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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2018年，也就走进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最后阶段，当今世界正面临更多的动荡和不安，全球化的进退和全球治理的滞后给世界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面对全球化的新态势，中国选择进而不是退，选择深化自身改革而不是故步自封，选择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而不是独善其身。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合作共赢的机会，让大家携手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年很多国际形势的变化可以追溯到特朗普政府大幅调整美国对外政策，试图从国际责任和义务中有选择地“退出”，并且在世界贸易上摆出保护主义的姿态，将以反恐等全球安全为重心的国际战略转向关注大国竞争。这使得包括美国的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对全球化的未来更加担忧。
中国的快速成长和对经济全球化强有力的支持和参与，让世人更加重视。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的演讲，向世界昭示了中国继续投身全球化的决心。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引用狄更斯的话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告诫大家“不要放弃信心，不要逃避责任，而是要一起来战胜困难”。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最朴素的道理。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后来发生的事全世界都看到了：从改革开放之初打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做起，确立实践先行的路径；进行农村经济改革，引入商品经济概念，从沿海到内地逐步对外开放市场；20世纪90年代初，进一步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努力向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逐步融入世界市场。
中国最初对全球化的了解和认识是有限的，主要是希望通过对外开放引入资金、技术和资源，借鉴先进生产和管理经验，改善生产能力。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开始更好地理解和全面拥抱经济全球化，更加主动地从世界经济环流中汲取活力。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深刻影响，促使中国将自身的发展战略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带来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机遇。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2年至2016年的25年间，中国名义GDP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9.6%，扩大了9倍多，2016年达到11.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同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2%，居世界第一位。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扎扎实实地推进经济建设，人民付出辛勤的劳动和汗水，也获得了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GDP突破1万亿美元是在1969年，31年后的2000年，其GDP突破10万亿美元。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在2000年时GDP达到1万亿美元，14年后GDP突破了10万亿美元，比美国少用了17年的时间。
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潮，逐渐成长为世界经济环流的重要枢纽，一方面吸纳了大量原材料、能源、资金和技术的进入，另一方面将大量优质产品输出到全球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在向价值链的两端发展。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巨大的内需市场，为中国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和创新的步伐提供了坚实支撑。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重要的引擎，1990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为2.7%，2013年上升到20.8%。今天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中国人民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生活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然而，代价也是很高的。例如，根据2012年的统计，中国有1.5亿左右的农民工参加城市建设
，而他们的背后是大量的留守儿童和分离的家庭。生态环境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治理任务艰巨。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遭遇了两次严峻考验，分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不利的内外经济环境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亚洲国家抵御金融危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在世界经济下行的关键时刻，以负责任的担当，与美国等多国协调合作，在G20框架内，支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并参加了对欧洲的援助基金。
可以说，没有经济全球化，人类财富的积累不会这么快，中国也难以实现这么快的发展。中国从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成长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之一，并以自己的能力和方案，反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的经济增长。
冷战后全球市场走向一体化，曾经彼此隔绝或者孤立的经济体系逐步敞开，资金、市场、技术、人才、信息全方位扩散，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实现最佳配置，世界经济进入快车道，国与国之间深度依存，合作共赢成为可能。全球化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便利了文明和文化的交融。随着交通、通信、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地球变“小”、变“平”了
，知识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通、共享，人类文明和道德意识进一步提升，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因素受到遏制，长期的和平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
