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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魔

历史往往充满巧合。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秉政白宫的同年，德国的权力中枢也迎来了新的主人——阿道夫·希特勒。

这一年希特勒44岁，比罗斯福小7岁，比他未来的另一大敌温斯顿·丘吉尔小15岁。不同于来自大富之家的罗斯福和出身侯门的丘吉尔，希特勒来自社会底层，早年的经历颇为艰辛，幼时混迹于故乡维也纳街头，学画不成，靠打零工糊口，少年从军参加“一战”，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中受重伤，1918年的战争尾声阶段，又被英军施放的芥子气所伤，一度双目失明，伤愈后德国已战败。

战争摧残、割地赔款，以及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政府的混乱，使德国社会陷于水深火热。一度以救国拯民为念的希特勒组建政党，纠集信众，于1923年11月在慕尼黑发起“啤酒馆暴动”。暴动遭到镇压后，希特勒被投进监狱，获刑4年，后减刑为13个月。牢狱之灾反而给希特勒带来了名望，民众出于对政府的不满，盲目地追捧一切反对政府者，将其视作为民受难的英雄，而他在狱中完成的一部政治哲学宣言，更为他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该书后经鲁道夫·赫斯等人笔录并编辑整理，以《我的奋斗》之名出版，很快风行德国。尽管只是一份浅薄粗疏的宣传材料，但《我的奋斗》堪称希特勒政治理念的集粹之作，未来德国的意识形态圣经。以理性见称的德意志民族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本书的鼓动下，陷入举国癫狂，因此该书也被称为“20世纪最危险的书”。后来，丘吉尔对这位死对头书中表达的思想有过很精当的概括：

《我的奋斗》的主题是很简单的。人是一种战斗的动物，因而，国家，作为战斗者的集合体，就是一个战斗的单位。任何有生命的有机体，如果停止求生存的战斗，那就注定要灭亡。一个停止战斗的国家或种族，也同样注定要灭亡。一个种族的战斗力，取决于它的纯粹性，因此，必须排除外来的玷污。犹太种族由于它遍布全世界，必然是和平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十恶不赦的罪孽，因为它意味着生存竞争中的种族投降，所以，每一国家的首要职责就是使群众国家主义化。在个人方面，智慧并不是首要的，意志和决心才是最主要的品质。生而具有指挥能力的人，比千千万万只配服从的人有价值得多，只有暴力才能保障种族的生存，所以军事手段是必要的。种族必须战斗，苟安的种族必定会腐化和灭亡。假使日耳曼种族能够及时联合起来，那它已经是地球的主人了。新的德意志帝国必须把所有散居在欧洲各处的日耳曼人集合在它的怀抱之中。一个遭受失败的种族可以因恢复其自信心而获得拯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教育军队相信自己是所向无敌的。为了复兴日耳曼民族，必须使人们确信，用武装力量来重获自由是可能的。贵族政治的原则，在根本上是正确的。理智主义是不可取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造就经最少训练就能成为军人的德国人。要是没有狂热的、歇斯底里的热情作为推动力量，历史上最伟大的惊天动地的激变是不可思议的。和平与秩序这种资产阶级美德，什么事也做不出来。世界现在已转向这样一种伟大的激变了，而新的日耳曼国家，必须使我们的种族时刻准备为地球上最后而又最伟大的决战而战斗。（丘吉尔《从战争到战争》）

