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逊运动与银行战争

在1819年恐慌的痛苦经历中，致力于硬通货、全面废除银行部分准备金制，尤其是废除第二合众国银行的杰克逊运动初露峥嵘。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本人，密苏里州参议员、人称“老金条先生”的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未来的总统、田纳西州的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James K．Polk），以及肯塔基州的杰克逊派经济学家阿莫斯·肯德尔（Amos Kendall）和费城的康迪·拉格特（Condy Raguet），由于1819年的恐慌经历，全部转成为硬通货和银行100%储备金制的支持者。 ^[51] 杰克逊主义者采用或者在某种情况下率先采用了通货学派分析法，该分析将繁荣—萧条周期归咎于通货膨胀扩张和随后的银行信贷紧缩。而且，杰克逊主义者远非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描述的无知的乡巴佬，他们深谙健全经济学的知识，尤其是李嘉图通货学派的知识。

事实上，在美国政治运动中，没有一次运动像杰克逊主义那样受到历史学家的公然误解。他们显然 不是 历史学家直到最近还在描述的那样，他们不是“无知的反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不是“新兴企业家阶级的代表”，也不是“膨胀型州立银行的工具”，更不是早期无产阶级反资本主义运动或非意识形态权力集团，或“选举机器”的化身。杰克逊主义者是实打实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纲领和思想是自由主义的；他们坚决支持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但他们同样强烈反对政府向企业或任何其他团体提供特殊补贴和垄断特权。他们不但支持在联邦一级实施绝对意义的最小政府，而且也赞成州一级的最小政府。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只能拥有维护私有财产的权利。在货币金融领域，这就意味着政府与银行体系的分离，以及从膨胀型纸钞和部分准备金制度银行转向纯金属币和100%准备金制度银行。

然而，为了使这一计划付诸实施，杰克逊主义者面临着从1812年战争后的一党制局面中建立一个新政党的艰巨任务，在此场战争中，民主共和党人最终通过了包括重建美国银行在内的联邦派计划（Federalist program）。19世纪20年代中期，纽约政治领袖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组建了由年迈的托马斯·杰斐逊新改为奉行自由放任思想的新的政党，即民主党。范布伦与密苏里州的托马斯·哈特·本顿和弗吉尼亚州的老共和党人建立了同盟关系，但他需要一位魅力超凡的领导人，才能从亚当斯和后来被称为国家共和党（National Republicans）的政党手中夺走总统宝座。不久，他发现了安德鲁·杰克逊身上的领袖风范，1828年，杰克逊高举新成立的民主党旗帜当选为总统。

杰克逊主义者最终成功地实施了他们的自由市场和最小限度政府的各部分经济计划，包括大幅降低关税，以及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偿还联邦政府债务。但他们主要关注的还是货币和银行问题。在此问题上，他们有一个条理清楚的计划，并在随后的几个阶段迅速开始了实施。

杰克逊重中之重的一个步骤就是废除中央银行。在杰克逊看来，中央银行是引发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但杰克逊废除中央银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州立银行免于通胀扩张的影响，而是相反，他是想在着手除掉部分准备金制银行之前，先消除引发州立银行这一层面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第二合众国银行的特许证需要在1836年续约，但杰克逊却在1829年的第一次年度讲话中对第二合众国银行进行了谴责。因此，跋扈的第二合众国银行行长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 ^[52] 决定在杰克逊竞选连任前与他摊牌，于是在1831年初，比德尔提出了续约申请。接着，国家共和党人和非杰克逊派的民主党人通过了第二合众国银行续约法案，但杰克逊否决了这项法案。不过，国会未能推翻总统的这项否决。

1832年，杰克逊总统因银行问题而成功连任，连任的杰克逊不失时机地取消了第二合众国银行的中央银行地位。最关键的行动发生在1833年，这一年，杰克逊将所有政府存款从第二合众国银行账上取走，转存入了全国各地多家州立银行（这些银行很快被贴上了“宠儿银行”的标签）。最初的宠儿银行有7家，但杰克逊主义者无意创造一个特权银行寡头集团来取代以前的垄断；因此，截至1836年底，宠儿银行的数目增至91家。 ^[53] 也是在那一年，比德尔设法为其银行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州的特许经营权，新成立的宾夕法尼亚州美国银行在此后的几年里，一直是一家其职能大幅缩减但仍具影响力的州立银行。

