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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30年代中央银行被迫关门之后，就硬通货问题引发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州政府的舞台上。19世纪30年代，角力的主要目标是禁止发行小面额银行券，截至1832年，在10个州发行的都是面额低于5美元的银行券；之后，另有5个州限制或禁止发行此类票据。
在1837年和1839年的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各州的民主党都成了狂热的硬通货拥趸。民主党的目标是要取缔部分准备金银行的所有纸钞。19世纪40年代末，在许多州尤其是西部州的制宪会议上都为此发生了争论。在某些西部州，杰克逊主义者获得了暂时的成功，但不久，辉格党人就废除了这些禁止部分准备金制度的条文。辉格党人试图找到某种方法来克服19世纪30年代末危机后民众对银行的普遍反感，他们采纳了“自由”银行制度的概念，30年代末期，纽约州和密歇根州正式开始使用这一概念。从纽约州开始的这一理念传播到了全国其他地区，到19世纪50年代初期，就已经在15个州获得了普遍认同。南北战争前夕，美国33个州中有18个州通过了“自由”银行制度法。 [70]
必须认识到，美国南北战争之前为人所知的“自由”银行制度，与经济学家所分析的自由银行制度的哲学概念无关。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述，真正的自由银行制度是一种可以充分自由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银行既得不到补贴，也不受政府监管，一旦露出无法兑付铸币的征兆，银行就会被迫关门歇业。
但另一方面，南北战争前的自由银行制度却完全不是这样。 [71]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每当银行因过度扩张而陷入困境之时，银行就获得政府的允许，可以定期全面暂停铸币兑付——最近的例子是1857年的恐慌期间，就暂停过一次。诚然，现在注册一家银行更为自由了，因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银行就可以自由成立，完全无需像以前那样为了获得一张经营特许证而四处游说。然而，现在的银行受到包括州银行委员会的法令和较高的最低资本要求等各种监管条例的约束，极大地限制了银行业的自由进入。但“自由”银行业最有害的一面是，银行纸钞和存款账户的扩张与该银行投资并以债券形式与州政府债券的数量直接相关。事实上，当时的州政府债券已经成了银行的储备基础，银行可以在此储备基础上对纸钞和存款账户进行多倍扩张。这一体系不仅以明示或默示方式为部分准备金银行业务提供了保障，而且银行的多倍金字塔式扩张也与银行购买的政府债券数量紧密相连。这项规定有意将银行和银行的信贷扩张与公共债务挂钩；这就意味着，银行购买的政府债务越多，银行所能创造和发放的新货币就越多。简言之，政府鼓励银行将公共债务货币化，而政府也乐于举债，所以，政府与银行的货币扩张密切相关。
除了允许银行定期暂停铸币兑付以外，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还让银行享有一项特权，即他们发行的银行券可以用于缴纳税款。此外，政府对银行跨州设立分行的全面禁止（通常也不允许在州内设立分行）极大地限制了银行之间用铸币支付的流通速度。更有甚者，辉格党人推动但民主党人反对的州高利贷法，不仅使得银行信贷对具有风险偏好的借款人来说过于廉价，同时也鼓励了通货膨胀和银行贷款的投机性扩张。
此外，州政府为改善州境内公共设施提供资金的意愿，也是补贴和推动银行信贷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哈蒙德承认的那样：“野猫银行不会借钱给农民，也不会为农民谋利益。野猫银行的出现不是为了满足农民（他们过于精明，因而不愿意接受野猫银行的资金）的信贷需求，而是为了满足各州政府改善公共设施的信贷需求。” [72]
尽管存在缺陷和问题，但南北战争之前银行体系分散化的性质意味着银行可以自行尝试改善银行体系。其中，萨福克银行制度（Suffolk system）的创立是最成功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