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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霾蔽日

将目光从欧美再次转回东亚，转回日本。

“一战”结束后不久的1921年，日本大正天皇因脑出血不能理事，年仅20岁的太子裕仁出任摄政。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病逝，裕仁正式继位，取《尚书》中“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之意，改元“昭和”。

裕仁从摄政到登基这段时间，日本虽经历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这样的灾难，但得益于明治维新打下的基础，国家发展总体向好，经济增长，民生改善，政治上也正在向“政党化内阁”演进。外交方面，前后四度担任外相的币原喜重郎自1924年起推行“协调外交”政策，即以柔和手段为主，在列强之间协调各自的利益，以维护日本在朝鲜、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利益，以经济上的操控掠夺为主，武力胁迫退居辅助地位。故而日本在此期间，国内外情势都相对缓和。

但表象之下，暗流涌动。如前所述，明治维新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牺牲底层，尤其是为数众多的农村人口的利益。截至1920年代，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都愈发凸显。例如，因医疗水平提高，人均寿命、生育率增加，从而引发土地紧缺；同时，农业和简单加工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居高不下，无法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新增人口没有出路；由于缺少土地，农家子弟除长子，多被分流吸收到军队，军需开支极大占用财政，并暗暗形成尾大不掉的好战的军方势力。苏联成立后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也对日本工人阶级造成相当影响。

以今日的眼光回看，当时的日本处在一个国家发展的岔路口。一条路是调过头来，补上自明治维新以来被忽视的民主、民生等问题，协调因长期两极分化而积累的社会矛盾，积极发展工商业，以解决国土狭小所导致的土地、粮食紧缺等问题，从而实现国家转型；另一条路是依照甲午以来兴兵海外、侵占掠夺的“成功经验”，继续在帝国的危途上前行。

其时不乏有识之士意识到军事立国的方略看似简单高效，终将害人害己。学者石桥湛山是这一派的代表，他师法英国迪斯雷利的“小不列颠主义”，提出“小日本主义”，主张放弃朝鲜、中国东北等地区的侵略利益，以节省庞大的军事开销，并借此弥合与中国等邻国的矛盾，开拓国外市场，增加贸易收入，以商贸代替军事，作为国家发展支柱。

事实上，“二战”后去军国化的日本也正是依照类似的思路重新崛起的，但在1920年代，石桥之论显然超出了多数日本人的认识水平，被斥为异端。因为它从根本上背离了日本思想界始自吉田松阴的视侵略邻国为拓展生存空间的唯一办法的观点，并且日俄战争的胜利“验证”了该理论的可行，同时，因战争胜利而高扬的民族主义也让日本人头昏脑涨，仅从感情上就难以接受“自我矮化”的“小日本主义”。

另一类主张显然有更广泛的市场。1919年，旅居中国上海并曾深度参与中国革命的青年学者北一辉，在近乎癫狂的状态下写出了他心目中的未来日本：废除贵族、官吏、宪法，废除一切现有国家机器，将实权归于天皇，全民通过普选行使直接民主权，选出辅佐天皇的新的行政机构；以国家强制手段，没收财阀的“超额”财产（以100万日元为界限），消除两极分化；建立以“忠君”为纽带的全民共同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实现军事上的全国动员机制，打破传统藩阀对军队的控制，并以此实现领土扩张，使整个东亚甚至东南亚、南亚归化于日本主导的新秩序。

在另一位日本知名学者大川周明及其所属学术组织“犹存社”帮助下，北一辉的思想被介绍回日本，于1923年以《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之名出版。显然，北一辉规划的日本前景更加诱人，其设想将明治以来神化天皇的神权政治、强军思想、法家权术，以及当时刚在欧洲萌芽的国家社会主义熔于一炉，尤其是切中时弊的“清君侧”“均富贵”等新瓶装旧酒的思想，对深感贫富差距的民众和苦于既得利益阶层阻碍的政坛不得志者来说，更具吸引力。在犹存社等组织的推波助澜下，这部大纲对当时日本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尤其在知识界和军方，大获共鸣。

到了1927年，日本经济发展出现滞胀，汤因比将之归结为日本经济增速跟不上人口增速（《国际事务概览：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任内阁都束手无策。于是，裕仁起用了有军方背景的田中义一为首相。此人狂热鼓吹集权与扩张，视相对温和的币原外交政策为懦弱，一意重拾用对外侵略转嫁国内矛盾的老办法。1927年7月，田中组织召开旨在加大侵华力度的东方会议，会后出台《对华政策纲领》，提出吞并中国东三省，进而侵占整个中国的战略目标。

