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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地理正在改变。以前用简单的领土术语来看待货币空间并非不准确。当时存在着许多货币，但大多数货币在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内分别流通。每个政府都掌管着自己批准的货币。然而今天，在各国货币竞争加剧的影响下，世界货币格局正在迅速发生变化。货币正日益去疆界化，不再是一个专属国家主权的工具。
未来的货币地理会是什么样子？根据许多流行的预测，将来流通中的货币种类会急剧减少，从而简化世界各地的货币管理。我称之为“收缩论”。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世界货币在数量和多样性上更可能扩张，而不是收缩。货币未来的复杂性将持续增加，将对国家当局构成日益艰巨的挑战。
货币地理是指货币关系的空间组织，即每种货币都在其中发挥其三种职能：交换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存。作为一种交换媒介，货币与流通的支付手段密切相关。在这一职能中，其关键属性是满足合同义务时的普遍可接受性。作为一种计价单位，货币为各种商品、服务和资产的估价提供一个共同的分母或计价单位。在这里，它的关键属性是能够可靠和快速地传递定价信息。作为一种价值储存，货币为持有财富提供便利的手段。在这个职能中，它的关键属性是其存储购买力的能力，从而弥合销售收入和购买付款之间的间隔。货币领域的整体结构构成全球货币地理。
货币的发明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正如一位消息人士所说：“货币发明与驯养动物、耕种土地和利用权力地位相当。”（Morgan 1965，11）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指出：“区分动物和人的东西是货币。” [1] 在货币之前，只有易货，这是一种典型的经济交易，只有在需求双重耦合的情况下，交换才会发生。双方都必须渴望对方准备提供的物件，这明显是一个低效的贸易体系，因为必须花许多时间在必要的搜索和讨价还价过程上。随着货币的引入，易货的单一交易分为买卖两部分，降低了交易成本——即与搜索、讨价还价、不确定性和合同执行的相关费用。卖方可以接受货币，而不是对方直接交付货物或服务，同时，卖方还可以利用货币来判断市场价值，从而使得交换更便利，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和劳动力的有效分工。实际上，货币使得易货贸易多边化。
货币交换代替原始双边易货而节约成本的程度与给定货币交易网络的规模直接相关——即与对该工具的未来价值和可重用性（用于支付和会计目的）有足够信心的主体数量相关。货币交易网络的规模越大，使用该货币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就越大，学者们将其称之为货币的网络外部性（Dowd and Greenaway 1993）。交易网络界定了各个货币的职能范围，包括其有效使用的范围。
将货币领域与民族国家（世界政治的基本单位）区分开来是一种惯例。就像在政治地理学中，我们长期习惯于从被称为国家的固定且相互排斥的实体来看待世界一样，我们也习惯于从货币起源的独立主权管辖区来思考货币地理。除了少数例外，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货币。在这些国家的边界内，仅一种货币有望自由流通。简而言之，货币被认为是具有领土性质的——即一个国家/一种货币——货币管理由每个国家的政府垄断。没有比这更简单的货币地理了。
但也没有比这更具误导性了。事实上，专属国家货币的概念起源于近期，实际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货币地理要复杂得多，涉及不同程度的货币竞争；甚至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原则也经常受到损害。如今，货币竞争正在复苏，导致个别货币的职能范围愈发偏离发行国政府的法律管辖范围。正如在更遥远的过去一样，货币再次变得去疆界化，货币地理再次变得更加复杂，它对货币治理的影响才刚开始被理解。
现代货币始于主权铸币实践，其起源可以追溯至文明曙光初现之时。在西方世界，金属货币最早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土耳其西部）出现。到公元前500年，在地中海东部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发现它的身影。在遥远的东方，已知最古老的金属货币起源于公元前1022年的中国周朝。以前从食盐、大米到牛和烟草，各种商品在一个又一个地方被用于标准货币用途（Weatherford 1997，ch.1）。但金属货币一经发行，很快就超越其他所有可用的工具。
然而在19世纪之前，铸币的主权几乎从未用领土的术语来解释。很少有统治者预料甚至声称，他们的货币在自己的领土内实现垄断。事实上恰恰相反，当时公认的标准是金属货币可以不分国界地在任何地方流通。外国金属货币可以与当地货币互换使用，市场交易中提供或接受的货币很少受到限制。选择几乎是无限的。货币被有效地去疆界化，跨境竞争是规则，而不是例外。这个体系异质且形式多样，是名副其实的货币马赛克拼图（Mosaic of Money）。
当然，并非所有货币都在各地流通。大多数金属货币小且零碎——“小额”金属货币生产出来只被严格地用于地方交易。它们通常由铜或青铜合金等贱金属铸造而成，金属含量几乎没有内在价值。因此这些货币不常被接受，在发行地之外的区域也很少见。广泛流通的货币主要集中于更大且“功能齐全”的纯银或纯金货币（“硬币”）之间，这些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或价值存储的用途更易得到保证。
在这些功能齐全的货币中，争夺用户忠诚度的竞争非常激烈，原因有二。一方面因为货币存在贬值的可能性：货币的内在价值因重量或纯度的减少而贬值；另一方面，黄金或白银的商品价格也有可能发生变化，这将改变两种金属铸币的相对吸引力。从这些偶然事件中产生一个著名的命题，被称为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即“劣币驱逐良币”法则。该法则以一位16世纪的英国商人的名字命名，他曾是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财务顾问。格雷欣法则预言，当由市场力量决定的特定货币的内在价值偏离其名义价值时，内在价值较高的货币将退出流通，并在价格上涨的预期下被囤积起来。没有人愿意放弃一枚将来可能更值钱的金属货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每个人都在追求同样的“良”币时，市场宠儿（即“良”币）往往会发展起来，在各种货币之间形成一种“良”币优于“劣”币的等级制度，即一种相反的格雷欣法则。“良”币会驱逐出内在价值无法维持的“劣”币。通常情况下，只有一种货币最终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在需求驱动的自然选择过程中成为赢家。这种达尔文式的赢家
将被广泛使用，超出其发行主体（国家）的正式管辖范围。其他货币将模仿主导货币的主要特征。历代主要的国际货币包括古雅典的德拉克马银币（Silver Drachma）、拜占庭金币索里达币（Byzantine Gold Solidus）（后来在意大利的影响下被称为贝赞特[Bezant]）、佛罗伦萨的弗罗林币（Florin）、威尼斯的杜卡特币（Ducat）、西班牙-墨西哥银比索（Silver Peso）（后来被称为墨西哥银元[Mexican Silver Dollar]）和荷兰盾（Guilder）。
尽管如此，无论某一货币在任何特定时期是否占据主导地位，也无论其他货币如何忠实地模仿，许多其他货币仍在流通，其特征各异，汇率也不确定。原则上，这种杂乱无章的马赛克拼图应该引起混乱，更不用说导致商业和金融市场的混乱了。这么多流通货币，人们怎么能判断价格的含义呢？然而在实践中，虽然存在许多困难，但都或多或少是由于自发地出现了所谓的观念货币，即可用于比较使用中实际货币价值的抽象计价单位。在欧洲最受欢迎的是各种不同的银币单位，如里夫（livre）、里尔（lire）、比索（peso）和普芬德（pfund），当然还有英镑（British Pound Sterling）。实际上，货币的交换媒介和计价单位职能产生了区别。任何数量的金属货币都可以在日常交易中相互交换。观念货币简化了竞争货币世界中的交易。
直到进入19世纪，货币地理才发生根本性变化。各国政府急于巩固其新兴力量，开始对货币创造和管理实行更多控制。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专属国家货币目标看起来合法可行。一旦开始，货币空间的转变就迅速发生并蔓延。在19世纪末之前，一个新的时代——领土货币时代——已经到来。
