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先公自相土至冥,共四代人,他们目睹了上古第一王朝从大乱到大治的全过程。
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与发展总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只有熬过阵痛,才能迎来辉煌。文明也不例外,这是因为从蒙昧时代跨进文明时代,必须有一个消化期。
大禹艰苦创业,建立的第一王朝,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消化期,终于迎来了健硕魁梧的成长期。在考古学文化上,新砦期遗存是夏朝文明的消化期,二里头文化则是夏朝文明的成长期。
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认为,新砦期遗存代表穷、寒之乱时期的夏文化,而二里头文化代表的是“少康中兴”至商汤灭桀的夏文化。
新砦遗存朱砂绘饕餮纹陶瓮
新砦期遗存仅分布于嵩山以东、以北地区,其典型的文化遗址目前只发现新密新砦和巩义花地嘴两处。巩义花地嘴遗址位于二里头遗址以东30余千米,出土的器物中既有延续本地传统风格的鼎、罐、瓮、钵、甑,也有来自东方海岱文化风格的瓮、鬶(guī)、三足盘、豆等。这是因为该遗址坐落在洛阳盆地的东北缘,被嵩山与黄河夹峙,扼住豫东平原西入洛阳盆地的咽喉,是郑洛区之间极其繁忙的交通要点。穷、寒氏等东夷势力想杀入洛阳盆地,篡夺夏朝政权,巩义是必经之地。
之所以将新砦期遗存与穷、寒之乱关联起来,判定的重要依据是该遗存发现的两件极为奇特的朱砂绘饕餮纹陶瓮。陶瓮上面绘有怪异的神像,神像双目近方形,鼻端及嘴巴上颚呈倒“介”字形,同时上、下两颚内卷。在早于新砦遗存期或同一时期,这类风格的图案仅出现在今山东日照市两城镇出土的玉圭上,距离新砦遗存有600千米之遥。神像头戴的冠帽呈天盖状,而天盖冠也是东夷、百越等东方民族所特有。陶瓮盖钮顶略突出,盖顶均匀地用朱砂绘制了四个圆圈,盖壁中间的外缘绘有一条宽带。类似风格的瓮盖广泛分布于豫东、山东地区,却不见于豫西地区。所以,这两个朱砂绘陶瓮的主人应是东夷族。在中原腹地——洛阳盆地出现千余里之外典型的东夷器物,当是被入侵者携带而来的。
李伯谦认为,新砦期遗存即是文献所记“后羿代夏”至“少康中兴”事件的物质遗存。太康时期的都城在斟鄩,后羿也定都于斟鄩。但是史书上并未明确指出寒浞的都城,新砦期遗存有可能是寒氏政权的文化遗存。
新砦期遗存承上启下,连接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吸收了大量的东夷文化因素,为灿烂的二里头文化奠下基础,所以是夏朝文明形成的消化期。
穷、寒之乱后,少康驱逐了鹊巢鸠占的东夷势力,夏王朝复辟。嵩山以南、颍河畔的大禹旧都——阳翟再次被少康定为都城,至夏桀时又迁回斟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嵩山以南的煤山类型逐渐向北渗透,最终进入洛阳盆地,在此与嵩山以北的王湾类型汇聚融合,闻名于世的二里头文化由此产生,夏朝文明也进入了茁壮成长期。
经历了一场场腥风血雨和半个世纪的大动荡之后,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犹如瑰丽的雨后彩虹,以其壮观宏伟的宫殿、精美的礼器、摄人心魂的玉器、古朴厚重的青铜器而惊艳世人。宫殿建筑群展露出煌煌的王朝气象,青铜和玉石礼器规范了和谐有序的礼乐制度,夏王朝当之无愧是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是上古时期的第一王朝。
这个第一王朝的有效管辖范围到底有多大呢?
夏人起源于今山西南部,汾河下游注入黄河拐弯处的运城盆地,这一带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唐(今山西翼城)、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鄂(今山西乡宁)、晋阳(今山西虞乡)都有夏墟或大夏之称。运城盆地内有丰富的池盐资源,《吕氏春秋·本味》中的“和之美者,大夏之盐”,说的就是运城盆地的池盐。后来临汾盆地的陶唐氏南下进攻,夏人被迫离开故居,东迁至今豫中、豫西地区的伊洛河流域。
伊洛河流域因此被司马迁称为“有夏之居”。
随着夏王朝势力的扩张,“有夏之居”的地理概念也不断延伸。大禹南征三苗,夏人进入豫南的南阳盆地,所以颍川、南阳,都是“有夏之居”。其后,夏王朝继续向东拓展,都城有帝丘、西河等,“有夏之居”东扩至今鲁西、豫东、淮河以西一带。夏桀之时,定都于洛河北岸的斟鄩,《国语·周语上》中说“伊、洛竭而夏亡”。可见,自大禹至桀的近五百年期间,伊洛河流域始终是“有夏之居”的核心区域。
二里头文化作为伊洛河流域的夏文化代表,它的分布有多广,夏王朝的版图也就有多大。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豫中南部,晋南地区,还有关中东部,分为五个类型,据此可以勾勒出夏王朝版图的大致轮廓。
河南郑洛之间的二里头类型,是夏文化的“核心文化”,集中分布于聚落众多、人口密集的洛阳盆地,这儿是第一王朝的“心脏地带”——王畿。该类型陶器的特征,炊具以鼎(三实足炊器)为主,少见鬲(三空足炊器),爵(类似后世的酒杯)、鬶(三空足、有柄的炊器)、尊(敞口、圆鼓腹、下有高圈足)等酒器占很大比重。
东下冯类型分布于今山西南部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炊具鬲多鼎少,有爵、盉(h9)等酒器,爵、盉等高规格的随葬品通常归属高级贵族,说明当时这一带是贵族的聚居地。该类型出现于公元前1700年之后,有可能是夏王芒向晋南地区扩展的文化遗存,一直持续到夏朝灭亡,才被殷商文化取代。
豫东开封一带的牛角岗类型,炊具以卷沿深腹罐为主,没有鼎和酒器,大致是夏王不降在位期间东扩的产物。
