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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物

因为西奥多·罗斯福的缘故，“罗斯福”（Roosevelt）这个姓氏在美国已近乎家喻户晓，以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出道之初，还被一些选民误以为是前者的儿子。

事实上，那位个性飞扬、毁誉参半的美国前总统与富兰克林·罗斯福还真的沾亲带故，他们有一位共同的六世祖先尼古拉斯·罗斯福。此公是罗斯福家族在美洲出生的第一代，再往前追溯，这个家族来自荷兰，早在纽约还叫作“新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就来了，之后世居于此。他们最初的姓氏还带着荷兰人中常见的Van字前缀，和凡·高（Van Gogh）、房龙（Van Loon）、范巴斯滕（Van Basten）一样。

富兰克林与西奥多年龄相差24岁。1898年，当西奥多在美西战争中纵马杀上古巴圣胡安山一战成名时，富兰克林还在念中学。1901年，当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遇刺身亡、西奥多从副总统位置上转正时，富兰克林正在哈佛读书。1909年，西奥多卸任总统时，富兰克林当选了纽约州参议员，总算是迈出了仕途第一步，不过与共和党人西奥多不同，富兰克林加入的是民主党。1919年，当富兰克林在海军部门干得风生水起、深得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赏识时，西奥多已在这年1月与世长辞。

此外，这两个罗斯福间还有一层不能不提的关系，那就是富兰克林于1905年迎娶了西奥多的侄女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当时主持婚礼的正是西奥多本人。远房堂兄弟亲上加亲，成了准翁婿，虽然辈分有点乱了，好在新郎新娘血缘关系已出了五服，不会影响优生优育。

作为一个在纽约繁衍了几个世纪的大家族，罗斯福一门英才辈出，非止西奥多一人。富兰克林的父亲詹姆斯·罗斯福经商有道，广有家资，也当过纽约州议员，富兰克林从政初期，很借重父亲和家族的政治资本。有逸闻称，1887年，詹姆斯·罗斯福曾带着5岁的富兰克林去白宫，拜访当时的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也是民主党人），后者给了幼年的富兰克林一个忠告，“永远不要当美国总统”。不知克利夫兰何出此言，但这个忠告显然没有生效，反而“一语成谶”。1920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副总统未果。次年，他因一场意外染上脊髓灰质炎，最严重时肩部以下都失去知觉，后经治疗虽有好转，但就此下肢瘫痪，终生与轮椅拐杖相伴。不过，罗斯福以乐观向上的姿态面对疾病，积极治疗恢复之余，还勤学苦读，著书立说，关注公益事业，这使他的公众形象十分阳光。1928年，罗斯福当选为纽约州长。1932年，他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大选，这次瞄准的位置是美国核心权力的握有者——总统。

大萧条已让胡佛的共和党政府备受指责，补偿金远征军事件更使他民心尽失，罗斯福无悬念地赢下了1932年11月的大选，次年3月4日宣誓就任，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

51岁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华盛顿首次以总统身份面对公众，发表就职演说，地点在白宫对面的拉法耶特广场。天不作美，雪雨霏霏，罗斯福在儿子的搀扶下从轮椅上站起，撑着拐杖来到讲台前，冒着冷雨，对他的选民们表达感谢，承诺将重振美国经济。他提到了要支持农产品价格，使农民获利；要尽快重建银行体系；要打击金融领域的过度投机；要加大货币供给，并削减政府开支；要统一规划调配资源，以更有效地救助困难人群。同时他呼吁奉献精神，“我们是互相依存的，我们不可以只索取，我们还必须奉献”。

大萧条以来百弊丛生，以上种种都只能是泛泛而谈，更引人注意的是，罗斯福此时已经暗示了他对打破常规的总统权限的要求：

人们希望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正常平衡完全可以应付我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任务，但是，史无前例的要求和立即行动的需要，或许会使我们暂时背离公共程序的正常平衡。（罗斯福《向前看·在路上》）

