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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界

时间进入了公元前6世纪的最后10年。

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回首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之前的90年，居鲁士和大流士是当之无愧的时代主角。他们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建立了旷古未有的大帝国，将统治者的权力威仪推向了空前的顶点，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史的一次了不起的尝试。而接下来的10年，另有一群人要沿着与之截然相反的路线，进行另一种探索：将统治者赶下宝座，关进囚笼。或许多年以后，他们才更有资格像《百年孤独》里面创建马孔多的布恩蒂亚那样，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叫作“我们时代的伟大发明”。

他们就是雅典人。

大约就在美伽比佐斯奉大流士之命征服色雷斯的时候，雅典的政治界发生了一个重大变革——僭主希庇亚斯被赶下了台。

这里需要先交代一下僭主（tyrannos）这个概念。根据中文来理解，僭者，僭越、篡逆也，比如在方孝孺眼里朱棣就是这号角色。而这个词后来演化成英文中的tyrant（暴君），故而有许多混用的地方，中文也就将之译作暴君，比如查良铮先生翻译拜伦的《哀希腊》，原诗That tyrant was Miltiades一句，被译为“暴君米太亚得留名至今”。但古希腊语境中的僭主，不是指不具备合法继承权、擅自抢皇位的人，也不是指残暴的统治者，而是指不经选举就自立为首领、擅自单方面宣称代表广大人民的家伙。

僭主是怎么产生的呢？以雅典为例。僭主制度的兴亡得失，需要放到公元前6世纪雅典整个政治沿革的脉络下来解析。

在这个世纪里，雅典先后经历了贵族共和制、僭主制、民主制，而且几种政体又常彼此杂糅，翻来覆去，转型转起来没完。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说法，这是因为传统的氏族社会正在朝政治社会过渡，旧的组织模式和阶级划分都在被颠覆，社会也在朝各种方向尝试改组。

这个过程与几位重要人物密不可分。头一位，是前面已经约略提过的雅典大贤，梭伦。

梭伦是雅典自传说中的创建者忒修斯以来头一号的贤人。他出身贵族家庭，早年经商致富，后凭军功入仕，一生经历丰富，而他最大的建树还是在政治方面：他主导了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改革。

在那之前，雅典法律严酷，阶级固化严重。梭伦对症下药。首先，为了缓解两极分化、遏制人口兼并，他下令禁止以人身自由为抵押的借贷，什么卖身葬父、卖身葬夫、卖身葬全家之类的，统统不许搞了，梭伦以此来保住雅典共和制的主体——公民阶层的规模与独立。其次，免去了穷人某些名目下的公私债务，为民减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梭伦给了全体公民对官员的起诉权和法庭上的陪审权，这使得民众凭借数量优势，在法庭上获得了极大的话语权。面对不法官员，可以以法律为盾牌，也使得雅典权力结构更趋多极化，官员也要向民权机构负责。

此外梭伦还废除严刑峻法，提倡执政清廉，等等。不过梭伦的改革也就到此为止，他并不想、更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在所有方面都平等，也不想彻底颠覆主要依据财产多寡而形成的雅典阶级序列和官员选拔制度，因为他认为那样只会导致雅典变成一个只属于民粹主义者和流氓无产者的城市。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做一个手持盾牌的人，挡在贫富两个阶级之间，不许他们伤害彼此。他在雅典政坛的将近30年时间里，确实尽职地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不过短视的时人却无此眼光，雅典富人不满债权凭空蒸发，原本惦记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无产阶级也埋怨梭伦革命不彻底。两头不讨好的梭伦索性挂冠而去，离开雅典四海云游。前面提到他在吕底亚拜访克洛伊索斯，就是他晚年游历生涯中的一站。

再说梭伦走后，雅典政坛冒出三大派来抢占权力真空，分别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平原派、代表“海商资本家阶级”的海岸派，以及代表传统穷光蛋、新晋破落户（因梭伦免债而破产的前富人）、血统不纯者等边缘人的大杂烩高地派。而最后胜出的，就是高地派。这要归功于他们的核心人物，继梭伦之后又一个决定雅典政治走向的节点性人物——庇西特拉图。

庇西特拉图曾经是梭伦的助手和政治盟友，他年轻时英俊倜傥，在男色成风的雅典颇有艳名，他的绯闻男友名单里甚至还包括梭伦。虽然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指出了他们二人的年龄差距来证明该说法不可能成立，但这则绯闻流传甚广，普鲁塔克的《梭伦传》中仍将之作为信史收录。