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广泛机会，曾错过工业化而处于边缘的国家抓住机遇，实现了赶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的统计，199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入额为3415.27亿美元；其中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有1177.65亿美元。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额为1.75万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是6460亿美元，中国吸收了其中的1337亿美元。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年上升。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还显示，199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为3568.89亿美元，其中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为527.07亿美元，所占份额为14.66%，来自中国的只有大约20亿美元；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上升到1.45万亿美元，其中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达到3834.29亿美元，所占份额为26.4%，中国贡献了其中的1831亿美元。
美国有人批评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占了便宜”，但是事实上发达国家从中获益颇丰。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2年至2006年，美国的经济总量从6.54万亿美元增长到18.57万亿美元，扩大了近3倍，而且需要指出一点，这是在1992年经济总量为中国15倍多的基础上实现的扩张。此外，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不仅压低了生产成本，获得了廉价的商品，给消费者带来了巨大好处，也缓解了这些国家的通胀压力。
所有国家都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纠缠和相互依存成为不可否认的现实。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时指出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但是，这一轮全球化也暴露出很多缺陷，被诟病最多的是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金融监管缺失。尤其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不同程度的经济降速和产业外移，就业机会流失，中产以下阶层的生活得不到改善。显然，这些国家的广大中低阶层民众没有从自己国家的财富增长中分享到应有的份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6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按照人类发展指数衡量，全球所有地区的平均人类发展水平在1990年至2015年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仍然有1/3人口的生活水平属于低人类发展水平。发达国家也面临贫困人口增加和社会分化所带来的挑战，超过3亿相对贫困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中逾1/3为儿童。
增长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争论比较多的方面包括一些国家行为和政策的失当，例如，对印钞机的过度依赖、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滥用等，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结构性的财富分配不均则是更深层的根本性问题。可以看到，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一些国家内部二次收入分配的调配能力没有及时提升。一些发达国家在出现产业转移的情况下，对劳动力的升级和技能培训的需求关注不够，在调节分配方面未能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同时导致社会负债率快速提升，货币大幅贬值。越来越多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少数人的投机型财富却进一步扩大，激化了社会矛盾。
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世界向信息化社会迈进，机械化、智能化等对普通产业工人有很强的替代性，会进一步推动社会资源和财富向少数精英群体集中，而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的机会难免会受到挤压。未来全球化的驱动力将更多源自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带来更广泛、更深刻的资源整合，但同时也有可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发展中国家也会逐渐面临类似的挑战。中国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将面临的挑战是非常敏感和清醒的，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例如，正在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管理和政策扶植，着眼于加快劳动力结构调整。
从中国的角度看，全球化需要完善，但是不可能走回头路了。中国主张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当今世界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挑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旧的秩序和机制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和应对新的挑战，全球治理能力和机制没有跟上全球化的步伐等。这些年，世界各国对完善全球治理的共识不断增强，行动力也逐步提升。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一起在全球治理上做出了很多积极探索，包括将G20升格为领导人峰会，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配比和投票份额，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挑战方面，缔结了《巴黎协定》并推动落实。
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一方面，国际社会需要继续做大世界经济的“蛋糕”，用“增量”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创新思维，改革完善现行国际机制，补充新型公共产品，更多地兼顾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调节全球财富分配机制。各国国内也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对一些新领域的全球治理，需要尽早开启多边和多元对话，在制度建设和风险防范上应该先行一步。
