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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我老家只是个六百来人的小镇（现在也还是，不过我已经搬走了），但我们和大城市一样有互联网，所以老爸和我收到的个人信件越来越少。通常内多先生只会送来每周一份的《时代》杂志、各种月度账单和写着“住户赐启”或“我们亲爱的邻居”的广告信。然而，2004年，九岁的我开始为山上的哈里根先生打工，从这一年起，我每年至少会收到四封信，信封上我的名字都是手写的。里面装着的分别是2月的情人节贺卡、9月的生日贺卡、11月的感恩节贺卡和圣诞节前后送达的圣诞贺卡。每张贺卡里都夹着一张缅因州的一美元刮刮乐彩票，签名永远一样：哈里根先生献上诚挚的祝福。简单又正式。
老爸的反应也永远一样：哈哈一笑，开心地翻个白眼。
“他是个吝啬鬼。”老爸有一天说。那时候我应该是十一岁，距离第一次收到卡片已经两年了。“给你的薪水就一点点，奖金也还是一点点——豪伊店里的幸运魔鬼彩票。”
我向他指出，四张刮刮乐里通常会有一张能赢到几美元。每次中奖之后，老爸就会替我去豪伊那儿兑钱，因为未成年人不能玩彩票，别人白送的也不行。有一次，我中了个大奖，赢了五美元，请老爸再给我买五张刮刮乐。他拒绝了，说要是纵容我染上赌瘾，老妈在地下会睡不安稳的。
“哈里根送你彩票已经够差劲了，”老爸说，“另外，他每小时应该付你七美元，或者八美元。老天在上，他付得起这个钱。一小时五美元也许算是合法，毕竟你还只是个孩子，但有人会认为这是虐待儿童的。”
“我喜欢为他做事，”我说，“还有，爸爸，我喜欢他。”
“我知道，”他说，“为他读书，替他的花园除草，还不至于把你变成二十一世纪的奥利弗·退斯特
，但他依然是个吝啬鬼。他居然愿意跑到邮局去寄那些卡片，真叫人吃惊。从他家信箱到咱们家信箱顶多只有四分之一英里
。”
聊这些的时候，我们正坐在家里前门廊上，一人一杯雪碧，老爸用大拇指顺着我们家的车道（泥土铺的，和哈洛镇的大多数人家一样）指向哈里根先生的家。他的家是一座庄园，有室内游泳池、温室和我超级喜欢乘坐的玻璃电梯，屋后还有个曾经是奶牛棚（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但老爸记得很清楚）的温室。
“你知道他的关节炎有多严重，”我说，“有时候他需要拄两根拐杖，而不是一根了。走到咱们家能让他累得够呛。”
“那他也可以把该死的贺卡直接给你。”老爸说。他的话里没有怨气，只是在开玩笑。他和哈里根先生相处得挺好，老爸和哈洛镇上的每一个人相处得都挺好。他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销售员，我猜这就是原因。“老天在上，你上山去的次数可够多的。”
“要是直接给我，感觉就不一样了。”我说。
“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
我没法解释。我读过很多书，掌握了相当丰富的词汇，但没什么生活经验。我只知道我喜欢收到贺卡，盼望着贺卡的到来，我总是用我的幸运十美分硬币刮开彩票，另外我也喜欢他的老式花体字签名：哈里根先生献上诚挚的祝福。现在回头再想，“仪式感”这个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就好比每次哈里根先生开车带我进城，总会打一条黑色的细领带，然而等我们到了IGA超市，他基本上只会坐在他那辆福特经济型轿车的驾驶座上读《金融时报》，而我进店去按照他的购物清单买东西。清单上永远有腌牛肉碎和一打鸡蛋。哈里根先生有时候会宣称，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只吃鸡蛋和腌牛肉就可以活得很好了。我问他那个年纪是多少岁，他说六十八。
“一个人活到六十八岁，”他说，“就不再需要维生素了。”
“真的？”
“假的，”他说，“我这么说只是在为我的饮食习惯辩解。克雷格，你到底有没有给这辆车交卫星广播的钱？”
“我交了啊。”用的是家里老爸的电脑，因为哈里根先生没有电脑。
“那信号在哪儿呢？我怎么调都只能听到林博
这厮在放屁。”
我向他演示该怎么调出XM卫星广播的节目。他转动旋钮，经过了一百来个电台，终于找到一个专门播放乡村乐的。电台正在播放《支持你的爱人》。
直到今天，听见这首歌还是会让我起鸡皮疙瘩，估计这辈子都会这样了。
我十一岁生日那天，老爸和我坐在门廊上喝雪碧，仰望那座大屋（哈洛镇的人正是这么叫它的，就好像它是肖申克监狱）。我说：“收到邮寄的信挺酷的。”
老爸又翻了个白眼。“电子邮件同样很酷，手机也一样。那些东西在我眼中就像神迹，你太年轻了，还不明白。要是你小时候家里只有一条共用电话线路，线路上除了你家还有另外四户人家，其中包括永远不知道闭嘴的埃德尔森太太，你的感觉也许就不一样了。”
“我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手机？”那年这个问题我问了许多遍，第一代苹果手机上市后就问得更频繁了。
