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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发院可以说是个“小北大”，充分体现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这里的任教老师，从学术观点到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异，百家争鸣，和而不同。
对北大国发院的学生来说，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学生少，老师多”。我们本科生每年招30人，硕士生每年也招30人左右，博士生每年只招14~16人，学生有挑选老师的主动权，基本上处于买方市场。学生可以根据老师的研究方向及研究方法，挑到最适合自己的导师。
北大国发院除了明星教授，还有很优秀的年轻教师。比如，张丹丹老师以前发表论文比较少，但她沉得住气，厚积薄发，在2017年的一个月内，她的两篇文章被《经济学杂志》接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北大国发院的学生不一定要找很有名气的老师做指导，我更鼓励大家找年轻老师，因为他们处于学术的前沿。比如，李力行老师的博士生马光荣有一篇文章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这是顶级经济学刊物之一。
每一位能进入北大国发院的同学，都是千挑万选后的佼佼者，都有巨大的潜力。大家要胸怀更大的梦想，做出一番事业。
我最近主要研究新政治经济学，这并不是我最早的研究重点。我在美国读书时，碰上一位好导师，他手上刚好有一个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是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就围绕中国农村问题，毕业回国十几年来，我基本上还是做这个领域的研究。
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我感觉中国农村当下和未来已经没有太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农业占GDP的比例已经降到7.9%（2017年）。现在，有些同学来找我做导师，还想做有关农村问题的研究，但主要关注点已经不是农业经济问题，而是农村里存在的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我有不少研究项目都是由学生推动的，大家找到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后，就一起研究。
结合我自己的研究经历，我特别想告诉大家一个核心观点：要做有意义的学问。
如果仅仅以在国际刊物上的论文发表数量来看，那么北大国发院未必是中国大陆论文发表数量最多的机构，尽管我们发的论文质量都很好，就像上面提到的几个例子。我认为，北大国发院最值得称道的传统不是发论文，而是坚持做有意义的学问。
什么是有意义的学问？我的理解就是它要跟你所在的国家有关系，你生活在哪里，就做哪里的学问。我们生活在中国，就应该从中国的实践里去提炼理论，这对学术和国家都有贡献。
在学术研究中，我们要防止两个倾向。一个倾向是留学回国之后还在用美国的数据做文章，这非常要命，但很多人这样做，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学者更是如此。做这种学问有什么意义？能做得比美国人更好吗？特别是宏观经济学，需要研究者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否则研究者不可能写出优秀的文章。我们对中国最熟悉，就应该做中国的学问。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剧烈变革时期，有很多课题值得研究，也提供了很多鲜活的案例。另一个倾向是，回到中国就只研究中国，认为把中国问题研究清楚就行，至于这些研究能否为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理论或者社会学理论做出贡献，很多人根本不关心。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同样不可取。
我担任由北大国发院主办的《经济学》（季刊）的主编已经很久，从投稿中发现带有这两个倾向的作者很多。第一类人是还没有对中国问题进行过研究，第二类人则是陷入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知道其对于全世界的意义。
汪晖（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教授）说过，要能从特殊性里发现普遍性。很多人知道汪晖是所谓“新左派”的旗手，虽然他并不怎么在网上发言，但新左派的人都非常服他。当然，也有很多人不太喜欢汪晖，但我觉得他至少在努力地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的因素。
因此，做有意义的学问，首先就是能推动学术的进步。
另一方面，有意义的学问还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在今天的中国，做学问不能仅仅停留于学术贡献。中国还在现代化的路上，就思想境界而言，大约70%的中国人还生活在19世纪，这就需要知识分子去推动整个社会进步。我把这样一种学问称为“和社会共振的学问”，它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学问。
