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合众国银行（1816—1833）

1812年战争结束时，美国的货币金融秩序非常混乱，银行随意扩大规模并大幅增发纸钞，银行券的贬值成为制约银行扩张的唯一因素。由于银行不再受到铸币兑付的约束，1816年注册银行的数量从212家增加到232家。 ^[38] 显然，国家不会无限期地允许这些不规范的私人银行发行这类不可兑换货币。很明显，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办法：其一是采用硬通货，这是由老一代共和党人和联邦党人从自己的目的出发所倡导的一个办法。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将强制那些喧闹的银行立即实施铸币兑付，如果新英格兰地区之外的大多数银行无法实现铸币兑付，政府将迫使他们进行破产清算。这样一来，大量贬值的注水性银行券会很快得以清算，窖藏和外流的铸币都将重新回到流通领域并成为流通媒介。美国的通货膨胀历史本应就此终结。

但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共和党建制派转向了旧的联邦主义道路：于1816年成立了一家新的中央银行，即第二合众国银行。第二合众国银行是一家由联邦政府控股20%的私营企业，其经营模式与第一合众国银行极为相似，也是要发行一种全国通用纸钞、大量购买公共债券，并且接受财政部的国库存款业务。第二合众国银行的银行券和存款账户可以进行铸币兑换，由于联邦政府接受该行发行的银行券作为税收支付手段，银行券具有了准法定货币的地位。

成立第二合众国银行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州立银行应对通货膨胀而不是限制州立银行的行为，这一点从1817年1月银行开业之初，即与各州银行达成的一笔不道德交易中就能看明白。在1816年4月新银行成立的同时，国会通过了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一项提案，当时，韦伯斯特是政府中支持硬通货的联邦党人代表，他在提案中要求，1817年2月20日后，政府应该仅接受铸币、国库券、第二合众国银行的银行券或州立银行发行的可与铸币兑换的银行券作为税收的支付手段。简言之，上述日期之后政府不再接受州立银行发行的不可与铸币兑换的银行券。然而，第二合众国银行不但没有利用这一机会迫使州立银行尽快实现铸币兑付，而是在与主要城市银行（波士顿除外）的代表会晤时，同意在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弗吉尼亚州发行价值600万美元的信贷，并坚持要求州立银行的到期债务需用铸币支付。作为对这种大规模货币扩张的回报，州立银行欣然同意恢复铸币兑付。 ^[39] 除此之外，第二合众国银行还与州立银行达成紧急时刻互相支持的共识，这当然意味着在实践中，实力强大得多的第二合众国银行要给予实力较弱的州立银行更多的扶持。

第二合众国银行是在麦迪逊政府，尤其是在财政部长亚历山大·J·达拉斯（Alexander J．Dallas）的推动下，经国会推动成立的。达拉斯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也是游说集团为了成立第二合众国银行而推出来的。达拉斯是一名富有的费城律师，也是费城商人和银行家斯蒂芬·吉拉德（Stephen Girard）的密友、顾问和财务合伙人，据说他还是该国两位最富有的人之一。在第一合众国银行营业有效期结束之时，吉拉德还是第一合众国银行的最大股东。在1812年的战争中，吉拉德大量投资于联邦政府的战争公债。为了抛售手中持有的政府公债，以及出于对可能成为大股东的考虑，吉拉德开始致力于大力推动设立一家新的美国银行。1814年，在达拉斯和他的密友、富有的纽约商人兼毛皮商人，同样是这场战争公债的重要投资人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的成功策划下，达拉斯获得了财政部长的任命。当第二合众国银行成立时，斯蒂芬·吉拉德买下了尚未认购的2 800万美元初始资本中的300万美元，他和达拉斯还设法争取到了让他们的好朋友、前费城商人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出任新银行的行长。 ^[40]

许多反对成立第二合众国银行的人似乎都很有预见性。反对银行法案的特拉华州联邦党人参议员威廉·H·韦尔斯（William H．Wells）说道：

这个法案表面上是通过限制和减少纸钞的过度发行来纠正目前货币体系的病态，但实际上银行本身不过是一部印钞机而已，仍然会给我们带来同样的问题。 ^[41]

