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内在的不协调

悲剧模型不单纯是一种协调的模型，而是一种不协调的协调性模型。它正是以此方式提供了一个延展心灵的对立面。亚里士多德在每一个分析阶段都讨论不协调，即使它只是在“复杂”（相对于“简单”）情节名义下通过主题化的方式被处理。它在悲剧的标准定义中已经出现：它应该是一种“已臻完善 ”（ téléios ）（49a 25）的高贵行动的再现。但是完善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特征，因为行动的结果概念与幸福和不幸有关，并且角色的伦理性质奠基了任何一种结果的可能性。因此，只有当行动产生了任一个结果，它才是完善的。使行动导致其结果的“穿插式情节”的空间因此被凸显。亚里士多德没有反对任何穿插论证。他所摒弃的不是穿插，而是穿插的内容，即穿插以偶然的方式所承继的情节。被情节所控制的穿插赋予著作以广度和“长度”。

但是悲剧的定义包含另一种特征：“它的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物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49b 26—27）我们先暂时搁置关于 净化 （ katharsis ）的棘手问题，集中探讨 净化 的方式（ dia ）问题。在我看来，厄尔斯、杜庞—罗克和让·拉洛特已经理解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这可以通过语句的构造得到反映：在戏剧中，在毁灭的性质中，以及在角色自身所遭受的痛苦中，观众的情感回应被构造。随后对 受苦 （ pathos ）概念的讨论将会确认这一点，就像复杂情节的第三种组成部分那样。因此，无论 净化 概念的含义是什么，它都是由情节本身实现。于是，第一个不协调便是令人恐惧和使人怜悯的特征。它们构成了对于情节协调性的主要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通过把它们与必然性和可能性联系起来，并且在穿插批判的文本中再一次谈论它们（《诗学》第九章）。他不再使用怜悯和恐惧的名词形式，而是“怜悯的”和“恐惧的”形容词形式（52a 2），它们修饰了诗人通过情节所再现的事件。

关于惊奇的分析仍然直接针对不协调的协调问题。亚里士多德通过一种错格（anacoluthe）的特殊方式来刻画它：“出人意外/因果关系”（ para tèn dosan di’allèla ）（52a 4）。“使人惊异”（ to thaumaston ）（同上）——不协调的顶点——是似乎必然要发生的偶然性的冲击。

但是通过悲剧行动的核心现象，即亚里士多德所命名的“反转”（ metabolè ）（《诗学》第十一章），我们触及了不协调的协调的核心，它仍是简单情节和复杂情节的共性。在悲剧中，反转实现了幸运到不幸的转折，但是它的方向可能是相反的：由于没有对恐惧和怜悯事件的产生怀疑，所以悲剧并不利用这一方法。正是这个反转掌控时间，并规定了作品的长度。创作的艺术在于使不协调表现为协调：“因果关系”优于“此先彼后 ^[14] ”（52a 18—22）。在生命中而不是在悲剧艺术中，不协调摧毁了协调。

