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解世界

那些让我们感到紧张、恐惧或者被孤立的体验可能只持续了几秒钟，也可能在许多年时间里一直存在，但它们全都会被深深锁在大脑中。我们的大脑逐渐发育，不断吸收新的体验，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现在的每时每刻都由过去的所有时刻构建而成。

●每年都有超过一点三亿新生儿诞生。每一个新生命在出生时就会进入属于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有些孩子得到的是充满感激与喜悦的欢迎，被欣喜若狂的父母和家人抱在怀中。而另一些孩子，比如我，却会遇到一个只梦想着过另一种生活、对孩子缺乏关怀的年轻母亲，一对被贫穷压垮的夫妻，一个持续虐待孩子的暴力父亲。

但无论是否得到了爱，每一个现在和曾经的新生儿（包括你和我在内）都拥有一种极其重要的特质。尽管我们出生时的环境多种多样，但我们都是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完整感进入这个世界的。我们在人生初始的时候不会问：我够不够好？我有价值吗？我值得被爱吗？

在最初产生意识的时刻，没有一个婴儿会问：“我重要吗？”他们的世界是一个神奇的空间。随着他们开始呼吸，这些小人儿也开始尝试着理解周围的一切。谁会养育和照顾他们？什么东西能够带来安慰？对于许多孩子来说，生活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出现了伤害，可能是因为照顾者暴力的性格，或者只是因为缺少安抚的声音和温柔的抚摸。在我们最初与世界相遇的时候，我们的个人体验就已经截然不同了。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孤独。我的母亲维妮塔在密西西比的科修斯科长大。她和我父亲只在一起过一次，就在她从小居住的房子不远处的一棵老橡树下面。我的父亲弗农曾经对我说，如果不是他当时好奇我母亲的粉色蓬蓬裙下面是什么，我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生。在那次奇妙相遇的九个月之后，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从我懂事时起，我就知道自己不受欢迎。我的父亲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直到母亲给他寄去一份出生通知，向他要钱买婴儿衣服。

我的外祖母哈蒂·梅的家里允许有小孩出现，但不能有小孩的吵闹声。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外祖父曾用手杖将我赶走——却不记得他对我说过话。外祖母过世以后，我就只能轮流跟随我的母亲和父亲生活。那时我母亲搬到了密尔沃基，我父亲在纳什维尔。因为我原先完全不认识他们，所以我很努力地想要加强和父母的关系的根基。我母亲在密尔沃基北岸区的福克斯角做女佣，负责照顾三个小孩子，薪水是一周五十美元。她根本没有时间再照顾我。我总是尽量不打扰她，不让她担心。母亲给我的感觉总是很疏远，对于我这个小女孩的需求也表现冷淡。她所有的精力都用来维持生计。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负担，让母亲多了一个要养活的人。我几乎不记得自己曾经感受到被爱。从我记事时起，我就知道，我只能依靠自己。

我和很多遭遇创伤、受到虐待或者被忽视的人们交谈过，我能体会到经历过这些的孩子有多么痛苦。他们深切地渴望着被需要、被认可和被重视。这种渴望在他们心中占据了主导位置。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他们会缺乏足够的能力判断什么是自己应得的。而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一种混乱、堕落的生活模式——自我破坏、暴力、滥交和药物滥用。

这就是我们这项工作的起点——追根溯源。那些过往的经历，在我们意识到它们的影响之前，早已被我们的大脑和身体深深地记下了。

佩里医生帮助我认识到，那些让我们感到紧张、恐惧或者被孤立的体验可能只持续了几秒钟，也可能在许多年时间里一直存在，但它们全都会被深深锁在大脑中。我们的大脑逐渐发育，不断吸收新的体验，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现在的每时每刻都由过去的所有时刻构建而成。

我很认同“一颗橡子中包含了橡树的全部”这个说法。通过我和佩里医生的对话，我更加确信这一点：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橡树，就必须回到它还是橡子的时候。

——奥普拉

〇在我们刚开始交流的时候，我记得奥普拉曾经问我：“你总是从大脑的角度出发看待每件事，你时时刻刻都在研究大脑吗？”简单地回答——几乎是这样。我常常研究大脑。我的专业是神经科学，从大学时起，我就一直在研究大脑和应激反应系统。我也是一名精神科医师，这是我在完成神经科学的学业以后从事的职业。我发现，当我试图去理解别人的时候，“从大脑的角度出发”对我很有帮助。

