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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是我最喜欢讲授的课程，我也专门出版过一本讲方法论的书——《本体与常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在我已经出版的近30本著作中，那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本。
作为老师，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因为方法论将决定一个学生最终能取得多大的成就。
我常常讲，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世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也都会大师辈出。同时，中国在21世纪会变成全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也将是全世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学研究的中心。
当然这只是一个可能性，要想变成现实，需要年青一代的努力，而结果的好坏取决于方法论是否正确。
我在课堂上常讲，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平均每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经济连续增长了几十年，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我经常用到两个指标。一个指标是中国1978年81%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84%的人口收入水平低于国际贫困线（每天1.25美元的生活费），而国际贫困线是世界上收入最低的15个国家政府所定贫困线的平均值。另一个指标是中国1978年人均GDP连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490美元）的1/3都达不到。大家可以想见当时的贫困状况。经过4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现在成为收入中等偏上的国家，2017年人均GDP为8 640美元，同时有7亿多人的生活跨越了国际贫困线。
一战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纷纷摆脱殖民统治或者半殖民地地位，这些国家后来又为赶上发达国家而追求工业化、现代化，但直到今天，取得成功的国家屈指可数。二战后，在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真正实现高收入的只有中国台湾和韩国，中国大陆很有可能在2025年前后实现高收入。1960年，全世界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高收入行列，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国家或者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就是说，二战以后到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一样。普通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和下一代的生活变好；精英也都希望能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国家现代化；每个国家的领导人也都一样，都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想法。
不仅各个国家在为现代化和进入发达水平努力，许多国际机构也在努力。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许多地区发展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民间慈善机构（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它们都想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而成功。
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到2025年前后将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超过12 700美元）。目前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5%，如果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那么这将增加19%的人口，使全世界34%的人口能生活在高收入国家，这在人类经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的成就还有什么重大意义？在我看来，那就是中国把实现经济增长的道理总结出来，进而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奔向现代化。这是对全人类都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
为什么目前取得成功的国家那么少？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现在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发展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把发达国家的条件作为明的或暗含的条件，但前提条件不一样，理论就不适用，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和发达国家不同，在发展中国家运用发达国家的理论，很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北京大学在2016年成立了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下称“北大南南学院”），以培训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社会精英为目标，我有幸担任该院院长，曾跟很多人讨论过怎么办学才更有效。
从组织形态和目标来看，北大南南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比较相似，都是为了培训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精英。大家普遍认为肯尼迪学院很成功，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了许多总统、部长级别的政治领导人，所以北大南南学院应该学习肯尼迪学院的办学方式。如果我们仅仅看培养出的政治领导人数量这个指标，那么肯尼迪学院肯定是成功的，现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教育和培训机构比肯尼迪学院培养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级别官员更多。但再往下思考，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官员们能为国家发展出力。而问题就在于前面说过的结果：这么多年来真正取得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少之又少。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衡量，我们要对肯尼迪学院的办学效果打个问号，这就好比一家医学院培养了很多医生，但他们无法医治病人，因此我们不能说这家医学院办得很成功。所以，我认为肯尼迪学院成功的标准应该是学生们回国后能为国家发展出力。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尽管二战后每个发展中国家都非常努力，社会精英抱着“去西天取经”的想法到英美求学，再回国当政治领导人，但真正能为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消除贫困、实现繁荣出力的人属凤毛麟角。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也表明，以西方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崩溃论”一直如影随形的原因之一。中国确实存在各种问题，但中国是怎么取得4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的？中国在过去40多年中没有出现过系统性经济危机，这显然不能简单地仅仅用运气来解释。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不少问题，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是否缺失让一个存在许多问题的国家保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理论？也许，中国为这种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一片沃土。
