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战争之后：1865—1879年

美国用不断贬值且不可兑付的绿背钞和沉重的公共债务负担结束了内战。战后货币议程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绿背钞。领导着一个强大的实业家群体的宾夕法尼亚州钢铁制造商，呼吁继续使用绿背钞，反对恢复铸币兑付，当然，也反对为恢复铸币兑付而进行的收缩货币的准备。自1820年开始就一直站在有组织的保护性关税运动前列的宾夕法尼亚州铁器制造业者，在他们的精神导师（本人也是宾夕法尼亚州铁器厂老板）、权威经济学者亨利·C·卡利（Henry C．Carey）的指导下，站到了本次运动的前列。 ^[98] 卡利和他的铁器制造业伙伴们意识到，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汇市场预期会进一步通货膨胀，本币贬值的速度往往快于国内价格上涨的速度。他们还意识到，美元下跌和黄金价格上涨使国内产品价格更便宜，进口产品价格更高，因此起到了替代关税的作用。廉价货币和通货膨胀政策不仅可以为制造业提供宽松的信贷环境，而且由于美元贬值和黄金溢价上升，它还可以起到额外关税的作用。

在著名的“卡利之夜”（Carey Vespers，即讨论经济和政治的夜晚）的众多与会者中，就有很多支持高关税和软货币的卡利福音（Carey gospel）拥趸。有影响力的卡利信徒包括经济学家和宾夕法尼亚州铁器制造业者斯蒂芬·科尔威尔（Stephen Colwell），钢铁协会主席艾伯·沃德（Eber Ward），钢铁协会杂志《铁器时代》（ Iron Age ）编辑约翰·A·威廉斯（John A．Williams），宾夕法尼亚州钢铁制造商代表丹尼尔·莫雷尔（Daniel Morrell），《银行家杂志》（ The Bankers Magazine ）编辑小以撒·史密斯·霍曼斯（I.Smith Homans，Jr.），以及有权势的美国众议员、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D·凯利（William D．Kelley），凯利由于毕生致力于铁器制造业者的利益，因而赢得了“老生铁”（Old Pig Iron）这一值得骄傲的绰号。卡利圈子还主导了也在传播卡利保护主义和纸币观念的美国工业联盟。国会中有影响力的盟友（如果不能说是卡利的追随者的话）有激进派领袖、众议员萨迪乌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他本人也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铁器制造业者，以及众议员约翰·A·格里斯沃尔德（John A．Griswold），一位来自纽约的铁器制造商。

许多希望获得低息贷款的制造商，押注金价上涨的黄金投机者和持有沉重债务的铁路公司债券持有人，也对绿背钞表达了支持之意，他们意识到，通货膨胀通过使美元贬值而使债务人受益，同时，通胀往往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剥夺债权人的权利。例如，一位有影响力的卡利信徒、宾夕法尼亚州的托马斯·A·斯科特（Thomas A．Scott），就是铁路建设的主要推动者，也是宾夕法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太平洋铁路的主要企业家。 ^[99]

战后，最惹人注目的一位绿背钞膨胀倡导者就是华尔街股票投机者理查德·谢尔（Richard Schell）。1874年，谢尔成为国会议员，他提出了一个体现凯恩斯后来名言之精神的让人惊讶的前凯恩斯主义计划，即只要 花了钱 ，不管这笔钱花在什么地方，不管是用于金字塔建筑还是用于地上挖洞，花了钱就行。 ^[100] 谢尔严肃地敦促联邦政府从纽约到旧金山挖一条运河，所需资金全部通过发行绿背钞筹集。谢尔的热情可能只有臭名昭著的铁路投机者和经济冒险家、一再呼吁大量发行绿背钞的乔治·弗朗西斯·特莱恩（George Francis Train）的热情才能相提并论。1867年，特莱恩曾大声疾呼：

请给我们我们所说的绿钞吧，我们要建设城市，种植玉米，开采煤矿，管理铁路，试水船舶，种植棉花，建立工厂，开采金银矿，建立轧钢厂……支持我的决议吧，天空将永久有阳光。

1873年的恐慌对过度修建的铁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是铁路工人们带头振臂疾呼要用更多的绿背钞来遏制恐慌趋势。托马斯·斯科特（Thomas Scott），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主席柯利斯·亨廷顿（Collis P．Huntington）、拉塞尔·塞奇（Russel Sage）以及其他铁路员工，都加入了呼吁绿背钞的运动。他们的影响力如此强大，以至于《路易斯维尔信使报》在1874年4月宣布：“在华盛顿，对货币影响最大的是铁路行业……毕竟，伟大的通货膨胀论者都是大干线铁路的建造者。”