作为一名儿童精神科医师，人们经常会向我咨询一些令人不安的行为现象：为什么某个孩子的表现像婴儿一样？他就不能做些符合他年龄的事情吗？一个母亲怎么能在她的男朋友打她的孩子时袖手旁观呢？为什么会有人虐待孩子？那个孩子有什么问题？那个母亲有什么问题？她那个男朋友有什么问题？

在这些年里，我发现看似毫无意义的行为往往是有原因的。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看到这些行为背后的问题。既然大脑是让我们能够思考、感觉和行动的器官，每当我试图去理解一个人的时候，我自然会想到这个人的大脑。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是什么让他们采取这种行动？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情，影响了他们大脑的工作方式。

我第一次能够从神经科学的视角来理解人类行为的时候，还是一名年轻的精神科医师，正在接受医师培训。我曾经为一位老人进行诊疗——迈克·罗斯曼，一个聪明、风趣、和善的人。迈克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目睹过许多战场上的厮杀。他有着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症状，我会在后面深入讲解这个问题。他饱受焦虑、睡眠困难、抑郁和间歇性闪回的折磨，总感觉自己仿佛还在战场上。他借酒浇愁，又接着与酗酒做斗争，这使得他在家庭和工作中都冲突不断，最终导致了离婚、失业。

我为他治疗了大约一年。当时迈克已经能很好地控制酒量了，但他的其他症状依然存在。

有一天，他给我打来电话，非常不安地对我说：“医生，今天我能来见你吗？这很重要。萨莉也想来。”萨莉是一位退休教师，一直在和迈克约会。迈克以前和我说过多次，他不想搞砸他们的关系。我能感觉到他语气中的急迫，同意了他的请求。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来到我的办公室，手牵着手并肩坐在长沙发上。萨莉轻柔地在迈克耳边说了些什么。迈克看上去有些羞愧。很明显，萨莉是在努力安慰他。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对紧张的少年。

迈克开了口：“医生，你能向她解释一下PTSD吗？你知道，我就是因为这个才让生活变得一团糟。”他流下了眼泪，“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朝鲜战争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萨莉靠近他，将他抱紧。

我觉得有些不知所措——我真的能解释清楚PTSD吗？我迟疑了一下，转移了话题：“迈克，为什么你现在会这样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们昨晚一起出门，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餐，打算再去市中心看场电影。突然，我发现自己趴倒在大街上，两边都是停着的汽车。我双手抱着头，心里害怕极了。我以为我们遭到了枪击。我的脑子里乱成了一团。然后我才意识到，应该是我听到了一辆摩托车的回火 声。那声音就像是枪响。我的西装裤膝盖的地方都磨破了。我全身都在冒汗，心跳快得要命。我感到非常尴尬，整个人吓得魂不附体，我只想回家喝个烂醉。”

萨莉说：“前一分钟，我们还手挽着手，但他突然就像回到了朝鲜战场，不停地大声尖叫。我蹲下去想要帮他，他却把我推开，还打了我。”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那种情形大概持续了十分钟，我当时却感觉似乎只有两三分钟。请告诉我，该如何帮助他。”她又将目光转向迈克，“我不会放弃你的。”

“医生，请你告诉萨莉，我出了什么问题。”迈克恳求我。

那是在1985年。对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还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我只是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二十九岁的精神科实习医师，我对此还知之甚少。我说：“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你们答案，但我知道，迈克并没有想要伤害你。”

“当然。”萨莉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是个白痴——那时的我可能真是个白痴。不过我虽然对临床工作还没有什么经验，但已经对大脑、记忆和应激反应有了一些了解。我想象着迈克在街上突然趴倒，寻找掩护。这时我的身份不是临床医生，而是神经科学研究者。当那辆摩托车回火的时候，他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我开始从大脑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临床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来自多年以前。迈克在朝鲜的时候，大脑适应了持续不断的威胁。那时他的身体和大脑对于外界任何与威胁相关的信号都过分敏感，会产生过度反应。为了在战场上活下来，他的大脑在枪声、炮声和极端生存反射激活之间建立了一个连接——这是一种特殊的记忆形式。”我停顿了一下，“这样能说得通吗？”

萨莉点点头，“他确实总是紧张不安。”

“迈克，我在办公室里见到过多次，哪怕只是关门声和走廊里推车经过的声音太大，你都会被吓到，感到恐惧。你一直都在警惕房间中的每一个角落。一点动静或者光亮的变化都会引起你的注意。”

