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活的隐喻》和《时间与叙事》（三卷本）是姊妹篇：两部著作相继出版，它们在过去也被看作一个整体。虽然隐喻在传统上属于“比喻”（trope）理论 [1] （话语形象）和叙事文学的“体裁”（genre）理论，但是两部著作所产生的影响来源于同一种语义革新的核心现象。在这两种情况中，语义革新只是在话语层次产生，即与语句处于同等层次或者超出语句的语言行为。
就隐喻而言，语义革新在于一种新的恰当语义通过一种不恰当的意义赋予（atttribution）产生：“自然是一座神殿，那里有活的柱子。” [2] 一旦我们认识到语词与它们的惯常用法相抵触，并且因此也与语句的字面释义不相容，隐喻便在新的恰当语义中产生——也就是说在它的深义中仍是 有生命的 （vive）。语词在隐喻表述中所发生的意义置换，以及旧的修辞把隐喻所还原为的置换并不是隐喻的全部。它只是一种服务于发生在完整语句层次的置换过程的方式，它的功能是把受到不恰当的意义赋予威胁的“怪异”表述补救为恰当的表述。
就叙事而言，语义更新在于创造另外一种综合工作——即创造一种情节：目的、原因、机遇以情节的方式被融合进一个完整行动的时间统一体中。正是这种 异质综合 类似于隐喻。在这两种情况中，语言产生新的变化——未被言说、新的意义产生：在前一种情况中，隐喻是 活的 ，即一个新的 恰当含义 在述谓中产生；在后一种情况中，一个情节被 虚构 ，即一个新的意义一致（congruence）在事件编排（agencement）中产生。
在这两种情况中，语义革新可以被归于生产性想象，更确切来说，可以被归于能指模型的图式论。在新的隐喻中，新的语义恰当性的产生奇迹般地表明一个根据规则产生的想象可以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好的隐喻便是理解相似性”。但是，如果不是通过把这些最初似乎是“相差甚远”然后突然“相近”的词汇组合起来所产生的相似性，那么什么是理解相似性呢？逻辑空间中距离的改变便是生产性想象的作用。它在于 图式化 （ schématiser ）综合操作，以及使 象征化 （ figurer ）语义革新得以产生的谓词同化（assimilation predicative）。尽管隐喻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生产性想象对抗着我们日常语言的范畴化（Catégorisation），它同样是我们通过谓词同化产生新的逻辑类型的能力。叙事情节与这种谓词同化类似：它“从整体上把握”多样的和凌乱的事件，并把它们整合到一个完整的故事中，从而可以赋予可理解意义一种图式，这种可理解意义附加于被看作一个整体的叙事之上。
最终，在这两种情况中，通过图式化过程揭示的可理解性区别于通过结构语义所呈现的隐喻中的组合理性，并且区别于在叙事中通过叙事学和专业的史学编纂学得出的立法理性。然而这种理性的目的是在一种元—语言的最高层次模拟植根于图式论中的可理解性。
因此，无论是隐喻的问题，还是情节的问题，解释（expliquer）更多是为了更好地理解（comprendre）。在第一种情况中，理解便是掌握一种动态变化，根据这种动态变化，一种隐喻表达和一种新的恰当语义从语义恰当性的破坏中产生，正如它出现在一种对语句的文字解读当中。在第二种情况中，理解是为了把握一种操作，这种操作把由环境、目标和手段、起因和相互影响、机遇的反转以及所有从人类行动中产生的意外结果所构造的多样性整合到一种整全的行动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通过隐喻还是通过叙事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在于把符号—语言学所提出的 解释 与通过语言实践所获得的诗意和叙事用法的亲缘性衍生的前 理解 联系起来。在这两种情况中，这涉及在诗意理解的基础上同时解释这些理性学科的自主性，以及它们直接或间接、或近或远的关系。
隐喻和叙事之间的相似性甚至更大一些：对活的隐喻的研究使我们超出结构或意义问题，提出真理的指称和断言问题。在《活的隐喻》中，我曾为这一立场进行辩护，即语言的诗学功能不局限于以牺牲指称功能为代价去颂扬语言自身，它在叙事语言中居于主导地位。我曾主张直接的、描述的所指功能的中止只是话语更加隐蔽的所指功能的对立面或者否定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被陈述的描述价值的中止解蔽。诗意话语以此方式带来了语言的不同侧面、不同性质、现实性的价值，直接描述语言缺乏这些方面，并且这些方面只能通过隐喻陈述和语词惯用意义的规则性变迁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才可以被言说。因此，我不仅大胆尝试谈论隐喻的意义，而且也谈论隐喻的所指，通过这种隐喻陈述的能力，从而得以重新描述直接陈述无法介入的现实性。我甚至建议把“看成”（voir-comme）——这一概念总结了隐喻的能力——看作是更加根本的存在论层次的“存在为”（être-comme）的揭示者。