中国成功的道理可能会比来自发达国家的道理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更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一直给学生们讲，他们坐在一个理论创新的金矿上，如果去发掘这个金矿，那么他们的贡献将有机会改变人类的命运。千万不要坐在金矿上去发掘煤矿。
怎么去发掘金矿？首先要明白什么是“金”，其次要明白如何发掘，这就涉及方法论。
怎么能不坐在金矿上发掘煤矿？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金矿，什么是煤矿。金矿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为理论发展和政策实践的改善做贡献。煤矿则是跟着现有理论来做研究，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存在的问题或用中国的数据来检验现有的理论，为现有的理论做注脚。其次，我们要发掘金矿就必须有民胞物与的胸怀，要知道为什么读书（北京大学的学生应该已经超过了“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混口饭吃”的格局），要有中国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使命感，以贡献于国家的现代化、民族的复兴为职志。
在北大当学生是为了学习理论，学习理论则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什么是理论？理论是解释现象背后因果机制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是学者对过去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通过总结现象而构建的一个简单逻辑模型。比如，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理论是怎么来的？其并不是靠数学模型的推导，而是来自斯密对现象的观察所提出的解释。他通过对自己所处的18世纪中期及之前一两百年的认真观察，总结出“地理大发现”以后，有些国家兴盛起来，有些国家发展停滞，他就从观察中不断分析和总结原因。《国富论》的原名是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quiry”一词的意思就是“探索”，对现象的探索——看到的本质是什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大家要清楚，任何理论实际上都是“刻舟求剑”，是对过去现象的观察总结，而社会是一直在变化的。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受条件变化的影响。如果条件不变，那么按照理论去做就没有问题，这就好比船不走水不流，刻舟求剑其实是很好的办法。但如果船动水流，那么刻舟求剑就是愚蠢的方法了。
现在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条件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样，法治条件、各种技术的发展水平等也都不一样。比如，经济发展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只有经济发展了，收入水平才能提高。怎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一是现有产业所采用的技术越来越好，二是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不断涌现，从而把劳动力、资源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不断配置到附加值高的产业。这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两个重要机制，即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作用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劳动力生产水平都是全世界最高的，产业技术水平也是最高水平，产业附加价值亦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要想继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要靠自己发明创造。相比之下，由于原有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产业附加价值也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除了自己发明创造，还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或引进发达国家的产业。因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前提条件不一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方式有本质差异。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要认真了解这种差异，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论著里不会教“怎么去模仿”，更多是教“怎么去发明创造”，简单地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就像在流水中刻舟求剑。事实上，即便是发达国家的理论也不一定一直适用于自身，因为发达国家的发展条件也在变化。比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凯恩斯主义出现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理论，连凯恩斯的坚定反对者米尔顿·弗里德曼都曾说：“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地位被其他理论取代，因为发展的条件变了。
凯恩斯主义出现的背景是什么？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失业率猛增，产能大量过剩，需求严重不足，很多人负债累累乃至破产。在这种状况下，人们的消费意愿、投资意愿都很低，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由于消费减少，投资变少，需求就更少，过剩产能更高。如果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经济就会陷入通缩的旋涡，所以经济学家要让政府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以创造需求，重回良性循环。这个理论是当时急需的，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滞胀”：政府赤字增加，不管是推行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都无法实现，国家只能面对通货膨胀。这是什么道理？二战后的连续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原有过剩产能被充分利用，国家进入了充分就业的经济平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即便政府采用再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多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也无法实现，而通货膨胀会在短期内加剧。
由此可见，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不能保证“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长期适用），与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就更难匹配，想“放诸四海而皆准”是不可能的。
不仅发达国家如此，从中国自身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也不一定长期适用于中国。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十多年。乡镇企业既不是公有制企业也不是私有制企业，产权关系相当模糊。当时政府对私有制企业有所限制，发展私有制企业面临困难。虽然乡镇企业的产权不太明晰，管理不太好，技术也比较落后，但由于市场需求旺盛（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很快就能发展起来。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一是意识形态上不再排斥民营企业，二是中国经济开始从短缺走向平衡，甚至出现过剩，乡镇企业于是被民营企业取代。产权模糊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伟大发明，是改革开放初期两个“意想不到”之一（另一个是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动的农村经济发展）。人们当然可以找出一种理论来解释乡镇企业当时为什么成功，但当外部条件变化以后，乡镇企业就日渐式微了。如今，全国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已经绝大部分私有化，变成了产权关系明确的企业，支持模糊产权的理论也就不再适用。
既然理论是“刻舟求剑”，那么用理论来认识世界的方法是否可行？
