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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布里克是西雅图福瑞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的心理学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致力于帮助人们调节导致分心乃至疾病的不适心理。他的研究结果证明，通过改变病人的行为习惯，我们可以有效降低患癌风险。布里克表示：“大多数人认为癌症并不是行为方面的问题，但无论是戒烟、减肥，还是加强体育锻炼，其实你都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降低患癌的风险，从而过上更高品质的健康生活。”
布里克的治疗方法是运用想象力帮助病人换个角度看待事物。他的研究表明，作为接纳与承诺疗法（ACT）的一部分，学习某些技巧可以消除那些经常导致分心的不适感。
布里克决定以戒烟研究为着力点，他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以便能在互联网上用接纳与承诺疗法帮助人们戒烟。他用此疗法专门帮助人们戒烟，但是实验证明，该疗法还能有效减少人们的其他冲动行为。这一疗法的核心是学会发现并接纳自己的欲望，从而以更合理的方式对待欲望。接纳与承诺疗法通过接受、发现、观察的过程，最终让人们自然释放自己的欲望，而不是压抑欲望。为什么不直接压抑心中的欲望？为什么不直接对欲望说“不”？
事实证明，精神上的节制可能会适得其反。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3年写道：“你可以尝试完成这个任务：尽量不要去想北极熊，然后你就会发现，接下来的每分钟你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它的样子。”在124年后，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韦格纳试图用实验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
实验要求受试者在5分钟内不要去想北极熊，但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预测的那样，他们每分钟都会想一次。韦格纳的研究发现还不止于此。例如，当同样的一组受试者按要求想象北极熊的样子时，他们比不需要压抑这种想法的受试者联想到的次数要多得多。《美国心理学会通讯》上的一篇文章称：“研究结果表明，在头5分钟内压抑的想法，不久之后会更明显地‘反弹’到受试者的脑海中。”后来，韦格纳将这种倾向称为“矛盾历程理论”，以此解释这种强迫性的念头为什么难以控制。当然，这里所说的矛盾，指的是缓解欲望所带来的压力更有益于身心健康。
从抗拒、反刍，到最终屈服于欲望，这种无休止的循环很可能会让我们的很多行为显得多此一举。
例如，许多吸烟者认为，是尼古丁勾起了他们的烟瘾。他们的话当然没错，但也不全对，尼古丁确实能明显让人产生一种生理愉悦感。然而，一项有关空乘人员的有趣研究表明，烟瘾与尼古丁的关系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紧密。
两组吸烟的乘务员分别乘坐飞机从以色列起飞。其中一组飞往欧洲，飞行时长为3小时；另一组飞往纽约，需要飞行10小时。研究人员要求所有吸烟者在飞行前、中、后3个特定时间段内对自己的烟瘾程度进行评估。如果烟瘾仅仅是由尼古丁对大脑的影响引起的，那么两组人在抽完最后一根烟后的相同时间内都会产生强烈的烟瘾，且时间越长，他们的大脑对尼古丁的渴望就会越强烈。但事实并非如此。
飞往纽约的乘务员在大西洋上空时，说自己抽烟的欲望并不那么强烈。与此同时，那些刚刚抵达欧洲的乘务员已烟瘾难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些飞往纽约的乘务员知道，如果中途吸烟，他们就会被解雇。直到快要到达目的地时，他们才表示自己早已按捺不住烟瘾。这样看来，飞行时间以及距离上一次吸烟的时间并未影响乘务员对香烟的渴望程度。
影响烟瘾的不是吸烟后过了多长时间，而是还要多久他们才能再次点上一根烟。如果像研究显示的那样，人们可以对尼古丁这种易上瘾物质的欲望加以控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引导大脑控制其他不良的欲望呢？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做到！
你会发现，我在本书中通篇引用了戒烟和毒瘾的研究。这样做有两个原因：首先，尽管研究表明，很少有人病态地“沉迷”于像互联网这样让人容易分心的事物，但对很多人来说，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可能会让他们有上瘾的感觉；其次，我想强调的是，如果这些成熟的技术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对尼古丁和其他物质的依赖，那么它们肯定也能帮助我们控制分心。毕竟，我们对照片墙或脸书还没有痴迷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尽管我们无法完全抑制某些欲望，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想法调节这些欲望。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阐释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看待3件事：内部触因、工作以及我们的性格。
· 如果没有方法抵制诱惑，那么精神上的节制可能会适得其反。一味地抑制某种欲望会引发反刍思维，进而使欲望变得更强烈。
· 通过重新认识分心，我们可以管控来自内部的分心。我们可以重新构想内部触因、工作以及我们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