压在美国人民头上的巨额公共债务使美国南北战争后的绿背钞问题变得异常复杂。1860年，联邦债务还只有6 470万美元，1866年则达到了23.2亿美元之巨。由俄亥俄州参议员乔治·H·彭德尔顿（George H．Pendleton）带领的许多前杰克逊民主党人， 仅仅 为了兑付战争期间以绿背钞计价的联邦债务本金，就开始鼓动进一步发行绿背钞。 在某种程度上，对用硬通货解决通货膨胀和公共债务问题的敌意态度，现在出现了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彭德尔顿一派用膨胀的纸钞偿还膨胀的债务的动机仅是一种诗意的正义感，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忽略了更广泛的硬通货目标。 ^[101] 这一计划混淆了南北战争之后的政党斗争，但最终可以肯定地说，与共和党人相比，民主党议员中致力于恢复硬通货和铸币兑付工作的比例要高很多。因此，1866年3月，财政部长休·麦卡洛克的“贷款法案”（Loan Bill）在众议院以共和党56票赞成52票反对、民主党27票赞成1票反对获得通过。法案规定，收缩绿背钞，为恢复铸币支付做好准备。1874年4月，该法案在众议院以105票对64票获得通过，而民主党以35票对37票的微弱优势投了反对票。后来，这项为绿背钞和国民银行券扩张提供条件的“通货膨胀法案”（Inflation Bill）被格兰特总统否决。 ^[102]

与此同时，尽管1865年和1869年一再通过决议要恢复铸币兑付，但占主导地位的共和党仍然没有为实际恢复铸币兑付做任何实事。民主党在1868年的政纲中采纳了彭德尔顿计划，但当年共和党在总统竞选中的胜利，通常被认为是对这一想法的毁灭性一击。然而，民主党最终在1874年的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从而迫使共和党在货币问题上表现出团结一致的姿态，1875年1月，在参议员约翰·谢尔曼领导的跛脚鸭国会会议（lame-duck congressional session） 上，他们提出了《恢复铸币兑付法案》。

尽管这一法案最终恢复了铸币兑付，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视之为硬币主义者的胜利。谢尔曼在软—硬两派货币力量之间做了一定程度的折衷。诚然，美国政府本来就应该用政府债券购买黄金，为1879年1月1日恢复铸币兑付做准备，国会此前一再表示要恢复铸币兑付，但距离恢复铸币兑付毕竟还有4年之久。同时，这项法案（在所谓的“自由银行”条款中）还立即取消了3亿美元的国民银行券发行限额，此举也让纸钞主义者感到满意。对硬币主义者唯一的补偿是按比例回收80%的绿背钞，以部分抵消任何新的国民银行券。 ^[103] 大部分反对《恢复铸币兑付法案》的人，都是持硬币主义观点的国会议员，他们除了指出该法案带有偏见的含糊不清之处外，还指责说，回收的绿背钞可能会被重新发行，而不是退出流通领域。全美各地的硬币主义势力对《恢复铸币兑付法案》同样鄙夷不屑。但在几年时间内，随着恢复铸币兑付时间的临近，他们又重新振奋了起来。

格兰特政府对最高法院在第一宗法定货币法案中的裁决的反应表明，共和党人对恢复铸币的热情普遍较低。战争结束后，法定货币的合宪性问题摆到了法庭上（我们已经看到，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法庭裁定不可兑现纸币违宪）。在1870年之前各州法院关于大量绿背钞案件的判决中，共和党法官除一名法官外，所有法官都支持绿背钞的合宪性，民主党法官除两名法官外，所有法官都宣布绿背钞违宪。 ^[104]

绿背钞问题于1867年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并于1870年2月由高院以5票对3票的表决结果对“赫伯恩诉格里斯沃尔德”一案（Hepburn v．Griswold）作出裁决，其中，占多数的民主党法官投了赞成票，占少数的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 首席大法官萨蒙·P·蔡斯在裁决书中谴责自己担任财政部长时的行为是不必要的、违宪的，事实上，他偏向民主党，还在1868年的共和党大会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赫伯恩诉格里斯沃尔德”案让格兰特政府感到不安，积累了大量长期债务的铁路公司更是如此，因为现在他们要用更有价值的黄金来支付这些债务了。然而非常幸运的是，最高法院出了两个空缺，其中一个空缺是因为一名多数派法官退休而空出来的。格兰特总统不仅任命了两名共和党大法官，还任命了两位对此问题的看法早已人所共知的铁路行业律师。 ^[105] 全新的5—4共和党多数派尽职尽责地迅速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于1871年5月推翻了前一法庭在 诺克斯诉李 （ Knox v．Lee ）一案中的重大裁决。从那时起，政府发行纸币符合宪法了。