对货币权力的垄断是当时全球政治大趋势的自然结果。19世纪是民族主义上升的时期，各国极大地受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的鼓舞，政治权力普遍集中在国家边界内。威斯特伐利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它首次确立了以专属领土为基础的绝对主权原则。该和约表面上的目的是结束三十年的战争，它的条款涉及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包括各种王朝宣言、领土划分、宗教实践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宪法。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最为人所铭记的是它主张每个国家在自己的地理疆界内享有主权准则，这实际上正式确立了领土作为欧洲乃至世界政治版图的唯一基础。从那以后，权力将体现在独立、自治的国家中，全球政治将按照我们熟悉的国家制度来运行。
在19世纪，随着各国政府有条不紊地压制对其统治的一切威胁，无论这些威胁是来自国外大国还是本国竞争对手，主权准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它们的目标是尽可能把国家建成一个由强大中央权威领导的统一的经济和政治共同体。垄断对货币的控制只是这个过程中合乎逻辑的一部分。领土国家被普遍接受为货币当局的基本单位，我在《货币地理》中称之为威斯特伐利亚货币地理模型（Westphalian Model of Monetary Geography）。
创造新的领土货币并不容易。事实上，为了克服市场力量和几个世纪以来的货币传统，政府需要作出巨大和持续的努力。各国政府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施管制：一是促进和发展强劲的国家货币；二是限制竞争对手货币的作用。
一方面，各国政府寻求巩固和统一国内货币秩序。标准化在铸币时代以及当时刚出现的新纸币中都得到了促进。此外，所有形式的内部货币现在都相互固定，并与统一的金属标准挂钩，消除了对观念货币的需要。国家计价单位现在直接对应于流通中的有形货币。而货币供应的最终权力则牢牢地掌握在一家被政府支持、重新创立、或授权维持货币可兑换性及银行体系福祉的央行手中。
另一方面，各国政府对外币的自由流通施加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最突出的是新的法定货币法（Legal-Tender Laws）和公共可接受性条款（Public-Receivability Provisions）。法定货币是债权人在偿还债务时有义务接受的任何货币。公共可接受性是指可以使用何种货币汇出税款或履行对国家的其他合同义务。随着19世纪的发展，以前被允许甚至特别授权作为法定货币的硬币逐渐被收回。与此同时，公众的可接受性逐渐仅限于国内货币。此外，各国政府频繁地削减或暂停接受外国硬币在本国造币厂自由兑换的承诺。最终在大多数国家，外币的流通被完全禁止（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
美国的经验很典型。直到19世纪中叶，墨西哥银元和其他几种外币（包括英国、法国、葡萄牙和巴西的金币）不仅在美国广泛流通，甚至还受到1793年联邦立法的明确保护。然而，19世纪50年代，当美国推出新的银币和铜币以缓解日益严重的货币短缺时，美国政府抓住机会从货币供应中消除了所有外来元素。在1857年的一段有限时间，美国财政部接受外国货币按固定比例兑换成美元。1861年后美元成为美国唯一的法定货币。尽管要再过半个世纪，美国才能通过建立自己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对纸币进行标准化。
在英国，这一进程开始得更早。英国政府在拿破仑战争后实行货币制度改革，后来又颁布《1844年银行宪章法案》（Bank Charter Act of 1844），最终巩固了英格兰银行在国家金融体系中的中心地位。19世纪后半叶，欧洲其他地方以及日本也开始出现成熟的领土货币；后来在20世纪，在大英帝国和整个拉丁美洲也出现了这种货币。到了20世纪中叶，各国政府的专属货币权力已得到普遍承认并载入国际法。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去殖民化浪潮开始、最终使得几十个新国家走上全球舞台时，几乎没有人质疑这样一种假设，即每个国家都可能合法地建立自己的中央银行和领土货币。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威斯特伐利亚货币地理模型的寿命非常短暂。自19世纪起，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该模型运用达到顶峰，那时新出现的跨境交易限制——外汇管制和资本管制——被广泛用于加强各国货币在其领土内的排他性功能。政府在货币事务的治理上从未如此接近绝对垄断。但这种特权并没有持续下去，因为近年来在市场力量的压力下，货币之间的竞争逐渐重现并加剧。
即使在鼎盛时期，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也从来不是绝对的。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1999，8）准确地指出，广义的国家主权准则总是会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妥协。“这些准则有时被广泛认可，有时却被经常违反。”克拉斯纳写道：“言行不一。”货币和全球政治的其他因素一样，都是“有组织的伪善”。虽然一国/一币准则在原则上占了上风，反映了领土国家的逻辑。但在实际中，并不一定指望该准则在哪里都流行。并非所有政府都有经济或政治能力行使货币垄断的全部权力；也并非所有货币都能成功隔离更有吸引力的外国货币。对许多国家来说，除了接受某种程度的政策权威妥协外，似乎别无选择。也可能存在两个选择，那些国家要么从属于某种货币主权，要么分享其货币主权，在《货币地理》中我将其称为“双S”策略。
从属关系体现了国家间的纵向等级制度，最常见的形式是双边钉住汇率。即本国货币的价格或多或少地与占主导地位的外国货币（通常称之为锚定货币或储备货币）的价格挂钩。从属国的汇率稳定得到促进，但代价是对外国货币的市场力量或其发行国政府的政策偏好更敏感。比钉住汇率制要求更高的形式是货币发行局制度，它不仅包括固定的价格关系，还包括不受限制地兑换为锚定货币，以及为新发行的国内货币提供充分的外币支持。最高程度的从属是指简单地用一种外国货币来代替本国货币——在一个通常被称为完全美元化或正式美元化的过程中完全放弃本国权力。
相比之下，分享关系体现了国家间的横向联盟——一种分享而不是放弃主权的方式。货币联盟可以通过固定共同汇率或用联合货币取代现有货币来实现。这种集合安排的常用术语包括汇率联盟（Exchange-Rate Union）和货币联盟（Currency Union，Monetary Union）。从属和分享货币主权都会放松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与货币之间的紧密联系。但两者基本上都被视为货币管辖权一般规则的例外。
然而，最近随着各国货币体系日益相互渗透，例外的情况成倍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全球贸易量的增加为这一阶段奠定了基础，加上金融实践中的技术和制度创新，极大地促进了跨境货币流动，逐渐扩大了货币的选择范围。久而久之，在市场需求的压力下，货币竞争愈演愈烈。在许多国家，尽管政府努力保持本国货币的排他性，但市场主体不再仅限于使用本国货币。现在选定的外国货币也可用于多种用途，直接与国家发行的货币竞争，以获得交易者和投资者的青睐。
随着货币去疆界化的蔓延，世界货币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今天，和遥远的过去一样，货币的选择越来越不受限制，跨境竞争再次成为规则。事实上，从长远来看，这些发展可看作历史上经历国家货币垄断相对短暂的插曲之后一种循环的结束。货币地理正迅速回到威斯特伐利亚时代之前盛行的非疆界化模式——货币地理如一个消息来源（Craig 1996）所讽刺的那样在“重返未来”（暗指同名流行电影）。
另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
货币如果足够有吸引力，可以出于两个目的在其来源国以外使用：用于国家之间或外国内部的交易。前者通常被称为货币国际化（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后者被称为货币替代（ currency substitution ）。货币国际化使货币间的等级关系更明显，从而改变了货币地理，将少数流行货币的领域远远扩展到货币发行国的管辖范围之外。货币替代则意义重大，因为它代表着对传统领土货币的直接入侵，减少了许多不流行货币的使用。两者都是同一种相反的格雷欣法则的产物——产生了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这是一种由市场需求力量驱动的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过程。
