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倔强

我的父亲谢尔盖·弗拉基米尔·阿历克谢耶夫是个富有的制造商和商人，一家百年老商行的老板，一个纯血统的俄罗斯人。我的母亲伊丽莎维达·瓦西里叶芙娜·阿历克谢耶娃有一个俄国父亲和一个法国母亲，即著名女演员瓦莱，她在极盛时代，曾以外来明星身份于彼得堡演出。这位女演员在芬兰和一个富有的采石场主瓦西里·阿勃拉莫维奇·亚科夫列夫结了婚，他就是建造著名的彼得堡宫廷广场上亚历山大圆柱的人。根据家中的传说，当那一支石柱从芬兰经海道运来的时候，船遇到了风暴。那一夜，亚科夫列夫急白了头发，因为沙皇尼古拉一世，那个性子非常急的人，曾经下令，石柱必须准时竖立在宫廷广场上。用尽了所知的一切航行技术，才救了那条差点沉没的船。

瓦莱不久便和亚科夫列夫离婚了，留下两个孩子，我的母亲和一位姨母。

亚科夫列夫另娶了一位夫人，她有一个土耳其人母亲和一个希腊人父亲，而这位新夫人是实际抚育我母亲长大的。这位新夫人的家庭布置得很贵族化。仿佛她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宫廷生活样式都表现出来了。她的母亲原是从土耳其苏丹的宫廷里私奔出来的。这位私奔的土耳其妇人由她的希腊人丈夫把她藏匿在木箱里，从君士坦丁堡起运，直到船驶离了土耳其政府的势力范围，箱子才被打开，宫女才得解放。

我的姨母是和我的叔叔结婚的，她很像她的土耳其继母。他们夫妇俩时常盛宴欢舞，款待佳宾，那些富商巨贾也以被邀为荣，因为贵族阶级人士经常出席那些宴会，当时的贵族还轻视商人阶级，而阶级成见的消除，是我们这个社交圈子里的人认为莫大光荣的。

我还记得这些宴舞。由特快列车从尼斯 和意大利运来的玫瑰花，代替了桌布。客人坐着四匹马的和六匹马的马车来了，他们的侍从穿着制服，庄重地坐在车后和骑在马上。在这宅第对面的街上烧起了一堆火，让马取暖，车夫围着火，享用供应的食物。宅第的下面几层，是专供仆役们娱乐的。女宾们的颈项和前胸都装饰着珠宝，而那些喜欢计算他人财富的人，便会估计珠宝的价值。在场那些比较清寒的人，则郁郁寡欢，自惭形秽。富有的妇人们相信自己是舞会中的皇后。因为贫富之间的相形见绌，不少人曾流过眼泪。

那个时候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人在拼命跳舞。在那个季节里，舞会每天都有，青年舞侣时常为环境所迫，一夜间参加两处至三处舞会。备有丰富礼物和奖品的奇装四对舞一直跳到第二天清晨五时。这些舞会经常在天大亮时结束，青年们匆匆更换衣装，赶到办公室和商店工作。

我的父母和这社会层的其他人不同，他们从不参加这种放荡活动和参加这类娱乐，除非是不能避免的应酬。他们是非常爱好家庭生活的人。我的母亲终日在育儿室中，专心照料她的子女——我们兄弟姊妹一共十个人。我的父亲在结婚以前一直和他的父亲同榻而眠。老祖父以古老的家长式生活著称。结婚以后，我的父亲移到他的合欢床上，他一直在那床上睡到晚年，死在那里。我的父母从青年到老年，终生相爱不渝。他们很爱子女，尽力使子女和他们亲近。

关于我的幼年，我记忆最清楚的只是些最好与最坏的事。如果我不计算我自己受洗的记忆——那是我听了保姆讲过以后自己杜撰的记忆，因为记忆非常清晰，所以至今我还以为自己亲眼看见过受洗礼——那么我最遥远的回忆，应该以我初次登台演剧为始。