南北战争之后，国民银行体系被收归联邦政府所有，银行数量以及国民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和存款账户的数量都呈增长之势。1870年之后，作为存款创造机构，州立银行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州立银行的准备金要求低于国民银行，对州立银行的限制也少于国民银行，因此，以国民银行为基础的州立银行开始了膨胀性扩张。国民银行的数量从1865年的1 294家增加到1873年的1 968家，而同期州立银行的数量也从349家增加到1 330家。州立银行和国民银行的银行券和存款账户总额，从1865年的8.35亿美元增加到1873年的19.64亿美元，增长135.2%，年均增长16.9%。第二年，银行的货币供给随着1873年恐慌的袭来从扩张转趋为平稳，造成很多银行和机构破产。

我们同意克莱因（Klein）对国民银行时期所做的总体概述：

1873年、1884年、1893年和1907年的金融恐慌，在很大程度上……是储备城市银行和中心储备城市银行的准备金增长派生和过度存款账户导致的结果。银行在相对繁荣时期大量放贷造成了后续的货币外流，从而引发了恐慌。 ^[106]

但必须指出的是，货币总供给，甚至仅仅是银行的货币供给，在恐慌之后并没有减少，只是趋于平稳而已。

长期以来，正统经济史学家一直抱怨本应在1873年的恐慌中袭击美国的“大萧条”，持续了前所未有的6年时间，直到1879年才结束。这次经济停滞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由导致1879年恢复铸币兑付的货币紧缩造成的。然而，工业、铁路、物质产出、国民净产值或实际人均收入都出现了超乎寻常的大幅增长，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大萧条”呢？正如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所承认的，从1869—1879年的10年间，国民生产货币总值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但这一时期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年显著增长6.8%，人均实际生产总值更以每年4.5%的速度惊人地增长。甚至所谓的“货币紧缩”也从未发生过，在这一时期，货币供应量每年增长2.7%。从1873—1878年，在又一轮货币扩张爆发之前，银行货币总供给从19.64亿美元 增加 到22.21亿美元，增长13.1%或年均增长2.6%。简言之，这是一个适度但确确实实的上升，实在谈不上 收缩 。

很显然，19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仅仅是一个荒诞的说法——一个由对整个时期价格普遍大幅下跌这一事实的错误理解而产生的荒诞说法。事实上，从南北战争结束到1879年，物价一直在下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估计，从1869—1879年，价格总水平每年下降3.8%。不幸的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习惯性地认为，价格的稳步大幅下跌必然导致萧条，因此，他们对这个时代显而易见的繁荣和经济增长感到惊讶。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事件的自然过程中，当政府和银行体系不能迅速增加货币供应量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和经济的大幅增长，足以吞没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价格将会下跌，其后果将不会是萧条或停滞，而是繁荣的（因为成本也在下降）经济增长，以及生活水平提高对所有消费者的影响。 ^[107]

事实上，最近的研究发现，这一时期英国类似的“大萧条”也是一个荒诞的说法，因为人们混淆了价格收缩及其对价格下跌的所谓必然影响和价格收缩及其对商业活动萧条的所谓必然影响。 ^[108]

1873年经济恐慌的主要效应很可能不是引发大萧条，而是造成了很多在政府巨额补贴和银行投机的浪潮中过度扩张的银行和铁路公司的破产。我们尤其可以看看国民银行体系的创造者之一、公共债务的坚定支持者杰伊·库克的情况。1866年，由于担心通货膨胀会破坏政府债券的价值，库克倾向于收缩绿背钞并尽快恢复铸币兑付。然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期，库克家族不仅到处扩张，还掌握了新的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控制权。在19世纪60年代，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就接受了联邦政府对铁路最大的一笔慷慨捐助：不少于4 700万英亩的土地。

库克还按照当年学到的销售政府债券的方式出售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债券，也就是雇一批写手写文章，宣传美国西北部所谓的地中海气候。包括格兰特总统的私人秘书霍勒斯·波特（Horace Porter）将军在内的许多政府要员和政治家，都在库克—北太平洋公司的薪酬名单上。

1869年，库克根据其扩大的活动范围表达了他的货币哲学：

为什么这个伟大而光荣的国家的发展会受到遏制和拖累？——是这些令人不快的“硬通货”理论，即过去时代的陈词滥调扼杀了这个国家的活力，凝固了国家的生命——这些敦促尽早恢复铸币兑付的人对发展迅速的西部一无所知，如果不是受到了限制，如果能采用必要的手段来修建铁路、改善农场并将农产品运往市场，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将是现在的两倍。

