它间接引用在他的一部著作：《目录学史发凡》 [9] 中。
从后者，直接产生从十八世纪初至十九世纪初几部目录学著作 [10] 中关于一本《原始伦理学》的记载。
由于这些目录学著作，人们盛传存在一本和后世刊印本不同的《伦理学》的原始稿本，是以荷兰文著述的，主要不同在于并不是以几何方法，而是分章直叙的，其中一章专论魔鬼，为传世本所无。甚至最后有人肯定，现存的《伦理学》最初系由Spinoza以荷兰文所撰，然后由他人照本译成拉丁文，而去其论魔鬼的一章。 [11]
但是，1704年Stolle的日记记载，实际上是关于Spinoza：《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这一著作的第一次的直接记载。
在这个记载里，可以注意到：Stolle所见的抄本出于老Rienwerts自己的抄写，并且，据Rienwerts儿子的设想，录自Spinoza本人的荷兰文手稿，虽然这一点，以下看到，多半并不确实；其次，Rienwerts儿子说道，在老Rienwerts这一抄本之外，存在着Spinoza的其他友人的抄本；最后，可以注意到，和这一个抄本一起，有一本《神学—政治学原论》的、不知译者姓名的荷兰译文抄本。
1851年秋，后来的德国哈勒大学教授Eduard Boehmer，在荷兰旅行并访问Spinoza的遗事，他从阿姆斯特丹一个书商、版本家Frederik Muller那里得到一本荷兰文的Colerus：《斯宾诺莎传》；在这本书里面带有一个读者关于Spinoza生平的若干按语，其中有一条说道：
“在某些哲学爱好者手里有一部Spinoza著作的手抄本，这部著作，虽然不像他的《伦理学》一样用教学方法撰写，但是却包含同一的思想和内容。从文字风格、观念发展来看，可以明白看出是Spinoza的早期作品。按着这部著作，作为学说的蓝本，他才在以后著述了他的《伦理学》，而在后一著作中，运用了几何学的论证，虽然同一的材料叙述得更有条理并且有不少发展，但是正是这个几何学的论证方式，在形上学里根本不曾见过，或者说不曾应用过，并且只有少数人才熟习，使这部著作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比前者更晦涩，在前者，只有附录中开始的一小部分是用的几何学方法。”
不但如此，在这同一本Colerus：《斯宾诺莎传》里，和一份荷兰文的关于《神学—政治学原论》的《注释》在一起，有一份同样是荷兰文的、正是上面这一条附注所指的Spinoza这部著作的《摘要》，称为：《倍内狄托·斯宾诺莎：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两卷并附录，摘要》。这是人们第一次知道这部著作的真实名称Korte Verhandeling van God，de Mensch en deszelfs Welstand，并且也是第一次知道这部著作的约略内容，它是分章的，其中一章论魔鬼。
1852年，Boehmer发表了这一个《摘要》，并且附了一个拉丁译本。
紧接着，1852年Frederik Muller发现两册手抄本，其中第一册包含了Spinoza的这部著作：《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的荷兰文全文，书前附有有关Spinoza生平的一篇序，并同样附有一份《神学—政治学原论》的《注释》的荷兰译文。第二册包含一份Spinoza：《以几何学方式论证的笛卡尔哲学原理》的荷兰译文。
在这两个发现以后不久，荷兰学者Van der Linde证明了，Boehmer在他那本荷兰文Colerus:《斯宾诺莎传》里所见的全部读者附识材料以及Frederik Muller发现的两册手抄本全部出于十八世纪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医生，Monnikhoff的手笔。
又十年，约在1862年前不久，发现鹿特丹的一位诗人，Adrian Bogaers保存着一份时间上更古老的手抄本，其中包含：一份《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一份较早的（未刊印过的）《神学—政治学原论》的荷兰译文，以及同样，一份《神学—政治学原论》的荷兰文《注释》。在《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的部分，同样存在着若干Monnikhoff的笔迹。
现在知道，后发现的手抄本时间在前，前发现的手抄本时间在后，前者世称A稿，后者世称B稿。
这两份手抄本现在保存在荷兰海牙的皇家图书馆。
1862年，Van Vloten主要以B稿为主，个别地利用了A稿的内容，在阿姆斯特丹的Frederik Muller处，第一次正式出版了Spinoza的这部著作，即《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并称之为《倍内狄托·斯宾诺莎全集补遗》。《补遗》本附有van Vloten的一个拉丁译文，这个译文，可惜一般公认并不能令人满意。