非常之时须有非常之举。根据罗斯福的设想，他的重振经济计划将由政府主导，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也较以往大大增加。

就职典礼次日，罗斯福开始推行他的旨在拯救美国的“新政”。这一系列政策被概括为“3R”，即Recovery（复兴）、Relief（救济）、Reform（改革）。

作为国家经济的动力之源，金融系统是复兴计划的入手处。自1930年的银行挤兑风潮以来，美国银行大多倒闭，货币供给陷于停顿，没钱自然一切都无从谈起。3月9日，罗斯福政府通过《紧急银行法》，命令全国银行一律停业4天，并责成财政部在此期间评估各银行资产，通过联邦储备委员会，授权资质合格的银行发行货币，以增发货币作为撬动经济死局的第一根杠杆。

印钞机飞转，20亿美元的新增货币印制完毕。然而，稍具金融知识的人都知道，纸币不是说印就可以印的，如果没有背后的实际资产做保障，那印出来的就是废纸。挤兑风潮以来，美国人对银行的信任已经破产，大家早把存在银行的黄金等硬通货提走家藏，为此美联储动员民众把黄金存回银行，甚至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比如“威胁”在报上公布1933年2月以后从银行取过黄金者的姓名，于是，“几小时之内，只见多少床垫为之撕裂，多少铁罐因之出土，多少秘藏宝盒得以重睹天日”（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

随着更多的钱流向市场，超过七成的银行重新开张，纽约的股市也罕见地上涨，尽管百业复苏还需时日，但大萧条以来的恐慌心态，可说已经开始消退了。

金融领域更重要的新举措还包括放弃金本位制，以及实现货币贬值。所谓金本位制，是指一国发行的货币与其储有的黄金挂钩，每单位的币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这样才能保证纸币的价值是货真价实的。在金本位制下，国家货币总量及单位货币含金量的多少，直接取决于该国拥有多少黄金。金本位制被视为国家富强的象征，穷国才用银本位制。早期的金本位制传承自古代的金币本位制，金币可以自由兑换，跨国流通，各国货币的含金量都明码标价，因此国际汇率一直相对稳定。但“一战”以来，欧洲的几个储金大户都拼命销金，战后重建需要真金白银，各国纷纷限制贵金属流出。于是，以自由流通为基础的金币本位制自然就玩不转了，各国改为采用纸币不能直接兑换黄金的金块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一战”对美国的破坏性影响很小，因此战后仍能坚持金本位制，不过这样“一枝独秀”的代价惨重。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后，美国成了唯一仍使用金本位制的大国，欧洲的国家和金融机构担心美国步英国后尘，纷纷在纽约的货币市场上减持美元，兑换黄金，仅1931年9—10月就有价值超过7亿美元的黄金从美国流出（弗里德曼、施瓦茨《大衰退1929—1933》）。

为了保证增发货币的基础，罗斯福政府已顾不得脸面问题，从1933年3月10日起禁止国内银行的美元兑换黄金业务，随后禁止黄金出口，4月19日，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尽管此举引发了大范围的争议，但华尔街的金融家们明白其中的积极意义，在他们的支持下，新政得以展开。

作为增发货币的必然结果之一，美元贬值的问题接踵而来，弊端自然是购买力下降，但好处则体现在出口行业的成本相应降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增强。1933年春天，美元贬值11.5%，夏天贬值17%，这带来了不少的牢骚与怨怼，但因《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而恶化的美国外贸却开始复苏，相关产业也都运转起来。货币贬值带来的通胀压力往往难以应付，但这是对此前持续三年的通缩的必要修正，同时罗斯福政府找准了时间差，美国出口商品恢复了竞争力，而货币市场也适时止跌，恢复平稳。

