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人文交流一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了我国公共外交的新目标，即“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党的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指出，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公共外交”这一术语起源于1965年的美国，各国对它的界定大同小异。综合国内外的不同表述，我曾将公共外交定义为：政府和公众（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媒体和个人等）从各自角度，向外国公众（也包括公职人员）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回答关于本国的问题，同时了解对方观点的国际交流活动。公共外交的目的是增进外国公众对本国的了解，改善对本国的民意，形成更为友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外国把中国的公众作为公共外交的对象，我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公众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承担者，中国文化的家国观赋予了中国公众这种使命感。

西方国家的公共外交和我国的公共外交的一项重要区别，是他们在公共外交活动中，在巧妙宣扬本国的体制和文化时会贬低别国的文化和粗暴干涉别国的内政，甚至挑拨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研究西方公共外交理论时一个不可忽视的着眼点。

政府外交是外交战线的主渠道，公共外交则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公共外交因其多元性、广泛性、丰富性和灵活性，在影响外国民意方面显得更有成效。如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这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通过公共外交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支持，成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加强和促进公共外交要以服务国家改革发展和对外战略为根本，以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为宗旨。

如何做好公共外交是一门严肃的学问和生动的实践，我们需要用心跨越文化藩篱，需要表达方式的国际化和艺术性，也就是要做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用国际社会能够理解的方式，真实地对外表达自己。与此同时，还应做到在世界舆论战中熟悉西方媒体的游戏规则，加强国际交往中的话语力。这一切的前提是能真正做到知彼知己，能深入了解国外的社情民情，尤其是要能洞悉欧美世界的公共外交实践及其背后的理论支撑。但非常遗憾的是，我国对海外公共外交著述的翻译和研究存在较大的不足，除了日本北野充主编的《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和英国詹姆斯·帕门特（James Pamment）的《21世纪公共外交：政策和事件的比较研究》等之外，我们鲜少能够读到用中文译介的域外公共外交著作。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欣喜地看到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开始有计划、系统性地遴选、翻译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图书，试图多维度、多层面地展示国外公共外交的最新研究成果。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公共外交新阶段，但相比于政府外交，我国的公共外交尚处在起步阶段。而西方国家的公共外交研究起步较早，理论思考相对比较成熟。翻译引进国外经典和前沿的研究著述可为我国蓬勃发展的公共外交研究和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参照。我相信，“公共外交译丛”的出版，对于理论界和外交界拓展理论和战略思维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
2022年4月

献给埃坦·吉尔博阿（Eytan Gilb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