这事情发生在我们离莫斯科约三十俄里 的一座庄园的一间厢房中。在那里搭起一座儿童小舞台，挂着一块格子花布作为前幕。按照惯例，节目是由几个活人画组成的，这次表演的是一年四季。当时我的年纪在二三岁之间，扮演冬季一角。台上铺满着棉絮；台中央有一棵矮冬青树，树上也堆着棉絮；身穿皮衣，头戴皮帽，挂着一绺老是要抓爬前额的长须，坐在地板上的是我，我不知道眼睛应该看什么地方，应该如何动作。我初次登台时的这种茫然、羞怯、滑稽的印象，当时我就潜意识地感觉到了。而且甚至现在，当我登台表演时，这种印象仍然历历在我心中，使我害怕。一阵掌声以后——那掌声我记得是颇使我高兴的——又把我安放在台上，但变换了一个姿势。一支蜡烛点燃了，放在一捆树枝中间，表示一堆火，有人给了我一块木片，命令我假装投入火中。

“记住，这只是假装的呀，不要当真。”旁人对我说。

他们严禁我将木片靠近烛火。这一切使我觉得没有意义。当我能够真实地把木片投到火里的时候，为什么只准我假装呢？而我之所以一定要把木片投到火里，或者正是因为我被禁止这样做的缘故吧？

总之，当前幕升起以后，我立刻带着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我那只拿着木片的手伸向烛火。这是做起来容易而又愉快的事，因为这动作具有意义；这是十分自然而合理的动作。而更自然和合理的事实是棉絮因此燃烧了。于是引起了巨大的骚乱和喧哗。我被人粗暴地从台上抱下来，抱进了一间大房子，在那里我遭到痛骂。总而言之，我是惨败了，而这失败是我不乐意的。成功的愉快，失败的痛苦，勉强站在台上的不自在的感觉，以及自然地登台和自然地在台上做动作的内在真实感，这四种印象直到现在，依然充满着我的舞台生活。

为了使我们儿女依恋家庭的温暖，我们的父母衷心地愿意顺从我们的一切要求。因此我们的住宅按照某一时期正在进行的事件而随时变换面貌。例如，我的父亲是著名的慈善家，为农民设立了一所药店。我的大姐便和这药店里的一位医生恋爱了，于是全家立即表现对医药的非凡兴趣。病人从世界各地前来，我姐夫的伙伴们常相聚作冗长的讨论。

不久我的二姐和一位邻居恋爱，那是一位年轻的德国商人。全家人便开始讲德语，家里便满是外国人了。我们年幼的试穿欧式服装，年长能蓄须的便蓄须，改换发式。

但是，等到我的长兄和一位穿长靴的朴实的俄罗斯商人的女儿相爱时，这整个宅第便改变成朴素的标本了。茶炊永不离桌；全家人喝过多的茶；我们勉强经常去教堂；我们布置庄重的仪式，邀请最好的唱诗班，并且实地参加唱诗班做早祷。随后我的三姐和一位自行车专家相爱了，于是我们全体穿起羊毛袜、短裤，买了自行车，练习骑车。

最后我的四姐和一位演唱歌剧的歌手相爱，这整个宅第就唱起来了。许多当时著名的歌手都成了我家的宾客，而且特别是我们庄园上的宾客。我们在家里唱，在树林里唱——白天唱情歌，夜间唱小夜曲。我们在游艇上唱，在浴场的更衣室里也唱。每晚五时，就在晚餐以前，歌手们在浴场集合。他们在更衣室的高台上排列成行，唱一个四重唱，在唱最后一个音符以前，全体从高台跳入河中，等到他们的头浮出水面后，才唱出那四重唱的最后一个高音。凡先唱出这个音的人，就是优胜者。在场的其他人都为他醵金致贺。

我记忆最深的是我与自己的倔强性格斗争时的情绪，引起那种情绪的种种事实反倒记不大清了。我的童年，在食堂里进早餐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很淘气，我的父亲便警告我改正。我既没生气，也没深思，傻头傻脑地回答了一句。父亲便笑我，我生气了，我深深记得当时并不怎么生他的气，却生我自己的气。因为一时找不到话说，我就更狼狈，更对自己生气。为要掩饰窘态，而且表示并不怕父亲起见，我讲出一句毫无意义的威吓话。我自己并不知道当时是怎样说出口的。

“我不准你去维拉姑母家。”

“蠢话，”父亲说，“你怎么说不准我去？”

当我知道自己说了很蠢的话，而且对自己更生气以后，我便索性变成倔强了，而且也没理会自己怎样会重复那句蠢话：

“我不准你去维拉姑母家。”