大多数人从小到大都被要求学习理论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其实，人们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不能借助任何理论去认识世界，必须以新生儿的眼光观察世界，才不会戴着有色眼镜，为过去的理论或经验所局限，对号入座，以致无法看到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例如，你接受了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产权是唯一有效的制度安排，那么，当你看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时，你就会将之归因于产权安排的问题，而不会思考是否还有其他因素。这也是为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及东欧开始转型时，萨默斯会支持以休克疗法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市场化、稳定化”。尽管这是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但推行的结果是经济崩溃、危机不断，给予资本密集的大型企业的保护补贴反而增加。
但如果要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世界，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再读经济学？这难道不矛盾？答案是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在变，有些东西却不变。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对过去现象的总结，世界是变动不居的，前提条件可能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不能以现有理论作为观察现象、认识世界的工具，但任何一个学术体系都有不变之处，现代经济学的各个理论中不变的是对人性的假设——任何决策者在做选择时，都会选择可选方案中的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案，这是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之根本的理性人假设，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本体”，各种经济学的理论是此“本体”在各种具体状况下的应用。学经济学的目的是学会在各种理论中运用这个不变的本体，去观察世界，解释世界上发生的种种社会经济现象。
在这里，我有必要对理性人假设做进一步说明。许多人误以为，没有任何预算约束、信息完全、不存在交易费用、对全体社会最好的选择为理性。其实，理性人假设是对做选择而言，决策者拥有的信息和预算所决定的可选范围决定了他认为的最佳选择。信息变了，预算变了，或是决策者变了，那么最好的选择也会发生改变。比如，从北京到上海有步行、坐火车、坐飞机等很多方式可选，但哪种是最好的？这取决于各人的预算、时间等。但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资源、条件等，在可选范围内做出自己认为最好的选择。这里的最好选择是在当时的条件、情况下的最好选择，如果未来的条件变了，那么选择也会变。再比如，金融市场上有所谓的“羊群效应”，即不少人在选择股票时，喜欢从众选择，而从众选择可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有人认为这是对理性人假设的否定。其实不然，在股市投资中，多数投资者缺乏对各个公司及整体经济运行情况的了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从众也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另外，有些选择对个人是好的，对社会是不好的。例如，个别商人利用和政府官员的关系去谋取利益，这对社会来说是不好的，但这样的行为也是决策者在给定条件下的理性行为。并且，理性人的选择也可能在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出现错误以后是否要改则取决于改的成本和改的收益。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决策者在给定条件下的最佳选择。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当人们面临选择时，总会选择可选范围内的自认为最好的方案。这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这个“本体”在具体问题上的运用。
通过研究经济学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前提，就是世界一直在变，选择时面对的约束条件也在变。所以，最佳的选择也会随之改变。好的经济学家需要秉持一种哲学观点，即禅宗所讲的“有而不有谓之真有，无而不无谓之真无”。什么是“有”？他们在研究一个现象时，会以理性人假设为出发点，去观察这个现象背后的决策者在给定的信息、预算等条件下所选择的最佳方案。要“有”，也就是要坚持这个作为经济学不变“本体”的理性人假设。什么又是“不有”？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讲理性的人如何在某一限制条件之下做出选择，因为条件可能会变，理论就不可能一成不变，条件变了，最佳的选择就变了，所以，人们对待理论须秉持“不有”的心态，否则条件变了，还坚持过去条件下的选择，那就不是理性人的最佳选择了。人们要坚守本体，但对本体的应用要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才真正坚守了不变的本体。什么是“无而不无谓之真无”？没有任何具体理论乃是“无”，理论之“无”是本体之“有”的表现，故这样的“无”才不会妨碍对真实世界的现象背后的原因的掌握，故谓之“真无”。学理论是为了体悟“有”，也为了达到“真无”的境界。
这是大家应该记住的。
循着这个逻辑，经济学理论怎么发展？答案是理论是对现象背后因果机制的解释，其发展一定来自现象的变化。比如，20世纪6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盛行，大家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条件变了，经济理论就发生了变革，过去的理论已经不能解释新现象，现象变化带来理论革命，而不是理论革命带来现象变化。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始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从那时一直到20世纪初，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英国人或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的经济学家的数量非常少。二战至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又绝大多数是美国人或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经济学理论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理论的特性是越简单越好。那么，什么是重要的理论？解释重要现象的理论。什么是重要的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全球最早的经济中心在英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战。一战以后，美国取代了英国的经济地位，但是学术研究中心有将近一代人的落差，所以二战之前，世界经济学的中心都还在英国。二战后，美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一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鼎盛。美国不仅毫无疑义地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成为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发生在美国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相对老一些的理论主要来自英国经济学家或在英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新一些的理论则来自美国经济学家或在美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
