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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转入新世纪，批判理论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过往的思想塑像。这个单纯外在的转折点似乎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开端之间的思想鸿沟。恰如那些对于它的创立者们来说虽来自遥远旧时、但依然鲜活的作者的名字听起来即将消逝那样，学派成员由之获得他们的洞见的理论挑战也有被遗忘之危。今天，年轻一代继续社会批判工作，其所拥有的，不过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岁月的怀旧记忆。的确，马尔库塞与霍克海默的著作被作为当代作品来阅读的最后一刻，距今已经过去了30余年。有一种过时陈旧的、不可避免地遗失了的气氛围绕着批判理论那宏大的历史与哲学观念，这些观念似乎与快节奏的当代不再有任何共鸣了。将我们同我们先辈分离开的鸿沟，堪比将第一代电话机与电影院同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后代表分离开的鸿沟；本雅明或克拉考尔看到晚年谢林的照片时的那种惊讶，同今天一位年轻女大学生在电脑上偶然发现年轻时的霍克海默在威廉二世时期的照片的那种惊讶，是一样的。
在关于变得陌生的容貌的面相学中反映出已经遗失的经验的痕迹，类似地，过去时代的诸种预设日益深刻地反映在思想的前提与建构当中。批判理论的思想视域决定性地形成于对从黑格尔到弗洛伊德的欧洲思想史的利用，这种理论依然依赖于在理性的指导下思考历史这种可能性。但是，对于当今一代——他们逐渐意识到文化多元性与“宏大叙事”的终结——而言，在批判理论中，最为陌生的，莫过于对社会批判的这种历史哲学奠基：如果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多元信念中，人们再也不能认识到一种唯一理性的统一，那么一种历史地发挥作用的理性观念将是不可理解的，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的所有法兰克福学派代表都坚定地认可这一观念；由于在资本主义中再也看不到一种统一的社会合理性体系，因而如下影响广泛的看法将依然只会激起惊讶：理性的进步被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阻碍或中断了。尽管35年前，哈贝马斯从一种“解放兴趣”开始，一再在类历史的意义上（gattungsgeschichtlich）为摆脱控制与压制的解放观念提供根据，然而今天，他同意，“这样一种论证形式”显然过时了。 [1]
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变化并非没有影响到社会批判的地位。在对一种文化多元性的意识中，在对不同社会解放运动之多样性的经验中，对批判应当并且能够做什么的期待一再降低。一般而言，当今流行着一种自由主义的正义概念，它的标准被用于从规范角度来规定社会不公，却并不打算解释社会不公是如何以制度化方式嵌入特定类型的社会当中的；在哪里这样一种程序被认为是不足够的，哪里就需要社会批判模式，它们出现在米歇尔·福柯谱系学方法的精神中，或在迈克尔·沃尔泽（Michale Walzer）的批判解释学类型中。 [2] 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批判不过是被理解为一种合理性的反思形式，这种合理性应当被包含在历史过程自身当中。与之相反，批判理论以一种对它来说也许是唯一的方式，坚持在一种社会地起效的理性概念中来中介理论与历史：为了实践之目的，历史上的过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因资本主义而发生病理学畸变，这也许只能通过开启一个启蒙过程来克服。正是这种受限于理论与历史的思维模式，尽管对之还有不同的声音，但它还是为批判理论的统一打下了基础：无论是在早期霍克海默、马尔库塞还是哈贝马斯的肯定形式中，无论是在阿多诺还是本雅明的否定形式中，不断形成着如下观念，即社会关系以一种仅能通过实践予以修正的方式来扭曲历史的形成过程，这种观念是不同理论计划的背景。如果要指出批判理论为新世纪留下的遗产，就将必须在这样一种理性的社会病理学思想中，挖掘出对于当今思想来说依然包含着的爆破力量；针对将社会批判化约为一种关于规范性、情境性或本土性表态的计划的趋势，人们必须阐明社会批判与一种历史地增长的理性的要求得以共存的语境。接下来，我打算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第一步，为此我（一）强调了批判理论中关于一种缺失的社会合理性的观念；由此出发，我（二）概述了资本主义如何能够被理解为社会合理性的这种畸变的原因；最后在第三步中，我（三）建立同实践的联系，这一联系是在扬弃由缺失的合理性所引起的社会痛苦这一目标中看到的。对此，这三个步骤中的每一步都需要发现一种新的语言，为的是能够向当代阐明批判理论意图的意义；然而在这里，我必须总是满足于仅仅简略提出那个必定会让彼时的诸多论据在当下得到现实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