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收入本书的文章，我是按照如下意图来编排的，即除了克服实际的种类差别之外，也要让批判理论那可能的现实性产生效果。上述两个目标中的第一个，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再需要大力弥补了；一系列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的出色研究，与论述该学派的单个代表人物的专著相结合，在最近几十年中已清楚地表明，被我们归之于这个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理论传统的诸方法，实际上是如何的形态多样。因此，不如说现在真正的困难可能在于，在其理论形态的复数性中仍然要识别出一种批判理论的统一性。我在我本人的研究中为以此勾勒出的问题找到的解答，就包含在本书的标题之中：不管方法和对象如何分散，法兰克福学派的不同作者在如下理念上是一致的，即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条件产生出了社会的实操（Praktik）、态度或者人格性结构，这些都沉淀在我们的理性诸能力的一种病理学变形（Verformung）之中。正是这个主题构成了批判理论的声音多元性中的统一性。如此异质的工作可能也会受到这种统一性的约束，它们往往会指向探究人类合理性（Rationalität）的病理的社会原因这一目标。

但是，将我们社会的生活条件思考为理性的一种可能的畸变（Deformation）的原因，这个动机同时也已经点出了，我会在何处看到批判理论的现实性。如今，尤其是在一种无目标的专业化的强迫之下，哲学与社会分析之间的纽带面临最终被撕裂的危险；而德国唯心主义的一个核心遗产，也就是在对历史社会过程的依赖性中把握合理性的机会，作为思维的一种可能性便因此开始消失了。在这种处境中，批判理论（尽管其某些方法可能还非常陈旧）呈现出了一种有疗效的（heilsam）挑战：进一步发展批判理论将意味着，在把理论革新纳入进来的前提下，为了当前社会而重新研究如下问题，即我们的社会操作实践和制度的特殊建制，是否会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潜能带来损害。在收入本书的第二篇文章中，我尝试勾勒出，批判理论的这样一种再现实化应该与何种具体课题相连接；关于我为什么认为将关于康德历史哲学和弗洛伊德的自由概念的稿件纳入这本文集是有意义的，这点在踏上这条道路之后也会变得清晰起来。

贡希尔德·梅维斯（Gunhild Mewes）在本书手稿的技术准备方面的帮助是无可替代的，除了她之外，我还想感谢苏尔坎普出版社的艾娃·基尔默（Eva Gilmer）和贝尔恩德·斯蒂格勒（Bernd Stiegler），他们从本书的计划工作开始之时就已给我提供了友好的建议。

阿克塞尔·霍耐特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0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