（当时已经可以断定，A稿不但时间在先，并且内容价值胜于B稿。）1869年Carl Schaarschmidt，同样在Frederik Muller处，出版了A稿的全文。
不久，根据德国学者Christoph Sigwart对于这一著作的研究，荷兰学者Antonius van der Linde对A、B两稿作了一次详尽的校订，在这个校订的基础上，1870年Sigwart本人又出版了一个同时根据A、B两稿的德译本，附有重要的引论和详细注释。这是第一次出现的这部著作的完善的校释本。
1882年，这两个抄本同时收入Van Vloten-Land的Spinoza全集本。
在A稿之前有一个《前言》，明白说到荷兰文译自一个Spinoza的拉丁原本。B稿没有这个《前言》，但是，以下看到，B稿主要以A稿为基础。
但是，不论A稿和B稿都不是这部荷兰文译稿的原本。
上面说过，B稿出于十八世纪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医生Monnikhoff，Monnikhoff（1707—1787），现在知道，是一个笛卡尔主义者Deurhoff的极度崇拜者。Deurhoff与Spinoza约略同时而稍晚（1650—1717）。Deurhoff当曾精研Spinoza，但是对Spinoza抱批判态度。Monnikhoff保藏了Deurhoff的文稿，曾以极虔诚的心情抄录了Deurhoff的几乎全部作品。
B稿确切出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是上面说到B稿之前附有一篇Monnikhoff关于Spinoza生平的序，序文说到1743年Spinoza家属修葺Spinoza旧居的事，因此最早当不早于1743年。
A稿有若干改错和边注同样出于Monnikhoff，因此A稿当是B稿的底本之一。至于在A稿以外，Monnikhoff是否尚据有其他底本（C稿），各家意见不一。Schaarschmidt否认这一点，Sigwart肯定这一点。Sigwart以为B稿句读往往优于A稿，因此主张Monnikhoff如果并不据有拉丁原本，至少据有另一份优于A稿的荷兰文底本。但是C.Gebhardt在对照了A、B两稿的全部异文以后，认为A稿是B稿的唯一来源，因此B稿并不具有任何原始史料价值。
从A稿的荷兰文书法、拼写看，可以确定是十七世纪遗物。但是同样A稿也不是译稿的原始抄本。
这个抄本字体端正，书写认真；但是拼法差错，句法舛误，比比皆是；正文往往有增伪的文句，显然是读者附注，传抄时窜入本文的，并且至少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抄本的底本是一个残本。这些都说明它不是译稿的原本。
这个抄本出于什么人现在已不可考。注释家只能作一些可能的推测。
上面说道，和A稿在一起有一份《神学—政治学原论》荷兰译文的全文抄本。《神学—政治学原论》两个荷兰译本分别出版于1693—1694年。A稿这个译本内容和以上两个刊印本不同，并且以后也从未出版。可以想见，在两个刊印本出版以后没有必要全文抄录这样一个以后从未出版的译本，因此A稿当在1693—1694年以前。
1703年，Stolle在Rienwerts处除了《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以外，同样看到一份不知译者姓名的《神学—政治学原论》荷兰译文抄本。1703年小Rienwerts不知道这个译本的译者姓名，并且也没有提到它和1693—1694年两个刊印本的关系，可以想见它并不是1693—1694年两个译本。有理由可以假定，Stolle所见的译本和A稿所附的《神学—政治学原论》译本是同一的内容。
但是A稿决不就是Stolle所见的老Rienwerts自己的抄本，因为今天还保有老Rienwerts的一些笔迹。同样它也绝不是Deurhoff的抄本，因为今天同样也保有Deurhoff的一些笔迹。
并且，A稿的书法端正、虔敬，而拼写、句法舛误特甚，一般说与Deurhoff的文化修养不称；再则，A稿的《前言》必定出于一个热烈维护Spinoza而与Spinoza在精神思想上密切关联的人。
从这些方面看，注释家认为A稿，或至少《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的荷兰文译稿，和Spinoza的一个密友Jarig Jelles有密切的关系。