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老一辈的研究者奠定了这样一种传统，后面的学者之所以加入，其实也是选择的结果。比如，留美经济学会的多位会长，在回国后其实有很多选择机会，最终为什么会加入北大国发院？因为他们的想法和北大国发院的传统最合拍，他们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影响到中国的政治进程、社会进程和经济进程。北大国发院为学生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大家应该继承北大国发院的传统：接地气，深入认识中国现实，再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做学问。
我个人觉得，政治经济学是学术和现实最容易产生共振的领域，因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政治和经济，是社会和经济相连接的部分。
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为什么要加上“新”这个前缀？因为政治经济学在国内有比较特定的含义，是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等。现在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也开始重新发现政治经济学，也想研究新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该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分析，比如，在分析时，更多地关注分配关系，以及这种分配关系的对错。而经济学更多的是功能主义，即出现的某种制度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制度经济学也有新老之分，老的政治经济学有点儿像老的制度经济学。
我留学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它是老制度经济学的大本营。老制度经济学基本上跟马克思主义一样，分析财产关系、权利分割等，没有经济学里那套标准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面要广泛得多，比如，政治如何影响经济，或者经济反过来如何影响政治等，并不局限于生产关系如何影响生产力。我下面要讲到官员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个主题跟生产关系不太相关，但可以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当然，新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也有差异，后者基本上是用成本收益办法去研究制度问题，而制度问题比较局限于产权。和老制度经济学不一样的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其中的功能，比如，某种产权安排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老制度经济学则基本不研究这些问题。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比新制度经济学还要广一些，会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活动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这听起来有点儿抽象，接下来我举几个和学生们一起做的研究的实例。
第一个是我和博士生张牧扬做的研究课题。他现在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当时选的研究题目是《市级官员的表现如何影响他们的升迁》。这需要收集很多数据，当时并没有现成的数据，他花了大量时间收集。2001年之后的数据在网上都能找到，而之前的数据在网上找不到，他就到图书馆去查找当地报纸。因为市里一开党代会就要换届，会公布相应的结果，他就去查找这些公开资料，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需要逐一去查300多个城市的数据。对做学术研究的人来说，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如果想要做一项很好的实证研究，数据就非常重要；如果能拿到别人没有的数据，就总能做出一点儿新东西。
张牧扬研究的这个主题很重要，因为官员在中国的经济活动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和西方不一样，一般是由组织部先去考察、提出人选，再由党委研究做出决定。这种制度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就会发现其中有很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涉及很多方面。而张牧扬的研究只关注一个指标，就是官员搞经济建设的能力如何影响个人升迁。这篇文章在经济学学术方面也非常有意义。发展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一个争论——到底是制度更重要还是人力资本更重要。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认为制度最重要，其实我感觉他有点儿投机取巧，因为说这句话的第一个人并不是他，而是道格拉斯·诺斯，后者是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与罗伯斯·托马斯合著）这本书的开篇就明言：制度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他认为，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等是经济发展的过程，而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制度。阿西莫格鲁对此只是做了一些完善。现在不少年轻人认为，这个提法是阿西莫格鲁首创，其实并不是。