我的父亲耸一耸肩膀，沉默了。这伤了我的心。他竟不屑和我讲话。于是我觉得，如果我更放肆些，情势或许会好转些。

“我不准你去维拉姑母家！我不准你去维拉姑母家！我不准你去维拉姑母家！”我固执而粗暴地重复这句话，且每次变换念法。

我的父亲叫我住嘴，但正因为这样，我便一字一字地、很清楚地说：

“我不准你去维拉姑母家！”

父亲读报，不作声。但我看得出他愤怒了。

“我不准你去 维拉 姑母家！我不准你去 维拉 姑母家！ 我不准 你去维拉姑母家！”我带着拙笨而倔强的愤怒，一个劲儿向他嚷，无力抵抗那一股使我失却理智的恶势力。我觉得自己在这股恶势力的控制中变得多么怯弱，于是我对它恐惧了。

“我不准你去维拉姑母家。”停了一忽，我又违背本意地说，觉得没法控制自己了。

这时我的父亲开始严斥我，我更高声、更固执地重复那句蠢话。我父亲用手指敲击桌子，我就模仿他，口中仍说着那句老话。我父亲站起身来；我也站了起来，口中仍是那句话。我父亲愤怒地（以前我从未见过）提高嗓门；我也提高了我的嗓门，但声音在颤抖。他抑制自己，柔声说话。我记得这使我大受感动，我想屈服。但违反了自己的意志，我又重复了那句粗暴的话，这使人看来仿佛我在为父亲制造笑料。父亲警告我，说他要罚我站壁角，我便学他的声调，重复我的那句蠢话。

“我不给你饭吃。”父亲更严厉地说。

“我不准你去维拉姑母家！”我又学他的声音，绝望地说。

“想想你自己做的事。”父亲说，把报纸摔在桌上。

在我的内心冲激着一股恶劣情绪，驱使我把我的餐巾摔在桌上。“至少这样可以完事了。”我想，于是便尽量高声地叫嚣：

“我不准你去维拉姑母家！”

我父亲激怒了，他的嘴唇颤抖，但抑制着自己，很快地走出食堂，说了一句可怕的话：

“你不是我的儿子。”

此刻只我一个人在房中，战场胜利者的愚蠢想法烟消云散了。

“爸爸，饶恕我，我不再这样了。”我哭喊着追他，声音中含着眼泪。但我的父亲早已走进别的房间，并没听到我悔恨的号哭。

我记得我稚气发作时的这一切心理阶段，就如同这是今天发生的事一般，每当我忆起这个心理阶段时，心头又感受一番剧烈的痛楚。

另一次倔强性格的发作，却大大出丑。在进膳时，我夸口说，我能把父亲的那头最桀骜不驯的马伏龙诺牵出马厩。

“好呀！”父亲戏弄我，“饭后我们给你穿上外衣、马靴，你表演给我们看看你的英勇气概。”

“我会穿上衣靴，我会把它牵出来的。”这时我很倔强。

我的兄弟姐妹们和我争论，而且肯定我是懦夫。为了证实他们的论断，他们还列举了一些有损我尊严的往事，他们的揭发愈加使我不快，我便愈狼狈而倔强地重复说：

“我不怕，我会把它牵出来的。”

我的倔强又超越限度了，所以我非挨一顿教训不可。饭后，他们取来我的外衣、帽子、马靴、手套和冬天用的风帽。于是他们给我穿上，带我到大门外的庭院中，留下我孤单单一个人，他们都进房了，等候我牵出伏龙诺。我被寂静和黑暗包围着。庭院的黑暗仿佛因为从客厅大窗射出来的灯光而更黑，仿佛有人俯瞰地监视着我。我感到了绝望，我咬紧了衣袖的边缘，想借此忘却周围的黑暗与寂静。几步以外，我听到雪地上的脚步声，门枢的吱嘎声，闭门声。我疑心是马夫走进伏龙诺的马厩，那是我答应牵出来的那匹马呀。我想象那头大黑马用一只不耐烦的蹄子踢着地，全身支撑在后腿上，扬起了前蹄，准备冲向前方，把我当作一片无生命的木头般拖曳在后面。自然，如果在吃饭时候我早已想象到这一幅想象的图画，我也不至于乱夸我的勇武了。我既然不由自主夸下了海口，这时我也不愿自毁诺言。我会被人嗤笑的。于是我便变得倔强了。