迈克说：“如果你不伏下身子，你就会死。夜里如果你不保持警惕，你也会死。如果你睡着了，你就极有可能会死。”他茫然地盯着前方，眼睛眨也不眨。沉默了片刻之后，他叹了一口气，“我讨厌独立日，也讨厌新年。那时的烟花会把我吓得魂飞魄散。就算我知道什么时候会放烟花，我还是会被吓到——我觉得心脏都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我恨这种状态。每发作一次，我都会接连一个星期睡不着觉。”

“嗯，也就是说，最初那个被建立起来的适应性和保护性记忆还在。它还没有消失。”

“但他已经不需要那个记忆了。”萨莉说，“那个记忆让他的生活变得很悲惨。难道他就不能把它忘掉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说，“这当中麻烦的地方就在于，在迈克的大脑里，并非所有与战争相关的记忆都存在于迈克能够用意识控制的地方。让我来解释一下。”

我拿出一张纸，画了一个倒三角形，用三条线将这个倒三角形分成四个部分。这是我第一次以这种方式演示大脑。三十五年以后，我们还在用这个基本模型来进行关于大脑、压力和创伤知识的教学。

“我们来看看大脑的基本结构。它就像是一块四层的蛋糕。顶层是大脑皮质，是我们人类大脑区域最独特的部分。”我开始在我画的图上标出不同的大脑区域介导的功能，如图一所示。

我一边标注，一边解释：“这个最顶层的系统负责语言、思考、做计划。我们的信仰和价值观都存储在这里。而且，有一点对你非常重要，就是大脑的这一部分可以识别时间。当大脑皮质处于‘在线’状态，被激活，我们就能回想过去，展望未来，知道什么事发生在我们的过去，什么事发生在当下，对吗？”迈克和萨莉点点头。

“好，现在，我们来看大脑底部——脑干。这一部分大脑控制的功能不是那么复杂，主要是调节功能，比如体温、呼吸、心跳等。在脑干区域没有可以进行思考和识别时间的网络。有时候，我们将大脑的这一部分称作爬虫脑。想想看，蜥蜴能做什么？它们不会做计划，也不会思考。它们基本上只是活在当下，对即时刺激做出反应。但我们人类有大脑顶层的这个部分——大脑皮质，所以我们能发明、创造、做计划和识别时间。”

我停下来看了看他们，确认他们能跟上我的讲解，才继续往下说。

“我们所有的感觉输入 ——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首先会进入大脑较低的区域。这些感觉输入不会直接到达大脑皮质，而是首先连接到大脑的底部。”

他们点点头。

“信号进入脑干以后，”我让他们将注意力转向这个三角形的底部，“就会得到处理。一般来说，脑干会将输入的信号与先前存储的经验相匹配。你这种情况，就是匹配过程连接了摩托车的回火声和枪声，也就是和战争相关的记忆，就像我刚才提到过的，还记得吗？由于你的脑干无法识别时间，不知道许多年已经过去了，所以它会立刻激活应激反应，而你的反应就是全力应对外界威胁。你的感觉和行动都会表现为仿佛遭遇到了真实的攻击。你的脑干不会告诉你：‘嗨，不要大惊小怪，朝鲜战争已经是三十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个声音只是摩托车回火声。’”

看到他们听得很认真，我继续说道：“终于，信号到达了大脑皮质，大脑皮质能够分辨出现实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你在激活应激反应的时候，首先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之一就是，大脑高级部分系统的功能，包括我们识别时间的能力，都会被关闭。也就是说，摩托车回火的信息最终会到达大脑皮质，但需要一段时间。在那之前，你的意识确实回到了朝鲜战场，然后你就会陷入困惑。你用了一整夜的时间才平静下来，对吧？”

“我整夜都没有睡觉。”迈克看上去非常疲惫，但明显是松了一口气，“这么说，我不是疯了？”

“当然不是。考虑到你过去的经历，你的大脑正在做你期待它做的事情。只不过曾经的适应性表现在环境发生改变以后变成了不适应。能让你在朝鲜战争中活下来的能力，现在却可能要你的命。我们必须想办法帮助你的应激反应系统不那么活跃和敏感。”

迈克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但理解了行为背后的原因，他和萨莉就不必再为此而感到困惑，这让他们轻松了很多。对我而言，这开启了一种更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把神经科学的原理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它阐明了唤醒记忆的线索——基本上所有的感觉输入，如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都能唤醒创伤记忆。在迈克的例子中，摩托车回火声唤醒了复杂的、关于战争的记忆。这是我与奥普拉谈到创伤的时候最早分享的例子之一。

