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考古学上把成汤灭夏之前以商族为主体所创造的文化称为先商文化。
先商时期的商族首领确知的有十三位，即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又称粮圉、根圉）、冥（又称季）、王亥（又称振、该、核）、上甲（又称微）、报乙、报丙、报丁、示壬（又称主壬）、示癸（又称主癸）。
伐桀灭夏、建立商王朝的成汤又名天乙，是示癸的儿子。
在甲骨卜辞中，除了昭明、昌若、曹圉、冥，其余的九位殷商先公均可找到。此外卜辞中还出现了一个王恒，被认为是王亥的兄弟，冥的儿子。
甲骨文中有个字形，上端是颗奇异的脑袋，下端是侧立或侧跪的人形，通常释读为兕（sì）。兕经常被殷人祭祀，不但是祖先神，而且还是能够呼风唤雨的自然神，学者们认为他就是商族的始祖——契。
契最初的居住地在番，番又作蕃，今河北平山县附近。番西北250千米处，就是史传中的不周之山或幽都之门。不周山之北的有娀氏之女简狄吞鸟卵而感生契，等到契年长之后率其族人南迁至水草丰美、物产充盈的滹沱河流域，在滹沱河南岸的番建立根据地，商族从此繁衍下来。滹沱河是海河水系重要的支流之一，发源于山西黄土高原，向西南横劈五台山和恒山，而后东折，从巍峨的太行山滚滚而下，波涛汹涌，直奔低洼的华北平原。
契的根据地——番坐落在太行山东麓的冲积扇上，这里是孕育古文明的摇篮。海河上游的无数条支流，裹挟着泥沙冲下太行山，在山前堆积起一个个富饶的冲积扇，其上崛起了一个个古国。从殷商到东汉，河北境内曾经有上百个方国、王国或诸侯，其中绝大多数聚集于太行山东麓的冲积扇上。
契的时代，商族的生活习性与北方戎狄相近，过的是半农半牧、狩猎的日子，很可能尚处在由部落向简单酋邦的过渡阶段，文明发达程度远远落后于占据中原腹地、傲视九州的夏人。在大禹的心目中，商族或许只是尚处在未开化状态的北方蛮人，很不起眼。
契因产自玄鸟之卵，所以也被称为玄王。玄王死后，他的儿子昭明成了商族部落的首领。昭明把根据地从番迁徙到砥石。砥石，位于今天河北泜河流域，在番南边大约110千米处。
泜河两岸丰美的水草、湿润的气候，让商族拥有成群的膘肥体壮的马、牛、羊。到了昭明之子相土时，商族有了大发展。由于畜牧业发达，相土驯养马匹，制作车乘，用来运输货物，开始从事原始商业活动。但与夏人广筑宫室、以耕作为业的定居生活相比，仍然有着天壤之别。
坐落在河北邯郸市西边的涧沟龙山文化遗址，位于泜河流域与漳河流域之间，是昭明南迁以后商族的文化遗存。这儿挖出了极为丰富的器物，诸如陶鬲、陶斝（jiǎ）、陶鼎等，具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特征。考古发现揭露了商族的某些生活信息，如挖掘出石刀、石斧、蚌刀、蚌锯等劳动工具，说明当时的生产力较为落后。而居住地附近有沟道及与之相通的蓄水的竖井，口径2米，深度7米以上，井底淤泥中散落着先民们汲水时不小心掉落的陶樽、陶罐及破碎的陶片，可见当时已经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契时占很大比重的狩猎业、畜牧业，在昭明南迁之后已退居次要地位。
简狄吞鸟卵而生契的神话表明，商族在诞生之初的婴儿期，尚未脱离母系氏族社会的襁褓。自契以降，殷商先公都有明确的世系，意味着商族已经彻底告别“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时代，开始迈入父权社会。涧沟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告诉我们，昭明率族人南迁之后，跟随着中原文明的脚步，逐渐由部落向酋邦过渡，不但出现了父权制，而且也产生了人剥削人的私有制。
在涧沟遗址的灰坑里，时有残碎的人骨出现，有的是火烧过并弄乱了的骨架，有的是单一的头骨。被发现的尸骨上残留着砍伤和剥皮的痕迹，这是因为在史前部落冲突中，俘获的敌方人员被斩首，用来祭祀。更惊悚的是，在两座半地穴式房址中央，各放置了三个人的头盖骨。这六个头盖骨都是从眉弓经颞骨到枕后一刀切下，制作成用来饮水的头盖杯，表明当时存在残忍的猎头习俗或头盖杯习俗，这是父权制出现以后部落战争加剧或者阶级压迫的产物。这样的习俗被商族沿袭了下来，在郑州商城宫殿区的一条壕沟中就堆积着近百个头盖杯。
此外，涧沟龙山文化遗址还出土了十件龟甲，有的在上部凿穿一孔，可穿绳佩戴。这些龟甲应是巫师占卜祭祀时用来沟通鬼神的器具。殷商民族的占卜、祭祀等宗教活动，应是从昭明时代开始的。
带领族人回归中原的，也正是这个使用头盖杯、开始占卜祭祀的昭明。昭明和他的子孙后裔经过反复迁徙，终于在豫北冀南平原安居下来。
从年代上看，“流共工于幽州”或者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起，距离殷商始祖——契的诞生不会太遥远，大致一两百年。契之后的四百多年间，殷商先公率领族人多次迁徙，这就是《尚书》中的“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八迁具体路线众说纷纭，但是均在河北滹沱河流域与河南商丘之间，南北直线距离大约500千米。
商族的不断迁徙可能与全新世晚期气候的反复有关。
全新世时期，全球及中国气候的波动呈现出八冷八暖的格局，冷期历时大多在两百年至五百年之间。全新世时期最著名的冷事件有新仙女木事件（公元前10900年—公元前9580年）、“8200年冷事件”（公元前6200年前后）、仰韶中期寒冷期（公元前3500年前后）、“全新世事件3”（公元前2200年前后）等。
