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此书第一部分的目的是澄清其余部分中各种不同学科处理历史编纂学和虚构叙事时所依循的主要 假设 。这些假设具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无论是确认历史编纂学和虚构叙事之间的结构同一性问题，就像我们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所努力证明的那样，还是确认两种叙事方式追求真理之间的深层相似性问题，就像我们在第四部分所讨论的那样，一个假设决定着所有其他假设，即叙事功能的结构相似性问题与所有叙事的追求真理问题的最终基础是人类经验的 时间 特征。所有叙事文本所展现的世界一直是一个时间性的世界。或者就像在本书讨论过程中将要反复重申的那样：如果时间以叙述的方式被说出，那么它就成为人类时间；相反，如果叙事描述了时间经验的特征，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这是本书第一部分所关注的主要假设。
此论题所表现的循环特征是不可否认的。毕竟在所有诠释学的论断中都是如此。第一部分便是要考察这一反对意见。在第三部分，我们尝试指出叙事性和时间性之间的循环并不是一个坏的循环，而是一个好的循环，两个部分相互促进。为了准备这一讨论，我认为可以为叙事性和时间性之间的相互性提供两种相互独立的历史性导引。第一章讨论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第二章讨论亚里士多德的情节理论。
选择这两个人物具有双重理由。
首先，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两种 独立 的讨论循环问题的方式：一种是通过时间的悖论，另一种是通过可理解的叙事构造。它们的独立性不仅仅在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属于相隔几个世纪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世界，并且它们所涉及的问题也不是相同的。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更重要的是奥古斯丁在探究时间的本质时，丝毫不关心把他的研究建立在《忏悔录》前九卷所发展的精神自传的叙事结构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在建立他的戏剧情节理论时，丝毫不关注他的分析的时间意义，而是把时间分析问题留给了《物理学》。正是在此意义上，《忏悔录》和《诗学》提供了两种独立的介入循环问题的方式。
但是，这二人分析的独立性并不是最需要关注的。它们并不是在两种根本不同的哲学视域下局限于关注同一个问题：每一个都产生了与另一个完全颠倒的图景。实际上，奥古斯丁的分析赋予时间一个表象（représentation）， 不协调性 （ discordance ）在其中不停地与构成 灵魂 （ animus ）自身本质的对 协调 （ condordance ）的要求相抵触。相反，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在 情节 构型中建立了协调性相对于不协调的优先性。在我看来，协调与不协调的对立关系构成了对《忏悔录》和《诗学》进行比较的主要兴趣点——因为这一比较是从奥古斯丁到亚里士多德的对立于正常时间顺序的倒序方式，所以看起来更加不合适。但是，如果这一比较的顺序是从《忏悔录》到《诗学》，在前者中时间悖论所产生的复杂性占主导地位，而在后者中对诗人和诗歌让秩序战胜无序能力的信心占统治地位，那么我认为《忏悔录》与《诗学》在同一个读者头脑中的相遇会更加富有戏剧性。
在第一部分的第三章，读者会发现这一主旋律，此书的剩余部分形成了讨论的进展以及偶尔的翻转。我们将会就其自身进行讨论——而不用进一步关心对历史的注解——协调与不协调之间的对立游戏是奥古斯丁对时间的支配性分析与亚里士多德对情节的支配性分析留给我们的遗产。 [1]
[1] 此处对词汇的选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弗兰克·克蒙德（Frank Kermode）的著作《结尾的意义：虚构理论研究》（Frank Kermode， The sens of an Ending，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我在此书的第三部分对其进行了特别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