我这样地想着，免得自己再注意周围的黑暗。

“我要在这里停留很久，好叫他们在房里担心，那时候便会出来寻找我了。”我心里这样决定。

忽然我听得一声惨叫，我就开始谛听周围的声响。那是好多种声音呀！一声比一声恐怖！在黑暗中溜到我背后来的是谁？走近了，更近了！一只狗？一只老鼠？我向最近的墙角处走了几步。这时候黑暗中有个东西跌倒了。那是什么？现在一步步地逼近了！或许伏龙诺在踢它的厩门，或许是一辆马车的轮子撞了街旁的石头。那咝咝响的是什么？嘘嘘声又是什么？仿佛是我有生以来从没听见过的一切恐怖声音都突然出现，在我周围回响。

“呀！”我叫喊着，跳到墙阴最深的角落。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的腿。那其实是守夜犬罗斯加，我的最好的朋友。现在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了！不像以前那么可怕了。我抱起罗斯加，它用它的温暖而润湿的舌头舐我的脸。我笨重的冬衣跟风帽带子紧系在一起，使得我无法动弹，躲避脸被狗抚弄。我推开它的鼻子，它便倒在我温暖的怀中安静地睡了。有人从大门那边向我奔来。是来找我的吗？我的心期待地跳动着。但不是的，那个人走过去了，走到马夫们的下房去了。

我想我全家人此刻都是可鄙的。他们把我扔出了家门，把我一个小孩扔到这样的严寒中几乎像神话里一样。我决不宽恕他们。

从房里传来了钢琴声。

“那一定是我的哥哥在弹琴。仿佛什么事都不曾有过似的。他还在弹琴呢！他们都已经忘记我了。我得在这里等多久，他们才会想起来呢？”我更害怕了，我那时觉得回到客厅，回到温暖中，回到钢琴旁，是世界上最愉快的事。

“我是傻子！傻子！为什么我会起这个念头？为什么我会想起伏龙诺？我是个笨蛋！”我想到自己处境的狼狈，这种处境，在我看来似乎是摆脱不了的，我便责骂自己。

大门吱嘎地响了，传来蹄子踏地声、车轮碾雪声。一辆马车在大门口停下了。前门砰的一声关上，马车就在庭院中转身。

“那是我的表兄弟们，”我记起来了，“他们今晚是被邀请来的。现在我更不能回屋去了。他们会笑我是懦夫的。”

新来的车夫叩下房的窗，我家的车夫走出来，于是他们高声谈话，打开仓房的门，把马牵了进去。

“我要和他们一同走进去，这样我以后就可以推说，他们不让我牵出伏龙诺。我向他们要求让我牵出伏龙诺，他们当然不会答应。于是我可以不必撒谎，我便可以回去了。”

我得救了；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我便放下抱着的罗斯加，准备走入马厩。

“我又怎能穿过这黑暗的大庭院呢。”我迈了一步又停下来，因为又一辆马车进来了，我怕在黑暗中被马蹄踩倒。就在这一刻，一个灾祸发生了——我不记得是什么事——因为我在黑暗中不明就里。系在仓房里的马叫了起来，接着便顿脚，再接着用蹄子刨地。我还觉得那新来的车夫的那匹马也骚动了。那匹马失去控制，在院中奔驰，车子在它身后颠簸。车夫们跳出下房，叫喊：“停！抓住它！不要让它跑了！”

以后事情如何，我已不能记忆。我站在大门旁，拉门铃。看门人开了大门，让我走进来。当然，他一定是在等着我的。在前院过道的门口，晃动着我父亲的身影；管家妇从楼梯上往下观望。我在过道的椅上和衣而坐。我这样走进家门，连我自己也没料到，因此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应该继续倔强下去，表示回家只是为了取暖，以便再出去牵伏龙诺呢，还是自认怯懦而屈服？我对于自己犹豫畏缩非常不满，所以已经不好意思担任英雄的角色了。再则，也没有人再愿意欣赏我所表演的这出戏。家人似乎已经把我忘了。

“这样更好。我也会忘记他们。我要脱去上衣，休息片刻，然后走进客厅。”

我就这样做了。没有人询问我关于伏龙诺的事。这一定是他们彼此相约不问的。 BRTAroZIurgoEZAurxf5PHfyZGMYMH+MUDNrQKQkJsjL3dlXiq7VDoNCKgSo693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