新仙女木事件催生了农业革命，中国史前社会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8200年冷事件”则推动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不同族群文化的大交流。仰韶中期寒冷期导致中原地区华夏族的衰微，引发东夷、苗蛮等周边各族的侵扰，而在长江下游则兴起了良渚文明。“全新世事件3”又称“夏禹宇宙时期”，持续时间长达数个世纪，气候极不稳定，冷热交替频繁，破坏性强的水、旱灾连续不断，史前文明遭受重创。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消亡了，黄河中下游则爆发尧舜时代大洪灾。
从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四百年间，华北地区陷入断崖式的大衰退，聚落村社和人口锐减八九成，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公元前1800年前后曾经出现短暂的温暖期，在北纬40°的今河北阳原县一带有成群的大象出没，这是全新世时期亚洲象分布的最北地点。但是好景不长，一两百年后，又发生一次明显的干/冷干事件。北方骤冷，环境恶化，势必对以半农半畜牧为业的商族产生影响，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是唯一的出路。
在这四百年间，十三四位殷商先公率其族人，在幅度超过500千米的巨大空间内不停地作南北来回摆动。商族可谓是“陆地上的漂流部族”，即便是汤灭夏建国之后，统治者也是频频迁都，居无定所，将商族与生俱来的游动激情发挥得淋漓尽致。《尚书·酒诰》称，商族“肇牵牛车，远服贾用”。这使人不禁想起了共工氏之子修喜欢驾着舟车远游，两者是何等的神似！
在史传文献中，最早记载的商业行为和贸易事件就产生于驾驭牛车、云游四方的商族部落。殷商先公王亥也被誉为“商业的鼻祖”。商王朝灭亡之后，殷商遗民难改四处流动的习性，为了谋生奔波不息，重操祖业。后人就将这一流动性强的行业冠以商族之名，称曰“商业”。这个崇尚运动、活力十足的原始部落，注定要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在文明史上叱咤风云，留下永恒的足迹。
殷商始祖契和昭明父子所处的年代，正值史前中国处在风云突变、脱胎换骨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就是史传文献中的“万国”时代。《战国策·齐策》中记载：“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万国”，绝非指远古时期有一万个小国家，意思是有极其众多的国家同时并存于华夏大地。这些小国家，势力所及范围很狭窄。《汉书·地理志》说，黄帝“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这是对“万国”的最好诠释。以上记载说明大禹之时，虽有诸侯万国，但地域之广，不过百里而已，约有1200平方千米，与中国的第三大岛——崇明岛面积相当。当然，这里的百里也是虚指。
“万国”的政体性质，如夏曾佑所说的那样，一个部落就是一国，一国之君也不过部落首领而已。因而大禹之时的万国，当指处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规模不等的氏族部落。有夏氏为一国，陶唐氏为一国，共工氏也是一国，其君主就是该氏族部落的酋长。国内学者将这个时期不同的政体形式概括为“方国”、“邦国”或“古国”。
西方学者则将这些文明国家出现之前的复杂的氏族部落社会称为酋邦，酋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独特形态和重要发展阶段。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E.R.Service）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个社会进化阶段。游群（即原始群）和部落是缺乏等级的小型社会，酋邦是介于平等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过渡类型。另一位美国学者罗伯特·卡内罗（R.L.Carneiro）进一步指出，酋邦是由一个最高酋长永久控制下的多聚落和多社会群体组成的自治政治单位。酋邦的下限标志着聚落自治的结束，上限标志着向文明国家迈进的开始。
酋邦也不是一种整齐划一和铁板一块的政权形式，它分成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两种类型。简单酋邦具有两个层次的聚落等级，若干个较小的普通聚落围绕着酋长的中心聚落。复杂酋邦具有三个层次的聚落等级，普通聚落围绕着次中心聚落，而次中心聚落又围绕着最高酋长居住的中心大聚落。简单酋邦和部落相差无几，而复杂酋邦已经非常像早期国家了，也只有复杂酋邦才能演变为国家。
然而，由酋邦向国家迈进并非一帆风顺的坦途，由于疫病、农业歉收、外敌入侵以及内乱等因素，大部分复杂酋邦会瓦解成简单酋邦，或从整体上崩溃，从而留下了文明的悬念。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山西南部的陶寺文化。
“方国”、“邦国”或“古国”大致相当于人类社会进化中的酋邦阶段。唐尧、虞舜、大禹之际，正处在国家诞生的前夜。中原大地万国林立，并存着数量极为众多的氏族部落，它们大小不一，文明程度各异。有的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譬如契的母族——有娀氏；有的已进入简单酋邦阶段，譬如共工氏、昭明时代的商族；有的已经是复杂酋邦，譬如山西南部临汾盆地的陶唐氏或有虞氏，它们正朝着早期国家阔步迈进，甚至跨入早期国家阶段。而建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却是有夏氏之君大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