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与致谢

这是一本有关乔治·华盛顿大学布鲁斯·格雷戈里（Bruce Gregory）教授所说的“外交的公共层面”的书。撰写本书的目的是要为外交官学生（diplomat students）和学生外交官（student diplomats）提供一本入门教材。本书不仅关注全球公共舆论涌现的最新方法，而且正是因为它们本书才得以问世。千年之交时，我正任英国莱斯特大学美国研究方向的教授。虽然我研究英美政治宣传的历史并发表文章已经好多年，但始终没有机会把这项工作融入自己的教学之中。那时我曾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多次合作，不过我的职责是把多学科分析方法应用到英国身份研究当中。我得以在土耳其谈论英国的科幻剧，在芬兰谈论“英国性”。布莱尔政府上台后，政府对国际形象问题的关注开辟了新的道路。我在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联系人——尼克·沃德姆·史密斯（Nick Wadham Smith）——被调到协会内部一个名为“对位”（Counterpoint）的新智库工作，他的任务是要审视英国文化关系未来的动向。尼克和他的上司马丁·罗斯（Martin Rose）请我为协会理事会作了一次主旨讲座，我当时发现自己在向一群英国文化人士透彻地阐述我本人的历史研究与当代局势的关系。这是我第一次提出公共外交的五个要素分类观点。更多的研讨会接踵而来。“9·11”恐怖袭击加快了这项工作的步伐。一时之间，政府和学界对公共外交的兴趣在大西洋两岸掀起了热浪。人们迫切希望能有一个学术机构来填补这种空白。南加州大学先行一步。2003年，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与国际关系学院合作成立了公共外交中心，下一步便是培养公共外交硕士，我于是被聘来指导这项工作。

2005年9月，我入职南加州大学，但在公共外交硕士真正启动之前，我又被说服加入另一个项目中，而本书的章节正源于这个项目。在我第一年工作期间，以色列著名学者埃坦·吉尔博阿（Eytan Gilboa）以访问教授身份加入公共外交中心，他提议与我共同组办一个面向外交官的高级公共外交暑期研修班。研修班在2006年7月的最后两周举办，本书的章节正从当时的讲座内容演变而来。在随后的几年，我的研究和教学有幸结合到了一起。我第一次尝试将这些想法付梓成书是2007年，当时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FCO）委托我编写一本有关公共外交的简要读物以供他们使用。这项工作最终呈现为一本名为《公共外交：历史的教训》（ Public Diplomacy：Lessons from the Past ，2008）的手册。本书则是这项工作的扩展和更新。在随后的几年里，我非常荣幸有机会能在世界各地的外交部和外交学院举办讲座并拓展这份材料，其中包括加拿大、智利、印度、墨西哥、荷兰、南非、韩国和瑞士。有些听众在此值得特别感谢。过去几年，我曾担任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美国国务院外事学院（FSI）的客座讲师。本书第一章、第三章对外事学院的学生而言就十分熟悉。同时，我也很荣幸受周鑫宇教授邀请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担任客座讲席，以及受费代丽卡·奥利瓦雷斯（Federica Olivares）教授之邀在米兰大学文化外交硕士项目担任客座讲席，并讲授了这些材料。这本书也得益于2016年3月我组织的互联网外交春季研修班，因此我要感谢“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时任首席执行官法迪·谢哈迪（Fadi Chehadi）及其同事诺拉·阿布斯塔（Nora Abusita）促成了本届研修班的举办。我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报告讲义和材料整合起来使之更为全面。

任何写作和研究过程都需要家人、朋友和同事的支持。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非常感谢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的领导王坚（Jay Wang）、菲利普·塞布（Philip Seib）、杰弗里·怀斯曼（Geoffrey Wiseman）让暑期班工作正常运转，尤其感谢乔舒亚·福茨（Joshua Fouts）为我和埃坦的启动工作给予了莫大的支持，这对他的继任者来说简直就是在宠惯我们。我对于心理学的探索则受暑期班最初阵容中的第三人、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的同事凯尔顿·罗兹（Kelton Rhoads）启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苏米·查特吉（Soumi Chattergee）还为我阐明了这个新领域的一些细节。我由衷感谢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团队的其他成员，尤其是鲍勃·班克斯（Bob Banks）、道格·贝克尔（Doug Becker）、帕姆·斯塔尔（Pam Starr）和康拉德·特纳（Conrad Turner）以及我在校园的交谈者，特别是周美偲（Mina Chow）、戴维·克雷格（David Craig）、杰瑞·贾昆塔（Jerry Giaquinta）、加里·韦克斯勒（Gary Wexler）和无与伦比的罗伯特·希尔（Robert Scheer）。南加州大学以外不少同事的工作对我要么影响很大，要么帮助很大，这其中包括阿梅莉亚·阿塞诺尔特（Amelia Arsenault）、玛莎·贝尔斯（Martha Bayles）、凯特琳·伯恩（Caitlin Byrne）、阿里·菲舍尔（Ali Fisher）、凯西·菲茨帕特里克（Kathy Fitzpatrick）、瓦西里·加托夫（Vasily Gatov）、杰西卡·盖诺-赫特（Jessica Gienow-Hecth）、罗伯特·戈弗斯（Robert Govers）、布鲁斯·格雷戈里、克雷格·海登（Craig Hayden）、夏洛特·莱尔格（Charlotte Lerg）、乔纳森·麦克洛里（Jonathan McClory）、简·梅莉森（Jan Melissen）、本·尼莫（Ben Nimmo）、詹姆斯·帕门特（James Pamment）、彼得·波梅兰采夫（Peter Pomerantsev）、肖恩·鲍尔斯（Shawn Powers）、门罗·普赖斯（Monroe Price）、辛格（J．P．Singh）、南希·斯诺（Nancy Snow）、西泽·维拉努埃娃·里瓦斯（César Villanueva Rivas）、伦达·扎哈尔纳（Rhonda Zaharna）和已故的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这里，我要再次感谢詹姆斯·帕门特，正是他审阅了这本书的全部初稿，并坦率地指出其中的问题以使之更为完善。我很感激那些同意让自己的学生使用这些材料的朋友，特别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巴里·桑德斯（Barry Sanders）、西方学院的德里克·希勒（Derek Shearer）、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塞内姆·塞维克（Senem Cevik）以及更远处巴黎政治学院的奥黛特·托梅斯库-哈托（Odette Tomescu-Hatto）和罗纳德·哈托（Ronald Hatto）。兰德公司中东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戴利娅·凯（Dalia Kaye）和索赫拉·阿米里（Sohaela Amiri）友好地邀请我在她们的同事身上验证我的结论。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西蒙·安霍尔特（Simon Anholt）对我的影响可谓贯穿始终。我很珍惜有机会能和一些从业者以及学者讨论美国的外交元素，这其中包括马修·阿姆斯特朗（Matthew Armstrong）、迪克·阿恩特（Dick Arndt）、唐·毕晓普（Don Bishop）、约翰·布朗（John Brown）和凯瑟琳·布朗（Katherine A．Brown）、比尔·鲁（Bill Rugh）和迈克·施耐德（Mike Schneider）。公共外交委员会的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三世（Adam Clayton Powell Ⅲ）与他的同事曾是我在华盛顿多场相关报告和小组讨论会上十分出色的主场听众。本书有关加拿大的内容受埃文·波特（Evan Potter）、达里尔·科普兰（Daryl Copeland）和萨拉·史密斯（Sarah Smith）的启发。我从英国外交政策界的朋友那里了解到许多东西，并有幸与杰出退休人士伊恩·克利夫（Ian Cliff）和马丁·罗斯（Martin Rose）详细探讨了其中的一些问题。这样一本书同样需要多年以来与许多国家的在职外交官进行多次访谈。这里我就不让大家难堪了，但你们知道自己是谁！