“等我认为你年纪够大了。”
“随你便吧，老爸。”这次轮到我翻白眼了，他看得哈哈大笑。然后他的表情变得严肃。
“你知道约翰·哈里根多有钱吗？”
我耸耸肩。“我知道他以前有几家工厂。”
“他有的可远远不止工厂。他退休前是橡树集团的老总，这个集团拥有一条航运线路、多个购物中心、一系列连锁电影院、一家电信公司，还有我不知道的一些其他企业。说到大黑板上的公司，橡树集团是数一数二的一家。”
“大黑板是什么？”
“纽约证券交易所，有钱人的赌场。哈里根卖掉公司退休时，交易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经济版，而且是头版头条的大新闻。他现在开一辆六年车龄的福特，住在一条泥土路的尽头，付你一小时五美元的工钱，每年寄给你四张一美元的刮刮乐彩票，与此同时屁股底下至少坐着十亿美元。”老爸咧咧嘴，“而我最差劲的正装，都比他穿去教堂的那一身好。你老妈要是还活着，肯定会逼着我把这套正装捐给慈善超市。”
我觉得他说的这一切都很有意思，尤其是哈里根先生，一个没有电脑甚至连电视机都没有的人，居然曾经拥有电信公司和电影院。我敢打赌，他从没去看过电影。他是我老爸所说的卢德分子，意思（之一）是这个人不喜欢电子玩意儿。卫星收音机是个例外，因为他喜欢乡村乐，讨厌WOXO电台的所有广告，而WOXO是他的车载收音机能收到的唯一一个乡村乐电台。
“克雷格，你知道十亿是多少吗？”
“一百个一百万？”
“一千个一百万才对。”
“哇。”我说，但仅仅是因为此处该有一个“哇”。我能理解五美元，也能理解五百美元，那是深沟路上一辆二手小摩托的促销价，我做梦也想拥有那么一辆车（但愿能成吧）。我对五千美元有个理论上的认知，老爸在盖茨瀑布市的帕梅洛拖拉机与重型机械公司当销售员，他每个月的工资差不多就是这个数。老爸总能当上“本月最佳销售员”，随后他的照片就会被挂到墙上去。他嘴上说着这不算什么，但我知道其实不然。每次他当选，我们就去马赛尔餐厅吃饭，那是罗克堡市的高级法国餐厅。
“你是该‘哇’。”老爸说。他举起雪碧朝山坡上的大屋致敬。那儿有许多基本上从没用过的房间，还有哈里根先生深恶痛绝但因为关节炎和坐骨神经痛而不得不用的电梯。“‘哇’用在这儿可真他妈合适。”
后面我会告诉你那张中了大奖的彩票，哈里根先生的去世，还有我在盖茨瀑布市高中念一年级时和肯尼·扬科的冲突，但在此之前，我想先说说我怎么会去为哈里根先生工作。那是因为教堂。老爸和我去哈洛镇的第一卫理公会教堂，那也是哈洛镇上唯一的卫理公会教堂。镇上以前还有一座浸信会教堂，但在1996年的火灾中被烧毁了。
“有人放焰火庆祝一个新生儿的诞生。”老爸说。那时候我顶多四岁，但我记得很清楚——多半是因为焰火勾起了我的兴趣。“我跟你老妈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让他们见鬼去吧，咱们去烧一座教堂来迎接克雷格。那场火烧得别提有多漂亮了。”
“你可别乱讲，”老妈说，“克雷格说不定会相信的。等他有了自己的孩子，也跑去烧一座教堂来庆祝。”
他们在一起时很喜欢开玩笑，尽管听不懂，但我还是跟着笑。
我们三个经常一起走去教堂，冬天靴子把压实的积雪踩得嘎吱嘎吱响，夏天我们的好鞋则踢起尘土（老妈会在我们进教堂前用纸巾擦掉鞋上的尘土），我总是拉着左边老爸的手和右边老妈的手。
她是个好母亲。到了2004年，我开始为哈里根先生工作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三年了，但我还是非常想念她。现在，过了十六年，我依然想念她，虽说她的面容已经在我的脑海中隐退，只有看照片才能唤醒少许记忆。有一首歌唱的是失去母亲的孩子，歌词说得很对：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我爱老爸，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但那首歌还有一点也说对了：有许多事情是老爸无法理解的。比方说在我们家屋后的开阔野地里玩，做个雏菊花环戴在你头上，说今天你不再是个小男孩了，你是克雷格国王。比方说见到你三岁就开始读《超人》和《蜘蛛侠》漫画书，欣喜若狂但并不大事张扬（到处夸耀什么的）。比方说陪你一起睡觉，免得你做噩梦梦见章鱼博士追杀你，在半夜突然惊醒。比方说在比你大的孩子（例如肯尼·扬科）揍得你屁滚尿流的时候，搂住你说没事。
那天要是有那么一个拥抱就好了。那天要是有母亲的拥抱，就会改变许多事情。
不去吹嘘我比别人识字早，这是父母给我的礼物，提前发现你拥有某些天赋并不会让你比其他人更厉害。然而消息传了出去，小镇上的消息总是传得很快，我八岁那年，穆尼牧师问我愿不愿意在周末的全家讲经课上读《圣经》。也许他觉得找个小孩子读《圣经》是一件挺新鲜的事，平时他总是把这项殊荣交给一个高中男生或女生。那个周末讲的是《马可福音》，散会后，牧师说我表现得太出色了，要是我愿意，每周读《圣经》的任务都可以交给我。
