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不许哭，”她警告我，“你最好把嘴闭上。”

我的脸上没有了表情。我的心脏不再飞快地跳动。我用力咬住下嘴唇，克制着自己一个字都不说。

“我这样做是因为爱你。”她在我耳边不断解释着。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经常会挨打。在那个年代，照顾者用体罚的方式管教孩子是司空见惯的事。我的外祖母哈蒂·梅就常常这样教训我。但即便我那时才三岁，我也知道我所经历的这一切是不应该发生的。

我记忆中被打得最狠的一次，是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每周我们都要去教堂，那天，就在我们要出去做礼拜的时候，我被派到房子后面的水井打水。我和我的外祖父母住在农场的房子里，没有室内的水管。外祖母从窗口看到我用手指拨弄水，立刻就生气了。其实那只是小孩子的好奇，而外祖母生气是因为那是我们要喝的水，我却把手指放了进去。后来她问我是不是玩水了，我说“没有”。她就让我弯下腰，用鞭子狠狠抽我，在我身上抽出了一道道血痕。挨打之后，我费力地穿上去教堂要穿的白色裙子，那是我最好的衣服。鲜血立刻浸透了那条裙子，在洁净的布料上染出一道道深红色。外祖母看见衣服脏了，更是勃然大怒，责备我不应该把血染到裙子上。然后她送我去了主日学校。在南方的农村，黑人孩子就是这样被抚养长大的。我认识的人全都挨过打。

发生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比如把水洒在地上、打破了玻璃杯、没有保持安静或站在那里不动——我都会挨打。我曾经听一个黑人喜剧演员说：“你走过的最远的路，就是去拿打你的鞭子。”我挨打的时候不仅要自己去拿鞭子，而且如果没有合适的鞭子，我还要自己去找一根——细长的青树枝是最好的。如果太细了，我就要把两三根树枝编在一起，让抽我的鞭子变得更结实。外祖母常常会强迫我帮她把鞭子编好。有时候，这种鞭打会留到周六晚上，那时我刚刚洗过澡，全身赤裸。

挨打之后，我几乎站立不稳，外祖母却告诉我要注意调整表情，不要噘嘴，要面带微笑，把挨打的事情藏在心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慢慢地，我被培养出一种非常敏感的直觉，能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麻烦，迅速辨别出外祖母声调或眼神的变化——那意味着我又让她生气了。她不是一个恶人。我相信她很关心我，希望我成为一个“好女孩”。我明白“闭上嘴”、保持沉默是尽快结束惩罚和痛苦的唯一方式。在随后的四十年里，这种条件反射式的顺从模式——这种深深扎根在我心底的创伤——将会定义我人生中的每一段关系、每一次互动和每一个决定。

挨打后还要被迫闭嘴，甚至还要微笑，这种长期的精神压抑让我成长为一个极致讨好型人格的人。如果我小时候被以不同的方式养育，我就不必用半生的时间来学习设定界限和自信地说“不”。

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够和许多人建立长期、稳定、充满爱的关系。但我在人生早期承受的鞭打、情绪的崩溃，还有与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之间产生的裂痕，这些无疑都塑造了我孤僻而独立的性格。我常常会想起《不可征服》（ Invictus ）这首诗中充满力量的句子：

我是我灵魂的统帅，我是我命运的主宰。

数以百万计的人曾经有过和我一样的童年，长大以后，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生命毫无价值。

成千上万有勇气的人在《奥普拉脱口秀》上和我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再加上我与布鲁斯·佩里医生的交谈，让我意识到，那些本应该关心爱护我的人对待我的方式、给我造成的影响并非都是情绪上的（emotional），其中也有生物反应（biological response）。通过我与佩里医生的对话，我发现，尽管我在童年时期遭受过虐待，留下过创伤，但我的大脑也找到了适应方式。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所在——我们神奇的大脑具有独特的适应性。就像佩里医生在这本书中所讲述的，理解大脑对于压力和早期创伤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我们过去“经历了什么”是如何决定了我们现在的样子、行为和做事的动机的。

通过这样的视角，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全新的自我价值感，最终重新调整我们对环境、状况和人际关系的反应。换句话说，这是重建我们的生命的关键。

——奥普拉·温弗瑞

〇1989年的一天早上，我正坐在实验室里——那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发展神经科学实验室（Laboratory of Developmental Neurosciences）。当我正检查最近一个实验的结果时，我的助手把头探进来对我说：“奥普拉要给你打电话。”

“嗯，好的，请她留言吧。”昨晚我通宵查资料，现在实验结果看起来还是一团糟。我可没心情理会恶作剧。

他笑了，“不，是真的。是哈泼的人打来的。”

奥普拉没有理由给我打电话。我只是个年轻的儿童精神科医师，我的工作是研究压力和创伤对于神经系统发育的影响。对我的工作有了解的人寥寥无几。精神病学领域的同行大多不会太关注神经科学和童年创伤。这种创伤对身体和心理健康的重大影响，还没有被深入探索过。我还是觉得肯定是我的某个朋友在搞恶作剧。

不过我还是接了电话。

“温弗瑞女士将于两周后在华盛顿举办一场关于儿童虐待问题的国家领导人会议，我们希望你能参加。”

那个人又向我做了一些解释，我才渐渐明白，这次会议将有很多知名人士和组织参加。我的工作是研究创伤对发育中的大脑的影响，在那么多政治正确的主流观念中，这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于是我礼貌地拒绝了邀请。