事实上，正是由于第二合众国银行与州立银行达成了交易，1817年后州立银行恢复铸币兑付基本属于有名无实，从而为1819—1821年萧条时期再次大规模暂停铸币兑付奠定了基础。正如布雷·哈蒙德（Bray Hammond）所写：

虽然恢复了铸币兑付，但仍然存在极大的缺陷。情况显然比过去要好，而且人们还假装现在比过去更好。但恢复铸币兑付具有不确定性，且不是所有银行都恢复了铸币兑付；铸币依然是按照溢价兑换，银行券仍然折价才有人要，这两个价格在各地的差别非常大。三年后的1820年2月，（财政部长）克劳福德（Crawford）向国会报告说，在恢复铸币兑付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联邦的大部分地区，银行券与铸币兑换的做法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并不存在。 ^[42]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第二合众国银行也缺乏坚持要求州立银行以铸币兑付其票据的勇气。因此，在1817年和1818年期间，州立银行在第二合众国银行积累的大量结余，总计超过了240万美元，成了趴在账上的一笔事实上的无息贷款。正如卡特拉尔（Catterall）所说：“那么多权势人物都有兴趣成为州立银行的股东，因此要求州立银行实施铸币兑付是不明智的行为，而且借贷人也非常希望银行采取巧妙的办法持续放贷。”银行行长琼斯报告说，只要第二合众国银行在收取铸币问题上动了真格，“作为我们的债务人的这些州立银行，要么就以无能力为借口，毫不讲理地要求我们包涵一下，要么就对我们一再提出的要求和劝诫置之不理” ^[43] 。

第二合众国银行在成立之初，就开始了货币和信贷的大规模扩张。由于没能严格坚持以铸币形式筹集银行资本金，第二合众国银行未能筹集到本应以铸币认购的700万美元的法定资本金。相反，从1817年到1818年，第二合众国银行持有的铸币从未超过250万美元。而在1818年7月最初扩张的巅峰时期，银行发行的铸币资产规模为236万美元，但其发行的银行券和存款账户总额达到了2 18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不到一年半的运营时间内，第二合众国银行向经济中净注入了1 920万美元的货币供给，金字塔式比率为9.24，准备金率为0.11。

第二合众国银行存在大量赤裸裸的欺诈行为，尤其是费城和巴尔的摩分行，其中以巴尔的摩为甚。第二合众国银行全部贷款的3/5都是这两家分行发放的，这种情况绝非偶然。 ^[44] 而且，第二合众国银行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提供统一货币的努力也遇到了困难，因为西部和南部分行扩大了信贷和银行券的发行，而扩张发行的银行券流向了更为保守的纽约分行和波士顿分行，分行则有义务按票面金额用铸币兑付这些注水银行券。在这种情况下，在西部分行继续肆无忌惮膨胀性发钞的同时，保守分行的铸币将会流失殆尽。 ^[45]

第二合众国银行的扩张行为再加上它对由州立银行进行铸币兑付持松懈态度，促使州立银行在中央银行大幅扩张基础上进一步膨胀性扩张。因此，州立银行的注册数量从1816年的232家猛增到1818年的338家，仅肯塔基州在1817—1818年的立法会议期间就注册了40家新银行。据估计，全美的货币供给总额由1816年的6 730万美元增加到1818年的9 470万美元，两年时间增加了40.7%。其中，新增部分主要来自第二合众国银行。