如今，美元、欧元和日元等货币在各种商业或金融中的使用已经超过了其他货币。长期以来，美元和日元在跨境使用中一直很受欢迎。欧元于1999年首次以电子形式（一种虚拟货币）推出，随后于2002年推出纸币和硬币。欧元已经取代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12国货币。只有英国、丹麦和瑞典选择保留本国的传统货币。
货币国际化和货币替代都不是非理性行为。相反，每种行为都可被视作对现行市场结构和激励措施的自然反应。
根据分析，每种动机都很容易被理解。货币国际化源于跨境交易中集中使用一种或几种具有广泛交易网络的货币，能够形成规模经济或降低交易成本。而每个国家用单独的货币进行交易显然效率低下。正如货币交换（而非易货）减少了单一国家经济体中搜索和协商的相关费用一样，国家之间的交易成本也通过使用一种或几种货币而分摊。通过单一载体货币（vehicle currency）进行的交易量越大，收集信息和货币转换的成本就越小。
事实上，货币国际化提高了货币每项主要职能的效用。载体的职能增强了货币作为商业交换媒介和计价单位的价值，而这些效应也通过促进财富在更具普遍购买力资产中积累，而扩大货币作为价值储存的吸引力。至少，国际化的货币将向市场代理支付以某种国际货币表示的一定数额的营运余额。根据预期利率和汇率的跨境变化，它也将支付将其用于长期投资目的的费用。此外，一旦一种货币被私人主体广泛使用，它就更有可能被政府使用，同时也成为储备货币、干预媒介和钉住汇率的工具。公共主体还可以从广泛的交易网络所提供的规模经济中获益。
货币替代的动机通常是高通胀率，这种通胀侵蚀了当地货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并通过汇率贬值侵蚀了其海外交易的购买力。因此，处于高通胀经济体的居民有动机将更稳定的外币作为首选的价值储备，将其作为一种对储蓄的通胀“对冲”，甚至作为计价单位和交换媒介。实际上，外国货币成了公众的金融避难所，它为抵御物价上涨的破坏力提供了一种方便的防御手段。正如卡尔沃和韦格（Calvo and Vegh 1993，34）所言：“就像一种致残性疾病，使机体的任何部分都无法幸免一样，高通胀严重阻碍了货币发挥其基本职能的能力……但是与一种独特、不可替代的生命体不同，病态货币的替代品很容易找到。因此，毫不奇怪，公众在寻求健康货币的过程中转向了外国货币。”
如果治疗方法如此容易找到，谁不会选择接种疫苗来对付一种致残性疾病呢？
是什么决定了哪些货币将在达尔文式的竞争中获胜？几乎没有争议，竞争成功所需的主要品质是大家所熟悉的。需求由三个基本属性决定。
首先，至少在一种货币跨境使用的最初阶段，人们对货币未来价值的信心得到了货币来源国政治稳定的支持。从本质上说，这意味着货币来源国有着较低通胀率和波动率的良好记录。而高波动的通胀率增加了信息获取和价格预测的成本。如果某种程度上货币购买力不能被预测，那么该货币就不会被轻易用于跨境目的。
其次是交易便利性（ exchange convenience ）和资本确定性（ capital certainty ）的特质，即高度的交易流动性和资产价值合理的预测能力。两者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充分开放以确保非居民自由进入。市场不应受到高交易成本以及正式或非正式进入壁垒的阻碍。金融市场还必须是广泛的，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可用于短期或长期投资。最后，市场还必须具有深度和弹性，为大多数金融债权提供充分运作的二级市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货币必须有一个广泛的交易网络，因为没有什么比其他人接受该货币的承诺更能提高货币的可接受性了。从历史上看，这一因素通常意味着某个经济体的绝对规模很大，并很好地融入世界市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为一种货币创造了一个自然充足的流通区域；如果货币发行国也是世界贸易的主要主体，那么规模经济将得到进一步增强。如果没有国家经济体量的支撑，任何货币都不能取得国际领先地位。一国与其他国家进行的交易量越大，其货币使用所产生的潜在网络外部性就越大。
然而，正如历史所充分证明的那样，这些属性都不固定。事实上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种货币的吸引力都会受到侵蚀，特别是如果货币发行国轻率地滥用其货币垄断特权。因此，市场偏好可能在不同时期发生重大变化。莎士比亚形容君主的话同样能贴切地形容货币：“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从来没有一种货币能在国内外使用中享有永久的支配地位。
众所周知，货币的跨境使用正在迅速加速，但由于缺乏全球货币流通的全面统计数据，导致无法全维度准确衡量其跨境使用程度。然而可以从各种来源收集部分指标，以说明所涉及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数量级。
全球外汇市场发出了货币国际化快速增长的最明确信号，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02）的数据，20世纪90年代期间，全球外汇市场的日均交易额迅速提升，从1989年的5900亿美元增至1998年的近1.5万亿美元，年增长率超过25%。2001年的日均交易额为1.2万亿美元。虽然这一现象的大部分是因交易商之间交易而产生，其扩张速度也令人印象深刻。1998年之后的下降是由若干特殊因素导致，其中特别包括1999年引入欧元，消除了欧元区货币之间的贸易（Galati 2001）。就货币构成而言，美元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货币兑换工具，占2001年所有交易的90%左右（与1989年的份额持平）。欧元在所有交易中占38%——高于其前身德国马克的份额（在1998年的交易中占30%），但低于欧元所有组成货币的总和（53%）。2001年日元的份额略低于23%，比三年前略有上升。
美元也是国际贸易中最受欢迎的计价工具。据估计，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商品占世界出口总额的近一半（Hartmann 1998），是美国在世界出口份额占比的两倍多。在被欧元取代之前的最后几年，德国马克在贸易计价中所占份额为15%，大致相当于德国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自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2001，18）的初步证据表明，欧元在1999年推出后，德国马克的份额主要由欧元占据。日元的份额一直徘徊在5%左右，大大低于日本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
类似美元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也很明显，包括银行存贷款、债券和股票在内的金融资产多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泰格森等（Thygesen et al．1995）利用各种数据来源，计算出当时全球私人国际投资总投资组合的价值。他们指出，总投资组合价值从1981年的1万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4.5万亿美元，增长速度远快于世界产出以及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增长。其中，美元再次占据主导地位，占外币存款的近五分之三，占国际债券的近五分之二。欧元所占份额分别为14%和10%；日元则为4%和14%。最近，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9c）估计，1997年国际证券投资总额（包括股票、长期和短期债务证券以及金融衍生品）略高于6万亿美元。
货币替代迅速增长最明显的信号是出于合法和非法目的，国际上受欢迎的货币在其来源国以外的实际流通迅速增加。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元的广泛使用。美联储及其财政部的权威研究显示，2000年所有在海外流通的美联储票据价值约占其未偿还总量的50%至70%，总计约2750亿至3750亿美元。
研究还显示，在目前每年增加的美国国债中，有多达四分之三直接流向国外，而20世纪80年代流出的份额不到一半，70年代不到三分之一。到90年代末，美联储发行的100美元面值的国债中，有高达90%直接流向国外，以满足外国需求（Lambert and Stanton 2001）。世界对美元的需求似乎不仅强劲，而且还在增长。