“他说‘小孩子要牵引它们’，”我对老爸说，“《以赛亚书》里说的。”老爸哼了一声，似乎不怎么感兴趣。接着他点点头：“行，但你必须记住，你是媒介，而不是信息。”
“什么？”
“《圣经》是上帝的话，而不是克雷格的话，所以你别忘乎所以了。”
我说我不会的，于是接下来的十年，每周的讲经课都是我读《圣经》，直到我去念大学为止——在大学里我学会了抽大麻、喝啤酒和追女孩。哪怕是情况最糟糕的时候，我也依然上去读经。牧师每周都会提前把要讲什么经文告诉我，按照标准说法：哪一章哪一节。周四晚上的卫理公会青年团契上，我会带着我不会念的词语列表去找他。结果，整个缅因州说不定只有我不但会念“尼布甲尼撒”而且会拼这个词。
我开始每周日向比我年长的人朗诵《圣经》，而在此大概三年前，一位富商搬到了哈洛镇。那时候是世纪之交，也就是他刚卖掉公司并退休之后，大屋甚至都还没完工（游泳池、电梯和沥青车道是后来才建成的）。哈里根先生每周都来教堂，穿一身古旧的黑色正装（后臀部位都洗得下垂了），打一条早已过时的黑色细领带，稀疏的灰发梳得整整齐齐。一周里其他的日子，他的头发朝着四面八方伸展，就像爱因斯坦投身于宇宙奥秘一整天后的发型。
当时他只拄一根拐杖，我们起立唱赞美诗的时候他会把体重压在拐杖上，我想我到死的那天都不会忘记那些赞美诗……《古旧十架》的歌词里有水和血从耶稣身体侧面的伤口流淌出来，我一想到就会起鸡皮疙瘩，就像《支持你的爱人》最后一段，塔米·威内特倾尽全力歌唱一样。总而言之，哈里根先生并不真的跟着唱，这样很好，因为他的声音像是生了锈，又尖又细，但他会跟着比口型。他和我老爸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
2004年秋天的一个周日（我们这块小天地的所有树木都变得色彩缤纷），我读的是《撒母耳记下》的章节，和平时一样，向教众宣读我几乎完全不懂但穆尼牧师会在讲经时解释的词句：“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迦特报告，不要在亚斯基伦
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矜夸。”
我回到长凳上坐下，老爸拍拍我的肩膀，凑到我耳边说：“你说得我耳朵里都快满出来了。”我不得不捂住嘴巴，免得被人看见我在笑。
第二天傍晚，我们正在收拾晚餐的碗碟（老爸洗碗，我擦干再放回柜橱里），这时哈里根先生的福特车徐徐开上了我们家的车道。他的拐杖咚咚敲响门廊的台阶，老爸在他敲门前就打开了房门。哈里根先生没去客厅，而是像老熟人似的在餐桌前坐下。他接受了老爸给他的雪碧，但拒绝了杯子。“我对着瓶子喝，就像我爸那样。”他说。
他开门见山，不愧于他的生意人名声。哈里根先生说，假如我父亲允许，他希望能每周雇我两到三小时读书给他听。为此他愿意付我每小时五美元。他又说，要是我能帮忙照看他的花园，顺便做点其他杂活儿，例如冬天清扫台阶上的积雪，看见需要擦灰的东西就擦擦灰，那么每周还可以另外再加三个小时。也就是说，一周二十五甚至三十美元，一半工时仅仅是为他读书，而我平时做这个活儿却是免费的！我都不敢相信了。攒钱买小型摩托车的念头顿时跳进脑海，尽管我要再过七年才能合法骑摩托。
这事情太美好了，简直不像是真的，我担心老爸会拒绝，但他没有。“别让他念有争议的东西就行，”老爸说，“不能有疯狂的政治内容，不能有极端主义暴力。他念东西也许像个成年人，但他才九岁，刚过生日没多久。”
哈里根先生向老爸做出保证。他喝了几口雪碧，咂了咂枯干的嘴唇。“他读得很好，没错，但那并不是我想雇他的原因。他读得不枯燥，哪怕涉及他不理解的东西，我觉得这就很厉害了。算不上令人惊叹，但确实厉害。”
他放下汽水瓶，俯身向前，用锐利的视线盯着我。我时常会在那双眼睛里见到喜悦，但很少会见到友善，2004年的那个夜晚，他的友善绝对没有登门拜访。
“克雷格，关于你今天读的内容，你明白‘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是什么意思吗？”
“不太明白。”我说。
“我猜也是，但你依然准确地使用了愤怒和哀恸的语气。顺便问一句，你知道‘哀恸’是什么吗？”
“哭号什么的。”
他点点头。“但你没有演得过火，没有弄得太做作，这就非常好了。朗读者是传达者，而不是创造者。穆尼牧师教过你发音吗？”
“教过，先生，有时候教一点。”
哈里根先生又喝了几口雪碧，然后起身，拄着拐杖说：“告诉他，是‘亚实基伦’不是‘亚斯基伦
’。这个错误应该是无心之失，说实话也有点好笑，但我这人的幽默感很差劲。咱们周三试试看可以吗，下午三点？那会儿你放学了吗？”
哈洛小学两点半放学。“是的，先生。三点没问题。”
“四点结束，怎么样？会不会太晚了？”
“没问题，”老爸似乎还没从这件事里醒过神来，“我们六点才吃晚饭。我喜欢看本地新闻。”
“不会毁了你的胃口吗？”
老爸哈哈大笑，但我不认为哈里根先生是在开玩笑。“有时候确实会，我可不是布什总统的拥护者。”
“他确实有点傻，”哈里根先生赞同道，“但至少他身边的人都是懂行的。克雷格，周三下午三点见吧，别迟到。我对拖拉没什么耐心。”