货币和信贷的大规模扩张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全面通货膨胀。1815年，随着战后对外贸易的恢复，进口商品价格开始下跌，但国内价格则表现出另一番景象。因此，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大宗商品出口价格指数从1815年的102上升到了1818年的160；同期，新奥尔良的路易斯安那州大宗商品价格则从178上涨到224。经济领域中的其他行业也繁荣起来，出口额从1815年的8 100万美元增至1818年的峰值1.16亿美元。房地产、土地、农场改良工程和奴隶的价格也随之大幅上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利用银行信贷进行的城乡房地产投机。联邦政府在收费公路上的巨额开支进一步推动了收费公路建设的繁荣。轮船的运价上涨，造船业也开始分享这一普遍繁荣。此外，经济整体繁荣的环境使股票交易迅速扩大，以致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华尔街场外市场买卖股票的交易员们发现，有必要开设美国第一家室内证券交易所，因此在1817年3月，纽约证券交易所诞生。此外，投资银行业务也始于美国的这一繁荣时期。 ^[46]

从1818年7月开始，政府和第二合众国银行开始意识到了他们所处的困境；货币和信贷的极度膨胀，以及大规模的欺诈现象，使第二合众国银行面临破产的风险，并陷入无法维持铸币兑付的违法困境之中。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第二合众国银行开始采取一系列大规模的紧缩政策，强制缩减贷款，尤其是紧缩西部和南部的信贷政策，拒绝通过按平价兑付那些摇摇欲坠的分行发行的银行券来提供统一的国家货币，并强制债务银行以铸币偿还债务。此外，还从国外购买了数百万美元的铸币。这一系列英雄般的举措和银行行长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的下台，成功地挽救了第二合众国银行，但货币和信贷大规模紧缩迅速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的经济和金融萧条。这是美国第一次出现的全国性“繁荣—萧条”周期，即在短时间内大规模通货膨胀的推动下，货币和信贷紧缩很快接踵而至。大量银行倒闭，私人银行紧缩信贷，减少负债，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暂停了铸币兑付。

第二合众国银行货币与信贷紧缩政策的结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仅仅一年时间，银行的银行券及存款账户总额便由1818年6月的2 190万美元减少为次年的1 150万美元。因此，第二合众国银行提供的货币供给在一年内至少收缩了47.2%。一开始，注册银行数量还保持着稳定，但在随后的1819—1822年大幅减少，从1819年年中的341家急剧下降为3年后的267家。州立银行的票据和存款账户总额，也从1818年年中的7 200万美元下降到一年后的6 270万美元，一年内的降幅为14%。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财政部在这段时间内将美国国债总额从881万美元缩减到零，我们就可以得到以下估算的货币供给总量：1818年为1.035亿美元；1819年为7 420万美元，一年内收缩了28.3%。 ^[47]

经济萎缩的结果是大量的违约和企业及制造商的破产，以及对在繁荣时期进行的不良投资的清算。房地产价格和租金，以及海运价格和奴隶价格都在大幅下跌。公共土地销售也由于紧缩政策而大幅下滑，从1818年的1 360万美元下降到1820年的170万美元。 ^[48] 物价全面暴跌：大宗商品出口价格指数由1818年11月的158跌至1819年6月的77，短短7个月的年化降幅达到了87.9%。从1818年到1819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大宗商品出口价格指数从160下降到96，新奥尔良的大宗商品价格则从1818年的200美元下降到两年后的119美元。

货币收入的下降导致了进口的急剧下降，进口额从1818年的1.22亿美元下降到一年后的8 700万美元。自英国的进口从1818年的4 300万美元下降到1820年的1 400万美元，自英国进口的棉花和羊毛从1818年的超过1 400万美元降至1820年的约500万美元。

物价的大幅下跌加重了货币债务的负担，信贷紧缩又进一步加重了这一负担，因而破产事件层出不穷。一位观察人士估计，危机期间，有1亿美元的欧洲商业债务被破产清算。由于之前大肆膨胀的纸钞和债务的崩溃，资金短缺的西部地区经常回到以物易物的状态，使用谷物和威士忌作为交换媒介。 ^[49]

硬通货学派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威廉·M·高奇（William M．Gouge）在他那让人印象深刻的总结中说，通过对货币骤然且急剧的收缩，“银行得救了，但人民却遭殃了” ^[50] 。 SelbtRy1CKbvaOMZfIq2vF4HLf+lMWNpw8Lr4pfKxT3Tux65tPF3p1H8tjeUYf8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