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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三千年前的政治启蒙

一字多义多用途

《尚书》分成三个部分——《虞夏书》《商书》和《周书》。依照传统读法,《尚书》涵盖漫长的历史时期,包括了尧、舜、夏、商、周所留下来的政府文书。最早的是《尧典》,然后有以《汤誓》为首的商代文书,最后是以《牧誓》带头的周代文书。

但如果我们认为,按照这种顺序,就能由远而近地认识古代文献,那恐怕就上当了,上了那些伪冒、伪造者的当。感谢顾颉刚的提醒,读《尚书》最好是倒过来读,从《周书》开始,再到《商书》,等到对《尚书》的文风与内容有一定的熟悉,才来读《虞夏书》。

让我们从《酒诰》开始读起。这是西周初期,康叔被封于卫时,周公给他的告诫所留下的官方记录。卫这块封地,包括了殷商的旧都城——朝歌,这是商人势力大本营,康叔担负的任务,也就涵盖了统治居住在此地的商人社群。

《酒诰》中的文字与句法,都和金文极为类似。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内容很可能最早是在正式封建仪式中,铸鼎为盟,刻在青铜器上赐给康叔的。

金文没有标点符号,而且不像《诗》有声音的规律,可以提供断句的线索,所以金文很难断句,于是当时的人就运用一些符号,来帮忙标示句法。这些符号,也是文字,但其功能既非表示声音,也非显示意义,而是文法上的辅助。《尚书》和金文一样,有许多这类虚字穿插其中,这就更进一步说明这套文字系统并没有和语言联系在一起,而是以视觉符号的形式存在的。

《酒诰》开头“王若曰”;《大诰》篇开头“王若曰”;《康诰》篇第一段的描述结束后,第二段开头“王若曰”;《多士》篇第一段的描述结束后,第二段开头“王若曰”;《君奭》篇开头“周公若曰”……这些例子让我们了解,这里的“若”字就是一个表示敬意的符号,通常用在文章中重要人物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用来强调他的尊贵地位,或他说话内容的重要性。这很像今天我们使用的表情记号,一副很严肃、很认真的表情被标记在这里,只是这些记号和文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别。

还有一项麻烦之处。前面提过,金文使用的文字符号少于甲骨文,所以同一个文字符号经常带有多重的功能。“若”有时被当作单纯的标示记号来用,有时却是具备意义的文字,而且在某一段中代表的是“好像”的意思,在另一段却变成是“柔弱”或“幼小”的意思,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只能从累积的阅读经验中,小心地、尽可能地分辨出来。

《尚书》中比较可信的篇章,其文法接近金文,很有可能是将原来铸在青铜上的字句翻抄下来的,但检验现存金文的经验告诉我们,因为牵涉复杂的工艺技术过程,加上显然不是每个工匠都能充分理解、掌握金文,所以铸在青铜上的文字无可避免地夹杂了许多错误。最容易察知的例子,是同一套青铜器上照理铸的是完全一样的铭文,但一比对,中间却出现差异,那无疑是铸造过程中产生的失误所导致。

铸的时候可能就有错,从青铜铭文翻抄下来,又可能出错,别忘了,后来还要加上另一道手续——将古大篆写的内容改写成汉代通用“今文”,这里头也可能出错。

诚实地说,对于《尚书》的文句意义,我们只能大概地模拟、趋近,在把握程度上,是无法和《诗经》相提并论的。

周人的深层焦虑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一个特别被标记为有庄严地位的王,对受封的康叔说:“你去商王纣原来的那块地方,昭告他们这个重要的命令。”“大命”指的就是周公代替成王,将“妹邦”封给康叔并由康叔来管辖的这项决定。

“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 要记得我们了不起的父亲文王,在西方创立了周。“肇”是开始、建造的意思;“厥”是代名词,承前文,指文王;“诰毖”换成今天的字就是“告白”,即清楚地宣告;“庶”字是复数记号,表示不止一个;“庶邦”就是所属的邦国;“庶士”是底下负责管事的臣子;“越”是金文中常见的连接词,其用法其实最接近英文中的“and”,但是比现代语言中的“和”“以及”还要再广泛些,有转折“而”的意思,也有因果关系“于是”的意思;“少正”“御事”都是重要的官职。整句的意思是:还在西方时,文王经常早晚告谕所有的人一项重要的原则:“只有在祭祀时,才能饮酒。”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周公援用周人的天命观提醒康叔:我们能够成立、能够发达,不是人力所及,而是上天赐给我们机会与使命,所以只有在“大祀”,也就是祭天时,才能够用酒、饮酒。

