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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官吏任用方法，大体可以分成三个时期进行考察。第一时期是国初草创时代，第二时期是科举中心时代，第三时期是奖励学堂时代。第三时期姑且不谈，这里先简单论述第一和第二时期。
国初草创时代，大致从太祖、太宗两代到顺治初期。清朝起于满洲，初期的国家组织建立在以八旗为中心的军事体制之上，官吏就是武官，任用官吏就意味着根据军功提拔战士。不过，太宗时代已经出现令人瞩目的现象，那就是文官的诞生。
天命十年（1625年），太祖将境内的明朝缙绅屠戮殆尽。可能在太祖看来，犯下种种罪恶的正是这个群体，也就是知识阶层。当时逃亡免死的儒生约有三百人，绝大部分沦为皇室、王公、大官的奴隶以掩藏身份。到了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太宗设置文馆，以满人达海、刚林等为榜式（博士），下令翻译汉文书籍。同年九月，太宗召集逃匿的儒生参加考试，两百人中名列一、二、三等者赐予绢帛，保证其官吏身份并等待录用，特别优秀者则进入文馆担任政治顾问，蒋赫德、马国柱、沈文奎等人都是如此。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文馆改为内三院，分成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同年改元崇德，五月任命各院大学士，满人希福为内弘文院大学士，刚林为内国史院大学士，汉人范文程、鲍承先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同时，对文馆内的儒生加以甄别，沈文奎成绩二等，赐予人户牲畜，担任内弘文院学士。
在此之前，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立六部官制，设置承政、启心郎、参政、办事、笔帖式等官员，此后继内三院又设置都察院。清朝廷模仿中原国家的样式，逐渐开始重视文官的地位。
与此同时，文官录用必不可少。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举行考试，得中式
举人十名、一等秀才十五名、二等秀才二十八名、三等秀才十八名，中式举人赐半个牛录章京品级，秀才赐壮大品级，因才录用。
不过，虽然太宗时代重视文官的职务，但清朝终究以八旗制度作为国家根本，所谓儒生本身必须落籍于汉八旗，依据职务高低参照八旗内武官的阶层享受待遇。后来顺治帝入主北京，继明朝之后统治中原，他因袭明朝的制度，在原有的以八旗为中心的武官体系之外，重新建立起独立的中国式的文武官体系。
为了招抚明朝遗民，顺治帝没有变更明朝的官制，而是直接加以运用。然而，突然接手庞大的朝廷机构，加上明朝官员大多四处逃散，若以清朝原有的文职官员充实明朝的官制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朝廷下令地方调查逃匿的明朝官员，将人才举荐给中央。查阅“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有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吏部左侍郎沈惟炳举荐周边人才的奏疏，举荐人物包括山东的明兵部侍郎张凤翔等十六人、直隶的明吏部侍郎孙昌龄等六人、山西的明大理寺卿张三谟等九人、河南的明巡抚练国事等五人。此外，还下令户部右侍郎王鏊永招抚山东和河南，继而举荐了当地明朝大学士谢陞等三十九人。当时清朝的命令不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南方各省都在南明福王的控制之下。为此，清朝一面派兵前往讨伐，一面劝降明朝官员，对于主动归顺的官员通常会保留原来的官职，或者进秩以示优待。
总之，清朝入关后不再将新归附的汉人编入旗籍，八旗汉军作为一种特权只为入关前投降出仕的汉人保留。至于入关后投降的汉人，文官依然享受文官待遇，成为清廷的官僚，武官则组织名为绿营的军团，独立于八旗之外。