“有伤风化的内容也不行，”老爸说，“等他年纪大一点，有的是机会念那些。”
哈里根先生同样做出保证，然而要我说，懂生意的人都明白，承诺这东西只是空口白话，很容易就能打破。不过，《黑暗的心》里确实没有任何有伤风化的内容，而那正是我为他读的第一本书。读完《黑暗的心》，哈里根先生问我懂不懂。我不认为他是想指导我，他只是好奇而已。
“不太懂，”我说，“但库尔茨那家伙疯得够厉害，这个我懂了。”接下来的一本书也没什么有伤风化的——依我的拙见，《织工马南传》写得又长又无聊。然而第三本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这可让我开了眼界。2006年，我认识了康斯坦丝·查特莱和她好色的猎场看守人。那年我十岁。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古旧十架》的歌词，也能清楚地回忆起梅勒斯如何爱抚夫人，嘴里喃喃道：“这样就好。”对年轻人来说，他对待她的方式是个很不错的范例，值得记在心里。
读完一段格外劲爆的文字，哈里根先生问我：“你懂你刚刚读的东西吗？”当然，这次还是因为好奇。
“不懂。”我说。但这不完全是实话。比起马洛和库尔茨在比属刚果发生的事情，奥利弗·梅勒斯和康妮
·查特莱在树林里的勾当要容易理解得多。性确实很难搞懂，我要一直到上大学前才开窍，但疯狂还要更难懂。
“很好，”哈里根先生说，“但要是你父亲问咱们在读什么，我建议你回答《董贝父子》。反正接下来刚好要读这本了。”
老爸一直没问过我们在读什么（反正没问过那本书），因此换到《董贝父子》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董贝父子》是我记忆中真心喜欢的第一本成人书。我不想向老爸撒谎，那样会让我感到很难过，尽管我确定对哈里根先生来说，撒谎根本不成问题。
哈里根先生喜欢听我读书是因为他的眼睛容易疲劳。他多半并不需要我给花圃除杂草，佩特·博斯特威克负责修剪他家一英亩
左右的草坪，我猜他会很乐意帮忙干这个活儿。还有女管家埃德娜·格罗根，她会乐于为他海量的古董雪景球和玻璃镇纸收藏掸灰尘，但他把这个活儿交给了我。他大概只是喜欢看着我在他身边忙活吧，直到去世前不久他才对我这么说，但我早就知道了。他对我的好感从何而来，我不清楚，现在也不确定我是否早就发现了这一点。
有一次，我和老爸从罗克堡市的马赛尔餐厅吃完饭回家的路上，他突然问我：“哈里根先生有没有以你不喜欢的方式碰过你？”
我要再过几年才会开始长胡子，但我知道他在问什么。老天在上，我们三年级就学过了“陌生人的危险”和“不适当的触摸”。
“你是说他有没有乱摸过我？没有！我的天，老爸，他不是同性恋。”“好的，好的。克雷格，你别那么大脾气。我非问不可，因为你在上面待的时间相当长。”
“他要摸我，至少也该送我两美元的刮刮乐。”我说，老爸听得乐不可支。
我每周差不多能挣三十美元，老爸坚持让我至少把二十美元存进大学储蓄户头。我觉得超级蠢，但还是按他的要求做了。少年时代似乎还有十万八千年那么遥远，大学就像是下辈子的事情，不过每周十美元依然是一笔财富。这些钱一小部分被我花在了豪伊店里午餐柜台的汉堡和奶昔上，而大部分都在盖茨瀑布市的达利二手书店里变成了旧平装本小说。我买的都不是难啃的那种书，就像我为哈里根先生读的那些（康斯坦丝和梅勒斯不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连《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都很难啃）。我喜欢犯罪小说和西部小说，例如《希拉本德枪战》和《滚烫子弹之路》。为哈里根先生读书是工作，不是卖苦力，但依然是工作。而约翰·D.麦克唐纳的《周一我们杀光他们》就是纯粹的乐趣了。我对自己说，你应该把没存进大学基金的零花钱积攒起来，等到2007年夏天促销的时候买一部新的苹果手机，但苹果手机很贵，要卖六百美元呢，每周十美元得存一年才行。假如你是个十一岁的孩子，一年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
另外，那些旧平装本小说和它们五颜六色的封面在召唤我。
2007年圣诞节，我为哈里根先生工作已经三年，离他去世还有两年。那天早晨，圣诞树下只有一个礼物包裹在等我，老爸叫我留到最后再拆，先让他愉快地欣赏完我送他的佩斯利呢马甲、拖鞋和欧石楠烟斗。他拆完我送他的包裹之后，我撕开礼物的包装纸，惊喜地尖叫起来，因为我收到的正是我渴望已久的宝贝：一部苹果手机。它有数不胜数的各种功能，老爸的车载电话相比之下成了老古董。
后来世界变了很多。到了现在，老爸在2007年圣诞节送我的苹果手机也是老古董了，就像他小时候五家合用的电话线路一样。世界变了很多，新东西层出不穷，而且出现得都那么快。我在圣诞节收到的苹果手机只有六个应用，而且全是预装好的。其中之一是“油管”