接着说: “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 这里有了一个比较整齐的对句,意思是,天会赐给我们机会,也可以惩罚我们(“天降威”),如果上天要让我们败德乱行,那么就一定是用酒来害我们。“罔非……惟”是极为强烈的表现方式,指“必定”“只会是这样”“没有别种可能”。然后说: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因为过去的经验表明,不管是大邦或小邦,凡是灭亡了的,毫无例外,都一定是被酒害的。

这里清楚显示了周人的两项重要信念。第一是“天命”,周人相信,以他们在西方边缘的小国,竟然能够一举打败被他们尊称为“大邑商”并比他们强大许多倍的殷商,这是因为后面有超越的天的意志在主导。而天不是人可以控制、左右的,人只能小心翼翼地保守“天命”,不能败德乱行。殷商原本费心照顾人民,所以拥有“天命”,但后来商人败德乱行,所以本来在他们身上的“天命”,就被移转给了周。同样道理,如果周人胡搞乱来,那么“天命”也会换给别人,这会带来周的毁灭,让周人和商人一样,沦落至失国为奴的悲惨境地。

商人的遭遇让周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忧患意识”,使得他们长期处于戒慎紧张的状态中。他们尤其担心的是,该如何察觉“天命”还在他们自己身上呢?于是他们产生了第二项信念:周人从殷商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发现商朝毁灭过程中最糟糕、最可怕的现象是商人沉湎于酒,并因酗酒引发了种种恶行。因而周人相信,喝酒、酗酒,正是“天命”移转,即一个原来拥有“天命”的部族被天抛弃了的主要迹象。

这很像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描述的那种加尔文教派信徒心中的焦虑。加尔文教派主张“预选说”,相信全知全能的上帝早就有了完整的计划,选好了谁该上天堂、谁该下地狱。渺小的人不可能有资格借由自己在世间的表现来影响上帝的决定。如果上帝还要拿个点名簿、成绩本在那里考察人的表现,才决定谁上天堂、谁下地狱,这还算全知全能吗?以为自己的行为可以改变上帝的决定,只是人的傲慢与过度自信。

所以依照加尔文教义,一屋子的人谁是“选民”,早早就决定好了,你做再多好事、上再多课、读再多书,都改变不了这个预选的结果。如果你是加尔文派的信徒,你会怎样想?你会觉得:哇,这样多好,反正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果,那我高兴怎么享乐就怎么享乐啰!

不是这样。活在加尔文派的社群中,如果你纵情声色,尽量享乐,你就会发现周围的人用一种高度同情、怜悯而绝非羡慕的眼光看待你。唉,你这样的作为,不就百分之百证明了你是被上帝放弃的人,是注定死后下地狱的那个吗?被人家用这种眼光一看,难道你不会心中悚然一惊,吓得不敢去看但丁《神曲》里是怎么描述地狱的吗?

加尔文派教徒的焦虑在于如何说服自己:我是上帝“预选”名单上的人。他们小心翼翼,表现出“预选选民”的模样。上帝不会选懒人,反过来说,被上帝选上的人不可能懒惰,于是他们非得勤劳不可,稍有懈怠,就开始担心会不会因为我不在“预选”名单上,所以才这么懒散?会被上帝选上的人,照理说并不贪图世间的享受,更不可能耽溺于世俗欲望的满足,于是他们就得过着简朴清苦的生活。稍稍吃得浪费些、住得豪华些、听点美妙的音乐,就不免紧张兮兮地害怕:会不会因为我不在“预选”名单上,所以才会喜欢世俗的享乐?