有一本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由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罗宾逊合著。这本书描述了一个很戏剧化的场景：站在三八线上，向北望是一个贫困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向南望则是一个富裕的自由民主的国家，所以制度是重要的。书中还提到朝鲜和韩国曾经的起点大致相仿，后来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就是因为一边为社会主义，另一边为自由资本主义。这种研究方法用一个英语词“cherry picking”来形容很贴切，意思是专门挑选有利于自身结论的证据。我也可以举个例子。位于西非的利比里亚于1847年正式宣布独立，建立国家的是一群在美国被解放的黑人奴隶，他们搬来了美国的宪法，乃至所有的制度。如今，利比里亚已经成立将近200年，人均收入仍然排在全球倒数第二。利比里亚的英语名字Liberia的意思是“自由之国”。我其实是想说明，举一两个例子并不能说服别人，信服者往往也都是对世界历史不够了解的人。阿西莫格鲁的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朝鲜和韩国的状况不就是那样吗？但利比里亚就是一个很好的反证，说明制度并不是最重要的。
那么，人力资本是不是最重要的？这存在争论。
张牧扬的研究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中，官员到底起不起作用？2005年时，有一篇文章做过国别研究，考察国家或经济体领导人遭遇暗杀、飞机失事等非自然死亡（非正常换届）以后，新任领导人和非正常死亡的领导人的表现是不是有差异。这项研究发现：民主国家中没有差异，而非民主国家中就有差异，这说明至少在非民主国家中，最高领导人是重要的。
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是，官员的表现是否会影响其升迁。其实这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链条，首先看官员或最高领导人管不管用，如果不管用，第二个问题也就不用问。
张牧扬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官员对地方的经济增长是有贡献的。通过经济增长，我们可以计算出他们的相对表现，尽管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绝对能力，但可以了解他们的相对能力。在研究中，我们借鉴了一些劳动经济学的办法，研究经理人是不是对企业的业绩表现有贡献。
官员的经济表现是否对升迁有影响？我们研究发现：其对比较年长的官员是有影响的，具体而言是49~53岁这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是官员竞争最激烈的时期，在市一级的官员里（相当于局级），超过56岁就很难再有升迁机会，因为副部级的升迁必须在57岁之前。如果官员再年轻一点儿，比如，40多岁的官员大多还是后备干部，其经济表现对于升迁就没那么重要了。后来，还有一组老师、同学更新了张牧扬的这项研究数据，统计到了2016年，目前统计还在进行中。
目前我有几个研究课题，其中一个是研究反腐的作用。有一种说法是反腐在某些层面具有挑选性，当我们去看和本届领导之间的关联是否可以保护官员时，发现和本届领导有关联的官员确实不太容易被查，这是一个结论。另一个结论是，经济表现越好的官员，越容易被查。
这两个结论似乎都不太好，虽然大致符合我们的预期。因为一方面，和现任领导关系比较好的，大概会得到一些保护。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经济表现好的官员反而容易被查？首先，经济表现好意味着官员有作为，但很容易得罪人；其次，官员做出成绩也容易被人嫉妒。对于一个市级或省级的官位，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其他人随时做好了补位的准备，这也是人之常情；还有一点就是，越是真的要做事的官员，所面临的贪污受贿机会就越多。比如，曾经的明星干部仇和，从江苏宿迁一路升至江苏省副省长，之后外调担任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他任昆明市委书记期间（2007年12月—2011年12月）非常忙，拆拆建建。之后，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被曝出曾把一个占地几平方千米的项目交给一个长期跟随他的浙江商人，这个商人以2 000多万元作为回报。官员做事时，涉及的各个商家往往就会送钱和各种利益。
我估计北大国发院的有些同学将来可能会去做选调生，然后从政。走这条路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官员做到一定级别时，比如，县长、副县长，就会面临很多诱惑。有人会把钱送来，然后不留姓名走掉，等他需要找你办事时，帮不帮他？官员如果不做事，那么可能没人找过来。官员一旦开始做事，要进行开发建设，马上就会有人来送钱以换取项目机会。
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得出上述两个结论，这在理论上有什么贡献呢？如果我们仅仅是做中国的研究，那么到这个程度已经可以了，这两大发现已经足够显著。当然，这样的文章在国内发表是有难度的，在国外的杂志上发表就容易一些。一方面，相关论据已经坐实了中国的反腐在某些层面有一定的挑选性；另一方面，相关论据也提醒高层，有一些干部其实表现很好，做事的干部值得获得一定的保护。