最能认清一个人的往往是他的敌手，正如丘吉尔总结的，如果要对希特勒狂热而杂乱的政治主张加以分析化验，会发现其中的主要成分有：

1．种族主义。借助19世纪德国统一过程中形成的民族自我认同，将“民族”塑造为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又超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超级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引入“种族”概念，辅以尼采的超人主义哲学，再杜撰历史，掺杂迷信，标榜日耳曼民族和雅利安人种具有高人一等的“神性”。想控制一个群体（无论是民族还是阶级）必先使其愚昧，而要想愚化之，要诀就是不停地向他们宣传他们有多么优秀，多么高尚、聪明。当他们真的相信了自己的“优越”之后，就会愈加痛感惨淡现实与本该拥有的“优越”地位之间的巨大落差，从而迸发出可以消泯理智的怨毒与狂热，渴求有人带领他们改变现状。这种激烈的情绪需要排遣的出口，希特勒选择的对象是犹太人。因为宗教原因，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歧视与打压由来已久，而犹太人天才般的经商致富能力也难免招人妒恨。希特勒根据一些莫须有的传说，将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归结为“犹太人的阴谋破坏”，以此将这个势单力孤的群体树立为假想敌。这是独裁者的必备品，有了假想敌，就可以通过渲染其可憎可怕，让愤恨与恐惧的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再以“净化种族与文化”的高尚理由唆使支持者参与迫害掠夺犹太人，在这个过程中裹挟全民一起变为同案犯。

2．复仇主义。它针对德国“一战”失败、200万青年死伤带来的民族伤痛以及《凡尔赛和约》巨额赔款造成的生活压力，煽动德国人心底的屈辱感与受迫感，进一步激发仇恨，进而以复仇雪耻为号召，吸引德国人的支持。

3．铁血主义。这是俾斯麦时代的帝国遗产，希特勒加以发挥，赋予“斗争”以崇高意义，为实现斗争目的不惜一切，消除被他视为“懦弱的资产阶级美德”的人性之善，将人变成受其控制驱使的斗争工具。

4．沙文主义。希特勒基于种族优越论，援引沙文为侵略张目的种种说辞，将对外扩张作为实现种族优胜和国家复兴的唯一途径，进而鼓吹德国重新武装——从现实意义上说，这个主张还有助于他拉拢财力雄厚的军火商集团。

5．国家社会主义。这是希特勒政见的核心，也可视为前述几种主义的集合体。它以抽象的“国家”作为高于一切的概念，既优先于西方社会提倡的个人的民主、自由，又超越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阶级”概念，强调超越阶级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支配地位。希特勒及其核心团体则假借国家名义，攫取这种高于一切的地位。国家至上为形，自封“代表国家”的领袖至上为实。

这些具有煽动性的政治宣传在艰苦动荡的社会很有市场，缺乏知识和思考能力的不得志者趋之若鹜，浑水摸鱼者则推波助澜，试图乱中取利。就这样，各种层次的德国人云集于希特勒麾下，视他为民族救星。现代德国由普鲁士发展而来，普鲁士的底子则是中世纪的条顿骑士团及其后代容克贵族打下的，这个国家素有贵族政治的传统，西方式的民主政体和东方式的共产主义都令他们反感和担忧，因而希特勒既反右又反左的政治路线获得了德国有实力的工商业社会精英的支持，这更使他的夺权行动事半功倍。

获释后的希特勒放弃了直接暴动夺权的尝试，转而带领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即纳粹党）以合法手段赢得议会选举。

此时，美国大萧条的影响已波及欧洲，德国战败后为支付年均一亿英镑的赔款一直仰赖美国银行的借贷，美国自顾不暇，德国也就断了救济之源。自1929年起，三年间进出口额就从六亿英镑以上降到不足三亿，失业人数最高时达到600万（数据来自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比例超过美国。魏玛政府1927年取消了俾斯麦时代开始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危害开始显现，大批衣食无着的失业者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

欧洲各国在大萧条的影响下普遍采取贸易保护手段，补贴出口，提高关税，结果处处是关税壁垒。这种做法始于德国，到了1931年，时任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想减轻政府干预，期待市场自我调节，却为时已晚。他试图同奥地利组建关税同盟，可德奥再联手（尽管只是经济意义上的）引起了他们“一战”时的死敌法国的担忧，牵头作梗将之搅黄，魏玛共和国最后的自救失败。国计民生都看不到希望，布吕宁受千夫所指，德国上下都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出现，拯斯民于水火。此时的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元帅已是85岁的耄耋老人，保守又迟钝，“一战”英雄的光环已尽褪去，德国从工商巨子到平头百姓都认为，与这个垂暮的过气人物相比，活力充沛的希特勒才代表了德国的未来。

