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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两百多年的二里头时期，商族纵横驰骋于冀南豫北之间千余里，整个部落的活动中心区以滹沱河流域为线向南展开，漳河流域是其核心，占据了物产丰饶的冲积平原。商族东面与东夷族的文化距离相近，西面与弱小的豕韦氏为邻，虽夹杂在夏与东夷之间，却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这期间，夏朝有十二人轮流坐在王位上。商族则经历了九位首领，包括冥、王亥、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等八位先公，以及商朝的创建者成汤。夏与商由共存共荣到不共戴天，历史就是这样演变的，强者总是要吞并弱者，所以唯有自我强大才是正道。
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商族开始对日渐式微的夏王朝起了觊觎之心。引领商族从漳河流域南下，并伺机西入洛阳盆地，推翻夏王朝，进而定鼎中原，让商文化取代二里头文化，成了殷商先公们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殷商先公冥为治水而死之后，其子王亥继位，先商文化大概在这时候进入了下七垣文化时期。
王亥，就是《山海经》中那个怪诞的吃鸟人。他的名字有七种写法，《世本·作篇》作胲，《世本·帝系篇》作核，屈原《天问》作该，司马迁《史记》作振，《汉书·古今人表》作垓，卜辞中作亥，《吕氏春秋·勿躬篇》作冰。王国维认为，篆文中冰与亥字形相似，所以王冰就是王亥。
王亥在殷商民族心目中形象崇高，被殷商民族尊称为“高祖”。祭祀王亥的规格非常高，每次要用三十或四十头牛。《尚书·盘庚》中说：“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这里的“高祖”，就是卜辞中的“高祖王亥”。
王亥之时，商族已经离开了相土所迁居的商丘（今河南濮阳），定居于今河北内丘、邢台、磁县、邯郸一带，这里曾经密集发现了南三岐、葛庄、赵窑等下七垣文化遗址。王亥之父冥治河，死于河，那时候黄河不由山东入海，而是流经河北邯郸等地，在天津的宁河注入渤海湾。
商族大约在昌若、曹圉时期，为了躲避夏王朝的穷、寒之乱，北迁到漳河与滹沱河之间的冀中南平原，以远离大动荡的风暴中心。冀中南平原水草丰美、土地肥沃，适宜发展农耕与畜牧业。《世本》中载“胲（即王亥）作服牛”，王亥继承了“相土作乘马”的事业，驯养牛作交通工具。商族开始拥有成群的牛马，用来载重，与周边部落进行以物换物的交易活动，从中牟取暴利。
郭璞注《山海经》引《竹书》云“殷王子亥”，可见王亥居住在殷，也就是今河南安阳市。《今本竹书纪年》曰：“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这个商侯就是王亥。王亥大致与夏王帝芒同年代。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帝芒之时，夏王朝如日中天。少康翦灭寒浞，昔日大禹的荣光再次焕发出来。少康和儿子杼励精图治，不断地东征西讨，将夏王朝推向盛世的顶峰。杼离开少康的都城阳翟，居黄河北岸的原（今河南济源）。东夷族的穷、寒之乱，令杼耿耿于怀，所以杼又从原东迁到老丘（今河南开封市祥符区杜良乡），意在经略东夷，吸取前车之鉴，巩固夏王朝的统治。夏王杼和几位继任者，都推行积极的东方战略，集中力量向东扩展。
在讨伐寒氏的战争中，夏王杼不断进行军事改革，制造了坚固的防御性装备——铠甲，以及杀伤力强的进攻性武器——矛。由于装备精良，夏王朝的军队锐不可当，屡屡获捷。《古本竹书纪年》说“柏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王寿又作三寿，就是平寿，今山东潍坊地区，那里是篡位者寒浞的家乡。夏王杼率军杀到王寿去，很可能是秋后算账，扫荡寒氏的残余势力。
除了东征王寿，夏王杼还曾经到过东南的太湖流域，浙江长兴县西南三十里有座杼山，山高三百尺，周回一千二百步
，据传就是当年夏王杼巡狩游猎的地方。
帝杼堪称大禹之后最有作为的夏朝君主。《国语·鲁语上》云：“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意思是说，杼能够继承大禹的事业，夏人举行隆重的报祭之礼来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报祭，就是报德之祭，为报答先祖、神灵举行的祭祀活动。大禹之后的十六个夏王中，唯杼一人获此殊荣，可见帝杼在夏人的心目中威望极高。