当时日本的中下级军人多出身农村，对经济滞胀之下家乡的困厄深有体会，同时又普遍缺乏文化素养和思辨能力，认准了侵略殖民是解困之途，尤其是对垂涎已久的中国东北。在田中等野心家的鼓动之下，以军方为中坚力量的扩张主义思潮渐成社会主流。尽管田中义一本人两年后就卸任并很快去世，但日本以侵略为基调的国策已经确定。

1930年，美国大萧条的影响扩大到日本。随着欧美各国纷纷出台贸易壁垒政策，日本赖以为生的生丝等大宗出口受阻，生丝及丝绸产品出口额由1925年的8.5亿日元，跌至1929年的3.84亿日元（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经济遭受重创。同时，从1920年代起，作为日本主要出口市场的中国也战乱频繁，不利于商贸；更有觉醒的民族主义者，抵制日本在内的外洋势力在华存在，中日关系又趋于紧张。在这样的危局下，日本政府曾尝试开拓东南亚、拉美的新市场，但成效缓慢，国人普遍不满，币原的外交政策被视为软弱误国，急躁的日本朝野已无耐心等待。

随后，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传入日本，其高效强势令人艳羡，日本政界和思想界都萌生效仿之愿。对有着千年帝制史、天皇享有极高权威的日本来说，这种极权政治模式很容易接受，而且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社会变革都是由上层主导的，号召民众为国奉献牺牲的宣传从未间断，因此国人也很容易接受法西斯理论中高于一切的“国家”概念，只需将之置换为更具体化的“天皇”即可。

于是，日本国内扩张的呼声更加高涨，作为其侵略政策的头号受害者，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便遭受了无休止的欺侮，其侵略罪行罄竹难书。彼时中国正值乱世，无力抗拒外侮，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连连得手，得意之下，国内的军国主义狂热日甚。

1932年发生了海陆军士官生冲进官邸袭杀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日本刚开始尝试的、可能带领其向正常现代国家转型的政党政治就此夭折。四年后这一幕重演，军方内部的“皇道派”青年军官率千余名士兵攻打首相官邸，斩杀大藏相、内务大臣、教育大臣等要员，时任首相冈田启介侥幸逃脱，此事史称“二二六事件”。虽然裕仁天皇震怒，严惩了肇事者，被认为煽动事变的北一辉也因之被处死刑，但军国主义抬头的形势已不可逆转。

自明治时代起，日本为确保天皇权力，将军部从政府中剥离出来，直接对天皇负责，这样的制度设定极容易导致武人权力膨胀不受管束。例如，“九一八事变”本是关东军中的激进分子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等人擅自为之，根据其时日本军法，这甚至是死罪（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见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编撰《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但事件进展之顺、日本获利之巨，令日本军部和政府惊喜，以致石原、板垣等人非但无罪，反获嘉奖。在日本国内，从“五一五”到“二二六”，军方以极端手段胁迫政府的行为也屡屡得手，这更纵容了侵略主义的猖獗。终于，以军部架空政府、以军人和财阀利益为首要追求、以天皇为幕后领袖、以对外侵略扩张为国策的日本式军人独裁秩序建立起来了。

就这样，日本选择了帝国之路。帝国模式在18—19世纪盛极一时，然而，在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论是新兴的德意志、奥匈，还是老旧的俄罗斯、奥斯曼，这些落后于时代的帝国都土崩瓦解，“帝国”已被证明是明日黄花。不过作为“一战”战胜国的日本似乎没有从中获得启示，仍抱定已不合时宜的梦想，幻想凭借武力与领土扩张，“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战争阴霾，笼罩东方。

另一方面，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来，国际社会虽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日本，但日本人的野心昭然，已经引起了英、美、苏联等国的警惕。对此，日本自己也有察觉，开始急迫地寻求盟友，而他们选择的，正是有着类似国家模式的纳粹德国。

早在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后，德皇威廉二世就把崛起的日本视为假想敌，提醒欧洲各国共同防范。“一战”之中，两国更曾直接交兵，并且战后日本夺取了德国在亚太的殖民地。然而，此时的局势使他们顾不得这些陈年旧怨。1936年，德日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组成外交同盟，1937年意大利也加入协定，“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正式形成，三大军事独裁国家合流，极权主义政治在国际上的声势达到顶点。

虽然此时的轴心协定尚不含军事盟约内容，但当时日本已发动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意大利已于一年前正式吞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败的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希特勒也正磨刀霍霍，瞄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邻邦。正如不久后墨索里尼对来访的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说的，“我们不可结成单纯防御性的联盟……相反，我们愿意缔结一个改变世界地图的联盟”。 d9s1Tm967qBRwlrKrqaLBex9UAeQ1dziHIpVQHxOtOucfyQAHhgaUHV80EDSwf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