不过，庇西特拉图的价值不在于这些花边新闻，而是他宦海沉浮的经历。他的政治生涯几起几落，公元前560年第一次取得了政权，之后两度被放逐又两度复起。最终，庇西特拉图用经营银矿的钱请来其他希腊城邦的雇佣军，在雅典城北的马拉松平原，打败平原、海岸两党的军队，武力夺回政权，这是公元前533年的事。

就此，庇西特拉图开创了雅典政治的又一个先河：凭借以私人财富为保障的武力，获得政权。于是他也成了雅典的第一位僭主。

由贵族共和到僭主专制，这看起来像是开历史的倒车了。但平心而论，庇西特拉图在僭主岗位上成绩斐然，不但经济、外交等方面有所发展，甚至在民权、民生方面也比梭伦时代又有提高，他进一步分割贵族田产，分给穷人，改善其生活质量——当然，按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上的说法，他这是为了让民众满足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从而听任他的统治。

总之，庇西特拉图干得不错，但僭主制也面临着和君主制一样的致命尴尬，那就是它的权力通过血缘关系来传系，不管多贤明的君主，一旦去世，他生前的善政会否人亡政息，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庇西特拉图在僭主岗位上坐了七年，死后由他的长子希庇亚斯即位。此人起初效法其父，亦步亦趋，执政十几年间没出什么大错，但经过他们父子两代将近二十年把持权柄，这个家族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希庇亚斯的弟弟在雅典横行霸道，搞得天怒人怨。

有一次，僭主之弟试图霸占雅典著名的美少年哈莫迪俄斯，惹恼了后者的男友，盖拉家族首领阿里斯托格同。这对同性情侣在公元前514年的泛雅典娜节上出手刺杀了僭主的弟弟，本来他们还想除掉僭主希庇亚斯本人，可惜未能得手。后来两人相继牺牲，后人为他们立了雕像，名为“刺杀僭主者”，是西方美术史上的名作。再说希庇亚斯。兄弟遇刺后他既怒又怕，借机兴起大狱，罗织罪名打压像盖拉家族这样有实力的雅典门阀大族。随着打击面的扩大，又放逐了雅典的另一大政治门阀阿克密尼德家族（后来的柏拉图就出自这个家族）。该家族掌门人克莱斯铁涅斯买通了德尔斐神谕所的女祭司，让她唆使斯巴达人驱逐雅典僭主。此计果然成功，公元前509年，克莱斯铁涅斯在斯巴达人的帮助下打回老家，已经年迈的希庇亚斯不是对手，仓皇出逃。

反动派被打倒，希庇亚斯夹着尾巴逃跑了，翻身做主人的雅典公民掀起了建设民主体制的高潮。克莱斯铁涅斯推行了一套缩小贫富差距、调和阶级矛盾的政策。他打破原有的地域藩篱，重组雅典各部族，以弥合因地区差异而产生的传统敌对情绪，同时削减元老院的影响力，保障梭伦立法中赋予底层的监察、陪审等权力，确保了雅典在民主政治之路上继续探索。

但追求民主的代价也是沉重的。雅典还有另一派势力，他们当年曾和克莱斯铁涅斯并肩作战反抗希庇亚斯家族，但由于政见不同后来反目。这个派别希望恢复僭主制度，并且拉了斯巴达人做外援，几次发难。虽然最终克莱斯铁涅斯和雅典人民打退了这伙顽固分子的反攻，但斯巴达仍虎视在侧，为了抵御他们的威胁，克莱斯铁涅斯不惜忍辱向波斯人称臣。

再说希庇亚斯被赶出雅典之后，他几经辗转，投靠了波斯帝国驻吕底亚总督阿尔塔普列涅斯。阿尔塔普列涅斯是大流士的亲弟弟，驻地是吕底亚故都萨迪斯，辖区包括整个小亚细亚半岛以及新近征服的爱琴海诸岛屿，算是爱琴海的头号实权人物。波斯境内的爱奥尼亚等希腊民族都生活在这个范围内，这些城邦的僭主们都归阿尔塔普列涅斯节制，少不了巴结这位御弟，颇得后者欢心。而且对作为宗主国的波斯来说，一个僭主当权的属国更加易于控制，因此阿尔塔普列涅斯对僭主制度很是推崇。当希庇亚斯前来求助时，他一口答应帮助复国。随后雅典的代表也来交涉，阿尔塔普列涅斯以命令的口吻要求他们将前任僭主恭迎回去重登君位，他们自然无法从命，于是雅典和波斯短暂的蜜月期就此结束，双方的关系急转直下。