对于这篇文章能否为政治学理论做出贡献，我和席天扬老师、张倩等在撰写时进行了一些讨论，我们的结论是威权体制面临无法解决的两难：不反腐容易失去民心，反腐又不能太触动跟自己有关联的人，要给予他们一定的保护。而要保护这些人，就又会得罪其他人。因为研究发现，那些没有上层关系但表现不错的人，反而最容易被查到，这就容易把一批能干的官员清退出这个体制。这种两难的境地也反映出体制本身的矛盾，这就能上升到理论高度，有助于对其他威权政体的理解。比如，俄罗斯也反腐，外界都清楚总理梅德韦杰夫很贪，国防部部长也一样，但普京反腐绝不可能把他们两个抓起来，而先抓其他人，包括一些能干的官员。当一项研究的发现能运用到别的国家时，这就能上升到一般化的意义。
万凤和李力行老师合作了一个课题，研究的是影响官员升迁的因素是否主要是当前任期的表现。比如，某人曾在贵州任省委书记，又调到江苏任省委书记，然后被调到了中央，那么研究主题就是影响其升迁的因素是否只是该官员在江苏任上的表现。这会出现一个问题：中央在选拔人时只看其短期表现吗？不看长期吗？万凤的研究发现：省级领导要升到中央去，其担任市级领导期间的表现非常重要，做过市级主官的官员更容易获得升迁。这个发现也很有意思，但怎么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其意义何在呢？这项研究有两个贡献。第一，以前的研究都是在做省内的比较，比如，江苏省现任领导和其过去的领导相比，而要从省级领导升到中央，只有少数省份能做到。从来没有一位青海省委书记能直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想升迁一定要调到东部沿海省份任职。一般来说，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4个直辖市的书记一定由政治局委员担任或将要成为政治局委员的人担任，接下来，广东的省委书记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概率也很高，其他省份的省委书记则机会不大。这样一来，广大西部地区不存在变数，4个直辖市和广东也不存在变数——永远是升迁的趋势。那么，他们用省级数据做研究，就只能在边际上做研究。在湖北、山东、江苏等省份中，偶尔有一个人升到了中央，贡献了一个变数，才对这项研究有贡献。第二个贡献是更加本质的，即怎样做才能对官员有正向的激励。只看官员的短期表现就是一种激励，即官员表现好就马上获得提拔；而看官员的长期表现是一种挑选过程，官员要经历很长时间才可能被提拔到更高的职位上。这中间是有差异的：纯粹的激励会让一个官员更看重短期行为——反正是一锤子买卖，当市长时拼命表现可能被提拔到省里，在省里继续拼命表现可能被提拔到中央。当官员们想到中组部可能还要看综合素质时，这会使他们更加关注长期表现。这是我们的第一项研究，研究的是官员的升迁和激励部分的关系。
第二项研究是官员的经验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我和席天扬老师在做。我们收集了二战以来的几乎所有国家领导人的资料，看他们的履历，发现经验对他们的经济表现有比较显著的影响。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影响官员经济表现的不是其经验的长短，而是经验的多样性，即官员做过多少种工作，尤其是政府部门的工作。在私人部门任职是没有显著影响的，比如，特朗普在私人部门做了很长时间，但这些经验对他从政没有太多帮助。而在政府部门做过的工作越多，比如，当过州长、部长或者做过议员等，对从政越有帮助。换个角度讲，官员的任职经验越多，能力往往就越强，跟人打交道的能力也更强，而这是一位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关键能力。政府部门是可以培养这些工作能力的。我们用领导人经验的多样性来预测其任内的经济表现，这个结果是非常显著的。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在民主国家，这个结果比较显著，而在非民主国家，这个结果不太显著。还有一个发现是，在民主国家，选民在选举时往往选择更有经验的人，这并非不理性，说明选举机制还是有效的。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我们还会做进一步探索。
上面提到的都是经验研究，但我也会做一些理论研究，理论研究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研究利益集团如何影响政治决策，另一方面是研究政治哲学。
目前，我跟别人一起做两个题目。一个题目是民主制和选拔制之间的比较，这是我和经济学院的李绍荣老师合作的题目，他是数学专业的博士。我们完全抽象地去看，民主制是靠老百姓的选票把官员选出来的，一人一票，而选拔制是靠一个委员会来选人的。选拔的流程不一样，选拔的质量恐怕也有差异。我们要考察的问题是，通过选拔制选出来的官员，是否能和民主选举产生的官员一样好。理论上讲，民主制度应该能选出最好的人，因为民主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比如，对于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有能力的人总能冒出来，而选民又是理性的，最终就会选择这个人。选拔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模拟民主制呢？选拔制是层层选拔，在特定的人群里选领导人，这就有可能导致选出来的人和要解决的问题不匹配。我们研究发现：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允许选拔制下的委员会学习民主制的选拔思路，环境又比较稳定，那么最终选拔制可以和民主制选出的人一样好。
另一个题目是中性政府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已经进行了10年，模型修改了多次，现在有了一个比较可信的模型。但把这个模型、机制讲清楚还要我们再下一番功夫。“中性政府”这个概念是我在2008年提出来的。什么是中性政府？对于社会里的各个利益集团都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政策，这样的政府就是中性政府，不和任何利益集团结盟，也不为任何利益集团服务。