，因为当时苹果和油管还是伙伴（这一点也改变了）；还有SMS，也就是原始的文字短信（没有颜文字，这个词当时还没发明呢，除非你自己用字符拼）；以及一个永远出错的天气应用。但另一方面，你能用一个小得可以塞进裤兜的玩意儿打电话了，更伟大的是它安装了浏览器，能把你和外部世界连接在一起。在哈洛这么一个没有红绿灯、只有泥土路的小镇长大，外部世界是个既奇怪又有诱惑力的地方，你渴望能用有线电视无法比拟的方式接触它，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感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史蒂夫·乔布斯，这些东西都出现在了你的指尖之下。
手机里还有一个应用，让我在刚得到礼物的那天早上就想到了哈里根先生。这个应用比他车上的卫星广播系统要酷多了，至少对他那样的人来说肯定如此。
“爸爸，谢谢你，”我拥抱了他，“太谢谢你了！”
“别从早玩到晚就行。话费高得离谱，我会盯着你的。”
“话费会降下来的。”我说。
这一点我也没说错，而老爸一直没有因为话费难为过我。没多少人能让我打电话，但我喜欢那些油管视频（老爸也喜欢），还喜欢当时被称为3W的东西：国际互联网。有时候我会打开《真理报》网站看文章，不是因为我懂俄语，只是因为我能这么做。
不到两个月后，我从学校回到家，打开信箱，发现有一封信，信封上的字是哈里根先生的老式字体。这是我的情人节贺卡。我走进屋里，把课本扔在桌上，打开信封。贺卡既不花哨也不煽情，那可不是哈里根先生的风格。贺卡上印着一个男人，身穿燕尾服，手捧高顶礼帽，站在一片花田里鞠躬。一旁写着标准的哈里根式的祝语：愿你的一年充满爱与友谊。落款：哈里根先生献上诚挚的祝福。一个男人脱帽鞠躬，奉上美好的祝福，不玩多愁善感那一套，完全是哈里根先生的做派。现在回头再看，我惊讶于他认为情人节也值得寄一张贺卡。
2008年，幸运魔鬼一美元刮刮乐退休，取而代之的彩票名叫松树现金。小小的卡片上有六棵松树。你刮开彩票，要是三棵松树底下的数字相同，那么你就赢得了那个数字那么多的钱。我刮开松树，盯着眼前的景象。刚开始我以为不是搞错了就是在开玩笑，尽管哈里根先生不是会和你开玩笑的那种人。我看了又看，用手指抚摸刮出来的数字，擦掉老爸称之为（顺便还要翻个白眼）“奖券皮”的碎屑。数字还是那些数字。我也许大笑了几声，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我扯着嗓子大喊，因为喜悦而尖叫。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我走到哪儿，手机就跟着我到哪儿），拨通帕梅洛拖拉机与重型机械公司的号码。接电话的是前台丹尼丝，她听见我说话气喘吁吁，问我是不是出事了。
“没事，没事，”我说，“但我必须立刻和老爸说话。”
“没问题，你等着，”她说，“克雷格，你的电话像是从月球背面打过来的。”
“我用我的手机打的。”天哪，我真喜欢这么说。
丹尼丝哼了一声。“那些东西全都是辐射，我是绝对不会买的。你等着。”
老爸同样问我出什么事了，因为我从没打过电话到公司找他，哪怕是学校大巴没等我就开走的那天。
“老爸，我收到了哈里根先生给我的情人节彩票——”
“要是你打电话是想说你赢了十美元，那也得等我——”
“不，老爸，是头奖！”对当时的刮刮乐彩票来说，那确实就是头奖了。“我赢了三千美元！”
线路的另一头一阵沉默。我以为电话断了。那时候的移动电话，不管是不是新买的，都有可能随时断线。贝尔老妈
并非每天都是个称职的母亲。
“老爸？你还在吗？”
“嗯哼。你确定？”
“确定！我正看着它呢！三棵松树下面的数字都是三千！上面一排一个，底下一排两个！”
又是好一阵沉默，接着我听见老爸对另一个人说我儿子好像中彩票赢钱了。没多久，他回到线路上。“找个安全的地方放好，等我回家。”
“哪儿？”
“储藏室的糖罐如何？”
“好，”我说，“好的，没问题。”
“克雷格，你确定吗？我可不想见到你失望，所以你再看一眼。”我又看了一遍。不知为何，我觉得我老爸的怀疑会改变我见到的事实，彩票上的三个三千至少有一个变成了其他的数字。但它们没有变化。
我这么告诉他，他哈哈一笑。“那好，恭喜。今晚去马赛尔餐厅，你请客。”
我也笑了。我不记得我曾经感受过这么纯粹的喜悦。我必须去告诉其他人，于是我打给哈里根先生，作为一个卢德分子，他用他的固定电话接听。
“哈里根先生，谢谢你送的贺卡！也谢谢你送的彩票！我——”
“你是在用你那个玩具打电话吗？”他问，“肯定是的，因为我几乎听不见。你像是从月球背面打过来的。”
“哈里根先生，我中了大奖！我赢了三千美元！太谢谢你了！”
一阵沉默，但不像老爸沉默得那么久，等他再次开口的时候，也没有问我确不确定。这一点上他给了我信任。“你运气不错，”他说，“算你厉害。”
“谢谢。”
“不客气，但你其实没必要感谢我。我会成包买那些玩意儿，寄给朋友和生意伙伴，当作某种形式的……嗯……就当是名片好了。我这么做有些年头了，迟早会有一张中大奖的。”
“老爸会让我把大部分钱存进银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可以给我的大学基金填上一大块。”
