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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十九世纪早期，还极少有工具可以检测尸体中的有毒物质。有时候，调查者会从死亡之前的极度痛苦推断出毒物，或者通过将受害者的最后一餐喂给动物来立案，但更常见的情况是，下毒者会逍遥法外。其结果就是下毒杀人盛极一时。毒杀在消除挥之不去的困难——比如富有的父母活得太长这类情况——时是如此常见，因此法国人给化学成分砒霜起了个绰号，叫“继承药粉”。
一八〇〇年代的化学革命改变了这类谋杀的相对容易性。科学家们学会了分离和辨认组成地球上生命的基本元素与化合物，并逐渐建立了一份目录：化学元素周期表。一八〇四年，钯、铈、铱、锇、铑元素被发现；一八〇七年，钾和钠被分离出来；一八〇八年分离出了钡、钙、镁和锶；氯的分离则是在一八一〇年。研究者们一旦了解了单个元素，便会进一步研究其相应的化合物，考察各元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成为独特的化合物或者常见物质的，例如钠-氯化合物就产生了基本的食盐（NaCl）。
研究基础化学的科学先驱们不会专门考虑毒药的事。但其他科学家会。一八一四年，在这波科学发现的热潮当中，西班牙化学家马修·奥菲拉出版了一部有关毒药及其检测的专著，也是同类书中的第一部。奥菲拉怀疑，像砒霜这样的金属性毒物在人体组织中可能是最容易检测的，他由此出发展开了研究。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已经发展到了进行分离砒霜的首次实验。十年之内，更加可信的实验被设计出来并且成功地应用于刑事诉讼。
然而，正是这种使分辨老式毒药成为可能的科学原理，也让新式毒药的致命组合变得唾手可得。吗啡在一八〇四年被分离出来，同一年，钯被发现。一八一九年，从亚洲马钱树（拉丁文名字Strychnos nux vomica）的种子里提取出了马钱子碱。致命化合物毒芹素也于同一年从铁杉中分离了出来。化学家在一八二八年从烟叶中巧妙地提取出了尼古丁。被一位毒理学家描述为“高纯度状态下可能是人类已知最具潜力的毒药”的乌头碱，于一八三二年在开着美丽花朵的附子类植物中被发现了。
尽管研究者们已经学会分离这些生物碱——其中混合着部分氮的有机（碳基）化合物——他们却并不知道如何在人体组织里找到这些毒药。奥菲拉本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尝试，担心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位恼火的法国检察官，在十九世纪中叶一个涉嫌用吗啡谋杀的审判中宣称：“从此以后，我们可以告诉未来的那些投毒者，不要使用金属性毒物了，因为它们会留下痕迹。用植物性毒药吧……什么都不用怕，你的罪行不会遭到惩罚。没有犯罪事实（物理证据），因为根本没法发现它。”
由此开始了一场致命的猫鼠游戏——科学家和下毒者成为敌人，要在智力上一较高下。一把枪也许会在盛怒之中开火，一块石头会被不小心扔出去，一把铁铲会在盛怒中挥起来，但致命的毒药却需要精确的算计。因此，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当砒霜这样的金属性毒物在人体内已经可以检测到时，明智的杀人者都对它们退避三舍。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一项关于毒药诉讼案的调查发现，砒霜杀人案在下降。同时，更加棘手的植物类碱在杀人犯中变得更流行了。
作为回应，科学家们也加紧了在人体组织中捕捉生物碱的努力。终于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位离群索居又专心致志的法国化学家让-S.斯塔弄清楚了如何从尸体中分离出尼古丁，一种烟草里的植物碱。其他植物性毒药很快变得更易获得，这下化学家们能够为刑事调查提供新的帮助了。于是，毒理学日益成为需要被认真对待的领域，尤其是在欧洲。
相关知识与科学测定方法跨越大西洋传到了美国。一八九六年问世的《法医学与毒理学》一书，由纽约一位化学家和一位法学教授合写，记录了科学家与谋杀者之间依然激烈的竞赛。在纽约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中，一位内科医生用吗啡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然后将颠茄滴入她的眼睛，以消除会暴露实情的瞳孔收缩。直到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家鲁道夫·维特豪斯，一八九六年那本书的作者之一，在法庭上用同样可怕的方法向陪审团证明了这个过程，那位内科医生才被定罪。维特豪斯承认，那番演示中的表演技巧与科学成分不相上下，毒理学仍然是一个充斥着“无法回答的问题”的原始研究领域。
在二十世纪早期，工业创新让大量现代毒药涌入美国，为聪明的下毒者创造了新的机会，也为该国早期的法医侦探带来了新的挑战。吗啡进入了治疗婴儿牙痛的药品目录，鸦片成为常规处方镇静剂，砒霜则是从杀虫剂到化妆品几乎任何东西里的成分之一。汞、氰化物、马钱子碱、水合氯醛、氯仿、硫化铁、乙酸铅、石炭酸等，新的化学产品摆满了医生办公室、商店、家里、药房和杂货店的货架。一战期间，毒药成了作战武器，为一战赢得了“化学家战争”之名。伴随着禁酒令的开始，一场新的化学战争在酿造私酒者与官方化学家之间激烈展开，后者努力使私酒成为一种致命的混合物。在纽约烟雾缭绕的爵士酒吧里，每一轮鸡尾酒的调制都变成了一场俄罗斯轮盘赌。
几乎还未成型的毒理学根本无法与毒药的泛滥同步。虽然几位顽强的研究者一直在出版相关指南并编撰这一学科的教科书，但仍然有太多的新化合物并未得到分析，而大多数医生对这一学科知之甚少，或者毫无相关训练。
但是，在一九一八年，纽约市进行了一次彻底改变毒药游戏的激进改革，将毒理学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在一系列涉及验尸官贪污和凶手逃脱法律制裁的丑闻的助推下，该市聘用了首位训练有素的药物检测者，一位名叫查尔斯·诺里斯的超凡的病理学家。甫一上任，诺里斯就迅速聘用了一位名叫亚历山大·格特勒的异常勤奋又极具天分的化学家，并说动他创建和领导该市的首家毒理学实验室。
诺里斯和格特勒共同将这个国家的法医化学提升为一门令人敬畏的科学。通过开拓性的科学侦察，他们在法庭上赢得了受人尊敬的地位，讨伐了威胁公众健康的化合物，阻止了爵士时代
的许许多多下毒者。随着他们坚决地克服每个新案例中面临的障碍，从人体组织中提取毒素的创新实验方法也得到了发展。他们的科学贡献成为未来一代的宝贵遗产。
然而，我们的故事开始于查尔斯·诺里斯和亚历山大·格特勒上任之前，亦在法医毒理学被公认为一门完全站得住脚的科学之前。故事从这个城市冰冷灰暗的一月开始，此时，一个看起来特别不像杀人犯的连环杀手，决定在毒药竞赛中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