除了上述旨在远期效应的复兴计划，罗斯福还要立竿见影地解决美国人的吃饭问题，这也就是新政中的“救济”部分。

1933年5月，《联邦紧急救济法》出台，政府设立救济署，以行政之力在各州之间组织调配救济物资，效率比此前各自为政的救济工作，自然大为提升。罗斯福和他的智囊团明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们的救济是以工代赈，设立公共工程署（初名民政工程署、工程兴办署），由政府投资，兴建大量的公路、码头、桥梁、水坝等基础设施，雇用失业人员，给予他们收入来源，而这些工程修竣之后，自然也能提振当地经济。这项政策带来的是美国基础设施的全面大发展，田纳西河、哥伦比亚河上相继修建了水电站，科罗拉多河上的全美头号水利工程博尔德大坝也在该政策支持下提前竣工，这座始建于1931年胡佛时代的大坝，于1946年被重掌白宫的共和党人改名为“胡佛水坝”。这些水电工程不但在当时为失业者提供了就业机会，还在未来的战争年代里，为美国提供了雄厚的电力供应保障。此外，罗斯福还组建了著名的“公共资源保护队”，组织人力养护水土林地等生态资源，不但保护环境，更在短短三个月间就创造了30万个工作岗位。

罗斯福更大的手笔还要数6月16日出台的《工业复兴法》。上任之后，罗斯福和他的智囊团策划了一档非常成功的宣传节目“炉边谈话”。节目的演播室就是白宫的总统起居室，罗斯福坐在壁炉旁，以唠家常的姿态向美国人讲述他的施政理念，通报新政的进展与效果，解释新近出台的各种法规。讲话通过电台广播传递给全美听众，十分风靡。在7月24日的第三期谈话中，罗斯福阐述了《工业复兴法》的宗旨：

一个一半蒸蒸日上而另一半衰败不堪的国家不会有长久的繁荣。如果我们的所有国民都有工作可做，都能得到公平的工资和收益，那么他们就能买其他邻居的产品，情况就是好的。但如果你夺走了其中一半人的工资和收益，那么情况就只有一半是好的。即便那幸运的一半非常繁荣也于事无补。最好的方法是使每个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罗斯福炉边谈话》，张爱民、马飞译）

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罗斯福政府的对策是，政府加强对企业的干预，制定工人的最低工资和最长工时标准，最低工资定为12美元/周，最长工时由原来的55小时/周缩短至40小时/周。政府将这套标准推广到企业，愿意遵守的企业主发给“蓝鹰”认证标识，并在政策上给予相应扶持。

不难看出，《工业复兴法》秉承的还是新政的核心理念，即增加购买力（涨工资）和限制过剩的产品生产（缩短工时），以此来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调和阶级矛盾，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并形成良性循环。长期来看，这种良性循环带来的益处将作用于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但从短期来看，必然是劳工阶层先获益，而雇主阶层则要面临薪资成本增加、产品减产的损失，相当于是他们为罗斯福的改革支付了启动资金。因此，《工业复兴法》一出台就受到了企业主的抵制，他们指责罗斯福干预市场，滥用政府权力，同时过于偏袒劳工，罗斯福也因此成了他们口中的“红色总统”。

当时，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使不同社会阶层的对立日益尖锐，而号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苏联的建立，似乎提供了可行的范例，欧美各国都不乏共产主义政党及工人运动，美国民间也出现了“走俄国人道路”的呼声（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欧仁·鲍狄埃那首有魔力的歌正在全球传唱，“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最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应该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激情的震慑下，“剥削阶级资本家”心惊胆战，他们唯恐罗斯福的新政最终会将美国引向革命的道路。然而，这些资本家是短视的，他们没意识到，罗斯福的举措正是弥合阶级对立、消解暴力革命土壤的必要手段。

美国《独立宣言》的核心观念是“人人生而平等”，可以说，平等就是美国的立国精神。但现实中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势必导致作为理念的平等变为空谈，一切附于其上的美好愿景如“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只能是镜花水月，在雇主们占绝对优势地位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尤其如此。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直接损害了弱势者本应享有的自由，进而威胁全社会的自由，正如罗斯福本人后来所说的，如果一个公民不能“维持一个可以接受的生活标准的话……一个民主制度的自由将不会是安全的”。