但在1873年，杰伊·库克得到了应得的惩罚，过度建设的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日渐瓦解，库克的政府债券操作也陷入了失败。因此，受到市场经济遏制和拖累的强大的库克公司崩溃并破产倒闭，从而引发了1873年经济恐慌。 ^[109]

在1875年的《恢复铸币兑付法案》通过之后，共和党人终于在1879年搞定对手，恢复了铸币兑付，这一刻离南北战争结束已经整整14年了。由于共和党没有意愿用收缩货币的方式为恢复铸币兑付铺平道路，因而19世纪70年代末期的货币供给没有收缩。一直到财政部长谢尔曼在欧洲大量出售美国债券换取黄金后，才算最终恢复了铸币兑付。

在恢复铸币兑付之前的最后3年里，在西部乃至全美范围内出现的一场大规模的白银自由铸造运动，差一点点就阻止了1879年的金本位制回归。自1834年以来，美国造币厂的金银兑换比价一直在低估白银的价值，因为白银的价值被低估到甚至连白银辅币都流出了美国，所以1853年确立的是事实上的单金本位制。自1853年以来，从法律上讲，美国采用的是金银比价为1∶16的金银复本位制，美元银币虽然不存在，但技术上仍然处于流通之中，因此美国实际上采用的是只有分量不足的小面额白银辅币当零钱使用的单金本位制。

1872年，美国财政部少数有见地的人清楚地意识到，自19世纪60年代初以来金银比价一直维持在1∶15.5左右的白银价格，其价值即将大幅下跌。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意识到，欧洲国家正在从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转变，从而减少了对白银的需求。另一个次要原因是，在内华达州和西部其他州发现了银矿。1873年2月，这些财政部官员与谢尔曼参议员一起，在国会迅速通过了一项看似无害的法案，法案实际上停止了进一步铸造银币。 随后，1874年6月的一项法案又剥夺了所有超过5美元之银币的法偿地位，从而完成了白银的非货币化。这是一个完美的时机，因为正是在1874年，白银与黄金的市场比价首次下跌到1∶16。此后，白银的市场价格稳步下跌，于1876年跌至接近于1∶18，1879年则跌过了1∶18，1894年，金银比价甚至达到了1∶32的惊人水平。

简言之，1874年后，白银不再被低估，而是被高估，也即相对于黄金而言，白银兑黄金的比价上升到1∶16。除了1873年和1874年法案（支持白银的势力称为“1873年之罪”）外，白银本应流入美国，而美国本应再次采用事实上的单银本位制。绿背钞的拥趸也就是通货膨胀的拥趸，就会见识到用“硬通货”的形式来大幅增加美国货币数量的方式：大量全新的被高估的白银将被重新货币化。这就是“按1∶16的比价自由且无限的铸造银币”的白银重新货币化运动。

应该认识到，白银阵营（silverites）是有论据的。在某种意义上，白银的非货币化是一宗“罪”，是由那些想趁事情犹未为晚之际将银币非货币化以免银币会代替金币的人用狡猾而欺诈的方式所为。黄金胜于白银的论据确实很有说服力，尤其是在白银价值迅速下跌的时代，但这本应公开而诚实地进行。秘密废除银币的方法，即“反白银之罪”，在一定程度是导致19世纪余下时间里白银运动激烈的原因。 ^[110]

最终，政府虽然确保了恢复黄金支付，但也付出了代价，即政府被迫于1878年通过了《布兰德—埃勒森法案》（Bland-Allison Act），该法案规定财政部从那时起必须每月购买足以铸成200万—400万美元银币的足量银锭。

应该指出的是，至少19世纪70年代末的第一次白银运动不能被视为是“农民运动”（agrarian），尤其不能视为仅仅是南方和西部的一场农民运动。除了新英格兰地区外，白银运动不仅在全美范围内广泛开展，而且是一场城市运动。正如韦恩斯坦（Weinstein）指出的那样：

白银运动起始于一场城市运动，而不是一场农民运动。一开始，运动的据点是中西部和中大西洋各州的大城镇，而不是该国的农业区。首批金银复本位制领导人是由支持硬通货的报纸编辑、商人、学界维新派人士、银行家以及商业团体等组成的一个松散集体。 ^[111]

随着1878年《白银购买法案》的通过，白银运动在美国逐渐消失，但却在19世纪90年代再次兴起。 SelbtRy1CKbvaOMZfIq2vF4HLf+lMWNpw8Lr4pfKxT3Tux65tPF3p1H8tjeUYf8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