帝杼在位十七年，死后儿子帝槐继位。帝槐，又名芬、祖武。帝杼的东方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帝槐挟其父之余威，确立了“东方霸主”的地位。帝槐在位的第三年，九夷来朝。九夷，包括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大都属于淮泗之间的淮夷部落。
帝槐在位四十四年，死后儿子帝芒继位。
帝芒接手的是一个鼎盛的王朝。夏、商实力相差悬殊，笼罩在帝芒高大的身影之下，蜗居于殷的王亥显得娇弱、苗条。王亥绝不敢以卵击石，贸然向夏王朝发起挑战。于是他率领族人，赶着成群的牛马，与远近各部落进行贸易交换。
王亥所居殷之北，漳河岸边有一个古老部落——河，都邑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中提及西门豹治邺时用铁腕手段，革除了“水神河伯娶妇”的陋习。河伯被尊奉为水神，说明这个部落在远古时期以治水闻名。《古本竹书纪年》载：夏王槐时“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可见河是一个剽悍好战的部落。及至夏王芒时，“以玄圭宾于河”。有人认为，这是说芒在黄河边用玄圭沉祭神灵。夏王芒厚赐以玄圭或玉璋，试图收拢这个实力强劲的部落。
王亥受到屈原的高度评价，《楚辞·天问》中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该就是王亥，季是冥的私名。这是说，王亥秉承其父冥的美德，以他为榜样，兢兢业业，因而受人尊敬。
为了开拓贸易，壮大商族实力，王亥奉行亲仁善邻的政策，结好远近各部落。此时河伯是否冯夷不得而知，但商族与河部落紧紧相邻，往来频繁，两族关系相当不错。豫北一隅的辉卫文化与史传中的豕韦氏相关，属于非典型先商文化，也称为下七垣文化辉卫型。其族属不属于商族，但与商族关系密切，深受商文化的影响。
然而，在与周边部落的贸易日益热络之时，商族首领王亥由于一桩风流韵事，客死有易氏，从此改变了商族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格局。王亥之死这桩历史公案，屡见于先秦文献，如屈原《天问》《古本竹书纪年》《山海经》《周易》等。
有易氏是易水流域的一个部落，在屈原《天问》中称为有扈氏，或说位于今冀北一带，或说位于滹沱河、漳河之间。
殷商始祖契的母族有娀氏，与有易氏应当同属于燕山地带的戎狄部落。
商族与戎狄部落长期通婚，结成儿女亲家。双方还有密切的贸易往来，所以富有经济头脑的王亥经常驾着大牛车，驱赶牛、羊，到易水流域，与有易氏进行物物交换活动。这就是《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所说的“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
然而，有一次王亥在寓居于有易氏时，与有易氏族中的女人勾搭上了，引来杀身之祸。
王亥的性命是怎么断送在女人手中的？屈原作了详尽的描述。
《天问》中说：“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干是指盾牌，肥通妃，意即匹配，暗指交媾。
王亥勾女有术，在一次宴会上，他举起盾牌，载歌载舞，试图诱惑有易氏之女。有一个“平胁曼肤”——肋骨不显露、前胸丰满、风情十足的有易氏之女，春心荡漾，经不住诱惑爱上了他。食色，人之本性也，男欢女爱都属于自然欲求。于是接下去的剧本没有太多悬念。《古本竹书纪年》中云“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王亥与有易氏之女在王亥所居的茅屋中整夜欢乐，结果东窗事发，被有易之君绵臣杀害了。
《天问》云：“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意思是说，王亥与有易之女在交媾，怎么会如此凑巧被有易氏的牧人发现？牧人趁着黑夜对王亥下手，刺杀的命令又是谁发出的？
屈原的这一连串发问，揭开了事实真相。杀害王亥，是有易之君绵臣蓄谋已久的，王亥的风流韵事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线而已。