——佩里医生

●奥普拉：当我听到罗斯曼先生的故事，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认为自身有缺陷。他甚至会问：“我出了什么问题？”但你关注的是“我经历了什么”而不是“我出了什么问题”——这正是我们要努力帮助别人做出的转变。

他的故事也帮助我真正理解了你所说的大脑“有顺序”的组织是怎么回事。

〇佩里医生：在大脑中，所有体验都是自下而上处理的，也就是说，如果要让信息到达我们大脑顶部智慧的部分，就必须先经过大脑较低层级不太智慧的部分。这种处理顺序意味着我们大脑中最原始、最容易起化学反应的部分，会首先对来自我们感官的信息进行诠释并采取行动。重点就是：我们的大脑在我们开始思考之前就组织好了行为和感觉，大脑也是这样自下而上按顺序发育的。发育中的婴儿的行为和感觉，有助于组织形成他们思考的模式。

●奥普拉：多年以来，你一直都在告诉我，一个人最早期的经历会产生最大的影响，因为那时大脑的发育速度最快。

〇佩里医生：“你经历了什么？”这不仅是你理解一个人的关键问题，它同样是你理解大脑的关键问题。换句话说，你的个人经历，你生活中出现的人，你所处的环境，都会影响你的大脑发育。其结果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大脑都是独特的。我们各自的人生经历塑造了我们大脑中关键系统的组织和运作方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看待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都是独特的。

罗斯曼先生的例子中涉及的创伤经历发生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如果这样的经历能够改变二十四岁的大脑，那么想象一下，婴儿和儿童受到的创伤会对他们有多么大的影响。

从我们还在子宫时起，发育中的大脑就开始存储我们的人生经历。胎儿大脑的发育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母亲承受的压力、服用的药物、摄入的酒精和尼古丁，以及饮食和行为模式。在最初的九个月里，大脑的发育是爆炸性的，有时可以达到每秒“诞生”两万个新神经元的速度。（相比之下，成年人在状态最好的一天也只会产生七百个新神经元。）新生儿出生的时候，有八百六十亿个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会继续增长，相互连接，构建成复杂的网络，让新生儿开始理解他们所处的世界。这一过程极为复杂，至今还没有任何研究者能讲清楚。不过我们还是知道一些基本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次对话中了解这种发育和创伤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外感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监测着我们身体外部的情况，为此它们需要依赖感觉器官——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和皮肤。当这些器官受到光线、声音、气味或触摸的刺激时，特定的神经元就会将信号送入大脑。

我们的感觉系统会告诉我们身体内部发生了什么，这被称为内感受性。它让我们产生另外一系列感觉，比如口渴、饥饿和呼吸困难。所有从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输入的感觉信号不断反馈到大脑，让相应的系统得以激活，确保我们的健康和安全。如果我们渴了，就会去找水；如果我们饿了，就会去找食物；如果我们感到有危险，就会激活应激反应系统。

大脑会对每一个感觉输入进行分类，将其送往倒三角上层的脑区，进一步进行整合和处理。这会让我们的每一段经历都有越来越丰富和详细的版本，因为各种输入会根据它们被分类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比如，大脑会将一些视觉信号和与其同时出现的听觉（声音）、触觉（触感）和嗅觉（气味）信号送往同一个区域。这些来自同样经历的不同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就会开始和行动连接，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开始。

当我们的大脑开始创建存储了这些连接的复杂记忆时，我们的个人经历目录也开始创建起来。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在不断理解身边发生了什么：那个声音代表着什么？有人在抚摸我的后背，又意味着什么？他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意思？当这种气味出现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和一个孩子目光接触意味着“我关心你，我对你有兴趣”，但对于另一个孩子，这可能意味着“我要向你大吼大叫了”。在生命早期的每一个时刻，我们不断发育的大脑都会分拣和存储我们的个人体验，创造出我们的个人编码簿，帮助我们诠释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世界观。

想象一下，在新生儿出生的瞬间，他们的感官世界会发生怎样的戏剧性变化。他们的世界曾经是温暖、黑暗、有节拍的。在他们出生那一刻，世界突然充满了图像、声音、温度变化和暴露在空气中的感觉。他们的大脑受到全新的感觉输入模式的冲击。当你还是婴儿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元素都是新的，你的大脑会非常迅速积极地去建立这些新连接。生命最初几年的经历与其他阶段相比，对于你的大脑组织形式有着不可比拟的强大影响力。