1928年，纳粹党还是在议会中仅占28席的小党派，得益于德国的乱局，到1932年已成为拥有230个议席的第一大党。1932年布吕宁被迫辞职，次年1月，兴登堡在获得了纳粹党保证其地位的承诺后，正式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组建“民族团结联合政府”。

很快希特勒就安排党羽控制了夺权所必需的警察部门，同时，他借助当时德国国内对苏俄共产主义的恐惧，打压议会第二大党德国共产党，以削弱其对纳粹党在议会地位的威胁。1933年2月27日，纳粹制造“国会纵火案”，嫁祸德共，不但以此为由将其解散，更成功地借机制造社会恐慌气氛，迫使议会于3月23日通过法案，授予希特勒不经议会同意签署法令的权力。这项《特别授权法案》（正式名称《解决国家和人民痛苦的法例》）标志着议会将本属于自己的立法权拱手让给希特勒，希特勒集行政权、立法权于一身，大权独揽。

随后，希特勒凭此权力解散了议会，取缔了纳粹党之外的一切政党和工会等组织。1934年，党外已无对手的希特勒又着手实施党内大清洗。6月30日夜，他新培植的私人势力党卫军突袭纳粹党最早的武装力量冲锋队，逮捕并于次日处死其首脑恩斯特·罗姆，此人曾是“啤酒馆暴动”时就追随希特勒的纳粹元老，后来双方逐渐出现分歧。经过这场被称为“长刀之夜”的大整肃，类似罗姆这种尾大不掉的功勋老臣以及上届政府中有影响力的人物都被清洗干净了。8月2日，兴登堡病故，希特勒趁机将总统与总理的职务合一，此时德国再也没有任何能制衡他的力量，希特勒成为真正的独裁者，德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魏玛共和国”被纳粹党的“第三帝国”取代（纳粹官方宣传中多自称“千年帝国”）。

不难发现希特勒登上权力之巅过程中的几个重要步骤：大讲崇高，美化苦难，自我神圣化并树立宏伟目标以吸引追随者；给党徒们配以统一而醒目的制服和标识，用群体性抹杀个体性，并不断用自己的思想给人洗脑，使人效忠，由具体单独的“人”变为组织的一部分；在党内发展忠于党魁的武装力量；拉拢工商界巨头等有实力的既得利益者，保证不触及或少触及他们的利益，以后再以各种威逼利诱获取其资助；对不满现状的社会底层，动用强大的宣传机器反复承诺将重振经济，恢复大国地位，并以不计代价的手段与短期好处为诱惑，博取民众的好感；塑造假想敌，煽动仇恨，制造恐慌，以加强公众对自己掌握的极权政府的依赖；挟工商界和民众的支持以攫取更大的权力，突破制度设定的制衡机制；以安定社会为名清除异己，树立威权，震慑潜在的反对者；逐步清洗昔日一起创业的“亲密战友”以防他们取代自己……这堪称独裁政权上位的标准化教程。

希特勒获取独裁地位后，政府权力空前膨胀，调配资源、恢复经济的效率远胜于政客互相倾轧的魏玛时代，德国的工业、科技、经济、民生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国力激增。但与此同时，纳粹主义理论所附带的攻击性也体现出来：对内，基于种族主义，希特勒大肆迫害犹太人等少数族裔；对外，他于1935年5月宣布将常备军扩充为30万，这个数字是《凡尔赛和约》允许的德国军队最高限额的三倍，此举意味着作为“一战”战败国的德国已在公然违背和约，然而英法等国口头抗议了一阵之后，不了了之。同年9月，在纳粹党操纵下，反犹太的《纽伦堡法案》通过，对少数族裔的歧视与迫害开始在法律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进行。