几个星期以后，我又接到一通电话，“奥普拉想邀请你去她在印第安纳农场的静修所一天。除了你和奥普拉以外，还会有另外两个人。我们想要就如何解决儿童虐待的问题一起集思广益。”

这一次，我感觉有机会做出些有意义的贡献，于是就接受了邀请。

那时社会上关于儿童虐待问题的主流声音来自安德鲁·瓦克斯。他是一位作家和儿童案件律师。他的开创性工作让社会意识到了追踪已知的虐待儿童的罪犯的必要性。当时，这种人可以随时从一个州迁居到另一个州，没有办法监控到他们在哪里，是否遵守了不得接近儿童的限制。1989年在印第安纳召开的会议促使《全国儿童保护法案》（National Child Protection Act）于1991年起草，一个新的国家数据库也因此建立，虐待儿童的罪犯将被收录其中。1993年12月20日，经过两年的倡导，由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做证，“奥普拉法案”（Oprah Bill）被签署成为法律。

1989年的那一次见面让我们之后又有了更多交谈。我们会在《奥普拉脱口秀》上讨论具体的儿童案例，以及这些事件对于儿童早期大脑发育的重要影响。不过，我们的大部分交谈都是围绕“奥普拉·温弗瑞女子领导力学院”（Oprah Winfrey Leadership Academy for Girls，简称OWLAG）展开的。2007年，奥普拉在南非创立了这所学院，目的是挑选和支持富有潜质的“弱势群体”女孩，让她们得到好的教育，拥有更丰富的人生，进而培养一批面向未来的领导者。许多进入学院的女孩尽管遭遇过贫穷、创伤、集体或者家庭暴力等一系列逆境，却表现出良好的复原力，取得了优异的学业成绩。很早以前，这所学院就开始践行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许多概念；今天，学院已经成为创伤感知和认知发展教育的典范。

2018年，我接受奥普拉的采访，参与探讨了《60分钟》节目中一个关于“创伤知情护理”（Trauma Informed Care，简称TIC）的案例。虽然我们的对话只有节目最后的两分钟时间，但数百万观众看到和听到了我们的讨论，这让很多从事创伤治疗的专业人士感到兴奋。不过我们要讨论的课题实在不是这短短两分钟能够涵盖的。

促成这次对话的部分原因是奥普拉本人对这个话题的热情。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CBS今晨秀》（ CBS This Morning ）节目中，奥普拉告诉盖尔·金，如果能让人们关注到创伤对儿童大脑发育的影响，她愿意在桌子上跳舞。在《60分钟》的新闻副刊上，奥普拉说这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虐待、忽视和疗愈是奥普拉职业生涯中的永恒话题。她一直致力于给人们普及创伤知识，这已经成为她节目的一个特征。数百万观众看到她倾听嘉宾的讲述，与他们交流，对他们表达安慰，并从他们那里学习各种创伤方面的知识。她认真探讨过创伤性损伤、虐待、性侵、种族主义、厌女症、家庭暴力、集体暴力、性别认同、非法监禁以及其他许多问题造成的有害影响，以此来帮助我们探索健康、疗愈、创伤后的成长和复原等一系列课题。

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奥普拉脱口秀》对童年逆境经历、挑战、痛苦、压力、创伤和复原力进行了深入详尽的探讨：1989年，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1997年，儿童早期经历对大脑发育的重要性；2005年，收养儿童的权利；2009年，儿童受到严重忽视产生的有害影响，等等。在许多方面，她的节目为人们更加广泛、系统地认识这些问题铺平了道路。在她最后一季节目的其中一期，有二百位包括泰勒·派瑞在内的男性讲述了他们的受虐待史。对于遭遇逆境和创伤的人们，她一直都是他们的卫士和导师，未来也仍将如此。

三十多年来，奥普拉和我一直在探讨创伤、大脑、复原力以及疗愈的问题。这本书是我们长期讨论所获得的最终成果，我们将在书中以对话加真实案例的方式来阐明这一切背后的科学逻辑。

关于发育、大脑和创伤，需要探讨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远远不是一本书能够容纳的，尤其是一本由故事组成的书。这本书中的文字和概念是数千位科学家、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在遗传学、流行病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的工作成果的转化。这是写给所有人的书。

本书的书名《你经历了什么？》意味着视角的转变——我们要尊重过往经历的力量，它决定了我们当前的功能状态。这句问话来源于桑德拉·布卢姆医生的开创性研究团队，布卢姆医生是“避难所模型”（Sanctuary Model）的创建者，她在其著作中写道：

1991年的一天，我们在病房开了一个团队会议，试图阐述清楚我们在创伤的认知和应对上发生的变化，尤其是现在已被大家熟知的“童年逆境经历”——我们治疗的大多数人所遭遇的身心问题都是由此引起的。乔·福德拉罗是我们的持证临床社工，他讲话总是言简意赅。他说：“我们的根本性问题已经不再是‘你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你经历了什么’。”

奥普拉和我相信，问出这个根本性问题——“你经历了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多地了解过去的经历——无论是好的经历还是糟糕的经历——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我们分享这些故事和科学概念，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获得对人生的洞察，帮助我们所有人拥有更美好、更充实的人生。

——布鲁斯·D.佩里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