●奥普拉：我从你的研究中学习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孩子吸收的信息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一个人年纪越小，对情感氛围就越敏感。人们以为在小孩子面前可以随意骂人，甚至可以表现得很暴力。我已经做了几百期节目，许多母亲在节目上说：“嗯，等孩子再大一点，我就会离开他那个暴虐的父亲。”她们以为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懂，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〇佩里医生：是的，恰恰相反。一个人年纪越小，越需要依赖照顾者——父母和其他成年人——来帮助他理解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小孩子正是通过这些成年人的筛选过滤来了解世界的。

年龄很小的孩子也许听不懂某个具体的词语，但他们能感觉到交流中非语言的那些部分，比如说话的语气。他们能感觉到愤怒话语中的紧张和敌意，消极话语中的疲惫和绝望。大脑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发育速度非常快，会产生成千上万个关于这个世界如何运作的联想。这些早期体验对于婴儿和儿童都有重大影响。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孩子有个经常使用暴力的父亲，他的大脑就会将男人与威胁、愤怒和恐惧联系在一起，会认为男人就是危险的，会伤害他和他爱的人。如果这成为他根深蒂固的世界观，想象一下当他长大后面对一位男性教师或者教练的时候会怎样？想象一下，他会如何看待母亲生活中出现的精神健康的、没有暴力倾向的新伴侣？

●奥普拉：当你还没有发展出语言能力，无法描述你所看到的和感觉到的，你只能感知情感氛围。而那种家庭中的情感氛围……实在是太可怕了。

〇佩里医生：就像你形容的那样，那种情感氛围也就是整个环境的基调。

●奥普拉：是的，我相信每一种环境都有一个基调。如果你作为陌生人走进一个家庭，不需要说话，你就能感觉到这是不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就像你能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一样。你也许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就是有些地方不对劲。

〇佩里医生：同样地，当你走进一家幼儿园，你说：“哇，这里的环境真不错。”这说明你能感觉到那种氛围、那种基调。在同一所学校，你走进不同的教室，说：“嗯？这里出了什么事？”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说明我们大脑中的部分区域对于非语言线索非常敏感。在我们的社会里，这种能力被低估了。我们只重视口头和书面交流，但实际上大多数沟通是非语言的。

●奥普拉：你告诉过我们，当一个人在生命最初的两年，也就是从出生到两岁的时候，在他发展出可以对事情做出诠释的能力以前，如果他经历了创伤，对大脑造成的冲击会比他能够使用语言对创伤进行诠释之后更猛烈。

我想到了那些很小就遭到性侵的孩子，他们无法用语言描述发生了什么。这种经历通过某种形式被深深锁入大脑。如果那些孩子能够用语言表达自己的遭遇，情况就会不一样。

〇佩里医生：你所描述的是一种记忆形式。让我们回到我为罗斯曼先生画的那个倒三角上。

我们身体中的每个生物系统都会以某种方式对我们的经历做出反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反应都是过往经历的记录——或者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记忆。神经元对于外部体验非常敏感。大脑每个部位的神经网络都能产生记忆。记住名字、电话号码，还有把钥匙放在了什么地方，这是大脑皮质神经网络的功能之一。我们还有情感记忆：一首歌能够引发一种感觉，让我们联想起多年以前的经历；烤火鸡或者新鲜出炉的面包的香气可能会唤起一种温暖的归属感，或是一种过去时光已逝的失落感。这些感觉来自存储在大脑边缘系统和大脑其他区域的神经网络的连接。又比如前庭神经记忆——像胎儿一样蜷缩起来本质上是一种记忆行为，它被存储在大脑较低层级的神经网络中。而创伤经历可以产生复杂的记忆痕迹，涉及大脑的所有区域。

就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大脑是按照顺序发育的，自下而上，由内到外，从脑干的基本功能到大脑皮质的复杂功能。大脑中的每一个区域都有创造记忆的功能——都可以对应外部体验发生改变，并将这些变化存储在特定的神经网络中。

儿童的大脑皮质尚未完全发育。三岁以下的儿童，大脑皮质神经网络还不够成熟，无法形成所谓的线性陈述性记忆，也就是关于何人、何事、何时、何地的记忆。但在大脑的较低层级，其他神经网络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会因为我们最早期的经历发生改变。连接——或者说是记忆——在大脑的较低层级中不断产生，这对儿童大脑中的创伤存储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