叙事的模仿功能提出了一个与隐喻的所指问题完全类似的问题。实际上，它只是后者在人类 行为 领域的一种特殊应用。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是行动的 模仿 。在下文，我会区分 模仿 概念的至少三重含义：对我们所熟悉的行动秩序前理解的回溯指称；进入虚构领域；最终通过虚构行动秩序的前理解领域进行一种新的构型。正是通过最后一种含义，情节的模仿功能重新加入了隐喻的所指。因为隐喻的重新描述功能在使世界成为 宜居 世界的感觉价值、情感价值、美学价值和价值论价值领域中处于统治地位，所以叙事的模仿功能更易于在行动领域和 时间 价值领域中发挥作用。
我在此书中将详细讨论最后这个特征。在我们所创造的情节中，我看到我们借以重新构型（re-configurer）我们混乱的、未定型的，以及极致沉默的时间经验的方式。奥古斯丁追问：“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
情节的所指功能便处于这种重新构型时间经验的虚构能力之中，它一直困扰着哲学思辨。
但是两种不同功能之间的界限不是固定的。首先，对实践领域进行构型和重塑（transfigurer）的情节不仅包含行动（agir），而且包含 遭受 （pâtir），因此也同样包含作为主体和 受害者 的角色。因此，抒情诗回避了悲剧诗。另外，就像这一概念所表明的那样，行动周遭的环境与构成了行动一部分悲剧的意外结果同样包含一个对诗学话语开放的被动性维度，特别是在悲剧和哀歌模式之中。一旦两种词汇可以互换，并且可以谈论诗学话语的模仿价值和叙事虚构重新描述的力量，隐喻的重新描述功能和叙事的 模仿 功能便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此，这里的讨论涉及一个广阔的包含隐喻陈述和叙事话语的诗学领域。
此书最初的核心部分是由1978年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的“布瑞克讲座”（Brick Lectures）构成。讲座的法语版本作为《叙事学》（ Narrativité ）的前三章出版（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1980年版）。除此之外，还包括1979年我在牛津圣吉尔的泰勒学院的“扎哈洛夫讲座”（Zaharoff lectures）：《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牛津：克莱林顿出版社1980年版 [3] ）。此书的各章节也曾以提纲的方式在多伦多大学的“诺思洛普·弗莱讲席”（chaire Northrop Frye）和“比较文学的计划”（Programm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两次讲座中被进一步扩展。全书的几个框架构成了我在巴黎的“诠释学和现象学中心”和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纽文讲席”（chaire John Nuveen）的讲座内容。
感谢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比恩（John Bien）教授和诺布尔·坎宁安（Noble Cunningham）教授，牛津圣吉尔泰勒学院的科利尔（G．P．V．Collyer）教授，多伦多大学的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教授和马里奥·瓦尔德斯（Mario Valdès）教授，同样感谢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学生对我的热情招待，以及他们对我的启发和严格的批评。特别感谢巴黎“诠释学和现象学中心”所有参与我的研究课程并对《历史与叙事》作出贡献的参与者。
我特别要感谢瑟伊出版社的弗朗索瓦·华尔（François Wahl），他细致和严格的审阅使我能够改进此书的论证和文笔。
[1] 法语词“trope”的词源：希腊词“τρóπος”，拉丁词“tropus”，指“改变、转变”，与动词词根τρέπειν（ trepein ）关联，指“去转变、去改变、去朝向”，主要用于隐喻语言。在哲学中，trope概念涉及唯名论和唯实论关于共相和殊相的争论，在分析形而上学中，trope指的是构成对象世界的特殊属性。在修辞学中，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比如电影、文学作品中的“桥段”。——译者注
[2] 本句是利科引用波德莱尔的《感应》（ Correspondances ）一诗，此句的中译参考了钱春绮先生的翻译。波德莱尔：《恶之花·巴黎的忧郁》，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译者注
[3] Paul Ricoeur， The contribution of Frence Historiography to the Theory of History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0.（中译本：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