1936年，希特勒挥兵挺进《凡尔赛和约》中规定不许德军设防的莱茵兰非军事区，修建永久性工事，英法再次默许。希特勒已经知道，这些昔日赢家再也无力阻挡自己称霸欧洲，并且通过这些举动，他已牢牢控制住军权，独裁地位更加巩固。但在当时的资讯条件下，希特勒与纳粹党的种种专权害民行径都被德国经济奇迹般的高速增长所掩盖。希特勒素来重视宣传，在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等人的鼓吹下，“德国模式”赢得了许多不明就里的外国人的赞叹，包括美国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首位驾机飞越大西洋的“孤鹰”林白，都不自知地扮演了纳粹的宣传者。进军莱茵兰的同年，德国首都柏林还承办了第11届奥运会，借机炫耀国力。虽然其兜售的种族主义谬论在杰西·欧文斯等黑人运动员的佳绩面前成了笑柄，但宏大奢华的奥运盛况还是让萧条中的世界印象深刻，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都不得不承认“德国利用奥运会达到了宣传目的”。

就在德意志戾气弥漫的同时，国境之南的意大利也在上演同样的事情。自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以来，这片土地直到19世纪晚期才重新实现统一。而此时，一个政治强人正在试图给意大利人带来暌违近1500年之久的大国感觉，他就是本尼托·墨索里尼。

由于后来在“二战”中的糟糕表现，墨索里尼在很多人印象中是希特勒跟班小弟的形象。然而事实正相反，与希特勒相比，他年纪更长、发迹更早，作为发展极权主义理论并付诸实践的大独裁者，更堪称希特勒的楷模与先驱。

“一战”中倒戈加入协约国阵营对抗昔日盟国德奥的意大利，虽然获得了战胜国地位，但在英法美主导的巴黎和会上获利甚微，大失所望。墨索里尼适时地利用意大利民众的不满情绪，发展了自己的组织。1919年，当眼疾初愈的希特勒还在为前途苦闷迷惘时，墨索里尼已经在米兰组建了他的“战斗法西斯党”，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所谓法西斯，本是古罗马时代的一种仪仗用具，一把斧头捆在一束短棒当中，象征刑罚之权。墨索里尼选择法西斯束棒的图案作为党徽，将含义引申为“权力来源于群众”。

建党后的墨索里尼很快发展了准军事组织“黑衫军”，并于1922年遥控指挥这支“大军”从那不勒斯北上，“进军罗马”。面对黑衫军的逼宫，意大利国王最终选择以不流血的方式化解：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墨索里尼就这样成了意大利的实权人物，此后他排除异己，攫取权力，与前述希特勒的作为大同小异。而且除了影响德国，墨索里尼开创的法西斯模式独裁政治还流毒于葡萄牙、匈牙利、克罗地亚，以及稍晚的西班牙等国。这些彼此间有着不小差异的极权政治模式，包括德国的纳粹主义在内，一般都被笼统地泛称为“法西斯主义”，墨氏也因此得意地自居“法西斯教父”。

1923年希特勒发动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就是以墨索里尼一年前的“进军罗马”为模板，而墨索里尼成功，他却失败了，这让希特勒一度十分崇敬这位意大利强人。1934年，他怀着近乎朝圣的心情飞赴意大利，在威尼斯与心目中的导师墨索里尼会晤，结果两人因同时觊觎奥地利发生争吵，会谈不欢而散。已经掌权十年、自我感觉极度良好的墨索里尼觉得希特勒土气、无礼又聒噪，“像个七碟连放唱片机，翻来覆去说起来没完”，希特勒则看出这位喜欢浮夸虚饰的前辈其实志大才疏，名不副实。不过冷静下来之后，这两个国家环视了周围一圈，发现最终能与自己结盟互助的，还真就只有对方了。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插手援助政变军首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此过程中，德意两国协调立场，关系增进，于该年10月结成外交同盟“柏林—罗马轴心”，两个各怀鬼胎的大独裁者迫于形势搭了伙。为了各自的侵略目标，接下来他们势必更紧密地勾搭成奸，而一个东方的加盟者不期而至，试图挤进野心家的圈子，一道瓜分世界。一个群魔乱舞的灾难年代，就要到来了。 d9s1Tm967qBRwlrKrqaLBex9UAeQ1dziHIpVQHxOtOucfyQAHhgaUHV80EDSwf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