如果一个孩子遭到虐待，他的大脑可能会将施暴者的特征（比如头发颜色、说话声调）或者施暴的环境（比如当时播放的音乐）与恐惧感进行连接。这种复杂和混乱的连接会在受虐待者随后人生中的许多年里影响他的行为。比如在餐馆里，一个褐色头发的男性侍者来到你面前，为你点菜，你将有可能因为恐慌而攻击他。但因为没有牢固嵌入的认知记忆，也就是说，没有线性陈述性记忆，这种恐慌常常会被解释为随机发生的，与以前的人生经历没有关系。

当一个人在小时候经历过创伤，就会出现伴随他终生的执念和行为。最严重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幼时遭受的性侵会毒害成年后的亲密关系，而当事人甚至对自己被侵犯的经历没有具体记忆。

●奥普拉：《奥普拉脱口秀》中有二百一十七期节目都聚焦于性侵。我看到了大多数受害者都深受影响，包括我自己。当你被培养成一个逆来顺受的人，任何形式的对抗都会让你感到不舒服，因为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你有权利说“不”。实际上，你得到的教导是不能说“不”。你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设立边界的意识早已被你自动清除。许多人通过隐藏自己说“不”的情绪，来取悦他人。我也曾经陷入这种状态。多年来，我都对我明知不想做的事情说“好的”，我会逃避艰难的对话，因为我受不了为自己争取利益带来的不适感。我认识的其他许多受创伤者，总是会故意破坏局面，直到别人对他们说“不”——这意味着关系的结束，失去友谊，甚至失去工作。当你说到毒害亲密关系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些。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极端经历，比如性侵、儿童虐待、战争，但能够造成创伤体验的并不止这些。这个术语实际上适用于生活中许多广泛的事件。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克里斯和黛西的故事。他们最早出现在《奥普拉脱口秀》关于离婚家庭儿童的一期节目里。那时克里斯七岁，他的姐姐黛西十一岁。他们承受了父母离婚的创伤，而且之后连续几年，他们和母亲都没有任何联系。克里斯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的时候刚刚四岁，他对母亲的想念简直令人心碎。他相信，如果他能攒下钱为母亲买一枚戒指，母亲就会回到他身边。他的话让我受到很大震动。

而黛西的伤痛则表现为愤怒。“她不应该在结婚以后还有男朋友。”她对我说。她指的是她的母亲，那个本应该无条件地爱她、成为她最好的人生导师的女人，却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黛西将这种情况描述成“难以忍受的痛苦”。

在那次节目中，拉比兼家庭治疗师M.加里·纽曼告诉我，对于绝大多数儿童来说，经历父母离婚就像经历一场死亡。他解释说，孩子不会将父母看作两个分开的人结合在一起，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家庭中的一对父母组合。所以，就算离婚可能对这个家庭整体而言是最好的选择，但孩子还是会感觉自己的一部分被撕裂、被夺走了。如果父母中的一方不再履行义务，或者在孩子能够建立信任之前突然向不稳定的家庭中引入一段新的关系，这些都会对孩子大脑中塑造自我价值感的区域造成冲击。自我意识影响着我们的每一段关系，以及我们在生活中做的每一个决定。当父母做出决定的时候，如果孩子感觉不到他们受到了尊重，他们对自我价值的信念就会崩塌。

父母的分手会对孩子造成创伤——我最早就是从克里斯和黛西那里知道了这一事实。有些人认为，孩子越小，就越容易接受新的关系，克里斯和黛西的故事则向我证明了这不是真的。

我知道你的研究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请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给我们解释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大脑中会发生什么？

〇佩里医生：当一段新的关系进入生活，会发生两件事。首先，孩子，哪怕是个婴儿，都会在心里产生疑问：“这个人是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次，他们会感觉到父母的注意力离开了他们，转移到其他人的身上。于是你会看到，这种变化让他们变得不安，哪怕没有发生过任何敌对、虐待和侵略性事件。

●奥普拉：也就是说，哪怕这种关系相对而言是健康的？

〇佩里医生：是的。即使是一个非常善良、和蔼、有教养的人进入孩子的生活，孩子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理解这种变化，回归到平静的、调节良好的状态中。我们稍后会讨论到，任何新的变化都会激活我们的应激反应系统。