因此，对工人、农民等弱势阶级的扶助，正是拉近理想与现实、使不同经济阶层最大限度地实现平等的必由之路。这种平等，不是简单地向下拉齐，而要保证基本权益以及机会的平等，使人能获得从经济层面到人格层面的真正独立地位，而不致成为企业主的附庸。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获得了必要生存保障的人，一般就不会因走投无路而变成满腔怨愤的暴徒。从这个意义上说，看似“劫富济贫”的《工业复兴法》最终保障的是包括雇主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安全与利益。2000多年前的雅典，大政治家梭伦也主导过类似的改革，梭伦说：“要做一个手持盾牌的人，挡在贫富两个阶级之间，不许他们伤害彼此。”这也正是罗斯福在做的。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工业复兴法》的核心毕竟是以政府手段干预市场经济行为，初衷虽好，但与美国自由理念的基础——自由市场原则——终究不协。在企业主们的不断抵制下，该法案于1935年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予以废止。后来几经博弈，行业公会获得了合法地位，有权与企业主就工资与工时问题进行谈判，较之政府规定的一刀切式标准，这样的磋商机制更加灵活，也有利于兼顾劳资双方的利益。

从1933年3月9日的《紧急银行法》到6月16日的《工业复兴法》，罗斯福政府在此期间通过了15项重要法案，法律出台之快、之密集，在美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这段时间被称为“百日新政”，成绩斐然。1935年，《社会保障法》出台，以法律的形式保护老幼妇孺失业者等弱势群体的权益，美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开始搭建。有了保障机制和与之并行的阶梯税率的调和，两极分化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中下层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权益保障，各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的矛盾也随之缓和。福利制度并非美国首创，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就推行过类似政策，但自罗斯福始，美国政府越来越关注社会福利，如著名观察家沃尔特·李普曼所评论，“放任自由已经寿终正寝了……现代国家已经开始对现代经济负起责任，承担起保障自己人民生活标准的任务”。这堪称现代政府职能与认知水平的一大进步。

此外，罗斯福在基建和救济方面加大财政投资之余，还缩减了政府内部开支，白宫带头做起，倡导勤俭，服务人员大幅缩编，同时削减公务员工资。至于帮助他完成对胡佛政府最后一推的退伍军人们，罗斯福按照承诺发放了一部分补助金，同时也通过协商降低了他们对剩余钱款的要求，不过由于在公关、安抚方面的出色手腕，此举几乎没引起退伍军人群体的波动。

罗斯福的施政有惠于民，美国人则报之以选票。1936年的又一届大选中，罗斯福以60%的得票率成功连任。

这一年，正逢约翰·凯恩斯开宗创派的经济学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并开始流行，政府投资拉动总需求以刺激经济发展的“凯恩斯主义”受到学界和商界越来越多的认可。事实上，1933年凯恩斯就曾造访白宫，向刚刚上任的罗斯福推销他的“赤字经济理论”，罗斯福虽一时无法接受，但他在百日新政中以政府投资来调控市场、创造就业的手段，很大程度也是受了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罗斯福政府坚持凯恩斯主义理念，美国经济又有起色。截至1939年，美国GDP已突破2000亿美元，比1930年大萧条开始时增长了近三倍，失业人数也减少了一半。尽管还没完全摆脱大萧条的影响，但国家已恢复元气，找回了信心，更重要的是，打消了美国人因窘困和绝望而萌生的对强人政治模式的兴趣。

作为一次全球性的灾难，大萧条的危害远不仅限于美国，也波及欧洲，一些国家陷入了与美国同样的困境。和美国人选择罗斯福一样，这些国家也推出了他们赖以救难济困的大人物，然而这些大人物引领他们走上的道路，与美国人截然相反。 d9s1Tm967qBRwlrKrqaLBex9UAeQ1dziHIpVQHxOtOucfyQAHhgaUHV80EDSwf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