在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上，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在亚丁湾海域进行的打击海盗的国际合作。经2008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第1816号决议授权，多国海军派出舰队携手护航，至2013年已经明显压制住了海盗的疯狂行为。现在索马里国家内部治理也开始走上正轨。亚丁湾护航是中国海军第一次参与国际安全行动，2008年以来安全护送了6000多艘中外船舶，半数以上为外国船只或者世界粮食计划署运输船只。
不容忽视的是，世界安全挑战已经出现全球化的趋势，但是在构建共同安全的全球治理机制上缺乏共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共同威胁更加紧迫，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问题更加严峻，给世人带来新的安全隐患。但是，大国仍未摆脱地缘政治争夺的惯性，有的甚至试图重回竞争和排他性安全的老路，导致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严重滞后。
美国在应对自身经济减速、政治分化和社会不公的过程中，所秉持的自由民主制度也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同样需要自我反思和调整，因此，也并不能证明这种制度是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复杂问题的唯一“终极模式”。
正如前文所言，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是当前国际安全治理存在结构性障碍的根源。如果大国继续拘泥于自身地缘利益，则难免加剧意见分歧，导致各方进退失据，形不成合力。
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唯一的、最好的模式，关键是每个国家所选择的道路是不是符合自身国情，能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这是一条根本的检验标准。国际社会看重和肯定中国的成功，就应该包括承认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成功的。
我们曾经面临食品短缺，而现在相对充足了，却面对食品安全的挑战；我们曾经工业不发达，现在工业兴旺，却面临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我们曾经集体贫困，现在收入差距成为需要面对的新问题。总之，人类社会的进步没有尽头，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正确和有效的领导力，就是努力走到问题的前面，预见问题和提出解决的方案，并成功地予以实施。
中国领导人及时预见到了新时期的新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确保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方式能够及时跟上新时代的要求。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新时期的任务展开。
中国面临的挑战仍然是巨大而复杂的。2020年是中国实现全面脱贫的收官之年，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庄严承诺。尽管2017年中国贫困发生率已经下降到4%以下
，但是仍有约4000万贫困人口需要扶持
。中国必须继续完成一系列政策目标，包括不断增加就业以及弥补社会发展中的短板。在未来几年，中国将着重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除了消除贫困，中国还要着力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领域的风险，继续治理环境污染，努力实现国家治理机制和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不是在真空中追求自身发展目标的，我们需要一个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能与世界其他国家开展更加广泛全面的合作。而中国自身的努力也将为未来世界的发展变化做出重大贡献。就像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演讲时所指出的：“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中国新时代发展方略的基本原则之一，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要依靠改革开放。
党的十九大判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也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为此，新时代中国确立的外交目标包括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它既是对未来世界的期许，也是中国国内发展的必然诉求。
中国支持世界各国合作，共同引导好全球化的走向。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有人担心中国强大了，就会走上争霸的老路，对外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谋求争夺世界领导权，通过盘剥其他国家滋养自己的利益。外界希望了解的是，当中国说自己“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是否意味着准备取代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的“领导作用”？当中国提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时，是否意味着要对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的聚光灯前所未有地关注中国，我们对世界的期待和担忧不能视而不见，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发展的道路还很长，也仍然艰苦。中国与美国之间还有着巨大的差距。例如，在科技创新、产品研发能力等方面，中国人还处于学习提高的阶段，还需要提升自我；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必须聚焦国内的发展和法治建设，深化改革开放。
中国确实需要在国际上发挥作用，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但是，这应该是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和符合自身理念的方式进行。当中国人认识到国家已经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意味着我们开始思考：中国要为世界做些什么？
世界已经在国际事务中看到中国越来越活跃的身影，注意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方兴未艾。但是，中国仍然在学习之中，需要更快地适应大国的地位，学会及时和令人信服地向世界阐明自己的想法和意图。并且，中国现在还处于走向现代化的艰难爬坡阶段，需要时间学习如何发挥全球性大国的作用。
中国提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概念，重在与世界分享中国成功的发展经验，中国在理念上有鲜明的发展中国家特点，在条件和挑战上存在共性，能在推动全球的均衡发展方面贡献力量，这正是中国方案的价值所在。中国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但是，中国选项的出现并不否认其他选项的存在，中国长期抵制他国将模式强加于自己，中国自己不会这样做。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强调：“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