我们对于新事物的自动反应是：“哎哟，这是什么？”在这个新事物被证明是安全的和积极的之前，它都会被归类为潜在的威胁。对于大部分人，这种对新事物的未知是焦虑和崩溃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新关系带来了冲突，那么情况只会更糟。比如说，母亲的新男友冲孩子大吼大叫，这种体验会被处理并存储在大脑皮质中，成为线性陈述性记忆——何人、何事、何时、何地：“星期一，妈妈的男朋友来到我家，冲我大吼。”同时它还会被存储在大脑更深处。当那个男朋友吼叫时，孩子的应激反应会被激活。由大脑较低层级主导的关键调节系统会让孩子心跳加速，肌肉张力增强，向身体发出信号，做出“战斗或逃跑反应”（fight-or-flight response） 。恐惧会让你停止思考并强化这种感觉，孩子会感到害怕。他的大脑在试图理解整个体验时，同时制造出创伤记忆。

之后，当这个孩子接触到一个触发点或者唤醒线索时，他的大脑就会回想起那个创伤体验，他的心率就会加快，身体姿态会发生改变，身体内部的多种激素水平都会发生变化。关键问题是，我们的身体的核心调节系统可以被创伤体验改变。暴露在不可预见的或者极端压力下的孩子将陷入我们所说的失调状态。

●奥普拉：生活在创伤环境中，会导致孩子持续处于失调状态。

〇佩里医生：是的，比如说，如果一个孩子目睹过父母之间在语言、情感或者身体上的暴力冲突，或者直接受到过父母的新伴侣的虐待，他的大脑就会将施虐者的全部特征与威胁连接在一起。这种连接将会影响孩子长大以后对关系的体验和理解。

●奥普拉：这就形成了你所说的“个人经历目录”或者“编码簿”，它们构成了我们感知世界的视角。

〇佩里医生：是的。这种生命早期的连接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和广泛影响。我曾经在一家儿童精神病医院的长期住院部做顾问，那里有大约一百名男孩，年龄从七岁到十七岁不等。这些孩子全都是“国家儿童”——因为受到虐待或者忽视而离开他们的原生家庭，由国家负责监护。他们也曾经在寄养家庭生活过，但百般努力也无法适应，于是被安置在这个长期住院部。他们居住的地方类似于宿舍，大部分孩子都在住院部内部的学校就读。

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名叫塞缪尔的十四岁男孩。他七岁的时候，儿童保护中心（Child Protective Service，简称CPS） 将他和他的四个弟弟妹妹从他们的原生家庭带走。那时他们的父母根本不管他们，塞缪尔担负起了照顾和保护弟弟妹妹的责任。父亲喝醉时，就在塞缪尔身上发泄，对他拳脚相加。塞缪尔的弟弟妹妹被送去了不同的寄养家庭，他一直为此而心烦意乱，不断逃离自己的寄养家庭，去寻找他们。他曾经被十二个家庭收留过，上过十二所学校，在十一岁的时候被送到长期住院部。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和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取得联系，安排他每周和他们通电话，每个月见面。知道弟弟妹妹们是安全的，有人爱他们，塞缪尔终于安下心来。直到那时，艰难的治疗工作才正式开始。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塞缪尔有了巨大的进步。他的社交能力得到提高；在遭遇挫折和失望时能够很好地自我控制；他变得充满希望，更专注于未来。尽管之前混乱的生活让他在学校里落后了三个年级，但他努力赶了上来，进入新的班级读书。

塞缪尔的新老师是位男性，精力充沛，受人欢迎，经验丰富。在塞缪尔就读于新班级的第一个星期，就有三次严重的情绪爆发，其中两次直接针对他的新老师。当时他表现得非常有攻击性，充满暴力，校方不得不用强制手段把他绑了起来。这在长期住院部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干预行动。塞缪尔出现这样的行为也极为不同寻常。不幸的是，这种情况不断发生。那位老师也感到困惑和沮丧，塞缪尔则陷入了深深的抑郁和羞愧。

我和老师回顾了每一次事件，我们都没有发现任何明显促使塞缪尔情绪爆发的触发因素。我观察了塞缪尔的课堂，也没有发现这位老师有任何不当或潜在的挑衅行为。但只要他和塞缪尔交谈，或者想要给塞缪尔任何帮助，塞缪尔都会明显地流露出焦虑不安的神情。据我观察，他们两个人的相互靠近是唯一可能的导火索。老师距离塞缪尔越近，塞缪尔的焦虑就越严重。渐渐地，那位老师开始回避与塞缪尔的一切互动——没有眼神的接触，没有语言的鼓励，连一个微笑都没有。他在情感上和身体上都疏远了塞缪尔。很明显，他们两个都不喜欢对方。