商族的势力可是很强大的，绵臣为什么敢置王亥于死地？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说：“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绵臣贪图王亥带来的牛羊，杀人越货。
第二种可能，王亥屡屡勾引有易氏之女，败坏有易氏的族风。
第三种可能，王亥觊觎有易氏的财富及土地，试图通过诱惑有易氏之女，并吞有易氏。有易之君绵臣心知肚明，隐忍不发，最后择机拔除这一眼中钉。
从事态的后续发展来看，绵臣杀王亥的动机当属于第三种可能。
王亥死状之惨，令人不忍一睹。《山海经·海内北经》中云：“王子夜（即王子亥）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王亥的尸体四分五裂，散碎满地。短短几个字，读之不禁汗毛直竖。
然而绵臣残忍地将王亥大卸八块之后，犹不能解心头之恨。绵臣后续还有一连串动作，《周易·旅》中说“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还有“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旅和旅人，都是明指王亥，因为当时王亥旅居在有易氏。鸟，则是暗指王亥。商族早期盛行鸟图腾崇拜，王亥的“亥”字在卜辞中上面是鸟形，所以《周易》用鸟来代称商族之君。次，通茨，意指用茅或苇盖的屋子。次和巢都是指王亥居住的茅屋。
《周易》的这两句话意思很清楚，绵臣让牧人趁着夜黑暗杀王亥后，又下令焚烧王亥寄居的草屋，毁尸灭迹，连同王亥带来的“童仆”——大概是驾牛车的随从——以及赶牛马的商族牧人，集体葬身火海。王亥得到有易氏的美女，先是笑得合不拢嘴，尽兴欢愉之后哭都来不及了，人、牛全失，这就是《周易》说的“旅人先笑后号啕”。
绵臣简直把事都做绝了，用最卑鄙无道的手段，将王亥从人世间抹去，让他永堕地狱。绵臣心中除了担心商族报复之外，恐怕更是对王亥怀有刻骨铭心的仇恨。
勾引族中的一个女人，还不足以令绵臣痛下杀手。毕竟商族与有易氏存在长期通婚、贸易关系。上古时期，男女私会司空见惯，戎狄部落处在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演化时期，实行族外群婚，男女自由欢会，习以为常。所以绵臣杀王亥另有原因，王亥试图通过贸易，控制有易氏，甚至灭其国、夺其民。因而绵臣对王亥恨入骨髓，必欲先除之而后快。
绵臣利用粗暴残忍的手段，将这一棘手的人物处理干净之后，这才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赶紧把王亥的弟弟恒立为商族首领。
这就是屈原所说的“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朴牛，即《世本》中的服牛，是指可驾车的大牛。可见王恒也具备了冥的美德，所以他被绵臣扶上王位，王亥的财产包括成群的牛羊，全部归王恒所有。
恒成了商族首领，却不得人心。王恒被迫逃到班禄（地望不详）去，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或说，班禄是指有易之君绵臣颁发给恒的爵禄，王恒由此大失民心。但无论如何，哥哥王亥惨死之后，弟弟王恒坐过短暂的王位。
在浩如烟海的史传文献中，提到王恒这个殷商先王的只有屈原《天问》一个孤例。古人多不解“恒秉季德”的本意。如东汉大学者王逸把这四个字解释为成汤尊奉始祖契的德行，受到上天的嘉赏，让他出外狩猎时捕获到一只大牛。这楼也盖得太歪了。距离屈原不足四个世纪的王逸就已经跑题八千里了，后来人的释义就越来越离谱。
安阳殷墟重见天日之后，在卜辞上发现了一个不见于史传文献的殷商先王——王亘。如有条卜辞云：“贞勿侑于王亘。”
清代学者王国维指出，卜辞中的“王亘”就是《天问》中的王恒，司马迁《史记》中的殷商世系把他遗漏了。王国维这一天才般的见地，使几千年来无数名家解释不通的问题，立刻迎刃而解。王国维兴奋不已，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感叹道：“《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屈原《天问》的史料价值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也有可能世人认为王恒是僭伪之君，异族扶植的傀儡，所以不予承认，没有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