Jarig Jelles原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杂货商，以后他放弃了他的杂货经营而致力于心智、道德的修养。他是Spinoza最忠实的朋友和学生之一，热心于传布、出版Spinoza的学说著作。《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这一著作，从各种证据看，是Spinoza早期向几个密友和学生讲述他的学说的讲稿，至少讲稿文字、或甚至当时口述都是用的拉丁文。Jarig Jelles是当时受课诸人之一，现在知道Jarig Jelles不通、并且可能是其中唯一不通拉丁文的人，因此《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的荷兰译文至少最初主要是为了Jarig Jelles而译，并且这个译稿的原件可能为Jarig Jelles所保有。此外，我们知道，远在1671年Jarig Jelles就准备出版一个《神学—政治学原论》的荷兰译本，遭到Spinoza竭力劝阻才放弃了这个计划。可以设想，Jarig Jelles以后也保有这个《神学—政治学原论》荷兰译文的抄本。
因此，很多注释家曾同意W.Meizer的推断，认为A稿如果不是Jarig Jelles本人根据他保有的《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译稿原件抄录的，至少是一个由他的抄本而来的抄本。
C.Gebhardt主张A稿出于老Rienwerts的抄本，而老Rienwerts自己录自一个当初为Jarig Jelles的需要而存在的译稿。但是由于他确认A稿所根据的是一个译稿的残本，因此C.Gebhardt认为A稿决不代表Jarig Jelles所保有的译稿的原来面目。
最后，关于为Monnikhoff两次抄录、为B稿所附有的《摘要》，它的作者对于Spinoza哲学的了解比A稿的抄写者深入、周密，但是和后者不同，他对于Spinoza抱有一定的批判态度，并且他根据一个比A稿更加完整的底本。一般认为这个《摘要》出于Deurhoff。
现存的《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的这两个抄本既不是这一著作当时译稿的原件，并且，可以相信，当时的译稿本身和Spinoza拉丁文原著内容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现存的、包括在《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这一名称下的著作，实际上包含以下四个部分：
Ⅰ. 正文部分，分为两卷：第一卷十章，第二卷二十六章和一个《序论》。这一正文部分，既有Stolle的证明在前，A稿的《前言》也曾明白说明，并且和《伦理学》内容基本上一致，它绝大部分是Spinoza本人的著作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其中除了少数显然出于读者附识，后来传抄窜入本文的增伪以外，其他内容重复，错乱，前后矛盾，上下脱节，或中途插入的，不一而足。
Ⅱ. 全书三十二个大小不等的附注；这些附注多数可以看出出于Spinoza本人，其中有若干极重要的附注，或者重新组织了本文的思想，或者在修正了的基础上更系统地发展了本文的思想，可以看出是Spinoza后加的。但是也有内容平凡，意义含糊，或与本文直接抵触的附注，可以怀疑是否出于Spinoza本人。
Ⅲ. 在正文第二章以后插入的两个《对话》；其中至少有一个著作年代显然在全书之前很久。两个《对话》的内容一部分承接了前文，一部分预先假设了后文的思想，也有一部分思想为全书通篇所未见。此外，在第一个对话中有一个论点，更是Spinoza在他的任何其他著作中所未曾持有过的论点。
Ⅳ. 一个分成两部分的《附录》；前一部分《论实体》，和他在《笛卡尔哲学原理》中一样应用了《几何学的论证方式》，它包含七个公理，四个命题，一个引申命题和这些命题的证明；后一部分称为《论人的心灵》，则只是普通的分节直叙。这个《附录》的内容事实上和本文相同，但是试图用一个不同的规划来结构全部的思想。可以看出这是从这一著作到《伦理学》的最初的过渡。
要了解这部著作这样的内容和形式，需要了解这一著作产生的情形，以及拉丁文原稿和它的译稿的关系。