当时，狭小的满人国家急剧膨胀为巨大的中原国家，如前所述，官吏的不足主要通过荐举和招降加以补充。荐举是指在清朝命令通行的范围内，选拔明朝的官吏和读书人给予官职。不止顺治初年，康熙年间有时也开设博学鸿词科，优待以前朝遗民自任的老儒，借以抚慰中原人心。
招降则是针对清朝命令尚未达到的地方的官吏，通过特殊优待劝说其投降。同样不止顺治初年，直到康熙年间，对于台湾的郑氏和在云南发动叛乱的吴三桂一党都曾采用这种方法。不过，招降必定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剃发，有时清朝的招降政策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正是受到这项规定的制约。投靠台湾郑氏的南明宁靖王朱术桂曾道，“艰辛避海外，总为数茎发”。这虽然有些夸张，但也是中原人的真情吐露。
清朝的荐举、招降二策只是应急，为了永久巩固国家根基，必须在朝廷上安排自己的心腹官僚。因此，即便在顺治初期兵荒马乱的时代，清朝也依然模仿明朝制度举办科举，并最终成为清朝官员任用法的核心。
第二时期是科举中心时代，从顺治初期到光绪末年，历经二百五十余年，其中包含了清朝的鼎盛时期。顺治二年（1645年），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南、陕西各省举行乡试，第二年在北京举行会试和殿试，录用了状元傅以渐等四百名进士。当时的殿试制策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欲定天下之大业，必一天下之人心。吏谨而民朴，满洲之治也。今如何为政，而后能使满汉官民同心合志欤？
同年又举办乡试，当时江西、浙江、湖广等省刚归入清朝版图。顺治四年（1647年）在北京举行会试和殿试，制策中有这样的句子：
近闻见任官员及废绅劣衿，大为民害。往往压夺田宅，估攫货财，凌暴良善，以致贵者日富，贫者日苦。明季弊习，迄今犹存。必如何而后可痛革欤？
当年录取了状元吕宫等三百名进士。连年录用进士，这在明代是没有先例的，可见清朝对于科举抱有极大的期待。不仅如此，制策的设问也都是当时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重大国家问题。与其说士子有求于朝廷，不如说是朝廷有求于士子，这才是令人伤感的。新进士的官位晋升极快。顺治三年（1646年）的状元傅以渐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就成为内秘书院大学士；顺治四年（1647年）的状元吕宫升迁更加迅速，顺治十年（1653年）就捷足先登，出任内弘文院大学士。
接着是顺治六年（1649年）的科举，录用了刘子壮等三百九十五名进士，此后三年一举成为定制。除了宫中有大喜事开设特别恩科，通常每逢丑年、辰年、未年、戌年举行科举，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
科举本来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朝廷求取有用人才共同治理，这是朝廷本身的需要，二是朝廷以此将平民选拔为官吏加以优待，使其踏上士子进身的阶梯，这是朝廷给予的恩惠。国家多事之际，第一层含义浓厚，而太平之时则更强调第二层含义。特别是清朝中叶以后，由于承平日久、文化发达，希望入仕者纷纷涌入考场，朝廷则苦于挑选。尽管当时的官吏数量早已超过定员，无须选拔新的进士，但裁减新进士人数又唯恐有损朝廷恩典，只能按期录用定额进士，有时甚至还要临时开设恩科，获取定额以外的进士。于是出现了官吏失业的问题，就任实职者日益减少，闲散度日者不断增加，生活艰难自然导致风气堕落。
与此同时，即便是基本定额的进士，考生过多也会带来阅卷上的困难，造成有实力者落榜、才疏学浅者侥幸当选的情况，甚至出现“科场不论文”的谚语。由于侥幸通过的比例越来越高，有些考生们投机取巧，用尽各种手段提升这一比例，衍生出替考、重考等种种歪风。朝廷屡屡发布训诫，不断地增加考试次数，设立各种预防不正当手段的制度，但都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顺天乡试中，通过替考获得合格的人数达到几十人。不难想象，科举制度早晚难以维系。