“要是你愿意，也可以交给我，”哈里根先生说，“我来为你投资。我觉得我能保证一个比银行利息高的收益率。”他像是在自言自语，而不是在对我说：“非常稳妥的投资。今年恐怕不是一个投资股市的好年头，我在地平线上见到了乌云。”
“好的！”我又想了想，“至少我愿意。但我必须去说服老爸。”
“当然，但别太使劲了。你告诉他，我愿意为本金做担保。今天下午还来为我读书吗？还是说既然你已经是个有钱人了，就不想要这份小工作了？”
“当然来，但老爸回家的时候我必须回去，我们要一起出去吃饭。”我停了停，“你愿意一起来吗？”
“今晚不行，”他毫不犹豫地说，“说起来，既然你要过来，这些话可以当面说给我听的。但你很喜欢你那个小玩具，对吧？”他没有等我回答，因为他不需要。“你愿不愿意把这笔小小的横财投资在苹果的股票上？我认为这家公司未来会非常成功。听说苹果手机会让黑莓倒霉，请原谅我的谐音梗。总而言之，现在别急着答应，先和你父亲商量一下。”
“好的，”我说，“我这就过去，跑着去。”
“青春是个美妙的东西，”哈里根先生说，“真可惜它要浪费在孩子身上。”
“什么？”
“很多人说过类似的意思，但萧伯纳说得最好。别管了。你就撒腿快跑吧。像魔鬼一样飞奔，因为狄更斯
在等待咱们。”
我跑了四分之一英里去哈里根先生家，但回家是走回来的。在路上我想到了一个点子，一个感谢他的点子，尽管他说用不着感谢他。那天晚上在马赛尔餐厅吃豪华大餐的时候，我告诉老爸说哈里根先生提议让他帮忙投资，也说了我想用什么礼物感谢他。我觉得老爸会有疑虑，我没猜错。
“让他帮你投资绝对没问题，至于你的点子……你知道他对那些东西的看法。他不但是哈洛镇上最有钱的人——说到有钱，整个缅因州最有钱的也是他——还是唯一一个没有电视机的人。”
“他有电梯，”我说，“每天都用。”
“因为他不得不用，”老爸对我微笑，“但那是你的钱，既然你想这样用掉其中的五分之一，我也不会反对。万一他拒绝收下，你可以送给我。”
“你真的认为他会拒绝吗？”
“是的。”
“爸爸，他为什么会来咱们这儿？我是说，哈洛只是个小镇，鸟不拉屎的地方。”
“问得好。你找个机会问问他吧。现在嘛，大财主，来份什么甜点？”
仅仅一个月后，我送给哈里根先生一部全新的苹果手机。我没有当礼物包起来，一半是因为当时不是圣诞节，另一半是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做事风格：别玩虚的。
他用因为关节炎而骨节突出的双手捧着盒子，转着看了一两圈，表情有点困惑。他把盒子还给我，说：“谢谢你，克雷格，感谢你的好意，但算了吧。我建议你把它送给你父亲。”
我接过盒子。“老爸说过你会这么说。”我很失望，但并不吃惊，而且不打算放弃。
“你父亲是个有智慧的人。”他从座位上俯身，互扣的双手放在分开的两膝之间。“克雷格，我很少会给别人建议，因为这么做几乎总是在浪费呼吸，但今天我会给你一个建议。亨利·梭罗说过，并非我们拥有物品，而是物品拥有我们。每一件新东西都是我们必须背负的负担，无论是住宅、车子、电视机，还是这么一部时髦的手机。我不禁想起雅各布·马利对斯克鲁奇
说的话：‘这些是我生前铸下的锁链。’我没有电视机，因为要是我有，我就会看，尽管电视播放的东西几乎全是胡说八道。我家里没有收音机，因为有了我就会听，但我需要的只是一点乡村乐，用来打破长途开车时的单调和无聊。假如我有了这东西——”
他指了指装手机的盒子。
“我肯定会用它。我的信箱里会收到十二种期刊，它提供了我需要的一切信息，让我跟上生意世界的进展和广阔世界的可悲行径。”他坐回去，叹了口气。“你看，我本来只想给你个建议的，结果却来了一场演讲。衰老是多么可恶。”
“我能给你看一样东西吗？不，两样。”
他甩给我一个眼神，我见过他用这个眼神瞪园丁和管家，但在那天下午之前，他从没这么瞪过我。这个眼神极有穿透性，充满了怀疑，看起来相当凶恶。多年以后，我意识到这个眼神属于一个有洞察力且愤世嫉俗的人，他认为自己能看透绝大多数人的内心，知道自己不会在那儿找到任何好东西。
“这只能证明一句老话，善举总有恶报。我开始希望那张刮刮乐没有中大奖了。”他又叹了口气，“好吧，来，向我展示一下。但你不可能改变我的心意。”
见到如此疏远冷漠的眼神，我觉得他没说错，也许我只能把这部手机送给老爸了。然而我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还是硬着头皮走下去好了。手机的电量充满了，我事先确认过，而且正常运转得像个苹果派
（哈哈）。我打开手机，给他看第二排的一个图标。图标上有几条参差的曲线，就像心电图的输出图。“看见这个了吗？”
“看见了，也看见底下的文字了。但是，克雷格，我真的不需要看股市报告。你知道我订了《华尔街日报》。”
“当然，”我赞同道，“但《华尔街日报》做不到这个。”
我点击图标，打开应用，道琼斯指数随即出现。我不知道那些数字代表着什么，但我能看见它们在波动。从14720升到14728，再掉到14704，又跳到14716。哈里根先生看得瞠目结舌，就好像有人用魔法棒给他来了一下。他接过手机，拿到眼睛前面看了看，抬头望向我。