河南驻马店的杨庄类型,炊具以深腹罐、圆腹罐为主,没有鼎。伏牛山以南、汉水支流的下王岗类型,典型的陶器是垂腹罐(腹部呈上小下大、自然下垂的悬胆状)、刻槽罐(内壁刻画深浅不一,或纵横交错、或放射状的沟槽)。这两个类型存续时间均不过百年,有可能是因为不降在位期间向南方延伸,至孔甲时由于国力衰弱,难以为继,只好退缩放弃。
在二里头文化范围内,或者夏王朝的版图内,有着众多与夏后氏同姓的姒姓部落,包括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族,形成一个姒姓集团。
夏朝时的国土概念只有零碎的“面”,也就是以一个大邑为都城,环绕这个都邑有若干村庄或聚落,尚未产生“线”的概念,还没有清晰的国界或边境线。
夏王朝的社会主体是夏后氏,众多的姒姓部落附属于夏后氏,奉夏王为共主,形成以夏后氏为核心的姒姓部落集团,在此基础上构成一个较为紧密的“复合型早期国家”。
纵览二里头文化两百多年间全国各地的文化格局,大致呈现出以黄河中下游为主轴线,南北对称、四周零星分布的特点。
主轴线上,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600年)、岳石文化(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450年)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夏王朝的二里头文化占据中原腹地,东夷的岳石文化则囊括了今山东全境。夹在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之间的下七垣文化,是先商文化,呈带状分布,形如一条长达500千米的巨型香肠,从今河北的滹沱河中游长驱南下豫东。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之间的缓冲地带——豫北一隅的辉卫文化,是史传中的豕韦氏。
主轴线的东南,散布着江淮地区淮夷部落的斗鸡台文化和点将台文化,环太湖地区百越族的马桥文化。与之对称的是北方燕山地带戎狄部落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今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
主轴线的西端,是分布于黄河上游河湟地区西羌部落的齐家文化。狭长的关中平原横贯河湟与中原之间,东西千余里,除了东端陕西渭南市华州区一带属于二里头文化,其余地方的考古学文化尚无法确认,几乎一片空白。只是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才在宝鸡岐山一带出现了刘家坡遗存,显得稀疏寂寞。
“商周考古第一人”邹衡认为,宝鸡刘家坡遗存与周族先民相关。周人族源有三支,晋中光社文化分化出来的使用联裆鬲、折肩罐的姬周部落,关中西部使用高领袋足鬲的姜炎部落,以及其他部落,包括夏的后裔戈族、秦族先民等。
主轴线的西南方,远离中原千余千米之外的成都平原,孤悬着一个三星堆文化,族属应是古蜀人。
主轴线南面,长江中游的零碎遗存都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大禹征服三苗之后,将原来三苗的属地划分成几个区域。苗蛮集团的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在中原文化的猛烈冲击下,突变为后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中出现了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陶盉,流行矮领瓮、罐等,这是大禹南征带来的影响。
禹南征三苗的战事主要在汉水一线以北地区展开,大致在夏王不降时期,二里头文化经武当山和大洪山之间的汉水谷地抵达南阳盆地,又自南阳盆地迅速进入今襄樊至荆州一线以东的长江北岸地区,但尚未完全打通至长江中游的通道。所以,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比较稀少,表明该区域并未完全纳入夏王朝的统治之下。
大禹南征后的苗蛮孑遗,以碎片化形式存在,流落各处,极为涣散,彻底丧失了威胁中原的能力。长江中游地区的虚弱、枯萎状态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直至公元前710年。《左传·桓公二年》中记载:“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彼时江汉平原的楚国势力开始北上,重返南阳盆地,中原民众对苗蛮族的恐惧感沉睡了千余年之后被唤醒。其后楚庄王一鸣惊人,竟然问鼎中原,向周王室叫板。处于春秋列国歧视链末端的南方荆楚,从此成为中原诸邦国的噩梦。
但在二里头时期,最剧烈的纷争发生在中原地区夏、商、东夷三族之间。具体来说,是二里头、下七垣、岳石三个文化的摩擦与交融。
与二里头文化同生共灭的下七垣文化,被认为就是先商文化。该文化的陶器特征,流行三足器、平底器,炊具早期以深腹罐为主,晚期以鬲为主。
下七垣文化以东是岳石文化。岳石文化由山东龙山文化发展而来,陶器外表继承了海岱地区自七千年前北辛文化以来的素面(未加彩绘及釉料)传统风格。器物以平底器、三足器、圆足器为主,炊器有素面甗(yǎn)、深腹罐。整个二里头时期,山东半岛都被岳石文化占据,表明终有夏一代,东夷未曾被夏王朝征服过。
由于地域相连、年代相同,下七垣文化与岳石文化存在着密切关系。比如下七垣文化出现的中原地区未见的石棺墓及随葬石头,均源于山东海岱地区。河北磁县的下七垣文化墓葬出现的陶鼎、陶豆、陶盆,都是典型的岳石文化器物。《史记》中说,“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帝喾与东夷族关系极为密切,也可能就是东夷族的首领。商族早期存在东夷族盛行的鸟图腾崇拜。这些都说明,商文化与东夷文化有交集,商族与东夷族唇齿相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