按照类似的思路，德国央行估计（Bundesbank 1995），截至1994年底，德国马克在德国境外的流通量（主要在中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约占总存量的30%至40%，相当于650—900亿德国马克（450—650亿美元）。
2002年欧元纸币开始流通后，欧元接管了德国马克在国内外使用中的角色，人们满怀信心地预计，欧元最终甚至会削减美元的市场份额。同样，在世界的另一边，日本央行官员也私下指出，1993年日元纸币的总供应量约为3700亿美元，高达10%的日元流通于邻国。
此外，还有少量其他国家的货币在国外流通，包括中欧的瑞士法郎、
南部非洲的南非兰特和太平洋地区的澳元。综合各种估计，20世纪90年代末，在外流通的顶级货币（top currencies）至少为3500—4000亿美元（Rogoff 1998:279），这绝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而且从现有证据来看，显然仍在迅速上升。另一个数据来源显示（Krueger and Ha 1996），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上多达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纸币已经在发行国之外流通。
去疆界化绝不是普遍现象（至少现在还不是），但它在广泛传播。克鲁格和哈（Krueger and Ha 1996）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占世界人口总量三分之一的三十多个国家中，外国纸币占这些地区当地货币存量的20%甚至更多。大多数货币替代现象集中在拉丁美洲、加勒比、中东、东南亚部分地区以及苏联，在这些地区美元受到青睐。而在德国的历史腹地、欧洲的中东部和巴尔干半岛，在欧元诞生之前，德国马克一直在这些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Baliño et al．1999）基于外币存款而非纸币的估算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18个国家中，外币至少占这些国家广义货币供应量的30%。
最极端的例子是阿塞拜疆、玻利维亚、柬埔寨、克罗地亚、尼加拉瓜、秘鲁和乌拉圭，比例都超过50%。另外有39个经济体的这一比率接近30%，表明这些经济体货币被渗透的比率处于“中等”水平。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1世纪。
我们怎样才能恰当地描绘新的货币地理？这个新时代的关键特征是盛行的跨境竞争，这自然会造成货币之间的等级制度。当前美元或欧元等少数流行货币的使用和影响已远超其发行当局的法律管辖范围而遍及全球大部分地区。但是，许多其他货币的有效领域正在缩小，甚至急剧缩小。因此，货币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分层，呈现出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形状：顶部狭窄，最强的货币占据主导地位；而下方则越来越宽广，反映出不同程度货币竞争的劣势。我将其称之为货币金字塔。
虽然难以用于分析目的，但货币金字塔图像仍然有助于展现货币竞争关系的丰富多样性，同时又不会夸大我们对实践的抽象程度。货币金字塔每个层级的标签虽然有点言过其实，都是为了突出各层级的明显区别，以此精确映射如今的货币地理。货币金字塔的七个层级如下：
1．顶级货币（top currency）
这一稀有等级只适用于最受尊敬的国际货币，这些货币主要用于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跨境交易目的，其流行程度很普遍，并且不限于任何特定的地理区域。
在领土货币时代，只有两种货币能够真正配得上这种崇高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元。原则上，多种顶级货币可能同时受到青睐，正如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镑和美元一样，当时英镑首次进入一个长期不可逆转的衰退期（Cohen 1971）。然而今天，美元单独占据了货币金字塔的最高阶层。记者汉普森（Hampson 2001）感叹道：“美元是世界之王，是世界的基石货币。”
2．贵族货币（patrician currency）
在最高级别之下，我们发现用于各种跨境目的的货币虽然数量可观，但并不占主导地位。很明显，如今被纳入这一范畴的是欧元，它是德国马克自然的继承者。大多数观察者仍将日元包括在这一层级之内，尽管其最近人气有所下降。欧元和日元都是世界货币中的贵族。然而，两者都不能宣称拥有像美元那样广泛的流通领域。在大多数跨境交易中，这两种货币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都局限于单一地区或某一个类别的跨境交易。
3．精英货币（elite currency）
这一类别中的货币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使其有资格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国际使用。但其吸引力有限，无法在其本国边界以外的范围产生直接影响。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国际货币的外围货币。这一层级的货币尤其包括英镑（不再是顶级货币，甚至贵族货币）、瑞士法郎和澳元。
4．平民货币（plebian currency）
与精英货币相比，平民货币地位更谦卑，国际用途非常有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较小的工业国家，如挪威或瑞典，以及一些中等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以色列、韩国等）和较富裕的石油出口国（如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货币。在国家内部，平民货币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对货币所有传统功能的独占性要求，但在国家外部，它们所占份额很小，除了用于一定数量的贸易计价，很少吸引其他方面的跨境使用。
5．渗透货币（permeated currency）
这类货币包括那些历经货币替代、在国内竞争力也被削弱的货币。尽管名义上货币主权仍由发行货币的政府掌握，但外国货币已取代国内货币进行价值储存，这无疑增加了当地货币的劣势。被渗透的货币面临着来自国外的竞争入侵。从现有经验证据来看，今天被渗透的货币范围似乎相当广泛，可能包括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特别是那些拉丁美洲、原苏联集团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6．准货币（Quasi-currency）
货币金字塔更往下一层是准货币。该类货币不仅价值储存的职能被取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其计价单位和交换媒介的职能也被取代。准货币是保留名义主权的货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拒绝接受。现有证据表明，全球许多脆弱的经济体，包括阿塞拜疆、玻利维亚、柬埔寨、老挝和秘鲁等国的货币，确实已经达到了这一层级。
7．伪货币（Pseudo-currency）
最后，我们来到金字塔的最底层，那里的货币只是名义上的伪货币。伪货币最明显的例子是像巴拿马的巴尔博亚（Balboa）这样的代币。这种代币存在于美元等强势外币是首选法定货币的国家。
这幅货币金字塔示意图中的标签可能是空想，甚至是异想天开，但它们所描述的地理学却并非如此。货币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直接影响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始于19世纪建立专属领土货币的行动赋予了各国政府在本国境内的巨大权力，使公共部门相对于社会主体享有特权。从那时起，决策者就一直依赖从正式货币垄断中获得的优势来促进他们的国家利益。然而，现在一切都在改变。随着货币去疆界化进程的加快，权力正重新分配，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在货币治理中的角色。
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威斯特伐利亚货币地理模型受到各国政府的青睐。严格的领土货币主要有五大收益：第一，降低国内交易成本，以促进经济增长；第二，管理宏观经济运行的有力工具；第三，公共支出的可能收入来源；第四，强有力的政治象征，以促进民族认同感；第五，使国家拥有免受外来影响或约束的切实可行的手段。可以预期，这五项收益都受到决策者的高度重视。
