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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自提议废止的那一日起，就引发巨大的社会争议，至今已逾一百年。
主张一定要废止的人，恐吓说经是“穿戴着古衣冠的僵尸”，“将伸出可怖的手爪，给你们或你们的子弟以不测的祸患”（周予同语）。呼吁一定要读经的人，同样恐吓说“一个民族没有了经典，就没有了文化、没有了历史、没有了根基、没有了灵魂、没有了常理常道，因而也就没有了未来与希望”（蒋庆语）。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的，相信不难找来两面的论据，细细地比对，揣摩出跷跷板终究会向哪边摇，然后妥妥地站个队。然而，经，终究还是不曾读，因为比起读那些盛气凌人的辩难，读经自然要费劲得多。
既然没有十足的把握，经又不是那么容易读，如同缀网劳蛛的我们，选择“两不误”是将损失降到最低的妙招。什么叫两不误？就是一面不要误入费神费力读经的歧途，一面又不要被人贻笑说连经都不曾读过，绝佳的办法就是以最短的时间听读过经的人讲他的心得，有学者称之为经典“代读”。这应该就是于丹教授在百家讲坛说《论语》、谈《庄子》一举成名的内因所在。复旦大学的姜鹏说，“于丹的《论语心得》卖了一两千万册，在她的书卖出去的时候，很多错误也得到传播了”，然而却带动了杨伯峻《论语译注》“一年卖十万册”（《东方历史评论》03），两厢合计的话，还是功胜于过的。
不过，“代读”终究很难转变成“自读”。从于丹到杨伯峻似乎还有点可能，其实我还是怀疑杨伯峻的书买来以后究竟多少人能够读完它。更大的困难，是要从杨伯峻如何到朱熹，到何晏，甚至到《左传》，到孔子时代的《春秋》，这才是被学者们真正看得起的学问，才谈得上是“根基”，是“灵魂”，真正要发生“不测的祸患”，也要到了这个层面才有效力。靠“代读”，恐怕连入门的门槛都未必能见得着。换句话说，“代读”也就是一个口才好、愿讲，一个有空闲、愿听，各取所好，作用不大，危害也不大。
真正需要提高警惕、谨防被那“可怖的手爪”抓破皮的，其实是另外一种读经。比如近年有主张非要读《弟子规》的，理由与读经无异，“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可不读乎！殊不知《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是清代康熙年间的秀才，也就是17世纪下半叶的人。为什么21世纪的儿童，非要去读这部成书不到四个世纪的蒙童书，还振振有词地说不读就要道德滑坡、贻笑古人云云？这个“古人”，必定不是17世纪以前的人，因为那个时候的“古人”怎么知道自己死后会蹦出一个李毓秀来？李毓秀之前的世纪，道德究竟如何衰败，之后又有多少孩童为李毓秀之流所感化？若是按照那本轰动全球的《大分流》（ The Great Divergence ）的说法，美国学者恰恰揭示出中国的大幅度衰落是在《弟子规》流传以后的18世纪。当然，要让《弟子规》来背这个大黑锅，你我都知道欠妥，那么要让《弟子规》来拯救道德，难道就那样理所当然吗？
我倒要奉劝沉迷于《弟子规》的倡导者们，务必得读读鲁迅了。鲁迅担心的是，看着年轻人读《弟子规》、读《论语》，教导者们以为如何地“白璧无瑕”，如何地能“整饬伦纪”，殊不知正在这个时候经典“却已在孩子们的心中死掉了”（《二十四孝图》）。
何止《弟子规》，何止《论语》，似乎要靠整个的“四书五经”，及其汗牛充栋的之徒之流来教化道德，都不切实际，都自视甚高。于是胡适、梁启超辈纷纷自我作古，新开书目，引领时代，风气流衍直至今日。察其宗旨，无非是说经典的范围应该拓展，不应限于“四书五经”。可是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这么一拓展，书目就变得很长，梁启超就说胡适的书目“这里头的书十有七八可以不读”（《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看梁启超自己开的书目，既然《李太白集》《白香山集》啥的也赫然在列，“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那么《红楼梦》《三国演义》啥的，又有什么铁定的理由，不能列进去？至少在今天的大学生、高中生心目中，《红楼梦》恐怕要比《白香山集》经典得多。
而在鲁迅这个要“救救孩子”的人心目中，尚有另外一部小说，甚至比《红楼梦》还要经典，还要值得读，那就是诞生于18世纪的《儒林外史》。读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便不难感知，在写到《儒林外史》的那一篇，鲁迅的评价超过其他任何一篇，末了还发出“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的叹惋。他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作〈丰收〉序》）
