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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立场鲜明的论证可以用来拒斥这样的想法：我们关于道德问题的直觉判断可靠地反映了道德实在。我在阐述道德直觉的概念时说过，援用这个概念的人应该把它当作一种判断能力，一定程度上基于非道德信息，可以对某些特定的道德问题做出（大多数情况下）正确的判断。直觉在经验信息的基础上运作，根据相关的经验信息，对关于如何处理道德问题的判断进行引导。这些判断依赖于某些或具体或一般的桥接原则（bridge principles）。借助这些桥接原则，我们从关于某种事态或命题的非道德描述出发，并且基于这样的非道德描述，可以得到某些关于做出合适的道德判断、接受合适的道德命题的主张。在这些桥接原则的作用下，非道德命题和某种类型的道德命题得以连接起来。但是，那些运用直觉能力的人无需直接依赖这样的原则。当桥接原则正确地刻画从道德命题到非道德命题的函项时，只要直觉能力可以追踪这样的函项就足够了。我们由此可以认为，道德直觉的判断能力是一种做出合乎这些原则的判断的倾向（disposition）。依赖这类知识直觉的人或多或少地显示出这些判断倾向。如果一切运作良好，直觉没有出现误导，人们最终就可以获得由可靠的直觉能力所产生的知识。
如果要利用上述观点证明实际的道德推理依赖于这样一种直觉能力，人们的判断倾向必须非常可靠。如果在涉及道德的情况下，人们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那么就必须如此。而恰恰针对这一点，莎伦·斯特里特（Sharon Street）基于进化论提出了一个有力的挑战（Street，2006）。她正确地指出，我们的判断倾向一定程度上受到我们的情感与评价反应（emotional and evaluative response）模式的影响。这些模式受到我们自身的以往经验的制约，而且它们本身是那些经验如何塑造特定的生物学情感习性（propensities）的一个函项。这些习性又是一种自然选择过程的结果，这种过程筛选出那些与更大的繁殖适应性（reproductive fitness）相联系的性状。如果某些情感习性缺乏这种适应性，那么相比没有这些性状的远古人类，拥有它们的远古人类会遭到淘汰。而那些产生较大繁殖适应性的情感习性，则会趋于存续并代代相传。倘若更具适应性的是另外一些习性，那么人们最终很可能就会拥有那些习性。在不同习性的塑造下，会得出不同的直觉判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直觉主义者所依凭的直觉判断的内容，是由关于人类进化历程的偶然事实决定的。
斯特里特提出，无论对道德主题采取何种解释，都绝不能让这一点成为纯粹的巧合：遵循更大的繁殖适应性进行选择的过程，也选择了对可靠的道德直觉来说必不可少的那些倾向。
要是繁殖适应性与可靠的道德判断没有关联，我们就会获得一些道德上不可靠但却有助于繁殖的倾向，我们的道德判断也就会追踪这些倾向。斯特里特的结论是，如果道德主题和我们以及我们的本性无关，就很难解释我们是如何在自己的情感习性的帮助下，追踪一种完全独立于我们及我们的本性的道德真理。倘若其他情感习性有利于繁衍更多的后代，我们很可能就会拥有那些习性。于是，我们会在产生另外一些反应倾向的基础上进行直觉判断，并且会认为，这些另外的直觉判断是可信的。如果关于道德的事实和关于我们的事实不相干，我们凭什么认为，进化选择的实际趋向追踪了关于道德的事实呢？
很多元伦理学家觉得这一挑战非常有力。它试图拒斥的是，通过假定某种可靠能力，能够基于非道德的经验事实得出道德事实，就可以解决经验证据对推定的道德实在的非充分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