降低国内交易成本可能是领土货币最基本的收益，公共部门和社会主体都能分享这项收益。正如早期货币的发明提高了交换效率一样，与前威斯特伐利亚时期货币相互竞争的混乱局面相比，每个国家创造单一货币必然会进一步降低当地交易成本。从历史上看，货币领土化促进了完整而连贯的国家市场的出现，这是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Helleiner 2003a）。一种独家货币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国家边界内网络外部性的潜力。
领土货币的所有其他收益都直接增加政府的有效权力。其中一个收益来自货币对实际经济运行、总产出和就业以及价格的潜在影响。只要各国政府能够在自己的领土内保持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它们至少在原则上有能力影响和管理市场活动的总体节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政策，可以用来促进国家的广泛繁荣和强大，以及满足政府狭义的财政要求。政府有两种政策工具可用。第一是货币存量本身，可以通过控制货币存量以增加或减少居民的支出水平。第二是汇率，即本币以外币表示的价格，可以诱导本国和外国商品的转移以增加或减少国民经济中的支出。当然，这两种工具都不一定绝对正确，也不可能在长期内对经济活动产生持续的影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相当长的时间内，货币政策只能控制物价水平。但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言所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大多数经济学家也承认，对于政府官员感兴趣的短期，货币和汇率政策可以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工具来发挥重大影响。
诚然，来自自主货币政策的权力可能被滥用，而且经常被滥用，造成持续的价格不稳定甚至恶性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可能会认为，政府对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的控制弊大于利，他们更愿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束缚决策者的手脚。但决策者却很少认同这种观点，他们通常高度重视让政策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以促进他们对国家利益构想的实现。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政府在大部分时候都会将独立宏观经济管理的能力视为一种不能轻易放弃的特权。
第二项众所周知的收益是铸币税——货币垄断赋予政府随意增加公共支出的能力。从技术上看，铸币税是指货币面值超过其生产成本的部分，可以被理解成税收或从金融市场借款的能力。由货币创造提供资金的公共支出实际上占用了私人部门的实际资源，而私人部门的购买力因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而相应降低，这对政府来说就是一种特权。由于涉及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一过程也被通俗地称为通货膨胀税，以此强调这也是一种可以而且经常被滥用的权力。然而，尽管存在与通货膨胀相关的不利经济因素，从政治角度来看，铸币税特权作为一种抵御风险的保险政策是有其合理性的。正如一位消息人士所说，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收入（Goodhart 1995，452）。铸币税实际上是决策者在发生突发危机或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调动资源的最灵活的税收手段。这也是大多数政府在大部分时期不愿轻易放弃的能力。
第三项收益是领土货币对内部分裂者或持不同意见者所起的重要象征作用。只要所有公民都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单一社会单位的成员被联结在一起——都觉得自己是“想象的共同体”（Anderson 1991）的一部分，就会促进政治权力的集中。文化人类学家强调，国家的建立不仅仅是通过武力，也要通过忠诚，即一种对共同身份的自愿承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键区别可以通过各种有形的符号来加强，如旗帜、国歌、邮票、公共建筑，甚至国家运动队。正如埃里克·赫莱纳（Eric Helleiner 1998b，2003a）强调的那样，这些符号中最有效的是货币。赫莱纳认为，国家认可的货币至少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增强民族认同感：为民族主义形象提供载体，有助于建立集体传统和记忆；充当社会交流的共同媒介；培养对国家和民族的信任感；以及促进发展人民主权意识。因为国家货币是由政府或中央银行发行，所以国家货币每天都在提醒公民与国家的联系。同样，由于货币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使用，它强调了一个事实，即每个人都是同一个社会实体的一部分——这一作用与单一民族语言的作用不相上下。共同的货币有助于使不同的、往往是对立的社会群体同质化。
最后从消极意义上讲，领土货币收益在于增强了政府避免依赖其他来源获取这一关键经济资源的能力。货币领土在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经济边界，提升了政治权威。政府越接近绝对的货币垄断，就越有能力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使自己免受外部影响或约束。这个逻辑很简单：如果你想要政治独立，不要依赖别人的货币。
因此，我们不应惊讶于各国坚决地坚持货币主权的理念。然而重要的不是形式原则，而是实际做法，这不仅取决于货币供应，而且取决于需求。当今各国政府对需求的控制越来越严格，对本国货币存量及汇率行使直接的管辖权。随着去疆界化程度的提高，即使是最专制的政府也无法保证其货币总是优先于其他地方的货币。
因此，去领土化必然会改变货币事务中包括政府间以及公共、私人部门间的权力分配。显然，国家间影响力的平衡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不那么明显但同样重要的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随之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对每个国家的有效政治权威产生深远影响，而无论其货币的竞争力如何。尽管影响的方式并不总是那么容易预测，货币垄断给政府带来的四项收益都会受到影响。
例如，去领土化对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的影响将大不相同，这取决于特定货币的竞争力以及官方政策与市场偏好的相互作用。去领土化对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国际收支融资机制上。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将相对容易的国家内部区域失衡调整与相对困难的国家间支付调整进行对比。它们的一个主要区别是，由于存在着大量可以在盈余地区和赤字地区之间随时进行交易的广义短期金融债权，在发生暂时性动荡时，单个国家内部均衡资本流动的余地更大。反过来，这些广义债权的发展被归因于单一国家货币的存在，这当然消除了所有的外汇风险。
这种推理显然是基于传统国家货币的排他性假设。然而，即使考虑到跨境货币使用速度的加快，这一假设有所放松，但同样的逻辑仍然适用。给定货币职能范围越广，均衡资本流动的有效范围就越大（以买卖该货币计价的广义债权形式），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些资本流动应减轻国际收支对国家政策的限制，减少拥有最具竞争力货币的国家的调整成本，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灵活性应得到加强。相比之下，货币竞争力较弱的国家将发现自己在调整过程中不太能够依赖均衡的资本流动。由于对它们的货币缺乏信心，国际收支的制约将增强，这些国家的回旋余地也将相应减少。
