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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汤被确立为商族的首领之时，夏王帝发在位七年死去，儿子履癸继位，他就是上古著名的“暴君”之一——夏桀。夏王朝由此进入了最后的“疯狂”时期。
夏桀的本名叫履癸，除了他，夏朝晚期还有两位以干支命名的王，分别是胤甲、孔甲，可能是受到商族习俗的影响。《史记·夏本纪》集解引《谥法》云：“贼人多杀曰桀。”桀，等同于滥杀，等同于十恶不赦的贼盗。后人就用这么极端贬义的字眼，概括了夏桀残暴不仁的君王生涯。
根据史传文献的记载，夏桀的残暴不仁有三。
其一，夏桀穷兵黩武，嗜杀成性。
桀是一位彪悍的肌肉男，孔武有力。史书上说，桀之猛，足以徒手折断骨角，拉直铁钩，绞铁成索，揉金成团。桀之勇，足以只手擒恶虎。可见，夏桀也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一时雄杰。然而，夏桀自恃过人的神力，目空一切，滥杀成性。
桀喜饮清澈如水的美酒，一旦发现酒中浑浊，厨子立即成了可怜的刀下冤魂。夏桀的暴政导致众叛亲离，关龙逄（páng）捧着黄图进宫直谏，结果惨遭杀戮。桀残忍的本性可见一斑！
嗜杀者必黩武，黩武者必亡国。
夏桀曾经多次进攻东夷。东夷族首领伯益曾经辅佐大禹治水，共同建立了夏王朝。太康失国，东夷酋长后羿趁乱而起，篡夺了夏政，由此进入近半个世纪的穷寒之乱。然而，少康也是在东夷族有仍氏、有鬲氏的帮助下，成功复国。所以夷夏关系，攸关夏王朝的存亡。
夏桀（山东嘉祥武梁祠拓片）
夏桀时期，各种矛盾激化，东夷频频内犯。夏桀在有仍氏举行诸侯会盟，东夷有施氏、有缗（mín）氏叛离，夏桀发兵大举讨伐。结果东夷纷纷反抗，导致夏王朝国本动摇，最终灭亡。这就是《左传·昭公十一年》中的“桀克有缗，以丧其国”。
其二，夏桀沉湎酒色，荒淫无度。
夏桀嗜酒如命，为了满足自己的酒瘾，命人打造了一个酒池，池中可行船，积糟成小山，足够三千人同时张开大嘴，尽兴畅饮。
嗜酒催生荷尔蒙，产生欲望，所以说“酒是色之媒”。夏桀两次攻打东夷，都掳掠美女而归。第一次伐有施氏。有施氏姓喜（或僖），所以也称有喜氏，分布在今山东蒙阴县一带。有喜氏之君打不过夏桀，就献上美女妺（mò）喜乞和。妺喜应该得名于她的姓氏，意为来自有喜氏的小姑娘。东汉的王逸说，夏桀征伐蒙山之国而得妺喜。蒙山之国就是有缗氏，这是王逸把有施氏和有缗氏搞混淆了。
夏桀抱得妺喜归，对她十分宠幸，千方百计来取悦她。因为妺喜是夏桀的第一个王妃，所以被称为元妃。元妃有个怪癖好，喜欢听撕裂缯帛时发出的那种刺耳声音，为此夏桀搜集全国的丝绸布匹，以迎合她荒诞的口味。两人在宫中昼夜寻欢作乐，其淫荡情形不堪入目。西汉刘向在《列女传·孽嬖传》中专为夏桀与妺喜立章作传《夏桀末喜》（末喜即妺喜），使其秽行恶迹流遗千古。传记中说：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于色，薄于德，乱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于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恣。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䩭其头而饮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乐。
夏桀第二次征讨东夷是攻打有缗氏。原因是夏桀在有仍氏召开诸侯大会，东夷各族首领都要参会，但是有缗氏之君无故缺席，由此惹怒了夏桀。
《古本竹书纪年》中有缗氏之君称作岷山庄王。岷山就是缗山或者蒙山之国，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夏桀命令大将扁攻伐有缗氏。岷山庄王害怕灭族，有样学样，也将族内的两名美女献给夏桀。东夷族拥有发达的玉器制作业，有缗氏的两名美女穿金戴玉，浑身铿锵作响，所以一个叫琬，另一个叫琰（yǎn）。夏桀喜新厌旧，得到琬、琰之后，移情别恋，很快就把元妃妺喜甩到洛河一边去。
夏桀贪恋女色，恨不得将世界上所有的美女佳人都揽入怀中。他组织了一个女乐团，成员多达三万人。她们穿着华丽精美的衣裳，日夜不停地在王宫大门前欢唱，淫靡之声传出数里之外。
其三，夏桀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史记·夏本纪》中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夏桀恶行最大者，莫过于大兴土木，让夏朝国力衰竭，百姓穷困潦倒，最终难逃覆灭劫运。《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博物志》云：“桀作瓦。”上古夏商时期，宫室的屋顶都是覆盖着茅草，夏桀却别出心裁，制陶瓦片，用作屋顶，在当时算是豪华至极了。
更有甚者，夏桀在深山空谷之中筑建一座长夜宫。长夜宫里昼夜灯火通明，男女混居，尽行苟且之事。夏桀则乐此不疲，沉迷其中数月不出，把朝政都荒废了。结果有一天晚上突然刮起暴风沙，长夜宫都被埋没了。