Spinoza 1656年在阿姆斯特丹受犹太教会逐教，逐教前后，开始和一些具有自由思想倾向的基督徒、新教徒来往，其中若干人后来成为他的密友和学生。《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就是为这一个密友兼学生集团而开始写作的。1660年Spinoza从阿姆斯特丹移居Rizusberg，这一著作的正文部分完成于移居之初。移居以后不久，为了向一个学生讲授笛卡尔哲学，Spinoza可能先著述了《形上学名义通释》，然后著《以几何学方式论证的笛卡尔哲学原理》第二卷，《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的《附录》当是同时，约1661年夏秋间的作品。但是，在这以前，约在写作《形上学名义通释》的同时，Spinoza开始了一部重要的著作：《论悟性的修养》，直到1661年或1662年初，我们看到，Spinoza可能曾希望把这一部方法论的著作《论悟性的修养》和《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结合成为一部“整全”的著作，在这一时期前后，他当在《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的原稿上作过不少修正、补注，以及为重新组织原稿而作的备忘的笔记。《论悟性的修养》没有写毕，由于内在、外在的困难暂时被迫停止了，但是，在写作这部方法论著作的过程中却逐渐明确了、肯定了他的形上学体系的性质和方法。1663年出版了《论笛卡尔哲学原理》全书，就正式放弃了《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这部早期的初稿，而全力进行《伦理学》的著述。
由于《笛卡尔哲学原理》著述过程的先例，我们知道Spinoza是习惯于以讲稿整理成书的。《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最初是一个讲稿，除了它和几个密友学生的关系，以及体例上的零乱以外，从若干文字细节上也是可以证明的。并且，不论是否Spinoza事先完全没有原稿，单纯由学生笔录而成原稿，或者至少Spinoza事先有一份提纲，由学生笔录补充而成原稿，总之，有一定的理由可以相信，Spinoza主要曾用拉丁文讲述，并且，如A稿《前言》所说，笔录而成的讲义原稿是拉丁文的。1660年Spinoza从阿姆斯特丹移居Rizusberg，从正文的最后部分可以看到，Spinoza继续寄去了这部著作的最后部分。
这部原稿，和Spinoza的其他著作一样，当随即被他的学生译成荷兰文，他的学生保有荷兰文的译稿，而Spinoza本人则保有拉丁文的原稿。
Spinoza在他的原稿上，特别是1660年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和计划把《论悟性的修养》和《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合成一部著作的时期，继续修正、补充，作了笔记和附注。这些修正、补充的条目为他学生所得，并译成荷兰文以后，在荷兰文的译稿上附加的部分未必附加在正确的所在，删除的部分未必尽予删除，修正改写的部分未必尽如原样，笔记、附注可能找不到与它相关的本文。
1663年前后Spinoza开始《伦理学》的著述以后，他本人已经放弃了这部早期的著作，并从Rizusberg把《伦理学》最初写成的一部分命题陆续寄给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朋友和学生。但是，正如Monnikhoff所说，《伦理学》的几何学论证方式使它比原来的这部著作“更加晦涩”；《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的译稿，事实上，在他的学生中间继续传抄。在传抄中，或者正文误作附注，或者附注误入正文，脱节的所在也许作一些补缀，不可解的地方也许加一些按语。从而产生我们现有的这部著作的面目。
关于这部著作各部分的确切著述年代，是为注释家纷争颇多的一个问题。由于确定这部著作是一个讲稿，它的正文部分，比较可信的推测，当开始写作于Spinoza的密友和学生集团已经形成之后，有人定为1658年左右。关于被插入第一卷第二章以后的两个《对话》，绝大多数注释家认为至少第一个对话是全书以前很早的作品，从而是Spinoza思想最早的萌芽，它的著述年代最早的估计推溯到1651年以前，并认为是研究Spinoza思想形成的重要材料。第二个对话的著述年代，甚至内容真伪各家意见不一，一般认为有可能在全书之后。但是也有认为这两个对话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同样写成于全书之后，以全书的内容为它们的内容的前提，是Spinoza本人所附加，以阐明正文的思想的。
大多数的附注，如上所述，写成于正文以后；《附录》则写成于1661年夏秋之前。
关于Spinoza这部早期著作各种文字的译本，上面说过，1862年van Vloten根据B稿最早出版了荷兰文原文，同时附有一个拉丁文译本，除了其他缺点以外，一般认为最大的缺点是它的拉丁文词汇和Spinoza自己的拉丁文词汇不一致，从而有碍于对这一部著作思想的理解。这个译本称为《补遗》本：Ad Benedicti de Spinoza Opera quae supersunt annia Supplementum，Amsterdam，Fr. Muller，1862。
