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我要致以谢意的人是如此之多，若是遗漏了哪一位的名字，还望见谅。

在元伦理学领域中，众多研究者已经积累了丰硕的成果，本书试图对这些成果进行概括和梳理。我对这些成果的解读，转而又受惠于许多让我获益良多的人。吉尔伯特·哈曼（Gilbert Harman）、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詹姆斯·德赖尔（James Dreier）、马克·施罗德（Mark Schroeder）、马克·卡尔德隆（Mark Kalderon）、马克·约翰斯顿（Mark Johnston）、彼得·雷尔顿（Peter Railton）、弗兰克·杰克逊（Frank Jackson）和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都深刻影响了我对元伦理学的思考。这种影响在本书中多有体现，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同样重要，对此我铭感于心。

从最初撰写几章内容到草成全稿，诸位审稿人在各个阶段都提供了极有裨益的建议和评论。其中大部分人的名字，我至今都不得而知。但我了解到，最初几章收到的非常有益的反馈，来自马克·蒂蒙斯（Mark Timmons）和西蒙·基尔钦（Simon Kirchin）。特里斯特拉姆·麦克弗森（Tristram McPherson）和另一位审稿人则在2014年夏天对全稿作了富有洞见的评论。这两位审稿人提出了诸多重要建议，使全书的结构得到极大改观，并让我的许多论述变得更明晰。尤其是特里斯特拉姆，拿到书稿仅仅一星期，就返回了饱含同情之理解的精湛评论，令我甚为感佩。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哲学系、文理学院课程委员会主席格雷格·斯诺（Greg Snow）和院长办公室，减免了我一学期的授课任务，便于我完成这本书和另外一项研究，在此谨表谢忱。

还有许多人在不同阶段阅读了书稿的各个部分，并且给出了有益反馈，这些人包括阿伦·埃利奥特（Aaron Elliot）、盖伊·弗莱彻（Guy Fletcher）、沙恩·乔治（Shane George）、本杰明·亨克（Benjamin Henke）、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贾森·莱蒙（Jason Lemmon）、卡捷琳娜·普萨鲁达基（Katerina Psaroudaki）、切尔西·理查德森（Chelsea Richardson）、亚当·汤普森（Adam Thompson）和普雷斯顿·沃纳（Preston Werner）。承蒙贾森的好意，校对了最初的书稿。在选择及制作书中的图表时，阿伦和本杰明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此外，在2013年春季学期的本科生伦理学理论课和秋季学期的研究生研讨课上，学生们研读了本书的若干章节，他们的反馈让我颇感受益。

写作过程中，跟一些同行的交流（有时通过电子邮件）有助于我理清思路。阿伦·布朗夫曼（Aaron Bronfman）、约翰·布鲁内罗（John Brunero）、艾伯特·卡苏洛（Albert Casullo）、乔纳森·丹西（Jonathan Dancy）、朱莉娅·德赖弗（Julia Driver）、威廉·菲茨帕特里克（William FitzPatrick）、约翰·吉本斯（John Gibbons）、珍妮弗·黑利（Jennifer Haley）、早木玲奈（Reina Hayaki）、大卫·亨德森（David Henderson）、哈利·艾德（Harry Ide）、西蒙·基尔钦、珍妮弗·麦基特里克（Jennifer McKitrick）、科林·麦克利尔（Colin McLear）、特里斯特拉姆·麦克弗森、约瑟夫·门多拉（Joseph Mendola）、希勒·帕库奈宁（Hille Paakkunainen）、萨拉·拉斯科夫（Sarah Raskoff）、康妮·罗萨蒂（Connie Rosati）、马克·施罗德、丹尼尔·斯塔尔（Daniel Star）、尼古拉斯·斯特金（Nicholas Sturgeon）、丹尼尔·思里特（Daniel Threet）、马克·蒂蒙斯和佩卡·瓦伊里宁（Pekka Vayrynen）等人，不啻是本书的“顾问团”，给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能与本书编辑安德鲁·贝克（Andrew Beck）合作，是我的荣幸。若不是他提议，就不会有这本书，他还把“劳特利奇当代哲学导论丛书”中的其他几部作品寄送给我，供我在构思时借鉴。其中读到威廉·莱肯（William Lycan）写语言哲学的一册，我大为惊叹，决定作为自己写元伦理学导论的范本。尽管因为一些波折，未能如期交稿，写作仍然带给我莫大的乐趣，这离不开安德鲁一直以来的理解与鼓励。

约瑟夫·门多拉和珍妮弗·黑利通读了每一章内容，有几章还读了不止一遍。得益于两人的评论，我的许多论述变得更融贯，并且意识到应该如何阐述某些问题。他们的视角正是我所需要的。没有他们慨然相助，这本书很难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