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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本书的文章，我是按照如下意图来编排的，即除了克服实际的种类差别之外，也要让批判理论那可能的现实性产生效果。上述两个目标中的第一个，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再需要大力弥补了；一系列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的出色研究，与论述该学派的单个代表人物的专著相结合，在最近几十年中已清楚地表明，被我们归之于这个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理论传统的诸方法，实际上是如何的形态多样。因此，不如说现在真正的困难可能在于，在其理论形态的复数性中仍然要识别出一种批判理论的统一性。我在我本人的研究中为以此勾勒出的问题找到的解答，就包含在本书的标题之中：不管方法和对象如何分散，法兰克福学派的不同作者在如下理念上是一致的，即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条件产生出了社会的实操（Praktik）、态度或者人格性结构，这些都沉淀在我们的理性诸能力的一种病理学变形（Verformung）之中。正是这个主题构成了批判理论的声音多元性中的统一性。如此异质的工作可能也会受到这种统一性的约束，它们往往会指向探究人类合理性（Rationalität）的病理的社会原因这一目标。
但是，将我们社会的生活条件思考为理性的一种可能的畸变（Deformation）的原因，这个动机同时也已经点出了，我会在何处看到批判理论的现实性。如今，尤其是在一种无目标的专业化的强迫之下，哲学与社会分析之间的纽带面临最终被撕裂的危险；而德国唯心主义的一个核心遗产，也就是在对历史社会过程的依赖性中把握合理性的机会，作为思维的一种可能性便因此开始消失了。在这种处境中，批判理论（尽管其某些方法可能还非常陈旧）呈现出了一种有疗效的（heilsam）挑战：进一步发展批判理论将意味着，在把理论革新纳入进来的前提下，为了当前社会而重新研究如下问题，即我们的社会操作实践和制度的特殊建制，是否会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潜能带来损害。在收入本书的第二篇文章中，我尝试勾勒出，批判理论的这样一种再现实化应该与何种具体课题相连接；关于我为什么认为将关于康德历史哲学和弗洛伊德的自由概念的稿件纳入这本文集是有意义的，这点在踏上这条道路之后也会变得清晰起来。
贡希尔德·梅维斯（Gunhild Mewes）在本书手稿的技术准备方面的帮助是无可替代的，除了她之外，我还想感谢苏尔坎普出版社的艾娃·基尔默（Eva Gilmer）和贝尔恩德·斯蒂格勒（Bernd Stiegler），他们从本书的计划工作开始之时就已给我提供了友好的建议。
阿克塞尔·霍耐特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07年2月
在康德关于“学科之争”的著作的第二篇（现在已变得著名的“历史征兆”的理念处于其核心位置）的一开头，康德就讥讽了预卜性的历史叙述这一特定范畴。他讽刺的是所有那些先知、政客和迷信的人，这些人过去曾妄想预告出一种道德滑坡或者政治—文化上的衰落；康德直言不讳地讽刺说，这类占卜，无非就是一种自身实现的预言，因为它们的作者通过他们本身的恶行在本质上做出了贡献——历史恰恰已经进行了他们相信能够预见的那种消极发展（SF，XI，S．351 f./A 132 ff.；中译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77页；下文引证此版“全集”仅标注书名、卷次和页码）。 [1] 从这些句子中闪现出的与本雅明的接近，绝非偶然的、对于康德著作而言外在的东西：在他的历史哲学的最底层，涉及的是实际的事件和发生的事情的情感效力，在那里，康德像“历史哲学论纲”（geschichtsphilosophische Thesen）的作者一样确信，一切皆源自同一个“源头”，“对此阐释者不能不带着恐惧去沉思”。 [2] 与本雅明并无二致的是，康德将直至当代的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视作胜利者的意图和行动的产物；在他们那“不公正的强迫”（SF，XI，S．352/ A 134；中译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第77页）下，暴行和“违背人的本性的犯罪”（BA，XI，S．58/A 489；中译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第43页）堆积成真实的高山，以至于敏感的同时代人能够从历史上无序的材料那里提取的只能是人类独特的一声“叹息”。但是康德不愿满足于（在此还是与本雅明类似）对这样一种胜利者的历史的单纯断言；毋宁说如下这个问题驱动着他，即历史过程的苦海是否被一种“向着更善的进步”（SF，XI，S．359/A 146；中译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第81页）的征兆所诱导，至少他生命的最后30年是这样的。康德的历史哲学也可能就诞生于这样一种通过将过去未得补偿的不公想象为“向着更善进步的……能动性的刺激”（A，XII，S．556/BA 175；中译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第229页，译文有所改动）而进行补偿的冲动；甚至在康德著作的建筑术中，在所有体系性任务的完成之前，这种历史哲学便展现出了雄心勃勃的努力，即通过反向（wider den Strich）梳理历史，将其从那些臆想的胜利者手中夺走。 [3]
当然，康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所开辟的道路与本雅明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这个“拱廊街—著作”（Passagen-Werke）的作者想要通过构造神奇的记忆图像，来尝试续写与过去无数牺牲者之间中断了的交往，并由此来完成这项任务的话， [4] 那么这个柯尼斯堡哲人则是借助于完全不同的有计划的手段来着手这项工作的。康德不是自下而上地信赖一种历史编纂学（Geschichtsschreibung）的视角，也绝非没有预感到一种不假思索的进步乐观主义的意识形态危险；反而康德作为反对者看到了这样一种历史哲学的形式，它无意地分有了胜利者的这种自上而下的眼光，因为它相信普罗大众不具备道德提升的禀赋，从而就以否定主义的眼光将一切视为被卷入某个连续的滑坡过程之中。康德对进步的建构努力正是与这样一种否定的—胜利主义的，或者如他所命名的，“恐怖主义的表象方式”（SF，XI，S．353/A 136；中译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第78页）相对立的，在后者之中，统治者们在过去“堆积如山的重大恶行”（同上）上的罪责不可避免地遭到否认。我感兴趣的是如下问题，即对我们当代而言，这种历史哲学的进步假设的何种理论含义还可能是适宜的。为了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自然必须离开康德历史理论的情感沉积物，并将他在其著作的建筑术中所作的体系性奠基纳入视野。我想分两个部分进行论述，首先我（一）将重构康德对一种历史进步的假设的不同辩护，并接着（二）解释他对历史进步过程本身的陈述。在此，我将在这两个部分中，把符合体系的解释方式与打碎体系的（某种程度上非正统的）解释方式区分开，以便在我报告的结尾最终能够指示出，唯有将这两种打碎体系的解释方式结合起来，才能在今天再次赋予康德历史哲学一种体系性的意义。同时，至少我希望，这条道路能为康德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种新的理解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