德文最早的译本分别出版于1869年和1870年。前者是C.Schaarschmidt根据A稿的德译：B.de Spinoza kurzgefasste Abhandlung von Golt，dem Menschen und dessen Glueck，Berlin，Heimann，1869。这一个译本简单否认B稿的价值，但一般认为它对A稿也并不完全信达。后者是C.Sigwart的译本：Benedict de Spinozas kurzer Fractat von Golt，dem Menschen und dessen Glueckseligkeit，Freiburg und Juebigen，Mohr 1870。这个译本同样根据A稿，利用了van der Linde对A、B两稿的研究，是一个著名的校释本。这个校释本的基本论点是认为在A稿之外，B稿有更优于A稿的底本。我们所知的最近的德译本是1922年C.Gebhardt在他自己所编Spinoza德译全集本中的译本：Spinoza kurze Abhandlung von Golt，dem Menschen und seinem Glueck，Leipzig，Felix，Meiner。这个译本把A、B两稿的全部异文作了一个对照，列作一个《校勘记》，推翻了Sigwart的论点，认为A稿是B稿的唯一来源。这个译本的前面有一篇详细的《序论》。
法文的这一部著作的第一个译本是1878年的Paul Sanet的译本：Supplement aux ocuvres de Spinoza: Dien，l’homme et la beatitude，Paris，Bailtiere；现在已不为人利用。第二个、也是我们所知的最近的译本是1907年Ch. Appuhn的译本：Conrt Fraite de Dien de l’homme et de la Sante de son arnne，在 Ocuvres le Spinoza 中，Paris，Garuier。这个译本有一篇《引言》，对于A、B两稿来源、内容、著述年代等等作了详尽、精审的说明，书后附有大量《注释》，详尽地指出这一著作和Spinoza其他著作内容的关系，是阅读和研究Spinoza学说的很好的导引。这个译本受到C.Gebhardt的好评，并且为近代研究Spinoza的法文著作所广泛摘引。
在荷兰文本身，1899年有著名的Spinoza学者Willem Meizer以近代荷兰文整理的译本：Korte Verhandeling van God，de Mensch en deszelfs Welstand，Amsterdam，van Looy: Meizer的《序论》有很多重要的创见，为后来Spinoza研究者所广泛援引。
第一个英文译本是1909年Open Conrt丛书中的译本，Ludia Gillingham Robinson的Spinoza's Short Freatise on God，man and human welfare，Chicago，the Open Conrt Publishing Co.，仅有白文。但是第二个、也是我们所知的最近的一个英文译本是一个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译本，1909年Abraham Wolf的Spinoza's Short Freatise on God，man and his Welf-being，London，Black。Wolf通过他的《序论》、《注释》和Spinoza的生平传略，使他的这个译本成为对Spinoza整个哲学的导论和参考书。
Spinoza的这一著作发现以后，重要的研究文献首先有C.Sigwart的论著Spinoza's neuentdeckter Fractat von Golt，dem Menschen und dessen Glueckseligkeit，Gotha，1866；它除了分析这一著作的内容，确立著述年以外，主要在于比较研究Spinoza这一著作和Giordano Bruno的关系。以后，Boehmer，Spinozana（Zeitschrift fuer Philosophie，Bd. 41—57，1862—1870），van der Lindes，Notiz fuer Literatur des Spinozasmus（Zeitschrift fuer Pholosophie Bd.45，1864）都在这一著作的文字整理上进行过重要的工作。Trendelenburg，ueber aufgefundenen Ergaenzungen zu Spinozas Werken，（Historische Beitraege fuer Philosophie Bd.3，Berlin，1867）首先讨论这一著作和新经院哲学的关系。