众所周知，复杂情节的反转特征是 情节的戏剧性变化 （ péripétéia ）（根据杜庞—罗克和让·拉洛特的独特发现），并且必须把 受苦 （ pathos ）添加到 发现 （ anagnôrisis ）之上。反转类型的定义在第十一章被给出，相应的评论也十分著名。 ^[15] 对于我们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丰富了情节的对立，并且使其模型更加稳固和紧凑。更加紧凑，这是因为 情节 理论与悲剧情节越来越同一化：于是问题便是我们称作叙事的东西是否可以从其他程序而不是从亚里士多德所列举的程序中获得，从而产生其他对立而不是悲剧的对立。但是模型也变得更加稳固，这是因为戏剧性变化、发现和受苦——特别是当它们被统一于同一作品，就像索福克罗斯的俄狄浦斯王当中那样——在最大程度上带来“悖论”与“因果”序列、惊奇和必然性之间融合的紧张。 ^[16] 但是，所有叙事理论想要通过其他方式而不是悲剧类型的方式保存的正是这种模型的力量。基于此，我们可以询问如果我们抛弃了构成反转的主要限制，在它的最宽泛的意义上，即“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52a 22），是否我们没有离开叙事。根据吕贝（H．Lübbe）文章的标题 ^[17] ，当我们稍后询问“什么从行动提炼出一个故事（或多个故事）”时，我们将会重新发现这一问题。出人意料的结果，以及在历史学理论中“反常的”结果将会给我们提出类似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意义是多样的：如果反转对于所有故事如此重要，其中无意义威胁着有意义，反转和认识的结合难道没有保留一种超越悲剧情形的普遍性吗？历史学家难道也没有尝试用清醒代替困惑？对最出乎意料的运气反转的困惑难道不是最大的吗？还有其他更加紧迫的意义：难道不应该同样通过反转保留对幸运和不幸的引用吗？无论是更好还是更坏 ^[18] ，所有故事最终难道没有处理运气的反转吗？在回顾反转模型时，把受苦（l' effet violent /pathos）看作是适当的部分并不是必须的：亚里士多德在第十一章的结尾赋予其一个十分严格的定义。受苦与内在于悲剧情节中的“令人恐惧和令人怜悯的事件”相联系，它是不协调的首要产生者。被厄尔斯解读为“受苦的事”（ the thing suffered ）的“受苦”只在复杂情节中完全实现了恐惧和怜悯。

对事件情感性质的考察并不外在于我们的研究，正如对完善性和整体性研究的可理解性的关注应该蕴涵一种与“情感主义”相对立的“理智主义”。怜悯和恐惧是与最出乎意料的从幸运转变为不幸的反转紧密联系的情感性质。情节想要把必然性和可能性赋予这些不协调的事件。通过这种方式，情节纯化并精炼了它们。我们稍后会再回到这一问题。通过把不协调纳入协调，情节把情感纳入到理智之中。亚里士多德因此可以说 受苦 是 实践 的再现或模仿的构成部分。伦理学使这些概念对立，而诗学让这些概念融合。 ^[19]

因此，需要进一步的考察：如果怜悯和恐惧可以被整合进悲剧，那么这些情感就像厄尔斯所说的那样（同上，第375页）具有它们的 理性 （ rationale ），这种理性反过来又会成为衡量每一个运气反转的悲剧性质的标准。第八章和第十四章致力于对与情节本身相关的怜悯和恐惧的结果进行检查。实际上，当情感不与令人厌恶和残暴相容，或者不与非人性相容（缺少让我们在人群中发现与我们“兴趣相投”的“慈爱”），那么它们在情节的比喻中便会发挥主要的作用。这一问题在两个轴线上被建立：角色是否高尚和卑鄙，它们是否有幸福和不幸的结局。这两种悲剧情感控制着可能性结合的等级层次：“因为怜悯的对象是遭受了不该遭受之不幸的人，而恐惧的产生是因为遭受不幸者是和我们一样的人。”（53a 3—5）

最终，仍然是悲剧情感迫使英雄由于一些“过错”而不能在美德和正义的秩序中达到完美，而与使其堕入不幸的罪恶或邪恶无关：“介于上述两种人之间还有另一种人，这些人不具有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 ^[20] （53a 7 sq ）同样，对悲剧错误的洞察由怜悯、恐惧和人类意义上的情感性质产生。 ^[21] 关系因此是循环的。通过再现怜悯的和令人恐惧的事件，情节构造净化了情感，并且正是这些被净化的情感主导着我们对悲剧的洞察。似乎很难进一步把令人恐惧和怜悯纳入到戏剧文本中。但是亚里士多德可以得出以下形式的结论：“既然诗人应通过模仿使人产生怜悯和恐惧并从体验这些情感中得到快感，那么，很明显，他必须使情节包蕴产生此种效果的动因。” ^[22] （53b 12—13）

亚里士多德不断为其悲剧模型增加限制。我们可以追问通过增加悲剧情节的限制，亚里士多德是否并没有使模型更加稳固和更有限度。 ^[23] EfQDT+S5qDpqRdAI6lHFvtwJJJrk7vCWeAaQsH8NyH0Ojn4VjoHT538mOtX8JlT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