能提出新理论的经济学家，本身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也都是在刻舟求剑，因为理论无非就是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因此，哪个理论重要，主要取决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2025年前后，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2 700美元，成为第三个由低收入进到高收入的经济体。最迟到2030年，即便用市场汇率计算，中国也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学家现在面临的机会是什么？与一战后美国取代英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相似，2040—2050年正是在座的各位作为学者的黄金时期。到那时，各位是要发掘煤矿还是要发掘金矿？仍然沿着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做研究，或是用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就是发掘煤矿，这样的理论只是给现有的理论做注脚，没有学术贡献。而以常无的心态来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从现象中找出背后的因果机制，最终提出新理论，才是发掘金矿。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改变了全世界1/5人口的命运。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根据主流理论批判中国，非常缺少能真正解释中国为什么行的经济学家。当然，我并不是说经济学家应忽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而是在看到问题时，经济学家应了解为何这些问题和成绩相伴而行，理论必须同时解释两者的存在，这样才能找出问题真正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措施。
随着中国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在中国出现的现象也将越来越重要，解释中国现象的理论就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理论。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将会向中国转移。在根据中国现象进行理论创新方面，各位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希望各位要抓住成为大师的历史机遇。
在座的诸君生活在一个理论创新的好时代，不仅能抓住机遇，成为大师，而且，还有可能以自己的理论创新，帮助中国和其他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的前提条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来自中国的理论会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可参考借鉴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路。
比如，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最贫困的国家，地处内陆，基础设施很差，营商环境也很糟，大家都认为它不可能发展起来。其实，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基础设施也很糟糕，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中国在营商环境、公司治理、国家治理等方面都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即便这样，中国也在一边发展一边改善。发达国家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只能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中发展，但是，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是以此方式把经济发展起来的。
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向非洲国家介绍中国的发展经验以及根据中国经验总结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并据此做了试点，结果是立竿见影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繁荣，一定要结构转型，推进工业化，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可以出口的制造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变成制造业工人。但在营商环境很差、基础设施“欠账”较多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快速实现工业化？如何快速地发展符合比较优势、可以出口的制造业？中国的经验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设立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工业园等，在这些园区里把基础设施搞好，实行一站式服务，以在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普遍不好的情况下，迅速把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2011年3月，我见到了埃塞俄比亚当时的总理梅莱斯，向他介绍了上述思路，他接受了，并付诸实行，只用一年时间就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改变了大家对埃塞俄比亚原有的印象。在2012年之前，大家都认为埃塞俄比亚的投资环境很差，不可能成为现代制造业的加工出口基地，而从2012年到现在，尽管埃塞俄比亚在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标不断下降（从2012年的第111位降为2018年的第156位），但是在过去5年，其经济年均增长10%，是吸引外商投资最多、工业化进程最快的非洲国家，外商投资额和工业产值都翻了两番。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埃塞俄比亚学习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局部的工业园区内创造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
非洲的领导人也急于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埃塞俄比亚旁边有一个内陆小国叫卢旺达，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听闻我帮助埃塞俄比亚改变思路，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绩，于2013年9月到天津参加达沃斯论坛之前，就先通过使馆跟我取得了联系，希望到时能见个面，谈一谈怎么发展经济。可是很遗憾，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我正好要去乌兹别克斯坦。结果这位总统在北京等了两天，到北大跟我谈了一个下午才离开。他是现任的总统，所以这个故事比刘备的三顾茅庐还感人。
2016年9月，广州召开中非投资论坛，我应邀发表主题演讲，谈中国怎么在不到非洲国家人均GDP的1/3的基础上取得连续38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当时刚刚竞选成功的贝宁总统塔隆对我在论坛上的演讲内容印象深刻，回国后于10月派一个代表团到北京邀请我去访问。代表团有3个人——外交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加上总统个人经济顾问，万里迢迢，专门从贝宁到中国，我当然很感动。不过由于我的很多日程早有安排，不能马上过去，必须要到2017年6月上完课才能成行。3个部长组成的代表团专程来邀请一个学者，得到的答案却是“愿意去，但必须在8个月以后”，他们有些失望地回去跟总统报告。好在2016年12月我到塞内加尔开会，贝宁就在塞内加尔旁边，会议日程原定5天，我表示可以把在塞内加尔的时间挤出一天来，然后再把回国的日程也延后一天，这样可以有两天时间去贝宁。大家知道，非洲交通不便，从一国到另一国的距离虽然不远，但要到迪拜或巴黎转机，贝宁总统为节约我的时间，派一架专机到塞内加尔接我。最让人感动的是，我于12月4日晚上9点多到达贝宁时，他正在欧洲访问，而12月5日凌晨3点多，他从土耳其搭专机回来，从早上9点开始，和我谈了3个小时，下午又赶回欧洲继续他的访问。一位总统为会见一位学者，不仅派出专机，而且还临时中断自己在国外的访问千里迢迢赶回来，怎能不让人感动？！他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因为来自中国的经验和理论对他的国家可能会有帮助。因为这些理论已经帮助埃塞俄比亚走上繁荣的道路，也正在改变卢旺达。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一定要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怎么实现这样的跨越？过去的理论没有帮它们取得成功，中国在同样的基础上获得的成功经验，对它们有参考借鉴的价值。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都不能全面照搬，但是中国以及东亚经济体的成功经验，以及源自非洲最成功的国家毛里求斯的经验有一个共同点：在不利的总体环境下，政府创造局部有利条件，把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做大做强。
