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北战争导致联邦政府开支大幅膨胀,从1861年的6 600万美元飙升至4年后的13亿美元。为了支付这些膨胀性支出,财政部于1861年秋季首次尝试大规模发行一期数额为1.5亿美元的债券,由美国主要银行购买。然而,财政部部长萨蒙·蔡斯(Salmon P.Chase),一位前杰克逊主义者,试图要求银行用他们手上没有的铸币来支付这笔借款。对银行铸币的这种巨大压力,加上公众对银行缺乏应有的信心,且对铸币的需求也在增加,导致了几个月后,即在1861年12月底,全国范围内铸币兑换被全面叫停。紧接着,财政部自己也迅速采取行动,暂停了对国库券的铸币支付。
美国政府马上乘隙而入采用了不可兑现法定纸币本位币制。在《1862年2月法定货币法案》中,国会授权印刷1.5亿美元的新“美国钞票”(不久就以“绿背钞”闻名于世)为日益增长的战争赤字买单。除了财政部继续履行其法定义务,以铸币支付其未偿公共债务的利息外,绿背钞已成为支付所有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的法定纸币。 [74] 绿背钞也可以按面值转换为美国债券,但对公众而言,这仍然是一个普遍未使用的选项,并于一年后被废除。
在2月份创发绿背钞时,国会经过表决认定,这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行表决的紧迫问题。但印制钞票是一件让人上瘾的事情,接下来,7月份第二次授权发行1.5亿美元,1863年初又第三次批准发行1.5亿美元。1864年,在外未偿付的绿背钞达到了4.151亿美元的峰值。
绿背钞一经发行就相对于铸币开始贬值。为了推高政府债券的价格,财政部长蔡斯于1863年7月取消了绿背钞的可兑换性,此举进一步压低了绿背钞的价值。蔡斯和财政部官员并不承认他们自己对绿背钞的持续贬值负有主要责任,而是就便将责任归咎于不知姓名的“黄金投机商”。1863年3月,蔡斯决心开展一场运动,通过控制、抨击并最终取消黄金市场来阻止贬值,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他被赶下台为止。3月初,他要求国会对黄金销售征收印花税,并禁止使用其价值超过票面价值的硬币作为贷款抵押品。这些限制措施对黄金市场的影响收效甚微。而且当年年底,在贬值之风重新刮起时,蔡斯决定事实上废除用黄金缴付关税的要求。1864年3月底,蔡斯宣布,将允许进口商把绿背钞存入财政部,并以低于市场的溢价获得黄金作为回报。进口商可以用黄金缴付关税。这一做法本应极大地减少进口商在市场上购买金币的必要性,并因此降低绿背钞的贬值趋势。但随后的结果是,在蔡斯开始实验时,1元绿背钞还能值59美分的黄金,但到了4月中旬,这一比价已跌至57美分。蔡斯随后被迫废除了他的关税计划。
由于试图规范黄金市场的努力失败,蔡斯立即加大了干预力度。5月中旬,他卖出了价值1 100万美元的黄金,以图压低绿背钞的黄金升水。但因为财政部必须在金库中保留足够的黄金来支付债券利息,无法无限期地继续这一政策,因此该政策收效甚微。当月月底,1元绿背钞只能兑换不足56美分的黄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
蔡斯不屈不挠地又试了一次。1864年5月中旬,为了压低英镑兑美元的汇率,更具体地说,为了取代美国对英国的部分黄金出口需求,他在伦敦以低于市场的汇率出售外汇。但这依然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月底之前,蔡斯结束了这次实验。
最终,蔡斯部长决定来一把狠的。尽管他未能规范黄金市场,但他可以彻底摧毁黄金市场,从而终结绿背钞的贬值。到6月中旬,他推动国会通过了一项实实在在的专横措施,严厉处罚并禁止所有的黄金期货合约,以及禁止经纪人在自己办公地点以外的任何地方销售黄金。
结果是灾难性的。由于缺乏一个有组织的市场,黄金市场一片混乱,价格波动极大。商人们大声疾呼要废除“金价法案”(gold bill),而最糟糕的是,这项法案的目标——降低纸钞的贬值率——几乎没能实现。相反,公众对绿背钞的信心直线下跌,而绿背钞对黄金的贬值情况则越来越糟。6月初,1元绿背钞还能当52美分以上的黄金,但人们对新提出的金价法案的忧虑促使绿背钞在6月中小幅下挫至51美分。法案通过后,绿背钞随之暴跌,当月底即跌至40美分。