或许是考虑到爱琴海的阻隔，或许是觉得这事还不值得兴师动众，阿尔塔普列涅斯没有立刻对雅典采取行动，但就在这个时候，偏偏有人惹事，将希腊世界和波斯帝国拉上了宿命对决的擂台。此人名叫阿里斯塔戈拉，是爱奥尼亚头号城邦米利都的僭主（前任僭主希斯提亚欧因守浮桥之功被大流士调到苏撒当京官去了）。他主动向阿尔塔普列涅斯请缨，要求借一支舰队去征服爱琴海上的纳克索斯岛，并许以重酬。阿里斯塔戈拉对岛上财富夸张的形容，让阿尔塔普列涅斯心动，他二话不说就拨给米利都僭主200艘战船，约定来年春天出征。

阿尔塔普列涅斯的作战计划得到了大流士的首肯，他还派了一位宗室将领来帮忙，结果此举完全变成了添乱。皇亲大人到达战区之后根本不把阿里斯塔戈拉放在眼里，军队号令不一，拿不下纳克索斯岛，无功而返。这下阿里斯塔戈拉傻眼了，没抢到预期的战利品，非但事先给阿尔塔普列涅斯的许诺无法兑现，连波斯舰队的出场费都付不起了，加上得罪了王室成员，必然没有好果子吃，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反了吧。

阿里斯塔戈拉借故不回萨迪斯复命，跑回米利都老家召集民众大会，鼓动起义。为了取悦于民，他辞去僭主之位，宣布如果能起义成功，将在米利都实行民主制。其时雅典已走上民主之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久受僭主及其幕后老板波斯人之苦的米利都民众也都有心反抗，阿里斯塔戈拉开出的条件让他们无法拒绝。而更重要的是，波斯人已征服了赫勒斯滂一带，控制了黑海到爱琴海的通道，严重威胁爱奥尼亚人的商业利益，大家正备感紧迫。于是，在阿里斯塔戈拉的号召下，他们决定一起造反。

阿里斯塔戈拉却知道仅靠米利都人远不足以和波斯抗衡，必须到希腊本土去寻求援助，他乘船出海，去了著名的猛男之国——斯巴达。

斯巴达是希腊诸城邦中的老字号，早在特洛伊战争时代就已存在。但此时的斯巴达人，其实已非当年的斯巴达人。史学界传统上认为，此时的斯巴达人是多利亚人的一支，他们祖居在希腊世界北部边缘的伊庇鲁斯一带，也说希腊语，算是古典时代希腊族群中比较落后的一支。公元前12—前11世纪，大约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之后，多利亚人南下，征服了当时的希腊盟主迈锡尼。其中有一支占据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三面环山的拉科尼亚平原，接管了原来的斯巴达王国，奴役此地的原住民。这一支多利亚人沿用了斯巴达的名称，并且他们根据神话里赫拉克勒斯子孙“三次成熟后就回伯罗奔尼撒”的预言，自称是那位大力神的后裔，以此作为自己统治的理由，还编撰了言之凿凿的族谱为证，比如他们历史上最负贤名的领袖“立法者”吕库古，据称就是大力神的十一世孙。

“斯巴达”一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本是“适于耕种的平原”，但这些新斯巴达人却不耕不种。该国的土地被平均分成9000份，给每个公民作为“采邑”，耕种等下等差事都交给被征服的原住民希洛人（Halots），这些人还有个更形象的译名：“黑劳士”。他们是斯巴达的国有奴隶，平时做农奴，战时做炮灰，每年要以全部农业收成的一半供养斯巴达主人，却换不来一点公民权，即便没有过错，每年之中也要被鞭打至少一次，为的是让他们记住自己的奴隶身份，永不忘本。坐享庄稼的斯巴达人，并没像八旗子弟那样走向安逸享乐，而是继续在军事化道路上前进。士兵是斯巴达人唯一的职业，他们的孩子出世时要用烈酒洗身，如出现痉挛，就说明体质不强，会被弃之荒野。男子7岁起学武，20岁从军，此后终日里使枪弄棒，打熬力气。他们的训练如此艰苦，以至于真正的战争反倒像是度假。这样熬到60岁（如果能活到）方可退伍。如此漫长的服役期限，比得上乐府诗中所载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了。至于繁殖问题，适龄男青年会抢个女子做老婆，但通常只是为了传宗接代才与之同房，平时则长年住在军营之中。斯巴达女性的生活也非常简单有序，一辈子全然没有时装、首饰、化妆品、肥皂剧之类的低级趣味，只以繁育下一代斯巴达战士为生命的全部意义，为此她们也和男人一样刻苦锻炼。