长期以来，正统历史学家一直坚持认为，安德鲁·杰克逊不计后果地终结了第二合众国银行并将政府资金转移到众多的宠儿银行手中，从而使州立银行摆脱了中央银行对其施加的强力控制。因此，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允许这些银行以现有铸币为基础，随意大量增发银行券和存款账户，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疯狂的通货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两次银行恐慌和灾难性的通货紧缩。

然而在最近，历史学家完全颠覆了这一传统观点。 ^[54] 首先，在第二合众国银行的管理体制下，银行业的通货膨胀记录并不完善。从1820年1月到1823年1月的后1819年大萧条的最严重时期，在保守的兰登·切弗（Langdon Cheves）的统管下，第二合众国银行以每年大约5.9%的增长率在增加银行券和存款账户。这一时期美国的货币供给总量基本保持不变。然而，在更具通货膨胀性质的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的管理体制下，第二合众国银行的银行券和存款账户在1823年1月后从1 200万美元增加至4 210万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7.9%。在此期间，由于银行业的这一金字塔式基础急剧膨胀，货币供给总量从8 100万美元猛增至1.55亿美元，年均增长10.2%。很显然，货币扩张的驱动力是第二合众国银行，对州立银行而言，第二合众国银行起到了推动信用膨胀而非抑制通胀的作用。换个角度来看这些数字，1823年的数据表明，第二合众国银行的货币负债与铸币的金字塔式比率为3.86∶1，整个银行体系的金字塔式比率为4∶1，即准备金率分别为0.26和0.25。相比之下，到1832年，第二合众国银行的准备金率已降至0.17，而全美各家银行的准备金率则降到了0.15。这两套银行体系都是以铸币为基础在成倍地膨胀性发钞。 ^[55]

批发价格在这段时间内基本保持不变这一事实，并不表示货币的膨胀较为恰当且并不危险。正如“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所指出的，任何形式的银行信贷扩张都为繁荣和萧条的交替循环创造了条件；但物价未必真正上涨。物价没有上涨的原因在于，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增长足以抵消这一时期的货币扩张。但20世纪20年代的类似情况却促成了1929年的大崩盘，并震惊了当时大多数采纳了欧文·费雪理论和当时其他原始货币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因为根据定义，稳定的批发价格水平不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事实上，不受阻碍的自由市场经济通常会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从而导致价格水平的缓慢下降，就像19世纪除战争期间以外的大部分时间所发生的那样。

那么，杰克逊将政府存款从第二合众国银行转走的后果如何呢？批发价格指数从1834年4月的84上涨到1837年2月的131，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大幅上涨了52%，这是怎么回事呢？这种繁荣不是因为终结了中央银行吗？

泰明教授彻底逆转了对19世纪30年代的繁荣和随之而来的恐慌所做的正统解释。 ^[56] 首先他指出，物价上涨其实早就开始了，批发价格指数在1830年7月达到82的低谷，但到了1833年秋天已经达到了99，3年内增长了20.7%。价格上涨的原因很简单：货币供给总量从1830年的1.09亿美元增加到1833年的1.59亿美元，增长了45.9%，年增长15.3%。我们对这些数据做进一步仔细研究，货币供给总量从1830年的1.09亿美元增加到一年半后的1.55亿美元，惊人地增长了35%。毫无疑问，这一货币扩张过程是由仍然处于昌盛期的第二合众国银行推动的，从1830年1月到1832年1月，第二合众国银行的银行券和存款账户从2 900万美元增加到了4 210万美元，增幅为45.2%。

因此，19世纪30年代头几年的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仍然是由占主导地位的中央银行的扩张发行引发的。但是，1833年之后那场著名的通货膨胀又如何解释呢？毋庸置疑，价格上涨的原因就是同时期惊人的通货膨胀。因为货币供给总量从1833年初的1.5亿美元增加到1837年初的2.67亿美元，令人惊讶地增长了84%，年增长率达到了21%。