如果政府是中性的，执政集团就变成了制度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所谓的“坐寇”。他提出了“坐寇”和“流寇”的概念，比如，成吉思汗是流寇，因为他永远都在马背上打仗；而他的孙子忽必烈征服了中原以后变成了坐寇，想永远统治下去，不想也不能再一味地征战杀伐，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政府再来收税。在这种情况下，坐寇显然要比流寇好。其实，并不是说中性政府就是一个好人政府，只不过作为策略性的选择，它更好一些。
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结论：比较平均的社会更有利于中性政府的产生。比如，某个社会里有两个群体，一个是认可政府的群体，另一个是想推翻政府的群体，那么政府就会与认可自己的群体结盟，打压反对自己的群体。而如果两个群体的实力比较平均，也都非常强大，政府就要认真对待每个群体的意见，不能随意而为。我们还在继续做这项研究。
我的好多文章其实是在我的硕士研究生的坚持下写出来的。其中有两篇非常好的文章：一篇发表在《美国政治学评论》杂志（美国政治学界最权威的刊物）上，是我与我之前的硕士生徐轶青写的——《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农村的宗族和公共品投资》。他来国发院之前在复旦大学读书，非常踏实、执着，他写完硕士毕业论文之后，我以为他就会把那篇文章忘掉，但他后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读博士，还在继续修改完善论文，在他博士毕业之前，这篇文章成功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他目前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任教，是美国政治学界的明星级人物，发表了好几篇有影响力的文章。另外一篇文章是我与钟宁桦一起写的，他本科也是在复旦大学读的，和徐轶青是同学。钟宁桦这次还进入了“万人计划”（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他在香港读博士期间，仍在修改硕士毕业论文《中国企业中的工会与工人的福利》，最后这篇文章发表在国际顶级的期刊《劳工经济学杂志》上，该杂志每期只刊发7篇文章，一年只有4期。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获得了201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我感觉北大的同学确实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不能执着地去做一件事。北大同学的思维很发散，很爱想新题目，往往这个题目还没做完就在想下一个题目，因为诱惑确实很多。但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静下心来，想好了一个题目后把它做好，优秀的硕士毕业论文一定是可以发表的，不仅仅是为了毕业交差。
我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政治哲学，这方面的兴趣最早始于1998年。我年轻时喜欢看《读书》杂志（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册）。当时，它对年轻的学生影响非常大。我现在非常怀念20世纪80年代，那时大家都有一个聚焦点，比如，大家都喜欢《读书》，都想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我留学回来之后，就想着自己已经是一个博士，能不能从读者变成作者呢？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向《读书》投稿，当时的两位主编汪晖和黄平都很好，他俩都是新左派，后来因不受自由派待见而被换掉了。投稿之后，汪晖说我写得挺好，但问我为什么不写一写阿玛蒂亚·森，因为这位学者刚在1998年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一听就说：“行呀，写。”但没想到写阿玛蒂亚·森那么难。虽然我以前读过他的文章，但那些都是学术文章，而且是发展经济学方面的。后来我发现他主要的贡献在社会选择理论，好在我对此也有兴趣，做过一些研究。当时，我花了一个月时间读他的著作，写出了一篇介绍这位关注最底层的经济学家的文章。阿玛蒂亚·森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基本成了政治哲学家，是这一领域里少数几位领军人物之一。他是哈佛大学的校级教授，获得这个头衔的人待遇很高，比如，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也是校级教授，他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因为没有哲学这个奖项），但他说自己能当校级教授已经足够了。这个职位的特权体现在哪里？假设罗尔斯想在物理系开一门课，物理系不能拒绝他。我觉得北大也应该学习这种做法，比如，博雅讲席教授可以到任何一个院系去开课，这是一种荣誉，说明其成就已达到了一定高度。从那时起，我对政治哲学开始有兴趣，并进行一些研究。
因为研究政治经济学，最近我开始研究儒家和当代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系博士秦子忠找到我，对我提出的中性政府理论感兴趣，我们就不停地交流，看能否碰撞出火花，一起写文章。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经济学的文章很少是一个人单独写的，基本都是合著的，所以交流极其重要。如果一个人从理论模型一直到实证都是单独做研究，那么很长时间才可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才能获得终身教职。有些人做理论模型很好，有些人做实证很好，合作能发挥各自的优势，事半功倍。秦子忠如今在海南大学教书，主要研究儒家，我们就交流出来一个可以合作研究的方向：儒家怎么对当代治理产生影响。