这是对外界做出的明确回答，中国对所谓的“制度竞争”没有兴趣。中国走上成功的道路经历了长期艰难的探索，未来仍要不断改革和完善自己。众多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一样，要在学习和借鉴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梦想。
中国在很多全球性问题上是“新来者”，尚缺乏足够的经验。目前，中国的努力主要在于搭建和维护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平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在解决全球发展的问题上，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利用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技术和资金，来带动新的经济增长。
中国拥有独特的“海陆复合”身份。向西，辽阔的内陆可以通达欧洲中心，中国在西部腹地已经建设起富有纵深的规模经济和制造业基础；向东，发达的东南省份充分利用海洋通道，与广阔的世界市场联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的地理特点和经济优势，为便利亚欧大陆乃至全球的经济和贸易往来做出贡献，带动新的增长，包括中国自身的增长和所有参与国共同的增长。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的专属，没有意识形态元素，更不具备军事或者战略功能，是中国发起、各国共建、地区共有、世界共享的合作平台。习近平主席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这项倡议的核心是互联互通。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统计，自2011年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已突破6000列。目前，有57条运行线，在中国的开行城市有35个，可以到达欧洲12个国家的34个城市。回程班列逐年增加，最初回程空箱率过高的问题正得到缓解。在欧洲和中国之间，货物运输通过海路需要40多天，通过铁路只需20天左右。重庆到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渝新欧”）的沿线六国实现了关检互认，不必重复验关，行程已经缩短到了十三四天。
不过，陆运与海运不是相互取代的竞争关系。海运平均成本仅为铁路运输的1/4，最大的集装箱船能够装载2万多TEU（标箱）
。而火车通常有41节列车，可以装载82TEU，一条中欧班列全年总运量也不过是两至三艘集装箱船的规模，所以陆运不可能取代海运，国际贸易运输的主体仍然是海上运输。陆地联通的价值在于，建立更顺畅的连接腹地与港口终端的运输网络，与海运形成互补。我们期待“一带一路”倡议能全面激活覆盖世界70%人口、75%能源资源的欧亚大陆的增长潜力。
在安全领域，如何破解全球性和多元化的安全挑战上升与包容性国际安全机制的缺失这个矛盾，目前还缺乏国际共识，构建新的地区和国际安全机制的条件尚不具备。未来一段时间，亚太地区可能会先期进入新旧安全观的碰撞和博弈。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安全追求难免会与非盟国的安全利益发生抵触，不属于任何同盟体系的国家之间如何处理安全分歧和矛盾也面临挑战。关键要看我们能否探讨出一些基本的共同原则，明确哪些言论和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能接受的。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所秉持的安全理念正是对国际安全共同原则的全新探索，具体来说：
——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
——综合安全，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例如，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安全、网络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带来的挑战。
——合作安全，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存异、和睦相处；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可持续安全，就是要安全和发展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目前，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
各国学者在围绕安全问题的研讨中感觉到，大国之间在安全问题上有必要明确一定的共同规范和原则。如果中美乃至欧洲和俄罗斯能开始探索政治、军事、领土与主权、和平解决争端、建立互信措施等诸多方面的基本原则，不仅有利于维护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也有利于寻找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的具体方案。
中国努力增强自己的国防力量，着眼于有效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同时，中国也注意处理好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跨国安全挑战和地区热点问题，积极参加联合国主导的国际安全合作。例如，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对维和贡献最多的国家。自1990年4月开始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至2017年，中国累计派出3.3万多人次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
2017年9月完成了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在联合国的注册。
2016年中国在吉布提建设了海外第一个后勤补给基地，并且给当地带来了建设性的辐射效应。与吉布提临近的、拥有近亿人口的非洲内陆国埃塞俄比亚，大约95%的对外贸易需要在吉布提的港口处理。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承建了740公里的亚吉电气化铁路
，并且正在吉布提修建“非洲最大自贸区”，有可能为当地创造1.5万个就业机会
。这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以合作共赢方式改善地区发展条件的一个成功案例。
中国周邻的亚洲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朝核问题（在后文相关章节有详细阐述），南海和东海的领土争端问题也存在升温的情况。这些问题的未来方向，取决于各国能否摆脱零和思维，能否克服当前地区安全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
关于南海局势，核心问题是如何以和平方式解决岛礁主权争端和海域划界分歧，同时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
南海存在岛礁领土争议不是新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东盟国家改善关系的过程中，就围绕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进行过细致的对话和谈判，并达成了基本共识，南海局势总体上一直保持着平静。在很多中国人看来，美国是南海局势紧张的推手。2010年以来，美国推进“重返亚太”的战略，将中国视为主要针对目标。在南海局势上，美方选边站队，袒护其他争议方，激化分歧的言论和行动，导致中方对南海态势失衡产生担心。美军在亚太的行动对中国的指向性明显，而且不断强化在南海周边的盟友体系和军事网络，推动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