有一天，我和塞缪尔谈起这个问题，他对此的解释就是：“他讨厌我，所以我做什么都不对。”我们的交谈被一位工作人员打断了，他提醒塞缪尔，该去和父亲见面了。这种探望必须有人在旁边监督，但当时负责监督的社工还没有到，于是我自告奋勇陪伴塞缪尔。

我们走进一个会议室。我坐到角落里，等待塞缪尔的父亲到来。塞缪尔坐在会议室的桌子旁，桌上摆好了西洋跳棋。我们就这样等着。他的父亲已经不是第一次迟到了。终于，房门打开，塞缪尔的父亲走进来，坐到塞缪尔对面。他们有些尴尬地互致问候，开始一起玩西洋跳棋。之后的十分钟里，他们的交流大概只有十个词。两个人都没有看对方一眼。房间里弥漫着高度紧张的气氛。

他们下棋的时候，我开始走神。我发现我在想我的父亲。我们在加拿大弗林弗伦（Flin Flon）的北边捕鱼。他在清晨五点的时候把我从香甜的睡梦中叫醒，带我出去捕鱼。他穿着一件红格子法兰绒猎装，身上散发出他特有的气味——雪茄、汗水和“老香料” 的混合气味。那种气味让我感到温暖和安心。我沉浸在一种被安全和爱意包围的强烈感觉中。

我回过神来，感觉老香料的气味仍然飘浮在房间里。这怎么可能？我走到桌边，向塞缪尔和他的父亲俯下身：“棋局如何？”

他父亲说：“他要赢了。”我能从他的呼吸中闻到酒精的气味。还有，他用了不少老香料的止汗露，想要把酒味遮住。他来看塞缪尔的时候不应该喝酒。

探望结束以后，我去见了塞缪尔的老师。他正在教室里准备第二天的课程。“我这么问可能有点奇怪，”我说道，“我想知道你用的止汗露是什么牌子的？”

“老香料，怎么了？”

我拿过来纸笔，画了大脑的倒三角模型。我们用一两分钟讨论了关于记忆、连接和触发。我告诉他，我认为老香料的气味是塞缪尔的唤醒线索（就像罗斯曼的唤醒线索之一是爆炸的声音）。

那位老师同意以后改用无香型止汗露。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请塞缪尔和我坐在一起。我向他说明了我的推测——是什么让他感到不适，对老师很愤怒。我同样给塞缪尔画了那个大脑的倒三角模型，给他讲了我们的大脑是如何通过连接共同的画面、声音和气味来理解世界的。他点点头，认为我的话很有道理。然后他又告诉了我另外一些会触发他情绪开关的事情：如果有人喊叫，他就很想逃走、躲起来；如果有大个子在欺负小个子，他就想要攻击对方。我问他，是不是愿意和那位老师一起坐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复他们的关系。

塞缪尔和老师都同意再给彼此一个机会。一年之后，他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塞缪尔也成了那个班的模范学生。

塞缪尔的故事很好地表明了大脑存储记忆的方式。他和我的大脑都在生命早期创造了关于老香料这个品牌气味的记忆连接。我的连接会引发积极的感受，他的连接却会引发痛苦和恐惧。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数不清的声音、气味和画面都会引发我们在生命早期创造的记忆。这些记忆可能是对某一特定事件的全面回忆，也可能只是零星的碎片——一种感觉，某种印象，似曾相识。

当我们遇到一个人时，我们会形成第一印象（“他看上去像是个好人”）。通常这种印象都没有明显的信息作为依据，只是因为这个人的特质唤醒了我们大脑中先前已经被归类为熟悉和积极的记忆；或者情况完全相反（“这个家伙简直就是个浑蛋”），这应该是他的某种特质触发了我们过去的负面体验。

我们的大脑分类并记录了大量来自我们的家庭、社区和文化环境，以及媒体呈现给我们的各种信息。随着大脑对它所存储的内容做出理解，我们就开始形成了世界观。如果我们之后遇到一个人，他身上的特质和我们所记录分类的信息都不一样，我们的第一反应就会是警惕和防御。此外，如果我们大脑中的连接全都是媒体所宣扬的关于完美身材的偏见，或者是关于种族和文化的刻板印象，我们就会表现出隐性偏见（甚至可能是显性偏见）。

大脑创建连接，创造记忆，并以这种方式来理解世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象都与这一过程直接相关。正因为如此，“你经历了什么”这个问题，对于理解一个人当下的状态才会如此重要。 TsXo2PVG6tMqwb7sDFAPAUQcKSgqm42QK/pi//xPJppfwVufhMaWx/Nd9ARBQv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