在此之前，非洲国家所用的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的，看发达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就试图去拥有发达国家有的，按发达国家做的去做。我的理论正好相反，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己有什么来确定能做好什么，然后在市场经济中由政府创造条件把能做好的产业做大做强。这是参照系的根本改变。
我能想到这些理论并非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生活在这个时代，生活在中国。
如果大家能够按照“常无”的心态来观察发生在中国的现象，那么许多与主流理论不同的认识和观点就会产生。中国固然还有许多有待改善的问题，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过去40多年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中国为何在那么低的起步条件和总体环境一直不好的情况下能有这样的成绩？成功的道理是什么？这是非常值得总结的。
以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中国，中国就到处都是问题，但是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可能让问题变得更糟。
中国经济学家坐在这个金矿上，必须要有“常无”的心态，认识到任何现象的背后都是人；要看到现象背后的主要决策者，相信决策者是理性的，理性是不变的。但是，中国的最优选择和发达国家的最优选择可能有所不同，因为条件不同。
新理论来自新现象，中国的现象肯定是新现象，绝不能简单地用国外的理论解释中国的现象。如今的中国，的确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同时又能本着“常无”的心态来观察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人，才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抓住时代给予的理论创新的机会。
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我是第一位学成回国的社会科学博士（1987年6月回国），当然也是经济学人中的第一位。我抱着去西天取经的虔诚心态去芝加哥大学求学。20世纪80年代又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的鼎盛时期，刚回国时，我总觉得自己学到了最先进的理论，回国以后可以“指点江山”。但1988年的高通货膨胀现象对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一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的年份，通货膨胀率达到18.5%，前一次通货膨胀是1985年的8.8%，其他年份基本上没有通货膨胀。
发生高通货膨胀该怎么治理？西方经济学的标准答案就是提高利率、收紧银根。为什么要提高利率？因为利率的提高可以使投资成本提高，投资需求随之减少；同时储蓄意愿提高，消费需求减少，进而带动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随之下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任何一个学派都是这么说的，也都会建议这么做。但面对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中国政府没有这么做，而是采取治理整顿的办法——利率不动，直接砍投资、砍项目，一时间造成很多所谓的半拉子工程。当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新大都饭店，有栋新楼原本要盖17层，盖到第14层时就停止了，成为烂尾楼。这是不是很浪费？当时的我支持提高利率，不好的项目自己就会因支付不起利息而主动关掉，好的项目由于回报高，就有条件选择继续建设。从主流的理论来看，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处理方式明显是一刀切。因此，我当时完全可以写一篇文章，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以弗里德曼、卢卡斯等大师级经济学家的理论为支撑，批评中国政府连提高利率这么简单有效的方法都不知道采用。但我后来一想，如果中国政府不理性，那么它怎么能让中国经济从1978年到1987年维持9年平均每年9.9%的高速增长？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发展中国家非常少见，而且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换个角度想问题，我就回到了基本点上：中国政府一定也是理性的。从那时起，我悟出了“有而不有谓之真有”，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人是理性的，中国政府的选择和主流理论的选择不同，是因为中国政府面临的限制条件和主流理论所描述的决策者面临的条件不一样。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数量比现在多很多。这些企业资本密集，规模很大，雇用了很多人，这些企业与国防安全或者社会稳定有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一穷二白，一直到2002年才跨过中等收入国家的最低水平线。虽然中国经济到1988年已经保持了10年的高增长，但中国的人均GDP仍然连非洲国家的一半都不到，资本十分短缺。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利率难免会造成资本密集的大型国企大面积亏损。如果国企出现大面积亏损，那么政府怎么办？任其倒闭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一是国企承载着大量就业，如果倒闭，社会就会不稳定；二是很多国企和国防安全有关，也不能倒闭。不倒闭就只有大量补贴，但这会造成政府财政赤字增加，要多印钞票来弥补赤字，这又会反过来加剧通货膨胀。如此分析，中国当时在有大量不能让其倒闭的大型国企的限制条件下，没有按照主流理论通过提高利率治理通货膨胀，而是选择砍投资、砍项目，通过压低需求治理通货膨胀，这是一个理性政府在给定条件下做出的最优选择。
1988年以后，我就不再用西方现有的理论来看中国现象，遇到问题总是从中国的状况以及面临的真实限制条件进行分析。一路过来，我基本上没有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和走向看走眼，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必然会在世界的经济中心，新的现象是新理论的来源，了解这些新现象的先决条件是身处其境。正因如此，当英国是世界经济中心时，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当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时，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而当中国变成世界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时，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也将不是中国人就是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跟外国人相比，中国人还有其他优势——不只体现在语言方面，还体现在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理解等方面。把握这样的机会就必须要把“本体”与“常无”掌握好，而不能以任何现有的理论作为判断问题的依据，“要从真实世界的现象去想其背后的理论，不要从现有的理论去看真实世界的现象”。
我现在经常面临的情况是，和我争论的人总是用现有的理论来批评我。理论批评应该怎么进行？一个理论是不能用另外一个理论来批判的，只能用一个理论的内部逻辑是否严谨自洽，以及通过理论的推论能不能和所知的事实一致，来达到外洽。
怎么才能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进行理论创新？根据这些年的经验，我总结了一个“一分析三归纳”的方法。
一分析指的是面对一个现象时，不要从已有的理论出发来解释这个现象，而要了解谁是这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决策者，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可动员的资源和面对的限制条件是什么，有哪些选择方案，这些方案的相对成本和收益是什么，哪个方案能更好地实现目标。前面所讲的中国政府在1988年面对高通货膨胀时，采用治理整顿，而非提高利率的办法是理性的表现，就是运用分析的方法得到的认识。
理论是解释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而且，理论越简单越好。那么，在模型中只能保留少数几个社会经济变量的情况下，哪几个应该被保留？如何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变量中抓住影响这个现象的最关键变量？我常用的是归纳法。