韦伯分析:就是在这种深度焦虑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生活态度,勤勤恳恳,努力工作,获致了成就、赚到了钱,可是却又无论如何不能将这些成就、这些财富转化为享受。那怎么办?只好勤勤恳恳地拿已有的财富去换取更多的财富,就是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产生了资本累积与“资本主义精神”。

周人的“天命”观念,也给自己带来了类似的深度焦虑。战战兢兢地建立起成功的国家,却绝对不能自满、不能松懈,要一直不断地自我检查,看看身上是不是出现了什么迹象,可能代表“天命”的不满,或“天命”正要离开、移转。这是“周人精神”,也是周文化的基础所在。

原则与弹性

接下来: 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 文王告诫我们这些后辈,以及身负执掌责任的人,不能经常喝酒,不能养成喝酒的习惯。“彝”是“常”的意思,是“经常”,也是“固定不变”。至于那些属邦(“庶国”),就只能在祭祀时喝酒,即使祭祀时喝酒,也必须维持正当行为(“德”),不能喝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惟曰”作为一个标示记号,将这段和前面文王的“诰教”区分开来,接着再对康叔耳提面命。“民”,是“勉”的意思。“我勉励、指导你们这些年轻人,要特别爱惜土地上长出来的东西(重视农业)。你们的心地要善良,要把耳朵竖起来,好好听从祖上前辈的常道,不管大小德行,都以同样态度重视它。”“聪”字的原意本来就是形容耳朵敏锐,可以将细微声音听得很清楚。

先训勉“小子”保持周人的特性,接着对照形容康叔要去的地方:“ 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 ”意思是:“妹土”此地的人,是你要去统治的臣民,你要教他们努力种田,生产黍、稷等作物,勤劳地侍奉父母长上。若是为了孝养他们的父母,所以必须辛苦地牵牛拉车到远方去做生意,回来时,父母高兴地准备了庆宴,那时候是可以喝点酒的。“服贾”是做生意的意思,“洗腆”或作“先腆”,指的是设下盛宴。

周公先给康叔定好了周人自身饮酒的原则,然后交代他管理“妹土”商遗民喝酒的方式,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周人是个典型的农业部族,所以还是希望商遗民以土地生产为重,不过他们显然也明了这个地方的人民有着不同的谋生方式,他们会牵牛拉车,远离家乡到别的地方做买卖。这样的人,跑一趟远路回来,父母会设宴迎接欢聚,一定不让他们喝酒,说不过去吧!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殷商之民和动物的关系极为密切,很早就懂得利用动物的力量,开发出较大的迁移、活动能力。虽然没有明确的文献证据,不过传统上讲到买卖生意时有“坐贾行商”的说法,固定开店的叫作“贾”,流动、跑来跑去的叫作“商”,用的就是“商朝”的“商”,两者应该是有关联的。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 意思是:各种官长、诸侯贵族,都要听我的指示,你们只有在进献美食、款待老人与长上的特殊场合,才能够放开来吃喝饮酒。“羞”是美食,作动词为“进献美食”之意,“耇”是长寿的老人,“君”是地位较高的长上。

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 “丕”是分段发语的语词。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平常要是能经常观察、反省,所作所为都切合标准,那么再向神明进献美食时,你们才可以放松管制,多喝点酒。“稽”和“中”都是符合、切中的意思,“德”是正当的行为标准。“馈”是进献、赠送的意思。“自介”就是“自求”。“用逸”指的是脱离常轨。这是周公让康叔带给“妹土”官员、贵族的训诫。 “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意思是:这样你们才算是尽到责任的王臣,得到上天善德,也才能长久不被王朝灭亡。“忘”在此不是“遗忘”,而是“亡”,灭亡的意思。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封”是周公对康叔的叫唤。“棐徂”是过往、从前的意思。周公说:“封啊!我们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从前的诸侯、官长,乃至后辈小子,都能奉行文王的指导,不多喝酒,所以到了今天,我们能够将天命从殷人身上转移过来。”这是再三提醒,周人之所以能打败殷商,靠的就是不酗酒、不沉溺,叫康叔一定不能忘了,绝对不能到了“妹土”去,就被商人感染、影响,丢失原本的纪律。

殷鉴不远

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 周公再进一步告诫康叔,其实商朝早期的贤君,也不是这样沉迷饮酒的。他说:“封!我还听说,殷商当年聪明有能力的王,他们敬谨对待天命和小民,拥有智慧来按照正确的规范行事,从开国的成汤到帝乙,个个都是努力有所成就的王,旁边有兢兢业业辅佐的相,抱持谨慎的态度,不敢自我放纵、偏离正轨,更不必说敢耽溺饮酒了!”“迪”字是语词。“天显”就是“天命”。“棐”在此是辅佐、协助的意思,“矧曰”是强调的习惯用语,意思是“那就更不必说”或“何况”。