随着科场竞争日益激烈，考官为评分便利难免出现试题琐碎化的倾向。到光绪中期，蒙古地理和西藏地理都被用来作为殿试的题目，与乡试、会试无异。对策的形式也逐年严密，起先清初顺治三年（1646年）的制策中还有这样的戒语：
勿用四六，不限长短，毋得预诵套词、拘泥旧式，重负朕意。
举子纷纷投身科举，答卷数量极多，考官无法一一品读以判断优劣，有时根据笔迹或形式决定取舍，导致评分结果未必公平无私。这种情况在科举走向兴盛的宋代就已经出现了，据《东谷所见》记载，永嘉的解试极其狼狈，只是多场考试的累加，举子也以套用模板、编造长篇大论为能事，以致考场中最后堆积了三万三千余份答卷。考官审阅答卷仅两三天就已厌烦，答卷多半雷同且冗长，其中即便有文采尚佳者，也多数不得拔擢，头脑不灵的考官更是无从识别。中等才学的考官也因卷数繁多而难以评分，加上胥吏的作弊扰乱，取士之法大受破坏。
到了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也有这样的故事。广东省学道（学政）周进举办院试时，见一名面黄肌瘦、胡须花白的老童生走进考场，当这名老童生来交卷时，又见其衣衫褴褛。对比答卷上的编号，名册上却写着三十岁。
“你可是范进？”
“小人正是范进。”
“年岁几何？”
“名册上写着三十岁，其实已经五十四了。”
“考过几次试？”
“二十岁开始，至今已经考了二十多回了。”
“为何没有合格？”
“文章拙劣，以致屡屡落第。”
“不必过谦，你且出去，待本道细看。”
范进走出考场后，等了一阵也没人交卷，周学道取出范进的答卷细看，心里想着：“虽然很可怜，但确实不行，难怪一直考不上。”等了一会还是没人交卷，百无聊赖下又拿起范进的答卷细看，希望找出一些可观的地方。再三品读之下，学道终于发现这是篇有意思的文章，最后不由叹息道：“这真是篇好文章！我只读一两遍，无法领会其中的奥妙，到第三遍才发现这是天地间的至文，真乃一字千金！可怜啊，这世上的糊涂考官至今辜负了多少真英才！”周学道立即提笔打了满分，定为第一等（第三回）。考场的成绩不是凭借实力，完全是碰运气的，于是有了“科场不论文”的谚语，这话也可以用来安慰落第的考生。
此外，当举子得知朝廷或者考官个人有某种倾向后，就会纷纷抓住机会，希望垂手获得高第。这在北宋党争时代，特别是徽宗宣和年间表现得尤其露骨。当时的试题是关于气数（天运），周表卿曾钻研此道，在宣和甲辰的廷试上展露智慧提出对策，自以为状元非己莫属。同场应试的还有一人叫沈元用，他向宦官借了计算工具，经过演算得出答案。周表卿得知后大惊，觉得自己必居其后，等到了唱名之时，果然沈元用第一，周表卿第二（《独醒杂志》卷九）。后世随着应考技术的进步，任期三年的各省学政的学问、文章很快就被当地的童生研究并模仿，因此学政又被称为“握一省之文柄”“司文衡”等。
但后世就衍生出诸如五、七行或九、十一行“双抬”，各行字数“彻底”等小技巧。如此问题愈加琐碎，形式愈加繁杂，很难从中选拔真正的人才，再次出现了前代宋明之间的弊病：进士所学不是为官所必要的事项，为官所必需的见识也不是进士考试的内容。这一点上，科举走入了死胡同。既然是朝廷赐予学子的恩典，取舍上就必须公平，如何维持公平已经是朝廷唯一的着眼点，有时甚至做不到公平。光绪末年，国势衰弱，日本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崛起，击败了强国沙俄。至此，再保守的清朝也必然有所醒悟，于是被迫废除了科举选官制度，采用全新的体制。光绪三十年（1904年）举行了最后一场殿试，次年八月初四，朝廷在袁世凯等人的奏请下发布上谕，下一年的乡试、会试一律停止，改由学校挑选人才。