灾难性的金价法案在6月底被仓促废除,或许并非偶然的是,蔡斯部长也同时被免职。因此,与投机分子的战争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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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绿背钞的黄金价格贬值到97美分以下,白银辅币的价值则被低估,因此白银被用于出口以兑换黄金。这样,到了1862年7月,流通领域中已经见不到比镍铜合金小额硬币更大的硬币了。随后,美国政府用小额辅币券(small tickets)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为此目的首次发行了邮票,然后是一些小额脱胶贴纸片(unglued paper),最后,在1863年春季过后又发行了小额纸钞辅币。 [76] 截至1864年中期,美国政府总共发行了2 800万美元的邮资货币(postage currency)和小额银行券。随着绿背钞的贬值,甚至镍铜合金币也开始从流通中消失,并开始向被低估的方向发展。人们的预期和最终会被低估的现实,让这些硬币被囤积起来并最终用于出口。邮资货币和小额银行券的最低面值分别为5美分和3美分,因此在这件事情上于事无补。1864年春天,政府又发行了一种又轻又薄的小面值辅币,使用的材料是锡铜合金而不是镍铜合金,才最终缓解了零钱短缺的问题。 [77]
1861年年末,在全国所有银行和财政部本身都暂停了铸币兑付之后,格雷欣法则开始发挥作用,除了政府支付的利息和进口商的关税外,金币几乎从流通中消失殆尽。政府强制债权人按票面金额接受的法定货币绿背钞的迅速发行,确保了从那时开始的黄金从流通领域消失的持续性。
让人饶有兴趣的一个例外是加利福尼亚州。在这一时期,内布拉斯加州以西基本没有银行,而在加利福尼亚州,缺少银行至少是因为1849年的加利福尼亚宪法禁止银行发行纸钞。 [78] 而19世纪40年代后期,加利福尼亚州的黄金大发现确保了铸币的充足供应。
加州商人曾经只习惯于使用金币作为通货,没有使用过银行券,他们采取措施维持黄金的流通,避免被迫使用绿背钞付款。起初,旧金山的商人们在1862年11月共同商定,任何时候都要避免以(贬值的)市场价格以外的任何价格接受或支付绿背钞,保持黄金作为货币本位的地位。任何拒绝遵守协议的公司将被列入黑名单,并要求他们用黄金现付他们将来可能购买的任何商品。
然而,自发的努力不足以推翻支持法定货币的联邦政府权力,因此,1863年4月底,加利福尼亚州商人在加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特定合同法案》(specific contracts act)。法案规定,支付特定种类款项的合同可由法庭强制执行。法案通过后,加州商人可在所有合同中加入金币支付条款,从而保护自己免受绿背钞的影响。但愿其他州,甚至联邦政府也这么做吧! [79] 而且,加利福尼亚州的私人存款银行拒绝接受绿背钞存款,报纸利用其影响力警告市民绿背钞的危险,州政府也拒绝接受绿背钞缴纳税款。就这样,加州所有的主要机构都加入了拒绝接受或者认可联邦政府不可兑换票据的行列。
司法机构也出面帮助维持金本位,抵制贬值的美国绿背钞。加州的法院不仅支持《特定合同法案》的合宪性,而且加州最高法院还在1862年裁定,由于州宪法禁止任何接受纸币纳税的行为,因此州或县的税收不能接受绿背钞支付税款。
俄勒冈州很快跟上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步伐。俄勒冈州还宣布发行银行为非法,多年来,黄金一直是该州的唯一货币。在旧金山商人达成协议两周后,俄勒冈州首府塞勒姆的商人一致支持以黄金为货币本位,并拒绝按面值接受绿背钞。两个月后,波特兰的主要商户同意,只能按照旧金山的现行兑换率接受绿背钞,该州其他地方的商人也迅速跟进效仿这一做法。波特兰商人还发布了一份通告警告说,所有坚持以绿背钞结算债务的客户将被列入黑名单,他们也将很快受到抵制,与他们的交易只能用现金进行。