此外，Avenarius，ueber die beiden ersten Phasen des Spinozischen Pantheismus und das Verhaeltnis der zweiten zur dritten Phase，Leipzig，Avenarius，1868；Ziel，zur Genesis der Lehre Spinoza's mit besonderer Beruecksichtigung des kurzen Fractats，Breslau，Schletter，1871；Busse，Beitraege fue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Spinozas，Berlin，Schade，1885；以及Balzer，Spinoza's Entwicklungsgang besonders nach seinem Briefen geschildert，Kiel.，Lipsius und Fischer，1888年——这几部论著，都从这一早期著作出发不同地研究了Spinoza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但是，对于Spinoza这一早期著作最重要的研究是J.Freudenthal的工作；后者，首先在他的Spinoza und die Scholastik（Philosophische Aufsaetze Bd. Zeller gewidment，Leipzig 1887）里，详细阐明了Spinoza和新经院哲学的关系；然后，在他的Spinozastudien（Zeitschrift fuer Philosophie，Bd. 108—109，1896）里，根据这一著作产生的情形，系统地进行对这一著作内容文字的xx整理。J.Freudenthal的Spinozastudien已经成为后世研究Spinoza这一著作的经典作品。在Freudenthal以后，C.Gebhardt是研究Spinoza的一个重要作家；C.Gebhardt在他的著作Spinozas Abhandlung ueber die Verbesserung des Verstandes（Heidelberg，Winter，1905）里研究了Spinoza几部早期著作的关系和这一部著作产生的情形；此外，他的另一部著作Spinoza und der Platonismus（Chronien Spinozanum，II，Hagae Comitis，Curis Societatis Spinozanae，1921）和他的《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译本的《序论》本身，都是研究这一著作和Spinoza思想来源的重要著作。
[1] 这两部著作的全名是：
Renati des Cartes principiorum philosophiae pars 1 et 11，more geometrico demonstratak per Bevedictusn de Spinoza Amstelodamensem，Accesscrunt zusdem Cogitata Metaphysices querlati quam speciati accusrunt，quaestiones breviter enplicantur，Apud Jahannem Riewerts.核奈·笛卡尔哲学原理第一、二卷，阿姆斯特丹，倍内狄托·斯宾诺莎以几何学方式论证。附作者所著《形上学名义通释》，扼要阐明形上学通论及其各论部分常见的各项疑难不明的问题。
Tractitus theologico-politicus，continens dissertatum es aliquot ostenditur libertatem philosophandi non tantum saiva pietate et reipublicae pace posse concedi，sed eamdem nisi cum pace reipublicae ipsaque pietate tolli non posse，hamburgi.Apud Henricum Kuenrath.神学—政治学原论，包含若干论说，阐明哲学自由不独无害于信仰和社会安宁，并且不可能损害哲学自由而不同时损害社会安宁和宗教信仰。汉堡，亨利·康赖特出版。
后一著作不录作者姓名；所谓“汉堡，亨利·康赖特”，Colerus：《斯宾诺莎传》早已指出，显系伪托。
[2] B.d.S.Opera Posthuma quorum series fost fraelationem exhibatur.1677.集序作者说明，斯宾诺莎去世前曾特别提出《伦理学》刊印时不应冠用斯宾诺莎姓名，《遗集》编者为尊重斯宾诺莎遗志，在集前以及集内有关处所只用了斯宾诺莎全名缩写B.d.S.三字。
