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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十字路口

大流士等人打碎了高墨塔缔造的这个仅存在了七个月的短命旧世界，接下来众人的愿景自然是建立一个万古长青的新世界。写到这里，希罗多德再次为历史加料，他描写了七人之间一场决定波斯命运的大讨论。这段场景更像小说，或许希罗多德自己也意识到了，于是特加批注曰：“在会上发表的意见，在某些希腊人看起来是不可信的；但毫无疑问这些意见是发表了的。”这句话更让我们隔着两千多年的时空，看见了老先生信誓旦旦宣称此地无银的可爱。

不过，抛开考据不谈，这段描述确有着历史文献难以比拟的意义，千载之下仍值得研读玩味，甚至在一些后世的政治史研究家看来，希翁浩浩九卷，精意唯此一段。以下就是他描写的这场辩论。

夺宫之变后的第五天，也就是公元前522年10月4日，欧塔涅斯、大流士等七大功臣再次聚首，讨论国家的未来。作为首倡义举者，欧塔涅斯率先发言，他认为，冈比西斯的暴虐和高墨塔的篡逆足以说明独裁之害，他历数了君主制的弊端：

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当然，欧塔涅斯的原话不是这样，上边这段话是两千多年后的中国明代大儒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的，但欧塔涅斯表达的意思大抵相同。他认为，一个乾纲独断的君主，本身就是国家和人民灾难的根源，因为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必将使其拥有者任意妄为。因此，必须取消国君的无限权力，将权力平等地交给每个国民，政府通过选举产生，国家事务交由全体民众投票裁决。

接下来，“七剑”中的另一位美伽比佐斯表态，他对欧塔涅斯关于独裁之危害的论述完全赞同，但坚决反对将权力交给公众，在他看来公众掌权必将导致动乱，他阐述道：

专横和偏执是群体有着明确认识的感情，他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煽动起这种情绪，他们随时都会将其付诸实践。群体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他们认为那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一种形式。他们的同情心从不听命于作风温和的主子，而是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他们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不错，他们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但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一介平民，他受到蔑视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群体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者，对强权低声下气。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

当然，美伽比佐斯的原话也不是这样，上边这段话是两千多年后的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说的，但美伽比佐斯表达的意思大抵相同。他认为公众是盲目的、非理性的、不可控的，如同蕴含着强大破坏力的洪流，会将一切秩序之堤冲毁。他主张，建立一个由一群优秀的人组成的寡头政府，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以集体的智慧治理国家。

轮到大流士发话，他表示民众之治和寡头之治都不好，还是要坚持君主制。因为民主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寡头导致党争倾轧，直至流血，而当一派斗败另一派之后，结果又是君主独裁，既然如此，不如一开始就搞君主制。至于独裁统治带来的问题，只要找出最适当的人选来当王就可以解决。

这是大流士的聪明之处，他不但切中了当时技术条件下民主政府和寡头政府的最大弊端，更用君位吊起了大家的胃口，所谓“最合适的人选”云云，分明是暗示同伴，他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至高的君主。对大多数人来说，喻之以利的效果要胜过喻之以义，因此，比之欧塔涅斯的理想主义，大流士为他们规划的前景显然更加诱人。王政派获得了七人中四个人的支持，成了定议。众人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决定了帝制的执行，这不失为一个历史的黑色幽默。

上述这段关于“民主与专制”的讨论出现在古人著作中，尤其是关于帝制之弊的陈述，早于阿克顿的名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两千多年。这确实显得非常超前，它给人的震撼不啻从两千多年的古墓中挖出一台笔记本电脑。其实，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共和制—平民制这三种政体的优劣，正是古希腊人热衷于讨论的问题。希腊诸城邦普遍实行的是后两种，而波斯实行的是君主制，因此后来的希波战争，不唯是两个国家、民族的较量，也是这两种政治制度和与之伴生的思想文化的争衡。正如汤因比概括的，第一波斯帝国的统治集团与其同时代的希腊城邦国家公民，各自为一种政治体制所沉迷……前者的政治忠诚集中于一个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帝王身上，后者的忠诚则集中于一个神化了的抽象观念——主权的城邦国家之上。当这两种忠诚互相碰撞之际，双方之间持久的和平共处也就不复存在，一方必将打倒另一方，并取而代之。