然而，去领土化对这两类国家的影响并不十分明确。对排名靠前的国家来说，国内货币政策的目标很可能是误导性的，因为存在大量且不确定的货币在国外流通。外国对本币需求的意外变化或本币走弱的危机也可能会周期性地破坏政策的稳定性。获得政策灵活性绝不是没有代价的。同样，对于排名靠后的国家，影响也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各国政府如何选择应对其宏观经济政策灵活性回旋余地减少的问题。如果市场主体认为政府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努力不可信，这些国家则几乎无法进行经济性控制，并且可能会失去金融稳定性。另外，如果政府实际上将其名义上的主权（至少部分地）置于严格的市场规则之下，那么经济运行可能会更健康，调整成本也会更低。这些国家至少有义务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适当考虑市场情绪。
政府的铸币税特权也是如此。在这方面，所有国家的国家权力都将受到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方政策如何与市场偏好互动。对于竞争力较低的货币，政府通过货币创造获得适当资源的能力显然受到损害，因为从国外很容易找到一种更便捷的本国货币的替代品。这些国家征收通货膨胀税的基础在缩小。因此，它们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无疑受到制约。
但是，对于拥有更具竞争力货币的国家而言，国家权力是否相应地增强了？乍一看似乎毫无疑问。货币职能范围越广，发行货币的政府就越容易利用铸币税的财政收益。这些国家不仅国内货币垄断权得到保护，只要外国人愿意持有该国货币或在该国以外使用其货币，外国也能成为它们的收入来源。货币跨境流通的扩大产生了货币发行国政府从国外获得补贴或无息贷款等隐性收入转移的能力，这意味着整个经济体实际资源收益增加。经济学家将其称为国际铸币税，以便与传统的国内铸币税区别开来。国际铸币税在实践中可能相当可观，英镑和美元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际铸币税只有货币在市场上存在竞争优势时才能获得，但这一优势无法得到永久保证。因此在实践中，发行国获得铸币税能力可能会减少。
简单地说，随着海外发行量的增长，外国人可能会更加担心货币未来贬值的可能性，甚至担心发行国对其持有的资产的可用性进行限制。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发行国政府将不得不更重视来自其他国家货币的竞争，并相应地抑制自身对通货膨胀税的兴趣。至少，为了保持货币的吸引力，政府可能必须大幅提高利率。最终，国家政策肯定会受到抑制，因为需要阻止市场主体突然转向更受欢迎的竞争对手。
总之，铸币税特权所产生的权力对所有国家来说都会受到限制，无论其货币的竞争力如何。在一个跨境使用加速的世界里，任何政府在考虑如何为其支出筹集资金时，都不能忽视市场主体的偏好。
货币作为政治象征的作用也会受到不同影响。如果一种领土货币起到培养国家认同感的作用，那么去疆界化在逻辑上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放松对国家的忠诚纽带。然而事实上，结果可能相当复杂。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对想象的共同体的认同感可能会因为货币主权被侵蚀而加强。政府可能有得也有失，这不仅取决于货币之间达尔文式斗争的结果，还取决于官方政策如何与市场主体的偏好互动。
去疆界化显然减弱了货币竞争力较弱国家的政府象征价值：这些货币的本土空间被国外更受欢迎的竞争对手成功入侵。由于过度通货膨胀或感知到的贬值风险，一种外币用于替代本国货币的程度越高，公民就越不觉得与该国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键区别正在逐渐消失。更糟糕的是，货币原本是一种权力和高贵的象征，现今却成了每天提醒人们政府无能的工具。发行这种货币的政府也不易获得尊重。
相比之下，从最具竞争力的货币来看，去疆界化更有可能增强货币的象征价值。货币发行国在货币等级体系中的卓越地位提升了其在世界事务中的整体声誉。货币广泛的国际流通成为货币发行国地位和威望的重要来源，这是国际社会地位提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当货币获得各方面的崇高敬意时，谁不会为之骄傲呢？
然而，当政府试图通过干预来改变或控制市场偏好时，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例如，如果一国政府决心采取行动应对来自外国货币的竞争时，那么弱势货币也可能变成某种强势力量的来源。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可能会转变为一种政治象征。由市场驱动的外国货币的入侵几乎可以被视为公开的军事侵略行为。此时，捍卫国家货币被视为代表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光荣立场——爱国主义的终极体现。
相反，强势货币也可能成为弱势的来源，特别是如果一国政府在其货币流行程度开始下降却试图维持其货币国际地位时。正如我所说，没有一种货币在跨境使用方面会维持永久的主导地位。然而，一旦获得货币地位的威望，无论是顶级货币、贵族货币还是精英货币，都很难将其拱手让人。但是，正如在国内坚决抵御国外货币入侵可以激发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一样，如果在国际上恢复国家货币地位的努力没有取得成果，则很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而引起质疑甚至嘲笑。英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防止英镑区解体而进行的旷日持久但徒劳无功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子（Cohen 1971）。电视名人戴维·弗罗斯特（David Frost）尖刻的讽刺话最能概括英国公众的反应：“看到英镑的遭遇真是太可惜了。曾经英格兰央行发行了一张纸条，上面自豪地写道：‘我保证按要求向持票人支付一英镑。’现在它简单地写着：‘敬请关注（
Watch This Space
）。’”
操纵市场需求以保持货币地位的努力并非总能成功。
当我们谈道货币垄断不受外部影响的最后一项收益时，情况也大致相同。在这方面，拥有最受欢迎货币的国家会获得更高比例的收益。因为一种货币职能范围的扩大，提供了胁迫其他国家的潜在手段。货币排名靠前国家政治权力的增强往往以牺牲排名靠后的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这些国家变得越来越依赖外国货币。但结果究竟如何，则高度取决于官方政策和市场偏好的相互作用。
很明显，货币之间的等级制度可能会影响各国间的权力分配。等级制度的概念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代表着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即某个政府对其他政府实现国内外政策目标能力的影响。在国际上，发行广泛流通货币的国家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控制金融资源的获取，对其他人施加影响。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 1995）列举了货币排名靠前的国家可能以四种方式胁迫利用货币依赖性：（1）强制执行（enforcement）——操纵现行规则或威胁制裁；（2）驱逐（expulsion）——中止或终止的特权；（3）攫取（extraction）——利用关系获得相应的实际资源；（4）截留（entrapment）——转移从属国的利益。在国内，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应该更好地避免受到外界的影响。
然而在这一点上，只有当所涉货币在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时，才能利用其影响力。一旦竞争对手的货币开始出现，发行国将发现自己操纵他人依赖性的能力可能会受损。预期结果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市场主体的反应，他们可能会加强或消除公开强制措施的影响。因此，操纵他人依赖性权力的行使越来越依赖于系统地培养市场情绪。均衡资本流动可能会为广泛流通货币的发行国继续提供额外的政策灵活性，以应对暂时性冲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行为将越来越受到限制，因为需要阻止市场主体突然或大量将其货币兑换成其他货币。总之，有效的政治权力最终可能会减少。