通常所说的科举是指礼部执掌的文官科举，此外以任用武官为目的的武科举从唐代开始也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清朝在开设文官科举的同时，顺治三年（1646年）下令兵部举办武官科举，此后文武科举并行，每逢子、午、卯、酉之年实行武科乡试，辰、戌、丑、未年开设武科会试和殿试，以此选拔武官。但是，武科举不如文科举那般受到重视，武举出身的武进士也得不到朝廷的重用，很早就有废止武举的议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朝廷最终发布上谕，停止武科，此后设立武备学校，改从毕业生中选拔武官。这一举措比废除文科举的光绪三十一年早了四年。
如上所述，清代科举是满人入关后为了从新归附的汉民中选拔人才而实行的，此后科举制度还推及作为清朝股肱的满、蒙、汉军八旗。顺治八年（1651年）设立翻译乡、会试之制，只有八旗子弟才有资格应试。乡试取满人五十名、蒙古人二十名、汉军五十名；会试取满人二十五名、蒙古人十名、汉军二十五名，通常无须经过殿试就可授予翻译进士的称号并就任官职。同年设定八旗学额，先考骑射、步射，在确认其精通作为八旗本职的武艺基础上挑选童生，满人一百二十名、蒙古人六十名、汉军一百二十名作为生员，参加乡试、会试，与汉人一同获得进士身份后担任文官。然而，就科场的文笔之才而论，满人和蒙古人自不待言，北方武职出身的汉军八旗子弟也远远不及江南的文雅之士。幸而乡试、会试中举人、贡士的取中额都是固定的，他们只需要在与同伴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就行。不过，殿试的评分则是一视同仁的，因此，考中高科的都是江浙的读书人，八旗子弟多半都在下第。有清一代，八旗中只出过一名状元，他就是同治四年（1865年）蒙古正蓝旗的崇绮。
清代科举制度还推及宗室。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宗室获许与其他满人一起参加科举，但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就宣布停考。雍正二年（1724年）设立只面向宗室的特别考试法，同年在宗室的左右翼各设满学和汉学。乾隆九年（1744年），下令左右翼的学生经过特别考试可授予乡试中式举人的待遇，学习满文者通过八旗翻译会试可授予进士称号，学习汉文者与天下贡士一起参加殿试，然后授予进士的称号。出于宗室不断汉化的忧虑，乾隆十七年（1750年）停办宗室乡、会试，并通知全体官僚不得再提恢复宗室考试一事。然而，满人的汉化是必然趋势，与有无宗室科举无关，毋宁说没有科举才使得宗室堕落安逸。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宗室科举在一定的附加条件下复活了，这项条件是宗室在应试科举之前，必须和八旗子弟一样，先考察其是否精通骑射。这样既以科举为目标奖励了学问，同时又提醒不断文弱化的满人宗室关注武艺，可谓一石二鸟。效果如何另当别论，此后宗室也可以参加顺天府乡试，天子根据考生数量决定合格人数，在会试中也会得到特别的照顾，通过后与天下考生共同参加殿试，登上进士的龙门。
仔细想来，八旗制度本以全民皆兵作为原则，凭借军功和才能担任重要职务，没有特定的任用方法。但是随着清朝入关，天下形势逐渐稳定，最终开辟了与汉民一同参加科举并任用为文官的途径。这一制度还推及宗室，宗室原本生来就是将军或者大臣，并不需要特定的任用法，但由于宗室数量不断增加，形成了所谓“闲散宗室”。为了解决他们的失业问题，科举制度就进入了视野。由于担心作为清朝国是的国粹保存主义会被引向相反的方向，科举制度时兴时废，最终在嘉庆初年以必修骑射作为条件达成了妥协，宗室科举作为定制一直延续到光绪末年。
科举以外，还有其他官吏任用方法，如世职、官学、恩荫、捐纳，以及对近亲宗室的自由任免等。但最为兴盛的还是科举，特别是文科举，清朝一代的著名政治家绝大部分是文科举出身。从顺治三年（1646年）第一场殿试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次殿试，这一时段从官吏任用方法上来说可以称为“科举中心时代”。正因为如此，本书将着重讨论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度，内容上也最为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