但正如泰明所指出的，这场通货膨胀并不是由自由的州立银行的疯狂扩张造成的。如果州立银行真的利用他们的自由和他们手上新拿到的联邦政府存款并基于铸币疯狂地金字塔式扩张，那么，银行的金字塔式比率将大幅上升，或者反过来说，铸币对银行券和存款账户的准备金率将会大幅下降。但在1837年初，银行的准备金率是0.16，而且在此期间，准备金率从未低于这个数字。然而这却意味着，在第二合众国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终结后，州立银行并没有像以前那样进行更大幅度的金字塔式扩张。 ^[57]

因为相信第二合众国银行 一定 会限制州立银行的信贷扩张，因此传统的历史学家想当然地认为州立银行肯定对中央银行心怀不满。但现在简·威尔本（Jean Wilburn）却发现，占绝对多数的州立银行支持保留第二合众国银行：

我们发现，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所说的“州立银行基本上对我们友好”的说法，一点都没说错。具体而言，我们仅在乔治亚州、康涅狄格州和纽约州才发现有确凿的敌对证据。在南方的一些州，比如北卡罗来纳州和亚拉巴马州，大多数州立银行都像西南方的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一样，支持保留第二合众国银行。由于弗吉尼亚州也拥护第二合众国银行，因此我们可以说，南方和西南方的大部分州立银行都支持第二合众国银行。与我们的预期相反，新英格兰地区的情况却表明，虽然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州立银行也很支持保留第二合众国银行，但马萨诸塞州对第二合众国银行的支持无论在性质上和数量上都大打折扣。中部各州的银行也都拥护第二合众国银行，但纽约的银行除外。 ^[58]

那么，19世纪30年代货币大规模扩张的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这是美国银行业中存量铸币的一次巨大而非同寻常的扩张。从1823年初到1833年初，美国的货币供给量几乎一直保持在3 200万美元左右，但在这一时期，作为货币而被公众持有的铸币与银行券的比例从23%下降到了5%，因此，更多的铸币从公众手上流入了银行，从而推动了19世纪20年代相对温和的货币扩张。但从1833年初开始，美国的铸币总额从3 100万美元迅速增加到了1837年初的7 300万美元，增长了141.9%，或年增长率35.5%。因此，尽管公众对银行越来越不信任，并从银行提走了一些铸币，以至于当时公众手中持有的货币中，铸币占到了13%，而不是之前的5%，但银行仍然能够以与流入他们金库的铸币增长完全相同的速度扩张他们的银行券和存款账户。

因此，杰克逊政府完全不用承担1833—1837年通货膨胀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州立银行也没啥责任；当然，州立银行也没有表现出它们是因第二合众国银行的倒闭而被“解放”的样子。相反，它们只是随着铸币的大量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了货币发行量。当然，作为基础的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很难免除自己的责任，否则，货币扩张的绝对规模不会那么大。

铸币的大量增加是两个因素的结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墨西哥银币的大量涌入；其次，惯常向东印度公司出口的白银大幅减少。出口白银的减少是由于中国购买鸦片的大量增加替代了海外白银的购买。 而白银大量涌入美国是墨西哥政府大量发行纸币，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的结果，这使得墨西哥银币流入美国，并作为法定货币进入了流通。虽然有人认为墨西哥银币的流入是墨西哥矿山的生产率可能有了提高，但这样讲毫无意义，因为早在1837年，墨西哥银币的流入就永久性停止了。真正的原因是，桑塔·安纳政权（Santa Anna regime）在这一时期因铸造高度贬值的铜币来弥补政府赤字，从而造成了墨西哥的通货膨胀。这种贬值的铜币严重高估了铜的价值而低估了黄金和白银的价值，因而后两种贵金属迅速从墨西哥流出并最终几乎在墨西哥绝迹。当然，在这一时期，流入美国的是白银，而不是黄金。1837年，墨西哥政府被迫将铜币与其他贵金属的兑换比价调整到了适当的水平，从而事实上废除了这一做法。这样一来，墨西哥白银向美国的流动也很快停止了。

在19世纪30年代，如此规模的银行信贷膨胀必然会陷入泥沼，并导致银行停止扩张，开始收缩。因为随着银行的扩张和物价的上涨，铸币一定会流出这个国家，流入国内公众的手中，银行用铸币兑付纸钞的压力也会加大，从而迫使繁荣戛然而止，甚至出现货币紧缩。从某种意义上说，直接诱因并不重要。即便如此，杰克逊政府也因在1836年签署了《铸币流通令》而被不公平地指责为引发了1837年的恐慌。