《遗集》所录五部著作的全名是：
1. Ethica ardine qeometrico demonstrata et in quinque partesdistincta，in quibus agitur: 1. de Deo；2. de natura et arigine mentis；3. de origine et natura affectium；4. de servihite humana sen de affectuum viribus；5. de potentia intellectus sen de libertate humana.伦理学，以几何学方式论证，分为五卷，其中1. 论上帝；2. 论心灵的性质及其起源；3. 论感情的起源及其性质；4. 论人的奴役或感情的力量；5. 论悟性的力量或人的自由。
2. Tractatus politicus，in quo demonstratur quomodo societas，ubi imperium monarchieum beum habet，sient et ca，ubi optimi imperant，debet institui，ne in tyrannidem labatur，et ut pax libertasque civium inviolata maneat.政治原论，论应如何运用一个君主政体，或贵族寡头政体的社会，使之不沦溺为专制暴政并使公民的安宁和自由不受侵害。
3. Tractatus de intelletus emendatune etde via，in qua optime in veram rerum coquitionem diriqitur.论悟性的修养，以及引导我们达到事物真实认识的途径。
4. Epistolae doetorum quorumdam virorum ad B.d.S.et anctoris responsines，ad aliorum egus operam elueidationem non parum facientes.对于阐明作者其他著作有不少裨益的，若干学术界人士致B.d.S.书及其复函。
5. Compendium grammaticus hinquar hebraerae.希伯来文法简编。
《遗集》集序的作者是谁已不可知；一般认为是出于斯宾诺莎两个密友之一，Ludwig Meyer 或 Jarig Jalles，而以 Jarig Jalles 可能为多。
这个《遗集》，Colerus 在《斯宾诺莎传》里也已提到，显然是由 Jahn Rienwerts 出版的。
[3] De nagitate Schriften von B.d.S.为 glasemaker 所译（见 Colerus：《斯宾诺莎传》）；这个译本内容与 Opera Posthuma 相同，但并不是根据 Opera Posthuma，而是在 Spinoza 生前从他的手稿直接译出的，因此成为后世校订 Opera Posthuma 的重要根据。V.J.H.Leopold（Ad Spinoza Opera Posthuma，Haque Comitis，1902）首先开始了这一工作，以下看到，C.Gebhardt 更进一步贯彻了这一工作。
[4] 斯宾诺莎去世以后经过整个十八世纪没有出现斯宾诺莎的全集；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主要发端于德国文艺界的争论，在欧洲思想界开始了一个重新估价斯宾诺莎和重视他的著作的时代。从十九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版了四部斯宾诺莎全集：Saulus 本（Jena，1802—1803）；Gfroever 本（Stuttgart，1830）；Bruder 本（Leipzig，1843—1846），和 Hugo guisberg 本（Heidelberg，1875—1882）；四个版本中第一、二、四都没有学术价值，唯有 Bruder 本是当时通用的善本，但是四个版本的内容都限于 Opera Posthuma（1677）和斯宾诺莎生前出版的两种著作。
1882年出版 van Vloten et-Land 的斯宾诺莎全集本，第一次包括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发现的斯宾诺莎全部著作；这个版本订正了斯宾诺莎通信者的姓名，重订了全部书翰的时序，为后来斯宾诺莎学者所通用。1925年，斯宾诺莎诞生三百周年，Heidelberg 大学出版了 C.Gebhardt 校注的全集本；这个版本除了其他优点以外，主要根据1678年的荷兰文《遗集》本详尽校勘了全部文字，是现代斯宾诺莎著作的最完善的版本。