俄勒冈州的存款银行也拒绝接受绿背钞,一年半之后,俄勒冈州立法机构追随加利福尼亚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具体履约法案(performance law)。俄勒冈州也拒绝接受用绿背钞缴纳税款,并在1864年强化了这项法案,要求“州、郡或市政公司在俄勒冈州征收的所有税款均应以美国的金币或银币征收和支付,不得以其他货币形式征收和支付” [80] 。
同年,俄勒冈州最高法院依循加利福尼亚州的裁决,即根据宪法规定,绿背钞不能用于缴纳税款。
南北战争期间银行业的历史,因战争后期国民银行体系的出现而变得非常复杂。但很明显,州立银行能够暂停铸币兑付,并以联邦绿背钞为基础扩大货币发行和信贷,因此州立银行通过这一时期的扩张获得了巨额利润。这样,在1860年的时候,州立银行票据和活期存款账户总额为5.1亿美元,到1863年增至7.43亿美元,在这三年中,州立银行的活期负债每年增长15.2%。 [81]
因此无需惊讶,事实与以往的历史观点正好相反,许多州立银行对绿背钞非常热衷,因为绿背钞是他们可以作为储备基础进行货币扩张的法定货币。正如哈蒙德所言:“银行的权力非但没有受到遏制(如某些人后来所认为的那样),反而因法定货币的发行而强化。因为随着发行量的增加,银行的存款也会增加。” [82] 事实上,俄亥俄州参议员谢尔曼(Sherman)就指出,州立银行比较青睐绿背钞。绿背钞法案的主要发起人、提出该项法案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纽约州共和党人埃尔布里奇·斯波尔丁(Elbridge Spaulding),本人就是布法罗的一名银行家。
1860年,美国货币供给总额(包括金币、各州银行券、小额白银铸币,以及各种辅币和绿背钞在内的美国通货等)达到了7.454亿美元。到了1863年,货币供应量猛增至14.35亿美元,3年增长了92.5%,年增长率为30.8%。到战争结束时,包括国民银行票据和存款账户在内的货币供应总额为17.73亿美元,两年增长23.6%,即每年11.8%。在整个战争期间,货币供应量从4 540万美元增加到17.73亿美元,增长137.9%,即每年27.69%。 [83]
对这种严重的货币扩张的反应就是价格的大幅上涨。因此,绿背钞相对于黄金和商品迅速贬值一点都不足为奇。批发价格指数从1860年的100上升到战争结束时的210.9,增长了110.9%,即每年22.2%。 [84]
共和党政府辩称,政府发行绿背钞是严峻的战时“必要性”的要求。然而1863年中期之后实际上再没有发行绿背钞,这一事实证明了这一论点的虚假性。其实除了发行法定不兑现货币之外,政府还有另外三个选项:(1)政府可以发行纸币,但不能使其成为法定货币;否则贬值速度会更快。但不管怎样,它们本来可以作为联邦税费的应收货币而获得准法定货币地位。(2)政府本可以用增加税收的办法来支付战争开支。(3)政府本可以发行债券和其他证券,并将债务出售给银行和非银行机构来获取收入。事实上,政府采用了后两个选项,并于1863年后停止发行绿背钞,完全依靠后两种尤其是公共债务的增长来支持战争。战争期间累积的财政赤字为26.14亿美元,其中,印制绿背钞仅提供了4.317亿美元的资金。在战争期间的联邦赤字中,1862财政年度绿背钞融资占了全部融资的22.8%,1863财年为48.5%,1864财年为6.3%,1865财年为零。 [85] 如果我们考虑到1865年总计为9.638 0亿美元的赤字峰值,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其余全部都是通过增加公共债务提供的资金。税收也在大幅增加,税收收入从1862年的5 200万美元增加到1865年的3.337亿美元。税收收入占预算的比例从1862财年微乎其微的10.7%,上升到1864年和1865年的26%以上。
很显然,印制绿背钞的“必要性”论点似是而非,事实上,绿背钞倡导者也承认,如果政府愿意看到债券价格上涨,利息支付大幅增加,那么发行公债是完全可能的。至少,在战争持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不愿意在竞争激烈的债券市场上冒险。 [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