简言之，一些政府，尤其是那些拥有最流行货币的政府，显然受益于去疆界化。此外，由于它们的收益是以货币竞争力较低的国家为代价，因此，国家间权力的平衡显然向着有利于它们的方向转变。但即使是排名最靠前的国家也无法免受市场压力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货币广泛流行的所有优势都会受到需求驱动的竞争力量侵蚀。因此很明显，从比较角度来看，不管政府的货币多么受欢迎，最大的赢家根本不是政府，而是一批经过挑选的私人部门主体（特别是那些在市场上有能力和机会选择替代货币的主体）。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去疆界化显然更倾向后者。世界各地政府享有的特权比以前少了，私人部门的选择比过去多了。
纯粹从物质上讲，社会主体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效率收益指标——货币发挥其主要职能的便利性是否提升。跨境可替代性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铸币税特权被滥用或宏观经济管理被误导。在政治上，私人部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家权力显然被削弱。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政府行使货币主权的地方，现在就由私营部门断然掌权——只要国家仍然是当今各国之间激烈竞争的货币的主要来源，情况就不会如此。达尔文主义的斗争虽然激烈，但至少就目前而言这种斗争仅限于供应方面。因此，尽管在货币事务管理方面的作用有所减弱，各国政府继续发挥作用。国家权力可能会被削弱，但它还没有被消灭。
随着去疆界化，政府被剥夺了它们曾经对货币需求的垄断控制权，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国家和底部的国家都是如此。由于许多交易者和投资者现在有了货币选择权，在既定的政治领土内，能够强制本国货币发挥排他性作用的国家越来越少。然而迄今为止，政府仍然主导着市场的供给，对目前货币的创造保持着管辖权。因此，只要各国政府能够成功地在国内和国外竞争中争取市场主体的忠诚，它们仍然能够影响需求。政府权力仍能改变用户偏好。
因此，从本质上讲，今天国家的作用与寡头垄断行业中竞争企业的作用没有什么不同（国家相当于寡头垄断企业），从来没有人指责寡头垄断企业缺乏实际权威。在一个货币体系日益相互渗透的世界里，各国政府都发现自己被迫加入到竞争中，以保持或提升本国货币的市场份额。与寡头垄断企业一样，政府通过有意或无意地尽其所能来塑造和管理需求，从而增强其影响力。
国家之间的商业竞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作为世界政治大博弈的一部分，各国政府一直在相互争夺市场和资源。货币竞争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家作为市场一方（即供给方）的主导者直接参与竞争，推动由自己创造、自己认可的货币。
当然，寡头垄断的类比并不完美。货币作为一种公认的计价单位和交换媒介，具有私人企业产品所不具备的公共产品特征。此外，国家拥有合法强制的权力，从而使其拥有商业寡头垄断一般所不具备的政策选择能力。尽管如此，这种类比是恰当的，因为国家间的货币竞争具有寡头垄断的两个关键结构特征：相互性和不确定性。两者都是传统寡头垄断所固有的特征。
就像在寡头垄断行业中，国家的数量足够少，以至任何一个国家的行为都对其竞争对手的某些行为产生一定影响；反过来，其他主体的行为和反应也无法准确预测，结果体现决策的相互性，迫使所有国家如竞争企业一样专注于长期策略的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生产商与汽车或电脑生产商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此外，与汽车或电脑生产商一样，政府被迫通过努力管理市场的需求方来实施其策略，以“销售”其“产品”。它们的目标客户是国内外的货币使用者。目的是维持或加强货币的版图，货币就如用注册商标出售的商品一样。货币治理本质上已经成为一场争夺市场忠诚度的政治竞赛。
问题是：比赛结果如何？当然，前景无法被准确地预测。预测货币的未来就像是观察一片迷雾，在地平线上只能隐约地看到大概的地形特征。然而即使透过薄雾，也可以看到正在发展的新的地理轮廓。
与任何市场一样，结果最终将取决于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作用。在需求方面，出于效率考虑，人们倾向尽可能少的货币，这导致许多人预测流通中货币种类将大幅缩水。这就是“收缩论”的核心观点。然而在供应方面，则显示了很多相反的情况，使这种预测受到怀疑。事实上，货币的空间组织未来前景复杂性将增加。这将进一步挑战国家在货币事务管理方面的权威。
很明显，各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选择旧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严格按照地域来定义货币空间。但同样明显的是，如果仅以效率为重，独立货币的数量将远远低于决策者所青睐的数量。目前，全世界有150多种国家认可的货币在流通，
包括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其他流行货币以及底部的许多小型准货币和伪货币，哈里斯轻蔑地称之为“垃圾货币”（Harris 2001，35）。所有这些不同的货币都陷入了一场激烈的达尔文式的生存斗争中。有人会相信如此多的货币种类代表了一种真正的有效均衡吗？
争论的焦点是经济学家所称的“最优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OCA）的规模——货币空间的最有效规模。顾名思义，单个货币的最优货币区规模越大，整个世界均衡货币种类就越少。自40多年前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发表一篇开创性文章以来，最优货币区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备受关注（Mundell 1961）。随着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学者们开始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关注参与共同货币区所带来的物质上的得失。
各国政府被视作已对使用某种更有用货币的优势以及放弃货币自主权的劣势（即在不改变货币供应量或汇率的情况下，必须适应国内或外部干扰的潜在成本）进行比较。由于所涉及的微积分相当复杂，对于最优货币区究竟有多大还没有达成共识。但很少有经济学家会怀疑最优货币区的规模将大大超过当今许多国家货币的狭窄领域。这意味着货币数量将比目前少得多。
当然，我们现在拥有的大量货币，包括许多流通量非常有限的货币。这些货币对跨国交易者、投资者以及为自己的储蓄寻求安全的价值储存的市场主体没有吸引力。正如冯·弗斯滕伯格（von Furstenberg 2000b，112）所言：“在货币问题上，小确实不美。”事实上，如果完全留给有成本意识的市场主体来决定，那么需求的力量无疑会大幅缩减货币种类，降低交易费用，最大限度地提高货币的实际收益。正如鲁迪·多恩布施（Rudi Dornbusch 2001a）所言，货币种类越少意味着这些货币越好。原因很简单：规模经济在货币使用中具有压倒性力量。唯一的问题是：这个数字会降到多低？
如前所述，交易成本与愿意接受某种货币的市场主体数量成反比。因此，每种货币的吸引力可以被认为是其交易网络规模和经济重要性的直接函数。货币交易网络的规模和重要性越大，其利用网络外部性产生的规模经济就越大。因此，减少货币种类的动机将更大。
事实上，如果规模经济是市场主体关注的唯一因素，那么货币的均衡种类数量最终将缩减到只有一种，一种单一的普适货币，这是格雷欣逆向法则的最终体现。经济学家广泛认同这一观点。蒙代尔本人调侃说道：“货币的最佳种类数量就像神的最佳数量一样，只有一个奇数，最好少于三个。” [2] 德国经济学家罗兰·沃贝尔（Roland Vaubel 1977，437，440）指出：“最终，货币竞争会自我毁灭，因为货币的使用受制于非常大的规模经济。货币行业必须被视为（永久性的）成本下降行业，即自然垄断行业。唯一持久的结果是竞争力最强的货币生存下来。”