第一种方法是当代横向归纳法，即在同一个时代里做横向比较，去归纳某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比如，计划经济为什么会产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认为，计划经济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这在逻辑上似乎也说得通，一开始我也接受这种说法，而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都实行过计划经济。但1988年，我开悟了，那年我应邀到印度参会。为纪念被刺杀的英迪拉·甘地，孟买成立了英迪拉·甘地发展研究院，很多印度的和外国的经济学家都接到了参加开幕式后的研讨会的邀请。当时参会的很多印度学者后来成为政府总理或部长，比如，印度前任总理曼莫汉·辛格。会议结束后，印度方安排我到几个地方去考察，包括加尔各答和新德里，以及跟印度的国家计委委员座谈。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印度明明是一个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会有国家计委？座谈会开始后，计委委员跟我讨论怎么配置钢铁、化肥这类事情，这让我感觉完全就像在国内参加国家计委的会议。中印两国的社会性质大不一样，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怎么都有国家计委这种机构？并且连讨论的问题都一样？后来我突然明白，因为这两个国家都试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优先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如果违背比较优势，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靠市场自发发展不起来，只有靠国家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才能发展起来，只有靠国家提供保护、补贴才能生存。重工业的产业规模很大，国家无法靠财政补贴来实现其优先发展，只能靠人为扭曲，把各种投入品和原材料价格压低，进而把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建立起来。人为压低价格会造成供不应求，国家怎么保证非常稀缺的资金、原材料等能用在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上？这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要运用行政手段，根据计划来配置资源。如果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那么印度就不应该有计划经济。当找到这两个国家共同的因素以后，我才发现社会性质对计划经济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印都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优先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我把这种研究方法称为“当代横向归纳法”。所以，看到中国的问题时，我们不要马上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要看看其他不同的国家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再举个例子，改革开放以后，腐败和收入分配的问题在中国越来越严重，现有理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采取了渐进双轨的改革，保留了许多政府的干预扭曲，创造了租金，导致了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是，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同样出现了腐败和收入分配的问题，而且问题更为严重，那么，腐败和收入分配的问题就不能简单归结为是渐进双轨改革所致，如果根本原因没有消除，那么即使现在政府对各种价格的干预扭曲被取消，腐败和收入分配问题也不见得能消除。所以，经济学家做研究需要关心国内的问题，眼光则必须超越自己的国家。
第二种方法是历史纵向归纳法。比如，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最早出现于苏联，它是否在一开始就采取了计划经济？其实，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计划经济政策，而是以市场自由交换为基础的经济政策。苏联的计划经济始于1929年斯大林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如果是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计划经济，那么这个国家应该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就开始推行计划经济，但它并没有这么做，直到十多年以后要优先发展重工业才开始实行计划经济，那么，计划经济应该是由重工业优先发展导致的。从历史纵向对比来看，哪些因素发生了变化？变化跟重工业有关。斯大林是一个理性的国家领导人，其发展目标是重工业，而当时苏联的经济条件一穷二白，资本非常短缺，无法靠市场自发把资本非常密集的重工业建立起来，所以就采取计划经济，由国家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并把资金等要素价格扭曲，来补贴重工业。同样的情形发生在我国，1953年，我国开始在农村推行合作化运动，教科书认为这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1952年，政策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下中农。直到1953年，国家确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随后把分给农民的地以合作化形式重新集中起来。可见，合作化的原因来自重工业优先发展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所以，研究经济现象既要关心当下，也要了解历史，要进行纵向比较。
第三种方法是多现象、多因素归纳法。真实的世界是“因因果果，果果因因”的。一个因会导致果，而这个果则可能成为其他现象的因，如此循环反复。一个理论要想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则需要明确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如果经济学家从中间因来构建理论，那么以这样的理论来推动社会变革，经常会事与愿违。例如，在资本短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通常会对金融产生抑制。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提出金融抑制理论，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的原因，建议取消金融抑制，结果却使得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内向发展、政府干预、腐败等现象会并发，经济学家应该从这些同时发生的现象中去归纳总结其根本原因。
在解释一个现象时，知识分子往往会采用十全大补汤的办法。比如，波特在讲竞争优势时说了好几个条件，其钻石理论提到，一个经济体的竞争优势由4个因素决定：一是发展的产业要利用这个经济体丰富的要素，比如，资本很丰富的经济体就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劳动力丰富的经济体就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二是发展的产业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三是发展的产业要在国内形成产业集群，即有很多企业同时在做这个产业；四是这个产业在国内必须是有竞争的。其实，我们在真正研究问题时，还需要再想想这些因素之间是不是都等价。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第一个因素是充分利用相对丰富的要素，这就是一般所讲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如果一个产业违背比较优势，那么其在国内会不会有竞争力？应该不会。因为如果一个产业违背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不会有自生能力，就需要保护性补贴，否则活不下去。国家不太可能同时大量贴补很多企业，毕竟资金有限，只能给一两家企业补贴，那就不会产生竞争，也难以形成产业集群。细细思考以后，波特的4个因素讲得头头是道，但其实第三、第四个因素都内生于第一个。如果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不用保护性补贴，要素生产成本较低，很多企业自然就会进入市场并进行竞争；反过来，如果发展的产业违背第一个因素，即比较优势，那么第三、第四个因素都不成立。这样一来，4个因素完全可以归纳成两个因素。在剩下的两个因素里，哪一个更重要？应该是符合比较优势更重要，因为一个产业如果符合比较优势，那么其不仅可以在国内市场上有优势，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有优势，国际市场比国内市场还大。这样的分析是告诉大家要学会从无数个同时存在的因中找到最根本的因。
