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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富，先修路。大流士深谙此理，他的大帝国全盛时期东北跨过锡尔河达中亚腹地，东南包括印度河流域，南到波斯湾彼岸的阿曼，西南领有埃及和利比亚东部，西北直抵巴尔干半岛北部的色雷斯地区，总面积超过600万平方千米。因此，必须建立能保证军队行进和财赋流转的交通体系，才能对这个庞大帝国如臂使指。大流士在波斯广阔的领土上修建了一个完备的公路网，称为御道。这个网络由帝国南部的波斯发源地法尔斯地区向四周发散，东北到巴克特里亚，东南到印度河流域，西线扩建了当年冈比西斯远征埃及的路线，西北干线则是这个公路系统中最出名的一条御道，从吕底亚故都萨迪斯直到波斯王宫所在地苏撒，全长2400余千米，道路平整开阔，每隔25千米设一驿站，可供信使换马换人，这是当时最富效率的邮递方式。这条大路边上还有许多地窖，用于储备给养，以遗大军出征之需。此外，大流士还疏浚了由埃及法老尼科二世开凿的法老运河，使地中海和印度洋两大水系连接起来。
如此便捷的交通系统保证了大流士的统治力，但他审慎地运用无限权力，不仅设置了权力极大的御前顾问机构来襄赞军国大计，还非常明智地沿用了居鲁士的统治模式，给各地区以充分的自治权，并将这一做法细化为行省制。他把全国编为23个行省（据贝希斯敦铭文。希罗多德记为20个，许多历史书沿用），各省名义上的最高总督由波斯人（通常是宗室成员）担任，但政府部门的官吏，尤其是负责民政事务的，通常是本地人。国王还在各地派有军事指挥官和监察官员，后者称为“王之耳目”，这个名称让人想起锦衣卫，但他们的任务仅限于监督地方官吏，很少扰民。各行省还享有很高的司法自治权，虽然理论上波斯王言出即为令法，但事实上大流士还是更多地采用各地习惯的法规来帮助统治。比如以《汉穆拉比法典》治巴比伦人，以《摩西五经》治犹太人。
与行省并存的是军区，驻军的存在确保了各地政务在行省制的框架下有序运转，而不至于形成地方割据。行省制度不是由波斯人首创，行省作为政治单位在亚述时代已有了雏形，但和亚述人那种简单的画地为牢、分而治之不同，波斯帝国的行省只需要平时缴税战时出兵，此外并没有更多的来自中央政府的干涉，更不像亚述时对异族属民采取举族强制迁徙。波斯的行省制如同黏合剂，使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结合起来，这种统治模式由居鲁士首创，在大流士手中完善成型。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制度创新，它使得管理一个幅员辽阔、人种各异的帝国从技术上成为可能，堪称大流士和波斯帝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中对此的评价是，“这即便不是整个世界古代史上，起码也是东方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创见”。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援引前人称“（波斯帝国的组织模式）似乎是一切帝国的模范，尤其对罗马人为然”。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大流士在宗教方面的开明，从贝希斯敦铭文中我们不难看出波斯王对祆教的尊崇。他登基以后马上结束了对麻葛僧阶层的迫害，并在波斯人和米底人中大力推广祆教，以此作为自己君权神授的理论依据。但他并没因此而像后世的一些统治者那样，将官方意识形态强行推及全体国民，而是礼敬各种宗教。在伊朗出土的泥板上，有关于他向埃兰诸神庙献祭的记载；犹太人重建锡安山圣殿也获得了他的支持；在小亚细亚，希腊民族的信仰得到保护；在埃及，他重修在冈比西斯时代毁坏的神庙，试图以此弥补前任对埃及人宗教感情的伤害。祆教是最早提出善恶二元论的宗教，其教义充满斗争哲学，因此，作为一个信奉该教的帝王，大流士能让多种信仰共存，实在需要博大的心胸和开明的头脑。结果，他的宗教政策确也收到奇效，除了埃及积重难返不肯买账，其他各地的祭司阶层无不因此归心，帮助波斯王统治属民，维护稳定。由此可见，根据每个人心中固有的信仰因势利导，其实更能使之忠于统治者，正所谓“汝助神，神助汝”。