“这些数字是实时的？”
“对，”我说，“呃，我估计有一两分钟延迟，不过我不确定。手机从莫顿的新电话塔下载这些数据。我们运气很好，这么近的地方就有个电话塔。”
他坐了起来，嘴角露出一丝不情愿的笑容。“真该死。就像资本巨头在自己家里装的股票行情接收器。”
“不，比那个先进多了，”我说，“行情接收器有几个小时的延迟，我老爸昨晚告诉我的。他很痴迷这个股市软件，总是抢我的手机去看。他说1929年股市遭受重创的原因之一，就是交易的人越多，行情接收器的延迟就越严重。”
“他说得对，”哈里根先生说，“在有人意识到应该踩刹车之前，事态就发展得不可收拾了。当然了，这样的东西也许会加速大跌，但很难说，因为技术还太新。”
我静静地等待着。我想继续说些什么，继续向他推销，毕竟我还只是个孩子。但直觉告诉我，等待才是正确的出路。他盯着道琼斯指数的细微扰动又看了一会儿，在我的注视下理解新鲜事物。
“但是。”他依然盯着屏幕。
“但是什么，哈里根先生？”
“在一个真的了解股市的人手里，这么一个东西可以……不，很可能已经……”他没有说下去，而是陷入了深思。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应该早点知道这些的，退休不是借口。”
“给你看另一个东西。”我说。我的耐心已经耗尽，一秒钟都等不下去了。“你知道你都订了哪些杂志对吧？《新闻周刊》《金融时报》和《福特斯》？”
“《福布斯》。”他继续盯着屏幕。他让我想起我四岁的时候，盯着生日收到的魔力黑八球。
“对，《福布斯》。手机能给我一下吗？”
他很不情愿地把手机递给我，我确定我终究引起了他的兴趣。我很高兴，但同时又有点羞愧，就好像一个人等一只温顺的松鼠来吃他手里的橡子，结果却当头给了它一巴掌。
我打开浏览器。那会儿的Safari浏览器比现在要原始得多，但一样能上网。我在谷歌搜索框里输入“华尔街日报”，等了几秒钟，日报的首页徐徐打开。头条消息之一是“咖啡牛宣布关闭店铺”。我把屏幕给他看。
他盯着手机，随后从安乐椅旁的桌子上拿起报纸——进门的时候，我把他的邮件放在了桌上。他看着报纸头版。“没有这个新闻。”他说。
“因为报纸上是昨天的消息。”我说。每次进屋前，我都会替他取信箱里的邮件，《华尔街日报》总是包着其他东西，用一根橡皮筋扎好。“你看到的报纸晚一天。每个人都这样。”圣诞节期间，报纸会晚两天，有时候甚至三天。他不需要我的提醒，11月和12月他会没完没了地抱怨这事。
“这是今天的消息？”他问，眼睛盯着手机。随后他看见了页面顶端的日期：“对，就是！”
“没错，”我说，“真正的新闻，而不是旧闻，对吧？”
“文章里说，这儿有一张地图，标出了关店的地点。你能演示一下该怎么调出地图吗？”他听上去非常贪婪，我有点害怕。先前他提到了斯克鲁奇和马利。我觉得我就像《幻想曲》里的米老鼠，正在用半懂不懂的咒语唤醒扫帚。
“你自己就能打开。用手指扫屏幕，就像这样。”
我演示给他看。刚开始他扫得太用力或者扫得太远，但很快就掌握了诀窍。事实上，他比我老爸学得还快。他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版面。“你看哪，”他惊叹道，“六百家店铺！这就是我说的脆弱之处……”他的声音越来越轻，眼睛盯着小小的地图，他继续说道：“南方的脆弱之处。大多数关闭的店铺都在南方。克雷格，南方是个先兆，几乎每次都……我必须给纽约打个电话，股市就快休市了。”他准备起身。他平时用的电话在房间对面。
“你用手机就能打，”我说，“这是它最重要的功能。”至少当时是这样。我点击电话图标，键盘随即出现。“输入你想打的号码就行，用手指按数字。”
他看着我，蓬乱的白眉毛底下，一双蓝眼睛闪闪发亮。“我从这儿坐在安乐椅里就能打电话？”
“对，”我说，“信号非常好，感谢新的信号塔。你有四格呢。”
“格是什么？”
“别管了，你打电话就行。我出去好了，让你一个人打电话，等你打完，朝窗外挥挥手——”
“不需要。用不了几分钟，而且我也不需要隐私。”
他试探着点击数字，就好像担心会引起爆炸似的。接下来，他同样试探着把手机拿到耳边，眼睛望向我，等待我的确认。我点点头鼓励他。他听了一会儿，说了些什么（刚开始嗓门有点太大了），等待了片刻，又和另一个人说了些什么。哈里根先生当着我的面，卖掉了他持有的所有咖啡牛股票，天晓得这笔交易价值多少万美元。
他打完电话，找到办法返回主屏幕，再次打开浏览器。“能看《福布斯》吗？”
我试了试。可惜不能。“不过，假如你想找一篇《福布斯》上你已经知道的文章，应该是能找到的，因为肯定会有人把它发出来。”
“发出来——？”
“对，假如你想找关于某个东西的信息，Safari浏览器会替你搜索，只需要谷歌一下就可以了。你看。”我走到他的椅子旁，在搜索框里输入“咖啡牛”。手机思考片刻，吐出一屏搜索结果，刚才让他打电话给交易员的《华尔街日报》文章也在其中。
“你看看这个，”他惊叹道，“这就是互联网。”
“嗯，对。”我心想：早都说了嘛。
“这就是国际互联网啊。”
“对。”
“已经出现多久了？”
你应该知道的，我心想。你是个大商人，就算已经退休，也还是应该知道的，因为你依然感兴趣。