我曾对自由主义做过一些研究，自由主义主要包含3个原则，即个人价值、个人自决、平等，但“平等”是指抽象意义的平等，人与人之间生而平等。这种平等实际上只是一个口号，并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因为在现实中，人人生而不平等。好比人人生来就有美丑之分，经济学家对此做过研究，长相的好坏对求职、薪酬水平都有影响。人的出生背景不一样，智力水平也有差异，所以抽象的“平等”其实和个人价值、个人自决是有冲突的。
在一张照片中，一个非洲的小女孩将要饿死，不远处有只秃鹫在等着，这幅名为《饥饿的苏丹》的作品于1994年获得普利策奖，可惜的是摄影师凯文·卡特在照片发表后承受着极大的舆论压力，大家认为他太残忍，最后他自杀了。对于这样一个小女孩，我们能说她和比尔·盖茨是平等的吗？或者即便我们强说比尔·盖茨和这个小女孩是平等的，可这有任何意义吗？从这个角度讲，自由主义建立在这样的“平等”观念之上，是虚伪的。
我刚到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时，第一个导师是威斯康星人，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去美国西北部一个很贫困的州当老师，那里的学生普遍很笨。我估计他不敢对美国人这么说，因为我是个外国学生，他就跟我交流这些，还说“你真聪明，数学真好啊”。我告诉他，中国学生的数学都很好，我自己考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时的数学分数并不算高。他告诉我，当时有个学生很笨，但他还得说：“你可以的，试一试吧。”其实他自己在心里真正想说的是“回家吧，你根本不够格”。这是美国的问题，其实有些学生根本不具备读大学的资格。这映射到选举投票上就产生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个人的选票都同等重要？
中国的传统儒家，特别是孔子和荀子都非常现实，我称之为“积极的现实主义”。孔子曾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意思是很聪明的人，不可改变；很笨的人，也不可改变；只有中间资质的人可以改变。孟子说人有四端，主张人性本善，只要去努力，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好人。到了荀子，基本上又回到孔子的观点，强调后天的学习、环境等对人性的影响很大。总而言之，儒家除了孟子，基本都坚持人生来有差异，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描述。但人又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建立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我称之为一种“资格的平等”，就是说人要拥有一定的资格后，才能有一定的平等地位。这映射到现代的政治治理结构上，就意味着可能并不是每个人的选票都应该有同等的分量。事实上，美国的开国者们在设计选举制度时已经想到这个问题，采取的是选举团制度，即由各州的选民先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来选举总统，并非由所有选民直接选举总统。按照一开始定下的宪法原则，这些选举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而无须根据所有选民的意愿做出选择，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判断力。这显然更符合孔子或儒家的政治哲学，只有拥有一定资格后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当然，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美国的选举制度越来越趋向于民主，唯一保留下来的是根据各个州的选举人票数来决定最后谁当选总统。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特朗普实际上占了便宜，他的大众票数比希拉里要少200多万，如果选举发生在完全民主的国家，那么希拉里应该当选总统，但特朗普获得的选举人票数更多。
我的另外一项工作是研究当代的中国体制。这是我一个人在做，因为其涉及理念的问题，很难跟别人合作。
我的理解是，中国体制是一个混合体制，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当代的中国体制，我们就能得出新的观点。
当然，这个体制不是完美的，还有许多可以并值得改进的地方。如果你对此有兴趣，就可以看我从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上半年在《南风窗》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在一篇文章中，我讲到可信承诺与宪政之间的关系（题为《可信承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很多人一提宪政就非常害怕，但邓小平说过：“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我想说的是，宪政也不是西方民主的特权，社会主义也可以、也应该搞宪政，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也同样需要宪政。因为如果你具体去分析宪政的功能，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就是分权和监督。在共产党领导下，最高领导人不可能一个人把所有事情都做了，委托代理的关系仍会存在。对于这些受委托的人，权力应该划分清楚，而且应该有监督。现在的对宪政的讨论过分强调价值，甚至动不动就意识形态化，这不利于讨论的开展，是有害的，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认真考虑其功能，提出建设性的方案。学者可以有意识形态，但更要有做学问的独立态度，不能让学术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