一项兼收并蓄的工作需要来自特殊行业人士的建议。我的老朋友兼飞行员保罗·安布罗斯（Paul Ambrose）为“倾听”一章提供了一个案例，另一位老朋友，来自雷克雅未克的纳尔·格维兹门松（Arnar Gudmundsson）则为该章提供了有关鸟鸣的建议。我感谢福特汉姆大学杰出教会历史学家托马斯·麦库格（Thomas McCoog）有关耶稣会（Jesuit Order）的材料，耶稣会是术语“政治宣传”（propaganda）的始创者，同时也要感谢德国伟大艺术家冈特·德姆尼希（Gunter Demnig）让我在国际上使用他的“绊脚石”案例。加泰罗尼亚学者马克·阿尔杰米·巴尔贝（Marc Argemí Ballbè）在书中的几句西班牙俗谚上提供了帮助。这项工作也受到南加州大学和其他地方学生反馈意见的影响。安娜·洛普（Anna Loup）是个出色的助手。内夫塔莉·威廉斯（Neftalie Williams）展示了体育外交的力量。萨尔塔娜塔·克林巴耶娃（Saltanat Kerimbayeva）为我打开了通向哈萨克斯坦的大门。我在利兹大学共同指导的博士生凯特琳·申德勒（Caitlin Schindler）还沿用我的短语“外国公众参与”（foreign public engagement）作为公共外交一个有用的代称，并鼓励我也应该如此行事。另外，我作为审阅人也从艾丽丝·斯鲁吉斯（Alice Srugies）和莫莉·贝蒂（Molly Bettie）优秀的博士论文中受益颇多。

我衷心感谢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埃伦·麦克唐纳-克莱默（Ellen MacDonald-Kramer）和玛丽·萨维加（Mary Savigar）以及工作认真的编辑盖尔·弗格森（Gail Ferguson）。本书精巧的封面设计由杰森·安斯科姆（Jason Anscomb）构思，其灵感则来自欧洲理事会发起的欧洲语言日。这本书本应在2016年中完成，但却因其他事宜以及我在公共外交领域从事的具体项目而不得已搁置。不过，我很高兴我们最终将本书付梓出版了！

我在雷东多的朋友们也是故事的一部分。很多愉快的工作日都从乔尔·富特勒（Joel Futerer）约大家去托伦斯大街的“经典汉堡”吃早餐开始，我很高兴有布赖恩·卡斯特纳（Brian Kastner）、彼得·库尔比科夫（Peter Kurbikoff）和鲍勃·里德（Bob Reid）相伴，他们也是那些邀请短信的接收人。我的三个幼子亚历克斯（Alex）、马格纳斯（Magnus）和奥利（Olly）让我欣然从电脑屏幕前偷闲享乐，正是他们赋予这个项目更大的意义。他们是最佳的公共外交工作所努力创造的未来的体现。在与本书相关的一次交流活动上，我的小儿子最近遇到一位八岁同伴的挑战：

女孩：你爸爸的工作是假的。公共外交不是真事。

奥利：当然是。它阻止了很多战争。

女孩：那好！你说几个。

奥利：这简单。它们都叫第三次世界大战。

如果全世界的立法者都有奥利的信心，公共外交工作就不会如此令人担忧。我的妻子卡伦·福特·卡尔（Karen Ford Cull）在情感和智力上给予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励。最后，鉴于这项工作大部分源于公共外交中心暑期研修班，我将本书献给我的同事兼好友埃坦·吉尔博阿以表达我由衷的谢意，同时我也期待在以后的项目中继续与他合作。

尼古拉斯·卡尔
加利福尼亚州雷东多海滩
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