没有证据表明波斯在成为帝国之后，曾有过改变政治体制的尝试，因此上述希罗多德的描述，基本可以确定是出自他的演绎，希罗多德让波斯帝国和希腊城邦两种政治文明形态，在他的想象中来了一次提前交锋。

在这场虚拟大辩论中，希罗多德替大流士拉了偏架，藏下了其说辞背后的致命漏洞：在早期的技术条件下，帝国体制较之民主或贵族体制，确实更容易积聚国力，一个“最合适”的有道明君，其作用确实胜过一群盲目的民众或教条的议员，对那些“大国”来说，尤其为然。但是，这个看似简单又高效的方案中，藏着一条悖论，那就是所谓君主制，必以血缘作为君主法统沿袭的绝对依据，这一条，就已经否定了大流士所谓“选出最合适的人”这种模式持续操作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帝国只有一次“选”的机会，之后，能否再有“最合适的人”来执掌帝国，就完全要靠运气了。而包括波斯帝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帝国的历史都将证明，这样的运气的确极少降临到帝国臣民的头上。

希罗多德用春秋笔法让大流士代表的帝制派在这场论战中得胜，是为了忠于史实，并不能说明他倾向帝国模式，但希翁借美伽比佐斯和大流士之口道出的民主制和贵族制的弊端，堪称一针见血。他没有像指明民主制和贵族制那样直斥帝国制之非，也可以看作是对这两种希腊体制利弊的反思。要理解这种反思，我们不得不暂时停下故事，花一点篇幅简述希腊的政治形态及其沿革。

希腊式“民主”的源头，其实起点很低，他们最初的政治结构颇为简单，由一个称为巴塞勒斯的军事指挥官，加上负责部落内部事务的酋长会议组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中，将这种形态定性为中级野蛮社会。由于社会规模小，生产力低下，剩余产品有限，因此这种体制下，那个带有“王”的性质的巴塞勒斯其实并没多少好处，对日常政务没有决策权，财产方面和一般社会成员相差无几，在军事以外的其他领域，对部落民众也没有绝对的支配权。打仗要冲锋在前，平时又没有太多的威仪和油水，可见巴塞勒斯不是什么好差事，就像韩非子说的，“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最初希腊的大小部落基本都是上述的组织结构，后来发展发展着，有的部落变强了，他们便开始欺负发展程度较低的部落，从人家手中抢钱抢粮抢地盘，这些部落也因此做大。这个历史阶段就是希腊从部落、村寨结构向城邦结构转型的过程，雅典的建立可以作为样本。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开篇之作《忒修斯传》，正是这一时期的写照：“忒修斯设想了一个奇妙的计划，他要把阿提卡的全部居民集中到一个城镇，使他们成为同一个城市中统一的人民……他逐个走访所有的城镇和部落，劝说他们接受自己的计划……他很快说服了一些人，其余的人慑于他那日益强大的威力和他的勇猛，感到与其被迫就范，还不如接受劝告为妙。”忒修斯作为一个神话人物，其存在与否可以存疑，但上面这段描述，基本可以看成对希腊城邦形成过程的真实还原。由强力部落或人物主导的不同部落的联合与统一，使希腊人的组织形态具备了所谓城邦的两个要素：城区（asty）和城郊（chora）。前者是商业、手工业和居住区，后者则提供农产品和原材料。雅典就是这样诞生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军事领袖的作用日益凸现，巴塞勒斯的“王权”也随之膨胀，逐渐从军事领域渗透到行政等其他领域，对社会总财富的占有比例逐渐增多，其个人意志对部落社会的影响也逐渐加大。

接下来，希腊政治史似乎也要沿着我们熟悉的轨迹发展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希腊特色来了。城邦在巴塞勒斯和酋长会议之外多出了一个权力机构，即公民大会，希腊城邦进入了摩尔根所说的高级野蛮社会。公民大会的作用很快体现出来，当巴塞勒斯们越来越接近真正意义上的“王”的时候，他们被废黜了。此后希腊政治模式的发展，开始和其他文明分道扬镳。

政府权力的分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起初授予巴塞勒斯的军事权力现在改归受到更大约束的将军和舰长们来行使。……出现了司法权，交由执政官和大理官来行使，行政权现在交给了市行政官吏。凡可以说成是人民把酋长会议作为一个代表团体而曾委交给该会议的一切权力，都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进步，而逐步地从这个原始会议所总揽的全权中分化出来了。（摩尔根：《古代社会·第十章 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