《儒林外史》何尝只是没有人懂，甚至两百年来误读深重，劳武汉大学的甘宏伟用一本博士论文的篇幅对此作了专门的研究（参见《〈儒林外史〉的现代误读》，全书30万字），难怪它在现在的年轻人心中地位失重。不过，也还是有人识货的，20世纪的中国人，懂得这个“伟大”的首推鲁迅，第二便是朱光潜。朱先生曾说，“假如这个世界中没有曹雪芹所描写的刘姥姥，没有吴敬梓所描写的严贡生……生命便不值得留恋了”（《谈人生与我》）。如果我们还记得，胡适当年只是承认“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吴敬梓传》），胡适的四分之一，在美学的一代宗师眼中已是二分之一。写出了《悲剧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划时代著作的朱光潜，竟看重《儒林外史》到这个程度。当我们细细品读鲁、朱的作品，能隐隐地感受到弥漫而遍布其中的《儒林》气息，吴敬梓的旧魂进入他们俩的新魂，铸就了新的伟大。难怪那个和林语堂同年的美国文学评论家韦尔斯（Henry W. Wells），要高誉《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世界文学史杰作之林，他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论儒林外史》，1971年）。可见吴敬梓的知音已远渡重洋。
说到这里，相信读者已经明白，我们这套小丛书，之所以没有以《论语》《孟子》打头，也不以《易经》《尚书》高标，而是选择以《儒林外史》为第一种，是经过一番思虑的。
原因的一方面，当然有鲁迅、朱光潜为我们撑腰，另一方面我们更认为这部书上继《诗》三百篇“风教”的深厚传统。“风”之一面在风化，一面在讽刺，由讽喻以感人心，以克性情，移风俗，默化之以思无邪，故教化无分时代，穿越空间。博大的“诗教”传统，与其从汗牛充栋的《诗经》注疏中皓首穷经地去寻觅，不如借由《儒林外史》为跳板，或可收执一驭百、直指人心之效。学出北大中文系、如今在哥伦比亚大学任终身教授的商伟，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从全书深度讽刺“礼乐实践的败亡之路”中，提炼出《儒林外史》的正面意义，旨在寻求“恢复礼乐居首的‘六艺’传统，也重新诠释了《礼记》‘无声之乐’和‘无体之礼’的说法”，因此“既伟大永久，又历久弥新，与我们当下的世界息息相通”（《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那么期待着，《诗经》——《儒林外史》——鲁迅，这一条中国文学“美刺”传统的大脉络，能够在今天的年轻人心中生根发芽。
要生根，要发芽，远非代读、导读、选读、速读之类的就能蒇事，需要的便是我们小丛书所倡导的“浸润经典”。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教不如诗教。书教重在教人，将流于道德说教；诗教重在行己，则需要浸润感化。浸润得有多深，濡染得便有多浓，外化出来便有多少味道。浸润其中，就不能一目十行，不是泛泛而谈，不能应付了事，不是一知半解；而是要随时随地想着它，无时无刻不念着它，去玩味书中“描写那班圣人之徒的口吻，真能道破我们的心事，妙不可言”（钱玄同语）。当年二程、朱子教学生读《论语》，何尝不是这个法，“凡看《语》《孟》，且须熟读玩味”，“学者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论语集注·卷首》）。我们恰恰是把《儒林外史》当作上达经史的最佳跳板！当你从文本中“深求玩味”，发现书中的那个人原来就活在你的身边，原来就是你自己，当你吓出一身冷汗的那一刻，你便离懂得它的“伟大”不远了。
金龠对《儒林外史》难得地情有独钟，她早已吓出过几身冷汗，早已感受到钱玄同说的“妙不可言”，早已会心鲁迅笔下那一个个跃然纸上的形象，正是脱胎于那一股子的“儒林外史气”。2015年4月起，她便模仿鲁迅的《故事新编》，将吴敬梓笔下的人物进行文学的再创作。那一个个曾经碰撞过她内心的生命，在日复一日的魂牵梦萦之后，从她细腻真挚的笔触间再度流淌出来，那曾经“风雅”过的一个个儒生，将叩开年轻读者的心扉，“道破我们的心事”。这便是“手绘”的意义！伟威的画卷，真挚灵动，建军的小楷，清朗静谧，与金龠的文笔共同铸就了这个丰满而多姿的“手绘”世界。
我相信，“通过写作，加入前人未竟的事业”（冯象《木腿正义》），是浸润经典最佳的方式。“写作”包括文字，但实可大大突破于文字，绘画也好，书法也罢，难道话剧、影视、民谣就不是写作的大范畴了吗？如果你还沦陷在某一种形式中，打不开内心的壁垒，那么你和经典之间实际上还隔着千山万水。
我是多么期待，“伟大”还能再次铸成一个新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