再举一个例子。世界范围内发展好的经济体比较少，二战后，有13个发展中经济体达到了每年7%或更高速度的增长，这种增长维持了25年或更长时间，而一般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是3%~3.5%，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大幅缩小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2008年，世界银行有一个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委员会由罗伯特·索洛和迈克尔·斯彭斯任主席，集合了20多位委员，他们都受过很好的经济学训练，又曾在所在国家担任过政府部长、央行行长甚至总理等职务，行政经验丰富。这个委员会通过研究这13个成功经济体共同的特性，发现5个特征：一是开放经济，二是宏观稳定，三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四是市场经济或是正在走向市场经济，五是政府积极有为。
这项研究报告发布以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每个国家都想取得成功，都想借鉴相关的经验。那时，罗伯特·索洛年纪较大（生于1924年），一般不再出去演讲，而迈克尔·斯彭斯年轻不少（生于1943年），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都将他奉为座上宾，希望能通过他找到推动自己国家进步的药方。斯彭斯对他们说：“这5个特征是药材，并不是药方。”两者有什么差异？治病当然必须要有药材，但如果治病没有药方，那么药材可以是补药，也可以是毒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非洲国家领导人该怎么做？
其实这5个特征反映出了一个药方，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为什么？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有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市场经济。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经济学家才听得懂的语言，企业家听不懂。企业家不管比较优势，他们只以获得利润为目标。怎么能让企业家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能按照该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答案是必须有一个能充分反映该国各种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的价格信号，企业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自然会选择能够使用相对丰富而且价格相对低的要素来生产的产业和技术。这也正是波特所讲的第一个因素，利用相对丰富的要素。
怎样才能有这样的价格信号？只有竞争的市场中才会有这样的价格信号，即市场经济是采用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
既然如此，为什么政府还要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原因是经济发展不是资源的静态配置，而是产业的不断升级，这个过程需要一个愿意尝试新的产业、采用新的技术的先行者，这种尝试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失败，企业就需要对此承担所有后果，提醒其他企业小心；如果企业成功了，后来者就会涌进，先行企业会和后来的企业赚取同样的平均利润。先行企业不管成败都会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而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对等的。聪明的企业家会愿意做后来者而非先行者，但没有先行者就不会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因此，对于先行企业所创造的外部性，政府必须给予补偿。同时，先行者能否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企业家是否有才能，还要看新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技术能力、金融支持是否存在，电力供应、港口等基础设施是否完善；这些条件也不是企业家自己所能提供的，只能由政府来协调许多企业或政府自己来提供。而且，不同的新产业的需求也不完全一样，而政府的能力和可动用的资源有限，所以，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可以针对产业升级的动态变化来优化其有限资源的使用，即制定一个产业政策。
这也是我跟张维迎教授之间的争论。张维迎教授非常推崇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认为这非常重要，对此我完全赞同，但是企业家解决不了基础设施、金融环境完善等公共服务的问题。即便在最发达的国家里，企业家要不断发明新技术、新产品，也离不开两个部分——D和R。D是development（发展），是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企业家在成功后可以申请专利，获得垄断利润，企业家对此有很大的积极性。但是，D要建立在R（research，研究）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基础科研。基础科研的投入往往较大，风险也很大，成功的表现可能也只是发表一篇论文，使其内容成为公共知识，企业家对此就没有很高的积极性。但如果不进行基础科研，那么企业家的新产品、新技术开发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所以，即便在发达国家，如果国家无法为企业家提供基础科研支持，企业家就很难发挥才能。企业家像冰山露出海面的部分，但如果没有海平面下面的那一大块冰，冰山就显露不出来。
这样一分析，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分析的第四、第五个特征其实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制度前提。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开放经济，因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会多生产，并出口到国外，而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会相应地不生产或少生产，因此需要进口。如果国家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那么优先发展的产业本来应该进口，现在自己生产，进口就少了，在给定资源下，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资源被挤占，发展少了，或发展不起来，出口也必然减少，这样经济就会变得封闭。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就有自生能力，产业有竞争力，内生的危机就少。如果国家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那么发展的产业就要依靠政府的保护性补贴，短时间内可能会带来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这类企业没有竞争力，效率低下，发展将陷于停滞，国家在自身资源有限又想维持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就要去国外借债来投资，这也许还能再维持一段时间，但由于经济没有竞争力，等到国家无法偿还国外债务时，经济危机就会爆发，进而产生各种宏观危机。所以，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宏观经济会相对稳定，反之，宏观经济会不稳定。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投资的回报率高、剩余多，储蓄率和投资率也会高；反之，回报率低、剩余少，储蓄率和投资率也会低。所以，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所发现的表现好的经济体的第一、第二、第三个特征，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
这5个特征很全面，但研究者必须要去了解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当你看到一个现象由很多因素同时决定时，要再深挖一层，看有无更根本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这个现象的真正决定性因素。
以上就是我总结出来的“一分析三归纳”，在观察现象、了解其背后原因以构建理论时，分析和归纳经常是交互使用的。有时是从一个现象的本质出发，分析其决定性因素，有时是先做归纳，再根据归纳出来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