为什么到了别的古文明该迈向集权的这个历史节点上，希腊人能“逆潮流而动”？是因为他们的“民主素质高”吗？

不能这样对历史做简单化的解读，希腊城邦之所以出现，与其地理条件有直接关系。巴尔干半岛三面环海，陆上层峦叠嶂、丘壑纵横，有人形容，如果能用熨斗把这个半岛熨平，其面积会大过整个欧洲。希腊世界的核心部分，是巴尔干半岛南端的阿提卡半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地形同样是千沟万壑。诸部落被自然分隔在各个角落，没有开阔的可耕种平原，他们的人口和国力难以积蓄，而山川海洋，也是诸城邦的天然屏障，使其能够划地自守。这样的环境决定了希腊城邦不得不走“迷你化”路线，从斯巴达的“立法者”吕库古到柏拉图，他们理想中的城邦人口为5000—9000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城邦的理想公民人数的上限是保证公民间相互熟悉。

这种小国寡民的模式，天然适合发展民主，在当时的条件下，“小”是一个城邦或国家实现全民表达权的必要条件，唯其小，唯其人少，才不至于产生过多的利益群体，才可能在技术上保证全国公民共商国是一人一票，才能让民众通过彼此的熟悉来判断，管理城邦事务，究竟谁是适合的人选。

因此，古希腊时代的“民主”，完全不能与现代政治之民主等量齐观（尽管后者是由前者发展而来）。如前所述，希腊城邦的形成过程与帝国的初创阶段并无太大分别，古希腊人选择民主，其实应该视为他们在由原始公社阶段迈向帝国阶段时，被自然条件绊了一跤。他们的民主是与贫困、保守、生产力低下共生的。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在当时完全不具普世价值，不能推广到幅员辽阔的国家。相反，如果希腊也有那些国家的地理条件，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也会走上帝国之路。而且，当后来雅典经过伯利克里时代的大发展，有了扩张的条件后，也确实走上了“帝国化”道路，他们的“民主”也逐渐变得名存实亡，越发转向野心家和多数人暴政的结合体。有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证：虽然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公民手中。

此外，这种制度的缺点也和优点一样突出。比如议而不决；比如“抽签定官吏”这种与专业化分工背道而驰的荒唐做法；比如执政官为了讨好选民不得不放弃主见，朝令夕改，从而导致执政能力低下；比如仅有多数原则而缺乏对少数的保护（参见苏格拉底之死）……这都是希腊式民主为后世诟病之处。综上，作为一种政治形态，民主也好，君主也罢，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上面的论述似乎推导出一个悖谬的结论，即在人口众多的地方实现专制，反而要比在人口少的地方容易，统治多数人，反而要比统治少数人容易。要理解这个看似不合情理的问题，还需要回到前面提到的大众心理研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写道：芸芸众生总是愿意听从意志坚强的人，而他也知道如何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看法。聚集成群的人会完全丧失自己的意志，本能地转向一个具备他们所没有的品质的人。

这段说的是领袖的作用，当然，也可以理解为领袖的危害。勒庞说的这种领袖（意志坚强的人），通常可以通过“断言、重复和群体间的情绪传染”，将其影响施加于人。这种影响会在群体中传播，而群体的基数越大，这种影响的传播也就越快、越广，在规模较小的群体中，则作用有限。根据弗洛伊德和其弟子荣格的群体无意识学说，人的精神结构包含两个主要部分：意识部分和无意识部分。弗洛伊德以冰山为喻，称前者的比重相当于冰山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而人精神中八分之七的部分都是无意识。身处群体中的人会因彼此的共性而相互影响。当一种情绪或信念在群体中传播时，处在无意识状态的八分之七部分会因为先天的从众心理而被轻易占领，群体的数量多寡则决定着这种无意识状态的强弱，这就是为什么一士可以“谔谔”，而众士则通常只能“诺诺”。

洞悉了这种群体心理的人，往往能凭此成为领袖，带领人类走向进步，或走向毁灭，大流士就是这种人。因此，当波斯这个人类史上第一个巨无霸走到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时，他的出现，保证了波斯在帝国之路上继续前进。 RF1INNWRFVeJjTr9BRr/minK7VRt6hLoQGSgxio4x5s7oqwV+MAbsvlBDuxd9y3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