原来,殷商也是靠谨慎和自我节制才发达起来的。周公又接着说:“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 不只是殷商的先王贤相不喝酒,他们所统辖的“外服”——联盟内远近不一的这些诸侯邦国——从最近的“侯”到最远的“邦伯”,以及在殷商本部领有责任的种种官员,再到服从领导的一般部族领导,以及曾经任事、现在退休了的人,都没有敢沉溺于喝酒的。他们不只是不敢,平日致力于分内职责,也没有闲暇可以来喝酒、醉酒。他们在忙什么?忙着打算彰显王的明德,以及治理人民,使人们遵守规矩。“尹”是“治理”的意思,“祗”是“敬”,“辟”是“法”,“法则”“规矩”的意思。

“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 然后,话题转入了下一个重点:殷人如果这样敬谨从事,怎么会失败呢?因为有一个对比的大转折。周公说:“我又听说,是到了最近这个继承王位的人——指的就是被周人打败的纣王——才爱喝酒,以至于他的命令都无法下达于人民,只顾自己所要的,人民怨声载道,他也不改变。”“后嗣王”指的就是纣王。“酣”是沉迷于酒的模样。“保”是“安”的意思,安于自己的行为。

“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衋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 “诞惟”是接续的语词。纣王放纵自己,无节制地沉浸在不正当的享乐中,成天宴饮狂欢,以至于失去了作为一个王应有的威仪,人民没有不感到痛苦伤心的。每天沉迷于喝酒,无法自我控制、停息下来,仍旧没有回到正道上。“淫”原意是不断下雨、造成淹水,“泆”则表示水从水道里漫淹出来,都是用来形容失控、无节制的。“衋”是指身体上有伤痛,“衋”和“伤心”连接,突显了人民既受到实质的损害,又在心中感到痛苦。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 而且其心毒狠(指的是纣王),连死亡、灭亡都不怕,全无忌惮,商邑因为他而得罪天,他都不怕殷国会因此而灭亡。没有做任何可以传到上天祖先那里去的好事,祭祀时人民向上天传去的都是怨恨。他周围的人都喝酒,大喝特喝,连上天都闻得到酒气了。“疾”是有毒、会让人生病的意思。“很”同“狠”。“辜”就是“罪”,尤其是指没有得到公平、充分惩罚的罪行,所以今天的成语中有“死有余辜”的说法,意思是死了都还有没有偿完的罪。“无罹”是不顾忌、不担心的意思。

“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所以上天就给殷人带来了毁灭,不再保惜殷人,这都是因为他们自己作恶。这不是上天残暴,是殷人自己的罪招来了惩罚。“速”是召唤的意思。“天非虐”同时意指:打败了殷商,并不是因为我们周人很残暴,而是因为殷商他们自己造成了这种得罪天的局面,所以招来了灭亡。

周公对纣王的描述,有两个重点。一个当然是饮酒作乐,这部分后来演变成了“酒池肉林”的夸张描述。另一个重点是他“不克畏死”,就是他心中没有任何更高的权威,不害怕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连自身和王朝的灭亡都不怕。结果呢?就必然招致自身与王朝的灭亡。

纣王这样的形象,是周人的鲜明对照。纣王无忧无虑、为所欲为,有惩于这样的教训,周人随时担心、随时检讨,不能有片刻松懈。“忧患意识”由此而生,这是周初周人建立起的自保价值,在各种不同文献中被反复强调。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再起一段,周公对康叔说:“封!我也不再说更多的训诫了。你要记得古人的话:‘不要拿水来反照自己的模样,要透过人民来看自己。’”意思是:用民意来照,可以比用水更清楚地照出自我的真面貌。“监”就是“鉴”,就是从光滑的表面通过光的反射看见自己,古时最普遍、最方便的“鉴”,就是在盆中装水来照。

“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 “时”为“是”的通假字。意思是:现在殷商失去了他们的天命,我岂可不重视,以此作为我们的鉴照呢?