斯巴达人的政治结构也属于“简单粗暴型”，最高权力机构由28名元老加上2名只享有军事指挥权的“王”组成，没有雅典那样永远争吵不休的公民大会，代之以5名由公民选举出的代表组成的监察院，行使监督权和司法权。政府的全部工作就是打仗或者准备打仗，其他有关经济、文化、娱乐的职能一概欠奉，简捷高效。民间生活同样单调，吕库古创立的制度，核心内容就是杜绝奢侈与享乐。他发行了只能在斯巴达境内流通的铁制货币，借以割断民间同外界的贸易往来，实现政府对外贸的完全垄断，防止“经济渗透”；同时推广公社大食堂制度，将民众编为若干公共食堂，大家同吃同住同操练，通过压缩民众的个人空间，使之弃绝物欲，潜心向武。但斯巴达人不是穷兵黩武的扩张狂，由于同国内希洛人之间的阶级矛盾格外尖锐，统治基础不牢靠，他们不太敢劳师远征。同时，由于斯巴达土地国有化，公民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和继承权，也普遍没有私人财产，因此他们也无意于兼并邻人的土地，甚至对抢掠财富都不怎么热心。后来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名将莱山德出国征战掠回大批战利品，却遭到了国内各界的批评，认为这些奢侈品是糖衣炮弹，会腐化斯巴达人的意志品质。总之，斯巴达人排斥一切享受，排斥一切奢侈，排斥一切物欲。这种政治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与老子的思想有几分契合，“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一点不同之处在于，斯巴达人并不反对“为盗”，甚至还提倡偷窃，将之作为锻炼的一个项目。

斯巴达人用集体生活和禁欲主义、严酷的锻炼和森严的法纪、尚武情结和军事化管理，培养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纪律性，以及简单质朴、诚实守信的作风。这令希腊诸城邦艳羡不已，比如主旋律诗人品达曾写诗称颂斯巴达：“那里有元老议事的地方/有青年人出奇制胜的标枪/有舞蹈歌唱/还有欣喜欢畅……”需要强调的是，所谓舞蹈歌唱，即便有，也都是清一色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斯巴达人与外界唯一的文化交流，就是将一些善于激励斗志的诗人和作曲家请回来谱写军歌。古希腊人将斯巴达的生活方式视为至善至美，但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诚如王小波所说，“这种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

阿里斯塔戈拉来求援时，接待他的是斯巴达王克列欧美涅斯，也就是日后温泉关主角列奥尼达的异母兄长。口若悬河的阿里斯塔戈拉向他极力渲染波斯人傻钱多，说他们的军队不堪一击，夺取他们的财富如拾草芥。阿里斯塔戈拉也知道斯巴达人对钱财土地不太感兴趣，他特别投其所好地强调征服庞大帝国的荣誉。斯巴达人崇尚荣誉，尤其是军功，克列欧美涅斯被他说得有些心动，但从阿里斯塔戈拉口中得知了波斯帝国不可思议的辽阔疆域后，他又犹豫起来，阿里斯塔戈拉只好把引诱他参战的价码越开越高。这时，国王的女儿、年仅9岁的戈尔戈（后来嫁给了列奥尼达）提醒父亲：“别再听这个外邦人夸夸其谈了，他的话越来越不靠谱，再这样下去你会被他的蛊惑毁了。”

克列欧美涅斯想想有理，送客。阿里斯塔戈拉只好另赴别处拉人，他的下一个游说目标，就是雅典。

如前所述，雅典人因为阿尔塔普列涅斯支持希庇亚斯，已对波斯帝国心生芥蒂，波斯人在爱琴海一带的扩张，更令他们忧心忡忡。现在既然爱奥尼亚的头号城邦米利都要叛离帝国，他们自然愿意帮忙，以期遏制波斯人的西进势头，并取得一个站在自己一方的战略缓冲带。助人助己，一举数得，雅典人决定出兵。

公元前499年，20艘雅典战船载满战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爱琴海，希腊好儿女齐心团结紧，去打波斯野心狼。就这样，印欧人分居东西的两支终于要在战场上一较高低，历史上第一次大洲之间的全面争霸战，也就此打响。 D+30KsCbkQFr4WoyEjoO2cIVFemi58Zi5mzisVs2+I/AktnAIlwT2+lVWA5Ya+x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