阴阳家的著作《太公金匮》则将夏朝灭亡归咎于桀凿空岑山的恶行，泄了夏王朝的龙脉地气。岑山，有的文献称为瞿山，即崟（yín）原丘（又作岑原丘），今河南巩义市西北。岑山下有深洞，称之为巩穴。巩穴南通淮河，北达黄河。夏桀之时，岑山发大水。桀于是在十月召集百姓，凿穿岑山，让大水流到黄河中去。
司马迁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巩义是河、洛的汇流处，为上古夏商周三代的龙脉所在。所以当时有百姓预言：孟冬十月凿山穿陵，这是泄了天地的灵气。夏王无道，早晚必亡。结果惨遭夏桀杀害。第二年，岑山因过度凿空，地震崩塌，变成大湖泊，深九尺有余。不久，成汤伐桀，灭了夏朝，预言终成真。
总而言之，史传文献对夏桀的描绘，从纵情于声乐犬马，沉湎荒淫，到穷兵黩武，残暴不仁，再到滥用民力，广建宫室，经过层层积累，铸造了一个集万恶于一身的典型暴君形象。
夏桀到底是不是十足的暴君？他干了哪些恶事？
司马迁并没有列数桀的种种罪状，而是作了极为公允的评价，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
务德，就是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这是儒家治国的基本准则。“桀不务德”，弦外之音，即夏桀与儒家所倡导的“仁政爱民”“以德治国”背道而驰。说夏桀“武伤百姓”，就是夏桀施行后世法家极力倡导的严刑酷法、武力征服、巧取豪夺。
出土文献也证实了司马迁的记载。《郭店楚墓竹简》中云，“桀以人道乱其民”，上博楚简《鬼神之明》
也说，夏桀“焚圣人、杀谏者、贼百姓、乱邦家”。上博楚简《容成氏》详细记载了夏桀的荒淫无度，说“桀不述其先王之道，自为不量其力之不足”。这些出土文献均将夏桀视为反面人物来论述，以服务于自己的观点，而且与《史记》中桀的形象基本吻合。
该如何看待史书上将夏桀描述成“上古暴君之集大成者”这一现象呢？
司马迁说夏桀拒谏好贿，“武伤百姓”，桀的无道，绝非虚言。但是史传文献对夏桀、商纣王等上古暴君的鞭挞之词，则过多呈现出程式化、同质化、笼统化的特征。
如《尸子》中说：“昔者，桀纣纵欲长乐，以苦百姓。珍怪远味，必南海之荤，北海之盐，西海之菁，东海之鲸。此其祸天下亦厚矣。”《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引《缠子》：“桀王天下，酒浊而杀厨人。纣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杀庖人。”夏桀与商纣王的恶迹完全相同。
再如，夏桀有璇室、瑶台、象廊、玉床，都是用玉装饰的宫室、高台，用象牙装饰的走廊，用白玉打造的卧床。这些奢侈品也是商纣王的专利。还有桀打造酒池，池中可以行舟。糟丘长达十里，足够三千人畅饮。《论衡·语增》也说商纣王的酒池可行船、糟丘堆十里，有夸张之嫌疑。桀、纣的恶行存在着惊人的雷同，绝非巧合，应该是古人为贬损暴君政治而刻意捏造的一系列罪状。至于夏桀宠妃“妺喜好闻裂缯之声”，也与《御定渊鉴类函·布帛部》中所说的“周幽王后褒姒好裂帛”如出一辙，可信度极低。
甚者移花接木，将商纣王的罪恶栽赃到夏桀的头上。如发明炮烙之刑是商纣王时期的事，《符子》一书却将其记在夏桀的罪恶簿上，说“桀观炮烙于瑶台”。清代大学者马骕为此打抱不平，替桀辩白：“桀用炮烙未闻。”
而刘向《列女传》对夏桀荒淫成性进行了畅快淋漓的鞭挞，也是言过其实。《列女传》写作于汉成帝在位期间。彼时赵飞燕姐妹秽乱后宫，汉成帝酒色侵骨，朝政荒废，天下危机四伏。刘向著《列女传》，意在劝诫汉成帝，希望他有所醒悟。因此，他对夏桀、商纣王等上古暴君的恶行，难免有夸大之词。
柏杨曾经在《皇后之死》中为妺喜辩诬洗白说：“施妺喜是个可怜的女孩子，她的身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俘虏，在她正青春年华的时候，不得不离开家乡，离开情郎，为了宗族的生存，像牛羊一样地被献到敌人之手。”
如此千篇一律，含混不清，甚至不惜栽赃、抹黑的证词，当然是没有公信力的。
夏桀“暴君”恶名的产生，是有其文化根源的。
一是兴者必言亡者的罪恶，如此才能得到伐暴除恶之名，占据道德制高点，获得更多民众的拥护，以巩固新生王朝的统治。
这是朝代更迭的必然现象。成汤伐桀灭夏，也不例外。
二是先秦儒家理想层面上的需要。
先秦儒家对上古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遵从自己的伦理观与价值观，存在一边倒的绝对化、理想化倾向。将上古某位人物的善最大化，将他的恶最小化，甚至为尊者讳，隐其恶埋其毒，从而制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完美圣人。尧、舜、禹、成汤、周文王，莫不如此。与此同时，作为圣贤的对立面，暴君或恶人，如共工、夏桀、商纣王等，也应运而生。
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夏朝的亡国之君——履癸或桀，成了服务于先秦儒家说理布道需要而树立的典型暴君形象。
对于三四千年前的古人，由于年代邈远，事迹漫灭难以稽考。单凭文献记载，主观判断，一笔抹杀，恐失之偏颇。也许我们可以从地下考古入手，去追寻夏朝的遗迹，还原一个真实的夏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