“予惟曰: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矧惟尔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刚制于酒。” “劼”是“谨慎”的意思,“毖”是“告知”,“献臣”就是“贤臣”。“矧”字这里应该是用作平行的连接符号,表示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这样排比下来。

周公对康叔说:“你去好好告诉那些殷遗留下来的可用的贤臣、外面诸部落的领导,还有太史、内史、众多宗人,以及负责服侍生活与管理祭祀的人,以及那些掌管司法、农政、器物制造的人,这些人在饮酒上都受到严格限制。”这意味着,负有协助治理朝歌附近区域责任的人,都不可以在喝酒一事上有所通融。“友”加在“太史”“内史”后面,表示人的复数,这样的官职不是只有一个人。“薄违”,“薄”者“迫”也,说明“圻父”这个官是负责惩罚犯法的。“若保”是“善养”的意思,说明“农父”是负责养育人民的。“定辟”是订定器具制作的法度,这也就是“宏父”所负责的。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 如果有人告诉我,你们群聚饮酒,你别心存侥幸,我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把你们通通抓回周地来,把你们杀了。 “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然而,若是本来殷商的臣民官员沉溺饮酒,那情有可原,暂时不必杀他们,姑且教导他们只在祭祀时喝酒。“明享”也是“祭祀”的意思。

这是清楚明白的双重标准。要在“妹土”代表周人进行统治的,绝对不准犯酒禁,而且给予最严厉的威胁:犯了,被我知道了,通通绑回来杀掉。但另一方面,却又苦口婆心地提醒康叔,不要用同样的标准对待殷遗民,他们本来就喝酒喝惯了,得给他们时间,从天天喝酒、常常喝酒,减少、节制到只有祭祀时喝酒,也就可以了。

“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 如果教了都还不听,连我周公都不顾念、不放在眼里,不能放弃他们的习惯,那就同样该杀了。“恤”是“顾念”的意思。“蠲”是“除去”的意思。

最后周公总结: 王曰:“封。汝典听朕毖,勿辩乃司民湎于酒。” 意思是:封,你要好好听我所告诉你的,别让你属下人民耽溺于喝酒。“辩”在此是“使”的意思。

追寻治国的原则

借着和铜器铭文对读,我们有把握认为这应该就是周初的文字。里面有很多后世不用的奇僻文辞,就算是后世继续普遍使用的字,在《尚书》中往往也有全然不同的意义和用法。《诗经》中有不少篇章,我们可以凭借今天的文字直觉,大致猜中它们究竟在说什么、咏什么,但同样的文字直觉,放到《尚书·周书》的内容上就走不通了。

另外,从内容、文句间透露出的态度,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判断这的确是周初留下的记录。《酒诰》一直不安地解释,为什么殷这个大国会灭亡,也一直小心翼翼地提醒自己:周人可没有什么犯错的空间,一旦错了,会带来很可怕的结果。

从最可信的青铜铭文来看,周人一直自视为边陲小国,视殷为“大邑商”,尽管不满殷商的压迫欺凌,而且文王还很有可能死在殷人手中,但周人依然不敢轻举妄动去“翦商”。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史书上号称来了八百诸侯,但结果却不是出兵攻打殷商,而是下令解散退兵,因为武王仍然没有把握能够击败商人。

几年之后,有了“牧野之誓”,武王终于下定决心出兵,但他的主要动机应该还是为文王复仇,向殷商宣示:我们不是那么好欺负,可以让你们高兴怎样就怎样的。出兵时,周人也许并没有把推翻殷商共主地位设定为目标。怎么想也想不到,商人的军队如此不堪一击,一日夜间,周人就打进了朝歌。如此快速的胜利,反而让周人感到难以置信。

这就是周初他们不断反复追问“殷商怎么败亡的”背后的强烈动机,因而周初的文献集中处理几件事,第一就是,到底我们是怎么赢的?本来压在我们上面、统治我们的殷商又是怎么输的?第二则是,赢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办?要用什么方法保有新得到的地位,才不会给自己招来祸患?第三:得到了至上的新地位,那我该如何处理败亡的殷遗民?又该跟他们建立什么样的新关系?

环绕着这三个大问题,而有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政治大启蒙,而其核心人物就是周公。显然周公主导、塑造了周人这套新的政治理解与政治价值,他不仅为三个大问题提供了明确、合理的答案,而且设计、发展了与此答案相配合的行为、制度规范。这是我们理解中国传统上“周公制礼作乐”说法的一种方式。 5OI5eTcbg66U9+7xv+dY8/YqEP7LqTKvbTzRt48sqvVbe/0FhOGZ5Bf9xsiGc2J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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