中方于2013年底在南海自己驻守的岛礁上开始扩建工程，这些岛礁都远离国际航道，不存在影响航行自由的问题。2015年4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对有关工程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指出：中国政府对南沙部分驻守岛礁进行了相关建设和设施维护，主要是为了完善岛礁的相关功能，改善驻守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更好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更好地履行中方在海上搜寻与救助、防灾减灾、海洋科研、气象观察、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渔业生产服务等方面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201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正努力在“双轨”思路之下讨论如何解决分歧，南海局势明显降温。
然而，美国加大对南海事务的军事介入，派军舰抵近中国南沙、西沙岛礁和黄岩岛。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针对南海的军事部署和行动都有明显的加强之势，美军在南海的军事演习、抵近侦察、巡航以及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等军事行动的频率和烈度都在快速攀升，在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也在加快推进。自美国将地缘政治之争引入南海地区之后，南海问题呈现从单纯的主权和海洋划界争议，演变成为集海洋争端、权力之争和秩序之争为一体的综合较量的趋势。特别是在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的背景下，中美间的分歧开始超越其他矛盾，成为左右南海局势发展的主线。这将进一步促使中国认识到，需要加强在南海的军事防御能力和维护和平的能力。
中国在南海的利益诉求多少年来一以贯之，那就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性和地区的和平安宁。中方不会放弃领土主权和相应的海洋权益，也不会同意其他国家干预和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议。同时，中国坚持“双轨”思路处理解决有关问题，即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妥善解决争议、中国和东盟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近年来，东盟国家也认识到控制局势、重回对话轨道的重要性。
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的最大公约数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没有谋求所谓地区霸权的动机和设计。中国之所以一直努力管控与争端方的矛盾和分歧，从未主动采取强硬的军事手段，就是考虑到周边总体环境保持和平的重要性。
观察中国不能忽略历史维度。中国虽然正在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历史的烙印仍然深刻。中国是在帝国主义铁蹄侵略和践踏之下进入20世纪的，一个多世纪屡遭外敌入侵、强权欺凌的屈辱经历，是国家和民族不可磨灭的记忆。也正是基于此，中国人民和政府对涉及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抱有极强的敏感性，绝不会允许那样的事哪怕在局部重演，这是外界在看待和判断中国时必须了解和考虑的。诚然，现在已经没有能对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构成根本挑战的重大外部威胁，因此，中国会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处理好矛盾和分歧，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协调与合作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全球化的未来。中美在全球治理当中相对作用的变化已经成为当今一个重大的国际现象。党的十九大强调指出，中国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为完善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而美国作为长期以来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者，却认为全球化偏离了“美国化”的轨道，越来越倾向于开全球治理的“倒车”。
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对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失去了兴趣，不愿对多边主义的安排投入更多资源，更多强调双边安排的作用，使多年来国际社会为加强全球治理所做的努力和相关成果面临半途而废的风险。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中解释说，“美国优先”不等于“美国独行”，但是这未能减少国际社会对其推出新的保护主义措施的担忧。特朗普所要推行的“国际公平贸易”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并不能充分反映普惠、共享的思想。
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已经从反恐转向大国战略竞争，开始从传统地缘政治竞争的角度看待中国在全球事务中不断增强的作用，摆出同中国全方位“竞争”的姿态。在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有33处提到中国，并且把中国定性为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声称“我们还面临竞争对手——俄罗斯和中国——寻求挑战美国实力、影响力和利益的威胁，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2018年1月18日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则宣称，美国要恢复军事竞争优势，以威慑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和美国盟友的“挑战”。2018年2月2日，美国国防部发表核态势评估报告，提出美国要扩大核武力量，研发新式的低当量小型核武，提升对中国等国家的威慑。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这一系列报告和文件对国际局势、大国关系和美国面临的安全挑战进行了全新界定，宣告美国国防战略重心从打击恐怖主义重新转向大国间战略竞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时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就最新国家安全和防务战略发表演讲时分别明确宣布，美国已经进入“竞争新时代”；“世界重回大国竞争状态”；“虽然我们将继续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但是，现在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是大国竞争”，要将大国竞争环境下的“战争准备”作为防务政策的“优先关切”。