当然，意识形态会影响甚至决定你的研究兴趣和选题。我心目中的榜样是阿玛蒂亚·森，他选的课题跟个人的意识形态高度相关，而且他从不避讳自己是一个左派经济学家。他选的课题，比如，对饥荒的研究，就好比是西方国家的背上的一根刺，让西方国家感到很疼。他说饥荒并不是因为食物短缺，而是因为食物的分配有问题，西方国家的食物实际上都是过剩的，但宁肯扔掉也不支援发展中国家，也不想让价格降下来。大家都认为阿玛蒂亚·森在20世纪70年代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但当时他没能获得诺贝尔奖，因为整个20世纪70年代西方都在向“右”转，而他是左派。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又都向“左”转，欧洲的左派掌权，美国的民主党上台，所以1998年他才最终获得诺贝尔奖。获奖之后他给在印度的母亲打电话说：“妈妈，我得奖了。”他甚至都没说自己得的是什么奖，因为在那20多年里，大家都认为他应该得到诺贝尔奖。
所以，并不是说学者在研究中不应该有意识形态，而是不能让意识形态指挥自己的研究——具体的研究过程不应该掺入意识形态，更不能让意识形态主导。当你的研究发现和你的意识形态相左时，你应该相信自己的发现而不是屈从于意识形态。罗伯特·福格尔在计量经济史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1993年和道格拉斯·诺斯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福格尔年轻时是一个民权运动分子，甚至和一个黑人结了婚。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美国民权运动在20世纪40年代根本搞不起来。20世纪50年代，麦肯锡主义横行，压得美国人喘不过气来，民权运动更没有希望。所以，福格尔决定去读书，他的目标是研究历史，证明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不仅在道义上是失败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失败的，即奴隶制是无效率的。结果他研究了十多年，最后得出了跟自己观点相左的结论：南方奴隶的营养状况比北方自由工人还要好。这让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对于要不要对外公布这项研究，他犹豫不决。后来，他又用3年时间把数据重新梳理了一遍，发现结论还是一样的，是正确的。最终，他决定让《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与恩格尔曼合著）一书出版。在该书的结尾处，他说：“南方奴隶制依然是坏的，这个制度之所以是坏的，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坏的。”他的研究结论是成立的，奴隶制时期的美国还不富裕，奴隶作为奴隶主的私人财产，是一种生产资料，而且从事重体力劳动，只有获取一定的营养才能把活儿干好。北方的自由工人不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干活儿就赚不到钱，就算饿死了也不关资本家的事，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去干活儿。在福格尔发现这些成果之前，大家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也没有往这方面思考，因此，他的研究结果是非常重要的发现。
罗伯特·福格尔还开创了计量经济史学。我非常鼓励大家去做经济史的研究。我的一个博士生游五岳，立志做经济史研究。她本来跟着汪丁丁教授，结果汪老师退休了，就把她介绍给我，刚好她丈夫也是我的学生。游五岳很下功夫，要做经济史、共和国史、党史的研究，她甚至想把图书馆的县志全都电子化。我支持她的行动，给了她5万多元经费，她找人去进行电子化，前后花了两年多时间，最后还推迟了一年才毕业。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毕业之前，她还担心找不到工作，我告诉她不用担心，她做得非常好，会有人来抢她的。最后，果然有好几个机构抢她，她自己选择了到中央财经大学任教。
在我的印象中，北大国发院至少已经有两个博士研究经济史，游五岳之前还有一个彭凯翔，他是很传奇的一个人，如今是河南大学教授。他在北大国发院没拿到学位（严格地说是他自己拒绝了博士学位），因为他的马列课论文不合格。老师认为论文不合格，他认为老师没看明白论文。按照国发院的规定，如果必修课成绩不及格，学校就不会授予学生学位证书。他说：“不毕业就不毕业，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了。”为此，北大国发院的老师还去找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沟通，对方说：“他重写一篇文章可以，但之前这篇文章想合格，没门儿！”彭凯翔决定不重写，所以他最终是自己拒绝了这个博士学位。现在，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史领域年轻学者中的领军人物。我记得当年面试他的时候，他就是候选名单里的最后一名，尽管他的书面考试成绩不怎么突出，但我跟卢锋老师都觉得他非常好，决定录取他，为此还要刷掉前面很多人。结果证明我们的判断是对的，我和卢锋也算是做了一回伯乐。