作为一个实际问题，自然垄断的论点过于偏激，因为规模经济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市场主体关注的唯一因素。正如现代网络理论所指出的那样，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样重要。这表明现实中货币种类的最佳数量可能大于一。根据网络理论，空间关系的组织有两个不同的结构：一是基础结构，即网络的功能基础；二是信息结构，即提供所需的管理和控制服务。就像自然垄断论所阐述的那样，规模经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显然促进了基础结构层面的网络整合。相比之下，在信息结构层面，最佳配置往往更分散且更具竞争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者的责任。有限数量的竞争网络将抵消绝对垄断的负面影响，这种垄断往往导致使用者控制力削弱以及生产者的剥削动机。在货币问题上，这意味着市场主体必须权衡供给侧垄断特权可能被滥用的通胀风险与需求侧大型交易网络的优势。因此，理性的逻辑表明，人们倾向某种程度的多样化，而不是完全的集权化——货币种类数量很少，但不是只有一种通用货币。
货币持续的惯性——货币使用中的固有特征——也促进了货币种类的多样性。惯性有两个来源。首先是源于既有完善的交易网络。自然垄断论据中所强调的规模经济是由网络外部性造成；同样，网络外部性也对用户偏好的黏性（已被大量研究证实）产生了明显影响，学者们称之为“滞后”（hysteresis）或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s）。实际上，“先被使用”赋予在位者某种自然优势。许多学者认为，从一种货币转换到另一种货币的代价很大，涉及一个代价高昂的金融适应过程。
因此，尽管给定的货币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除非其他人也可能广泛使用，否则采用它将不会产生收益。经济学家凯文·多德和戴维·格里纳韦（Kevin Dowd and David Greenaway 1993，1180）指出：“改变货币是代价高昂的——我们必须学会用新货币来计价，必须改变报价单位，甚至必须改变我们的信用记录等等。这解释了为什么市场主体往往不愿转换货币，即使他们使用的货币明显不如其他货币。”
用户在选择替代货币时所面临的极高水平的不确定性也促进了惯性的形成。不确定性助长了一种心理学家称之为“模仿”（mimesis）的倾向：在偶然条件下，风险规避者通过基于过去经验的模仿行为来减少焦虑的理性冲动。一旦一种货币获得一定程度的接受，它的使用就很容易永久化——即使在出现强大的新竞争对手之后。实际上，保守的偏见是市场动态中所固有的。正如奥林所说：“模仿导致了一种惯例的出现，这种惯例体现了金融界的某种墨守成规甚至是保守主义。”（Orléan 1989，81—83）
最后，还有简单的概率定律。可供选择的货币种类越多，不同的市场主体在同一资产上用同一货币结算的可能性就越低。多德（Dowd 2001，472）指出：“如果主体在资产交易中碰巧用一种货币交易，那将是一种偶然。如果主体可以选择n种资产，那么我们能得到以下可能的均衡结果：其中n种资产中的任何一种或n种资产的任意组合都作为货币流通。最终结果取决于主体的期望，但是没有明确的方法来协调主体的期望。”
因此，在实践中，尽管规模经济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但由需求驱动自发出现单一普适货币是极不可能的。甚至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蒙代尔一样，他也是诺贝尔奖得主也承认了这一点，他生前是最著名的自由货币竞争倡导者。从1975年一次著名的公开演讲开始（随后以《货币的选择》[ Choice in Currency ，1976]为题发表），一直到他广为流传的三个版本的《货币非国有化》（ Denationalisation of Money ，1990）， [3] 哈耶克谴责中央银行享有的垄断特权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后果。他认为，解决通胀问题的办法不仅仅是让用户拥有选择货币的权力，以此有效地促进货币去疆界化。更重要的是，将生产权让渡给私人部门，使之非国有化。商业银行应该是货币的主要提供者，它们为争夺交易人和投资者的青睐而竞争。如此一来，通货膨胀将被有效遏制，因为相互竞争的发行者有强烈的动因限制货币数量，以提高市场对其产品的信心。 [4] 然而他承认，这绝不意味着最终会有一个单一的全球货币。事实上恰恰相反。他写道（Hayek 1990，126）：“我相信，一旦这个体系完全建立起来，在竞争消除了一些不成功的企业（货币）之后，在自由世界里仍会有几种广泛使用的且非常相似的货币。”甚至更早的时候，经济学家本杰明·克莱因（Benjamin Klein 1974）就曾预言，在自由货币竞争中，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产生一个由共同的计价单位联系起来的多种货币（multiple monies），这与所谓观念货币在领土货币出现之前所扮演的角色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沃贝尔在他后来的著作（Vaubel 1984，1990）中也对货币供应是否真的是一种自然垄断而产生怀疑。
没有任何一种货币可以被预先精确地确定为最优货币。在货币市场中，就像在其他有组织的资产市场中一样，市场偏好对货币使用者决策的相互依赖性高度敏感，最终结果更可能是产生多重均衡。
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 1996，19）指出：“当期望被引入时，可能发生多重均衡。”
尽管如此，但自然垄断的含义明确无误。无论流通中可能留下货币种类的确切数量是多少，如果用户随心所欲，那就不太好了。规模经济可能不是全部，但它们的影响力肯定会强大到足以消除货币金字塔底部许多吸引力低的货币。正如任何达尔文式的斗争一样，最终只有强者才能在需求驱动的竞争压力下生存下来。
因此，根据这一逻辑，当今许多学者预测世界货币种类将很快萎缩，这并不奇怪。“收缩论”被广泛认同，尤其是被经济学家广泛认同，该观点正在迅速流行起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 2000，35）的预测很典型，他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正在走向一个货币更少的世界。多恩布施（Dornbusch 2001a，9）在他去世之前，更是直言不讳。他断言：“区域货币的趋同是不需要动脑筋的。”即使是倾向把这一观点斥为“一种学术界的时尚，而不是一种深刻的见解”的克鲁格曼（Krugman 1999b，3）也承认：“如今过多的货币种类数量很可能会大幅减少。”他曾写道：“我建议让一百种货币开花，如今可能将是二三十种。”
然而，“收缩论”是严重的误导。无论规模经济对货币使用的影响有多大，它们都只会在市场的一方（即需求方）形成偏好。在实践中，货币的未来也会受到供给因素以及与需求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而在供给方面，可预期偏好会在很大程度上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即在全球范围内维持现状甚至扩散的方向发展。全球可能会开出超过一百种货币之花。
首先，“收缩论”没有考虑到国家的力量。如前所述，即使在日益恶化的货币地理环境中，国家的力量仍然相当大。市场需求逻辑的对立面是根深蒂固的国家主权原则。不管市场主体多么希望货币种类减少，并不是所有政府都会毫不犹豫地放弃本币所带来的收益。第二章至第六章将详细分析各国政府可采用的各种策略。分析表明，消失的国家货币种类数量比通常预测的要少得多。
此外，“收缩论”忽视了私人部门作为替代资金来源的作用。尽管目前政府主导着市场的供给侧，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第七章探讨了未来非国家部门发行货币的前景，这些新出现的货币可能补充或取代现有国家认可的货币。由于种种原因，世界上私人发行的货币种类数量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急剧增加。
简言之，尽管有规模经济的力量，但货币地理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就像在领土货币时代之前就存在由异质、多样的货币所构成的马赛克拼图一样。货币的未来绝不简单。第八章将考虑这对未来货币治理意味着什么。
[1] 引自 The Economist ，22 December 2001，87。
[2] 引自 IMF Survey ，22 January 2001，27。
[3] 《货币的非国有化》（ Denationalisation of Money ）第一版于1976年出版，比《货币的选择》（ Choice in Currency ）晚了6个月，第二版于1978年出版。
[4] 海克的亲市场（ pro-market ）观点在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中尤其有影响力，并得到了欧洲和美国许多货币专家的赞同。参见Glasner 1989，White 1989，Dowd 1992；Gelfond 2001。关于海克货币思想的来源，参见Ebenstein 2001，especially ch.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