在经贸领域，美国拒绝在世贸组织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发起了针对中国“不公正贸易行为”的“301调查”和“232调查”，声称会严惩中国的“知识侵权”。2017年10月美国政府部门发布新版《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论证中国“国家的经济作用及其与市场和私营部门关系存在根本性扭曲”，认为国家过度干预赋予中国经济不公正竞争力，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等问题。2018年1月19日，美国又发布报告判定，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放弃了有利于市场化改革的努力，离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远，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个错误。
美国的意图何在？或许确实是特朗普政府有意通过强调与中国的竞争，来激发美国内部的改革、创新意识。但是问题在于，美国对时代基本特征和中国在其中作用的判断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基于这种误判形成的后续政策调整，是否会转向全面遏制中国？
随着中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实力的增长，中美在一些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定的竞争性，这也是全球自由市场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但是，中美两个国家之间合作性大于竞争性，如果两国能够在良性、建设性和基于规则的竞争中，实现共同进步，将竞争转化为各自提升国内发展水平的动力和引领全球治理迈上新台阶的历史机遇，那将是两国人民之福、世界人民之福。但是，如果中美陷入恶性竞争甚至冲突的泥淖，那将是世界之祸。
无论中美之间存在多大的竞争性，另一个事实是，中美处在同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之内，这与冷战时期美苏各自领导一个国际体系进行竞争对抗的格局有着本质的不同——世界绝不应退回到那样的黑暗年代去。美国对当今世界的认知应根据全球化时代的实际情况进行更新，而不是重拾陈旧的体系竞争、制度竞争的观念，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进行无助于彼此互信合作的泡沫化判断。
经过建交40多年来的发展，中美两国利益高度融合和交织。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美贸易总额为3.95万亿元人民币（突破5800亿美元），同比增长15.2%，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4.2%。1979年中美建交时，两国人员往来只有几千人次。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内地赴美旅游人数近300万。中方数据显示，2016年1月至9月中国接待美国游客166万人次。根据美方的统计，2016学年至2017学年就读于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中国学生超过35万人，占在美国际学生总数的32.5%。
美国的贸易不平衡并非新现象，主要是美国国内过度消费和投资不平衡的结果，也反映了全球市场中国际分工的基本状况。同时，美国的长期对外贸易逆差也是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下，美国与世界贸易关系基本状况的反映。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就此问题曾经出现过多轮摩擦。美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其贸易政策的变化虽然可以将进出口从一个经济体转向另一个经济体，但是不大可能从整体上减少贸易逆差。中美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分工位置并不冲突，双方只是存在贸易统计上的差异。为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中国的提议是做大“蛋糕”而非采取限制的办法。美方应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履行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义务，公平对待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慎用贸易救济措施。中方也需要不断完善国内市场改革，解决外资企业的合理关切。中美双方有必要认真研究对方的改革发展方略，寻找新的合作机会，不应让贸易摩擦损害企业的利益和人民的福祉。
在特朗普2017年11月访华期间，两国企业签署了34个合作项目，总金额高达2535亿美元，显示了双方的政治意愿和商业潜力。关于美国商界对中国市场准入的担忧，时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代表中国在2018年的达沃斯论坛上表明，中国将继续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还说，中国将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也就是说，随着中国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我们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
中美合作已经覆盖广泛的全球治理领域，其中最有成效的是围绕热点问题的沟通和在打击跨国犯罪、防治传染病等方面的合作。美方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提出的建设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方案和主张。这是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经贸安排的有益补充，有助于促进地区以及全球经济的健康、均衡发展。
很多新的全球性挑战不能仅靠一个国家应对，而是亟待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国期待在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与美国建立牢固的、可以适应新形势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将使双方能够更好地完成各自的国内目标，更有能力应对当今世界的诸多挑战。同时，中方也要警惕美国挑起新的大国矛盾的企图。事实上，中美关系若因彼此在一些领域竞争性的增加而发生根本性塌陷，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自2017年初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至2018年2月，习近平主席已经与他进行了3次会晤、10次通话。
特别是2017年4月习近平主席赴佛州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会晤、11月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确定了两国关系在新时期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的蓝图。双方确立的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全部顺利启动。
中美两国需要对世界的变化保持敏感，及时调适。全球化时代应是对话合作、互利包容的时代，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没有理由不共同努力来完善全球治理。
总之，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选择追求霸权的道路，更不会走上与现有强国争夺所谓世界“领导权”的道路，而是主张顺应全球化的潮流，让现行国际秩序和机制得到进一步延展，更好地应对新的挑战。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框架，如同搭建一个共同的屋顶，去最大限度地容纳各方的利益诉求和治理观念，如此，各国才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