我讲这些实例是想告诉大家，做学术研究一定要能下笨功夫，否则不太可能获得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我带的学生比较多，通常有十四五个，再加上毕业生也已经不少，所以这些毕业生有时候就说自己是“姚门”。他们这么说，不仅是对我的尊重，更喻示着今天的学术已经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需要更多的合作。
每年都有这么多学生，仅靠我一个人的精力肯定指导不过来，所以我就鼓励学生们之间学会合作，这也是学术趋势。同学们不仅跟其他在读同学合作，还跟已经毕业的师兄师姐们合作。我的办法就是开小组会，小组会特别能体现科学研究中传帮带的过程。对刚入门的学生来说，不上手去做，永远不能真正学会做研究。以整理数据为例，很多同学在拿到数据后，发现其中有所缺失，他们不是去补全数据，而是把数据扔掉，这太浪费了！这么做根本对不起那些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调查员，因为调查员付出了很多辛勤的工作才取得那些数据。新学生就像过去的学徒工，要在学徒的过程中不停地自我磨炼，我的小组会就是干这件事的，大家有一点儿研究成果就可以拿来讲，其他同学和我给予评论，这其实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可以互相促进。每个人的奉献都会有回报，英语里有一句谚语“Nice men finish first”（好人先成功），要记住这一点，积极参与最终会得到回馈。
对于学生们，我的指导办法是共同研究加独立研究。
对于硕士研究生，我一般让他们一起选一个论文题目，同学们自己做研究并跟我讨论，然后再写出来让我评论。对于博士研究生，第一篇论文的题目一般是由我来定，他们写完我再评论，中间不断修改，一定要达到发表的水平；第二篇论文的题目我很有可能只给一个大体的方向，剩下都是他们自己去想该怎么做；再之后的文章，他们就要自己去找选题，做研究，并完成撰写。这也是一个传帮带的过程，我不可能期望大家一开始就能写出一篇很好的文章，这都是慢慢练出来的。我对学生发展方向的看法是，鼓励硕士研究生出国继续深造，但也不是说一定要出国，对于有些同学，我反而不鼓励他们出国。比如，我的第二批硕士研究生里有一个女学生，她叫邱天，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非常优秀，但是她的数学基础不是很好。当时她想出国，询问我的建议，我说话比较直接，建议她在国内找工作，不必出国。她后来告诉我，这个建议让她哭了一夜，好像意味着她不如别人。其实，她后来进了麦肯锡工作，她是北大国发院硕士毕业生里第一个找到这么好工作的人，而且进去之后就独当一面，到今天为止的职业生涯都非常漂亮。
当然，许多北大国发院的硕士毕业生都选择了出国留学，有些学生在国外找到了很好的教职，最好的学生进入了哈佛商学院，还有学生进入了普渡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北卡大学、华盛顿大学等。也有很多学生直接留在国内工作，留在金融界的学生居多，这也形成了一个北大国发院的小团体，使北大国发院在经济分析这个领域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因为这是北大国发院毕业生的长处。有些同学抱怨北大国发院没有实践课，但实际上我们的国际MBA（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完全向研究生开放，喜欢实践课的学生可以去听我们和福坦莫大学合作的全球金融硕士MBA课程，学院还有别的MBA课程，我们的学位教育项目非常丰富。即使学生不选这些实践性课程，在北大国发院的学习内容也是足够的，我们应该清楚自身的优势在哪里，不用去跟经济学院或者管理学院的学生比。因为他们在前端，更接近实践，而我们在后端，更注重分析。当然，在实践方面，北大国发院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也很多，比如徐高，他已经任职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这么年轻就已经在业界很有名。我的大多数博士研究生在毕业后都进入高校，粗略统计，2名学生在北京大学，3名学生在中央财经大学，其他学生分别在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当然，也有的毕业生从政或进入其他行业。比如，有个学生叫柳庆刚，他当了选调生，现在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个乡的党委书记，从基层做起。但总体而言，我对于博士生的培养还是希望他们能专注于学术，大家花了5年工夫在北大国发院读博士，目标还是要在高校从事学术工作。
我的博士生毕业时，我会尽力推荐。只要我觉得哪个学生有潜力，我就会不停地打电话，告诉对方这个学生有多好。其实，这也是导师的责任之一。国外也是如此，如果导师不帮忙推荐，学生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当然，导师只能帮到一定程度，到了最后面试那一关，还是得看学生自己的本事。
我对自己的学生是非常在乎的，如果哪个学校在招聘中不平等对待我的学生，我就会据理力争。我的第一位博士生有小儿麻痹，但她的博士毕业论文写得很好，构建了一个很复杂的模型，发表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她在应聘时，完全符合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录取条件，结果学校的人事部把她刷了下来，称她身体有残疾没办法正常上课。我对此非常气愤，马上给时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打电话，投诉他们的歧视行为，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刷掉她。我同时还给北大当时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打电话，请他跟南京大学再交涉。最终南京大学履行了聘任，这才是一个合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