1836年，杰克逊政府决定停止过去两年来因银行信贷膨胀而在西部公共土地上引发的大规模投机活动。据此杰克逊颁布政令，未来公共土地的买卖必须用铸币交割。政令对遏制公众投机土地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但近来的研究表明，《铸币流通令》没有让银行感受到必须使用铸币进行支付的压力。 ^[59] 但从杰克逊计划的角度来看，这项政令与将美国政府财政完全建立在100%铸币基础上是同等重要的事情。

另一项推动杰克逊计划的措施也于1836年实施。该年，杰克逊对政府在其8年任期内累积了巨额预算盈余感到尴尬，他命令财政部将财政盈余按比例分拨给各州政府。资金分拨很可能采用的是银行券形式，但使用铸币支付。然而泰明再次表明，这次资金分拨对铸币在银行间的流动几乎没有影响，且因此对银行施加了收缩压力。 ^[60]

那么，引发1837年恐慌的诱因是什么呢？泰明的辩称似乎有些道理，1836年下半年，英格兰银行因担心英国的通货膨胀和随之而来的黄金外流，收紧了货币供给并提高了利率。因此，信贷紧缩严重制约了美国在伦敦的棉花出口贸易，出口下降，棉花价格下跌，资本流入英国，货币紧缩主义施加的收缩压力在美国贸易和美国银行身上开始显现。1837年5月，包括第二合众国银行在内的美国各地的银行都迅速暂停了铸币兑付，所有银行的银行券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国内的区域间贸易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尽管银行能够逃避铸币支付并继续经营，但由于它们不能指望无限期地创造不兑现货币并获准继续经营，银行仍然不得不签订信用合同，以便最终收回铸币。最后，纽约的银行受法律强制，被迫恢复铸币兑付以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其他银行则在1838年秋季采取了类似措施。在整个1837年，美国的货币供给由2.76亿美元下降至2.32亿美元，一年内大幅下降15.6%。但在1837年，美国的铸币总量继续增加，已经达到了8 800万美元，公众对银行的不信任（反映在以铸币持有货币的比例由13%增加至23%）不断增加，从而给银行施加了足以迫使其收缩放贷业务的压力。因此，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0.16上升到了0.20。作为对货币紧缩的反应，商品批发价格指数骤然下降，7个月内降幅超过了30%，从1837年2月的131下降到同年9月的98。

1838年，经济出现了复苏。那一年，英国恢复了宽松信贷，棉花价格上涨，开始了一场短暂的繁荣。由于银行恢复了铸币兑付，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也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有了恢复，其结果是，货币供给量在这一年中略有增加，价格指数上涨了25%，从1837年9月的98上升到1839年2月的125。

引领1838年繁荣的是各州政府，他们突然发现自己从联邦政府分拨的盈余资金中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于是他们开始疯狂地花钱，甚至以公共工程和其他不经济的“投资”为名而大规模借贷。各州政府认为，他们的公共工程将获得英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的巨额资金，但这是一个草率而乐观的计划，而这些希望所依赖的棉花繁荣在1839年再次破灭。各州政府不得不因此集体放弃他们的计划。随着棉花价格的下跌，贸易开始面临紧缩引发的极大压力。此外，总部位于费城的美国银行在棉花投机上投入了巨额资金，棉花价格下跌迫使美国银行在1839年10月再次暂停铸币兑付。这种情况在南部和西部引发了一波银行全面暂停兑付的浪潮。但是这一次，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的银行并没有停止使用铸币兑付其债务。最终，在经济衰退和货币危机中最后一次起到了主导作用的美国银行，在两年后被迫关门。