[5] 在这些材料里，除《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以外，还有一篇在1687年隐名发表的科学论文《论虹》Stelkonstige reeckening von den Regenburg。Opera Posthuma 序和 Colerus：《斯宾诺莎传》都曾直接提到这部著作。又，在现存《论虹》两个印本的后面各附有一篇关于《几率论》的论文（Reeckening van Kausen），字模与前篇不同，页次也自成起讫；它与斯宾诺莎唯一的相关是斯宾诺莎在一封信里（Opera Posthuma，第43；Van Vloten，第38）曾谈到同一问题并持有与论文相类的观点；这一论文本身没有重要内容，一般并不能肯定它是否斯宾诺莎的作品。
[6] 原名：Philosophia saerae seripturae interpraes；Colerus:《斯宾诺莎传》指出 Ludwig Meyer 所著，1660年出版。1671年，这一本书，和 Hobbes 的Leviathan，Spinoza 的 F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一起，曾被荷兰基督教会列为禁书，见 Pollock，Spinoza，his Life and Philosophy，1880，p.37。我们的译文据C.Gebhardt德译，l.c.，Einleitung，p.v.。
又，从这一段文字也可以看到，斯宾诺莎在世时，他的密友和学生已经清楚意识到他的哲学和笛卡尔哲学的深刻不同。
[7] Kuypers: Die diepten des Satans，of geheymnissen der Atheisterei ontdeckt en vernielt. C. Gebhardt，l.c.Einleitung，p.vi，引自 Dunin-Borkowzki，Chronien Spinozanum。
[8] 据 C.Appuhn，l.c.Notice，Stolle的这个日记材料最初由Guhaner择要发表（Schmidt's Allegemeine Zeitschrift fuer Geschicht，Bd.Ⅶ，年代？），以后 Freudenthal 把有关 Spinoza 的部分引征在他的著作 Lebensgeschichte Spinoza's 里，始为人注意。C.Gebhardt，l.c.Einleitung 引用了这段记载的原文；C.Appuhn，l.c.，Notice，据 Freudenthal o.c.，p.227法译。
[9] Kurze Anteitung fuer Historie der Gelahrtheit，1718.
[10] J.E.Reimanns，Katalog theologischer Buecher（1731）；J.C.Mytius，Bibliotheca anonymorum（1740）；以及 Th.de Murr，Spinoza，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的《注释》的拉丁原稿的《序》（1802）。
[11] 据 Ch.Appuhn O.C.，Notice，Th.de Murr 是德国版本学家，十八世纪末在荷兰旅行寻访1677年为 Opera Posthuma 所未收的 Spinoza 遗著，特别着意于 Spinoza 逐教后所撰的《自辩》，而未有所获。但是他在 Rienwerts 家属所存的文件中得到一份 Spinoza 对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的《注释》的拉丁原稿，在此以前这一《注释》仅以一份法译传世。1802年，Murr 发表了这份《注释》的拉丁原文并附了一个《序》，Murr在这个《序》里说：《伦理学》最初是由Spinoza以荷兰文所撰，然后由旁人照本译成拉丁文而去其论魔鬼一章，而 Opera Posthuma 出版以后，又由 Jarig Jelles 还译为荷兰文。这是一个错误的推断，不但现在确知 Jarig Jelles 不通拉丁文，并且 Jarig Jelles 何以需要把 Spinoza 原以荷兰文撰述的著作“还译”为荷兰文，亦属不可解。1852年《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全书发现以后，《伦理学》的原始撰述状态已经无可怀疑，《伦理学》自是 Spinoza 一开始以拉丁文按几何方式撰述的，而《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则是另一本内容与《伦理学》相同，但是体例完全不同并且很早被译成荷兰文的 Spinoza 的早期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