除了自治，帝国当然还要有统一，比如文字、度量衡，当然，最重要的是货币政策。大流士大力发展铸币，发行的金币上有他一手持弓一手持矛的全身像，称为“大流克”，这种钱币流通于波斯全境，利于经济发展。大流士没学过格雷欣法则，不懂得劣币驱逐良币的道理，采用金银双本位制（各省总督还有权铸造在自己辖区内流通的铜币），结果金币很少出现在流通领域，但也正因为此，得以流传下来，让我们在今天还能看见这位波斯大帝的形象——如果钱币上的图案是用写实主义手法表现的，那么大流士的头大得有些不成比例。
大流士的各行省，除了波斯本部，都要背负帝国沉重的赋税。波斯帝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捐税来源格外可观，每年的岁入合白银12 480塔伦特（超过400吨）。其中税额最高的巴比伦，每年要缴纳白银1000塔伦特（与其他行省缴纳白银不同，印度用金砂缴税，这样折算起来他们的税额可能更高）；埃及次之，700塔伦特；最少的是今天巴基斯坦一带的犍陀罗，170塔伦特。除了税款，各省还要进奉其特产，比如埃及在税银之外还要交付60万吨粮食，印度要缴纳大象，米底要进献10万只山羊，亚美尼亚要提供3万匹战马。此外，阿拉伯、埃塞俄比亚等地虽不在帝国版图之内，但慑于波斯的威势，也会纳贡献宝，他们的特产乳香、黄金、象牙，也源源不断地涌入波斯的新旧两都城波斯波利斯与苏撒。在大流士时期始建的波斯波利斯城，宫墙上的壁画表现了这种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景：米底人赶来肥羊，埃兰人抱来幼狮，穿长袍的吕底亚人捧来碗盏，戴高冠的斯基泰人献来骏马，赤裸上身的印度人担来金砂，披发虬髯的巴克特里亚人牵来大夏双峰驼……各国贡使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将八方风雨聚于帝都，正是埃及之收藏，两河之经营，小亚之精英，几世几年，倚叠如山。大流士也因其敛财手段而得了个不太好听的绰号：“小商贩”——以前波斯臣民是把居鲁士称为“父亲”的。
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大流士不可避免地走向奢华与腐化。帝国海量的黄金储备不光用于铸币流通，也被他拿来装点私人生活空间。据说他有黄金的御座、黄金的澡盆，还有不止一辆黄金马车，要知道，只有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才有这么夸张的代步工具。波斯王驾着这款车出巡虽然未必舒服，但不难想见，那气派可远非今天的法拉利或加长林肯可比。
大流士不光注重在臣民面前彰显王家威仪，也很讲究生活质量。他一个最著名的嗜好就是吃爱琴海的鲜鱼，波斯王觉得自己泱泱大国中一切江河水泽出产的鱼，都不及爱琴海的鱼之鲜美。西晋名士张翰张季鹰，因见西风起，思念故乡鲈鱼堪脍，就弃官出走，回家吃鱼。大流士也会为了口腹之好而放下一切，不过他想吃鱼无须像季鹰先生那样千里跋涉，帝王肚里的馋虫作祟，整部国家机器都要加速运转。此时，波斯帝国四通八达的御道上驿马飞驰，六七日内就将爱琴海的水产转运数千里，送到苏撒的王宫之中，驿站一切其他的事务都要为之让路。
但作为当时世界上威权最重的人间统治者，大流士自然不会仅仅满足于“出有车，食有鱼”的幸福生活，他还有更宏伟的梦想、更高远的追求。当时波斯人视野内的三个大洲，亚细亚的已知部分已尽在掌握，利比亚（即非洲，当时被称为“利比亚”，“阿非利加”是后来罗马人起的名字）除了沙漠蛮荒，也没什么值得征服的了；因此，大流士的目标只剩下一个——欧罗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