随着1839年危机而来的是长达4年的大规模货币和价格紧缩。不健全的银行最终被淘汰，繁荣时期产生的不良投资也被清盘。在这四年中，银行的数量减少了约23%。货币供应量从1839年初的2.4亿美元下跌至1843年的1.58亿美元，几乎是灾难性地下跌了34%，或年降幅8.5%。价格指数也在进一步下跌，从1839年2月的125跌至1843年3月的67，大幅下跌了42%，即年跌幅10.5%。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繁荣时期，各州政府大举负债，发行债券为耗资巨大的公共工程筹集资金。1820年，美国各州的负债总额为1 280万美元，数额不算太大；但到了183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2 650万美元。随后，负债情况逐渐升级，1835年达到了6 650万美元，到了1839年，更是飙升至1.7亿美元。1839年后，货币、信贷银行和物价的崩溃，使这些州的政府债务处于危险的境地。在这一重要时刻，从他们的祖先联邦党人那里吸取了教训的辉格党人，鼓动联邦政府出面为各州政府纾困并承担他们的债务。 ^[61] 1839年危机到来后，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州显然面临违约的危险，由于大部分债务是由英国和荷兰的出资人持有，因此必须将铸币送往国外以支付高额利息，各州的处境因而变得更为糟糕。辉格党人进一步敦促联邦政府承担债务责任，联邦政府发行了价值2亿美元的债券来还债。此外，英国的银行家也对美国施加了巨大压力，如果美国希望在海外进一步举债，就要承担起各州政府的债务。

然而，美国人民甚至包括那些处境困难的各州公民，拒绝接受联邦政府的援助，波尔克政府（Polk administration）的出现也结束了任何让联邦政府承担债务的设想。英国人惊奇地注意到，普通美国人更关心的是对其他个人和银行的债务，而不是所在的州欠的债务。事实上，人们非常愿意让各州政府直接不履行债务。对这个问题的典型美式反应，显示出对各州所采取的鲁莽路线的敏锐感知，“假设外国资本家不再向美国放贷怎么办？”尖锐的反驳是：“我们现在负债累累且无法支付利息，谁还在乎他们放不放贷呢？” ^[62] 这里的言下之意是，各州没有了外国贷款反而有助于削减其浪费性开支，同时也避免了为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而在州内征收沉重的税赋。这种反应反映出公众意识到他们和他们的政府不仅是相互独立的，有时甚至是敌对的实体，而不是同一个有机体。

截至1847年，西部和南部的4个州（密西西比州、阿肯色州、密歇根州和佛罗里达州）已经全部或部分拒绝履行债务，另有6个州（马里兰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恢复兑付之前，已经拖欠了债务3年或6年不等。

很显然，1839—1843年的经济收缩对美国的经济而言是一件好事，经济收缩对包括贻害颇深的第二合众国银行在内的不健全投资、债务和银行做了一定程度的清算。然而，大规模的通货紧缩是否如我们通常相信的那样，会对生产、贸易和就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在与一个世纪后的1929—1933年通货紧缩进行的有意思的分析和比较中，泰明教授指出，在可对比的这4年（1839—1843年和1929—1933年）中，通货紧缩的百分比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63] 然而，这两次通货紧缩对实际生产的影响却大相径庭。1929—1933年，实际总投资灾难性地下降了91%，实际消费下降了19%，实际国民生产总值（GNP）下降了30%；而在1839—1843年间，虽然总投资下降了23%，但实际消费 增长了 2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6%。这里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对比19世纪40年代生产和消费的上升，如何解释20世纪30年代生产和消费的大幅下降。看起来，似乎只有在经济收缩的最初几个月才给美国公众的生活造成了一点困难，而且早期通货紧缩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经济增长时期。泰明正确地指出，原因可以从19世纪的价格下行灵活性中找到，因此，虽然大规模的货币紧缩将压低价格，但不会特别削弱社会整体的实际生产水平或生活水平。与此相反，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对物价和工资水平的下降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从而导致生产水平乃至生活水平持续大幅的下降。

杰克逊主义者并没有打算永久性留下宠儿银行体系，因此，杰克逊卸任后，他的继任者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的目标就是力争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金库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联邦政府不向任何银行授予任何特权或放任银行进行货币扩张；作为中央银行或者宠儿银行的替代，政府会将自己的铸币资金全部存放在自己的金库（Treasury vaults）里或是“国库分库”中，并直接使用国家金库进出资金。范布伦最终建成了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时期的独立国库体系。因此，杰克逊主义者最后还是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将联邦政府财政体系与银行体系完全分离了开来，财政的基础全部依靠的是纯硬通货，也就是铸币。 SelbtRy1CKbvaOMZfIq2vF4HLf+lMWNpw8Lr4pfKxT3Tux65tPF3p1H8tjeUYf8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