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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1卷的结尾部分，可以发现我们对根本对立进行反思的最为尖锐的表达。 [1] 人类灵魂（âme）的两个特征被对立起来，借助于对这一对立的敏锐感知，奥古斯丁创造了 意向 和 延展心灵 （ distentio animi ）。我随后会把这个对立与亚里士多德的 构造情节 （ muthos ）和 突转 （peripeteia）的对立相比较。
必须预先注意两个方面。首先，通过“什么是时间？”这一问题，我开始对《忏悔录》第11卷的14章17节进行解读。我没有忽视时间分析包含在关于永恒性和时间之关系的沉思中
，它受到《创世记》第一节的“起初，神创造……”的启发。在这个意义上，把时间分析与此沉思相分离便是施加给文本的某种暴力，但这不足以证明把奥古斯丁的
意向
与
延展
悖论与亚里士多德的
情节
与
突转
悖论置于同一反思空间的意图。然而，这种暴力在奥古斯丁自己的论证中也可以得到某些证明，但是为了更好地表明人类时间存在论特征的缺陷，当他讨论时间时，便不再涉及永恒性，而是直接努力解决困扰时间概念的难题。为了纠正某些对于奥古斯丁文本的错误解释，我准备在稍后的分析中重新引入关于永恒性的思考，以此在其中寻找一种对时间经验的
强
化。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方面是，通过刚才我所确认的技巧分离出关于永恒性的沉思，奥古斯丁对时间的分析提供了一个令人高度疑问和疑难的特征，从柏拉图到普罗提诺，任何一种传统的时间理论都没有这种程度的尖锐性。不仅奥古斯丁（就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在传统疑难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创造，而且每一个疑难的解决都产生了不断推动研究继续前行的新困难。这种通过思想进展激起新困境的风格让奥古斯丁时而是怀疑论的，时而是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可知论。奥古斯丁不断探寻［我们将看到动词“质询”（quaerere）会在整个文本中反复出现］。为了区别于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的立场，我想把奥古斯丁关于时间的 立场 看作是 心理学 的立场，并且奥古斯丁的立场比他本人所承认的要更加困难。这就是我想要表明的。
这两个最初的评论必须结合在一起：把时间分析加入永恒性沉思赋予奥古斯丁的研究一种独特的充满希望的“悲伤”气氛，它们在一种把时间论证分离出来的分析中消失。但是，正是把时间从它的永恒背景中分离出来，我们才可以突出它的疑难性特征。毫无疑问，这种疑难模式区别于怀疑论，因为它没有阻止某些严格的确定性。但是它区别于新柏拉图主义，在这个意义上，确定性的核心绝没有在它所产生的新疑难之外的空洞中被理解。
这种关于时间纯粹沉思的疑难特征是当前研究以及之后研究的最重要的内容。这包含两个方面：
首先，应该指出在奥古斯丁那里并不存在时间的纯粹现象学。或许在他之后也没有。
同样，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不能与
论证
程序相分离，他正是通过论证才可以摆脱不断重新出现的怀疑论困境。因此，没有讨论便没有描述。这就是为什么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从奥古斯丁的论证中分离出一个现象学核心。附加给奥古斯丁的“心理学解决方式”或许既不是一个可以从论证修辞学分离的“心理学”，也不是一个可以使我们完全摆脱怀疑论的“解决方式”。
在本书的整体讨论策略中，这种疑难风格（Style）还具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意义。此书一贯的主题是关于时间的思辨是一个非结论性的反复思考，只有叙事活动才可以对其进行回应。并不是这些叙事活动代替时间思辨解决了这些疑难。如果叙事可以解决这些疑难，那也是在诗学的意义上，而不是这一语词的理论意义上。还要进一步指出，通过让诗学能够以确定的方式澄清疑难［这是亚里士多德 净化 （catharsis）概念的主要含义］，而不是让它以理论的方式解决疑难，构造情节回应了思辨性的疑难。在某种意义上，奥古斯丁本人倾向于这种解决方式：在《忏悔录》11卷的第一部分，论证和圣歌（hymne）的结合——这是我们将首先要搁置起来的问题——已经可以让我们理解只有诗学的变形，而不仅仅是解决方式，还包括问题本身可以使疑难摆脱无意义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