许多理论都是刻舟求剑、盲人摸象的结果，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观察视角，对同一现象会有不同的解释，孰是孰非仅能由实践来检验。比如，国有企业经营效益往往比较差，从产权理论来说，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国家，厂长是代理人而非企业所有者，会有道德风险问题。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解决之道显然是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从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来看，大部分国企，尤其是大型国企，除了产权归属国家，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们所处的行业一般都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当初设立这些企业时，中国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不具备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没有国家保护性补贴的企业就很难存活。企业亏损不能全怪厂长、经理，因为国家需要企业进入这样的行业，国家需要这样的发展战略。
对国有企业进行保护性补贴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的，他认为国有企业之所以有软预算约束，是因为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好比儿子与父亲的关系，儿子做生意亏了钱，父亲总要给予补贴。企业一旦有了软预算约束，就会觉得经营不好也没关系，国家会补贴。由这种解释推导出来的解决方案就是以私有化来断绝企业和国家的关系。
另一种解释是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政策性负担，国企所在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违背了本国比较优势，有些企业所处行业与国防安全有关，新结构经济学将这种情形称为“战略性政策负担”；或者政府让国有企业承担解决就业、维持社会稳定等责任，新结构经济学称之为“社会性政策负担”。不管是战略性政策负担还是社会性政策负担，它们都是政府强加于企业的，统一被称为“政策性负担”。有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亏损，国家必须为此负责，即使企业私有化以后，国家也需要继续给予保护性补贴。但是国家并不参与实际经营，不知道企业出现亏损究竟是因为政策性负担还是因为经营不善，所以具体负责经营的厂长、经理就有了借口，很容易将自己经营管理不善所导致的亏损，甚至贪污带来的亏空，都归为政策性亏损，并要求国家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只能继续给予保护性补贴，以维持运营。
这两种解释看起来都很有道理，但要想知道哪一种对，只能通过实证。苏联、东欧实行休克疗法，大型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国家给予的保护性补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有一些国企私有化以后，效率会有所提高，通常这些国企规模较小，所在的是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竞争性行业，并且和国防安全及社会就业无关，在这种情况下，私有化是有效的。企业私有化以后，国家不会给予保护性补贴，厂长、经理在经营管理上会尽心尽责，取得较好效果的概率更大。
从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大型国有企业普遍还没有私有化，很多企业经营的效率不高，于是有人认为政府做得不对，没有将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可是，只有真正理解这些国企背后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我们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现在面临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都是大型的资本极端密集的企业。大型企业不论私有还是国有，经营者普遍都不是所有者。产权理论的有效性主要适用于中小型企业，因为经营者往往就是所有者。大型企业所有者一般都需要雇用职业经理人，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不一致，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很容易导致理论上的所谓“激励不相容”。对于企业的盈亏情况，所有者并不十分清楚，只有经营者才真正清楚，经营者很容易利用实际经营权去侵吞所有者的利益。这是在任何大型企业里都有可能发生的事，而不仅仅存在于国有企业。
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界提出一个命题：现代公司制的大企业竞争不过原有的家族企业。当越来越多的大企业上市以后，怎么解决经营者与所有者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最后发现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把一家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所在行业的平均状况做比较。如果经营者取得的利润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这就代表两种可能性：要么经营者能力差，要么经营者侵吞了企业利益。不管是哪种可能性，经营者都应该受到惩罚。如果企业经营状况与行业平均状况差不多，这就说明经营者的能力和道德水准还可以。如果企业经营状况比行业平均状况好，这就代表经营者有能力和道德水准，经营者应该得到奖励，这样才能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激励相容起来。所以，解决大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并不是靠产权，而是靠市场竞争。电力、铁路等自然垄断产业，没有市场化竞争企业作为参考，通常都经营不好，在发达国家也一样。处于垄断行业的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都需要国家加强监管。在竞争性行业，如果某家企业在参与竞争的同时有政策性负担，那么经营亏损的责任由谁承担就很难说清楚了。因此，解决市场化竞争行业里的大型国企亏损问题并不是靠私有化，而是靠消除政策性负担。
当我们把这些状况都搞清楚，在面临国有企业改革时，就会提出和主流产权理论不一样的解决方案，以更好地改造世界。
现实世界就是如此。比如，盖达尔在俄罗斯担任代总理时（1992年6—12月）推行了休克疗法，后来我跟他有过多次交流。他原来是莫斯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很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是他推行的休克疗法把俄罗斯搞垮了。他想把俄罗斯搞垮吗？当然不是，他当时接受了西方的休克疗法理论，误以为这样能解决俄罗斯众多国企经营不善和预算软约束的问题。
研究经济学的学者必须要关注现实世界的真实现象，不要被现有理论束缚，要坚持从理性人的角度独立地观察世界，分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更根本的原因，自己构建理论去做更合理的解释。但解释也不是绝对正确的，毕竟自己和别人一样都是在盲人摸象，正确与否，要看谁的解释能够不为更多的已知事实所证伪。自己对一个现象提出了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以后，也要对这个解释做几个推论，当所有的推论都不为已知的事实所证伪时，这个解释才能被暂时接受。
在这方面，我有很多经验。比如，1959—1961年的大饥荒，通常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很多人将其归因为那三年间的气候不好，使农产品产量大幅下滑。饥荒导致很多人死亡。此外，有人认为当时的管理也存在问题，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公社干部都不是农民，采取了很多看起来有道理但实际效果很差的措施；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的公社推行按需分配，每个人的收获与劳动力投入的多少无关；公社规模太大，也导致生产效率低下。这些原因貌似都可以解释“农业减产导致饥荒”。但这些因素在1962年以后都没有了，按照这些解释，之后的生产力水平理应很快得到恢复才对，但实际的生产率一直到1979年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才逐渐恢复，直到1984年才达到1952年的水平，所以这些理论一时似乎还说得通，但用来解释这一连串的现象就不行，就需要借助新的理论。到目前，我提出的退出权假说可能是唯一一个不为已知的诸多事实所证伪的解释。
对于研究经济学的人，当下的中国既提供了大好机会，也存在着巨大挑战。大家按照现有的主流理论来看中国，可以解释许多存在的问题，按此去写文章也相对容易被国外的主流杂志接受，但可能会错过大时代所赋予的理论创新的机会。要抓住这个时代机遇，除了练好基本功之外，诸位还要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关怀，以及“民胞物与”的胸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提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我希望你们作为北大国发院的首届本科生，作为北大之子，要有远大的抱负，不辜负这个时代所给予的机遇，以理论创新推动经济学科和社会进步，成为引领时代思潮的经济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