“我不知道互联网出现多久了，但人们一直在用。老爸，我的老师，警察……事实上，每一个人。”接着我更有针对性地说，“包括你的那些公司，哈里根先生。”
“啊哈，但公司已经不是我的了。我确实知道一点点，克雷格，就像尽管我不看电视，但对几个电视剧也知道一点点。在看我订的报刊杂志的时候，我确实会跳过科技方面的文章，因为我不感兴趣。然而假如你想谈保龄球道或电影发行网，那就是另一码事了。这么说吧，我的手还没从里面拿出来呢。”
“对，但你不明白吗……那些行业也在使用科技。而假如你不懂……”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至少不知道该怎么在保持礼貌的界限内说下去，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我就会落后，你想说的是这个。”“不过大概也无所谓了，”我说，“唉，你毕竟已经退休了。”
“但我不希望被别人当作傻瓜，”他的语气相当激烈，“刚才我打电话给奇克·拉弗蒂，叫他卖掉咖啡牛的股票，你猜他吃惊吗？不，一点也不，因为毫无疑问，已经至少有五六个大客户拿起电话，叫他做同样的事情了。有些人靠的肯定是内线消息。但其他人只是凑巧住在纽约或新泽西，能拿到当天出版的《华尔街日报》，看到了这条新闻。他们不像我，住在这个荒郊野外的鬼地方。”
我不禁再次好奇他为什么会来这儿，他在镇上显然没有任何亲友，然而现在似乎不是问他的好时候。
“也许是我太自大了。”他思考片刻，露出了真诚的笑容。这就像是在一个冷天看见阳光穿透厚厚的云层。“确实是我太自大了，”他举起手机，“看来我要留下你的礼物了。”
首先蹿到我嘴唇边的两个字是谢谢，但说出来似乎就太奇怪了。于是我只是说：“那就好，我很高兴。”
他看了一眼墙上的赛斯托马斯挂钟（我很愉快地注意到，他又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咱们花了这么长时间聊天，今天就只读一章好了。”
“没问题。”我说。不过我很愿意多待一会儿，为他读两章甚至三章。我正在读的是《章鱼》，作者是一个叫弗兰克·诺里斯的人，我很想知道这个故事怎么结尾。这是一本旧时代的小说，但同样充满了令人感兴趣的内容。
时间缩短的读书节目结束后，我为哈里根先生的几棵室内盆栽浇水。这通常是我每天的最后一项工作，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浇水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在玩手机，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关上。
“既然我打算用这东西了，你最好教一教我该怎么用，”他说，“首先，怎么能让它别关机。我发现电量已经在减少了。”
“大多数功能你自己就能摸索出来，”我说，“非常简单。说到充电，盒子里有个电源。你把它插进墙上的插座就行。要是你愿意，我可以再教你另外几个——”
“今天就算了，”他说，“明天吧。”
“好的。”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能读那篇关于咖啡牛的文章，看到他们打算关店的地图？”
我首先想到的是希拉里对“为什么要爬珠穆朗玛峰”的回答，我们刚刚在课本里读到过：因为山就在那儿。然而他也许会觉得我是在耍嘴皮子，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于是我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是吗？你这么聪明的一个孩子？想一想，克雷格，想一想。我刚刚读到的内容是别人花钱才能读到的。就算按《华尔街日报》的订阅价来算，每期也要花我九十美分左右，当然比从报摊上直接买要便宜得多。然而有了这个……”他举起手机，用不了几年，成千上万的孩子就会在摇滚音乐会上像他这样举着手机，“现在你明白了吗？”
听他这么一说，我当然明白了，然而我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听上去——
“听上去很傻，对吧？”他问，不知道是看穿了我的表情还是读懂了我的心，“白送有价值的情报，这和我了解的一切成功的商业惯例都背道而驰。”
“也许……”
“也许什么？来，说一说你的见解。我不是在挖苦你，你显然比我更了解这些东西，所以请告诉我你的想法。”
我想到的是弗赖堡博览会，我和老爸每年10月都会去一两次。我们通常会在半路上接上我的朋友玛吉。我和玛吉去坐过山车，接着三个人去吃油炸面圈和甜香肠，最后老爸拖着我们去看新型号的拖拉机。要去设备展区，你必须经过宾果帐篷，那个帐篷可大了。我告诉哈里根先生，帐篷前会有个男人拿着麦克风，对过往宾客说第一局永远免费。
他想了一会儿。“一个诱饵？听上去有一定的道理。你的意思是说你只能看一篇文章，也许两篇或三篇，然后机器就会……怎么着？把你踢出来？要是你想继续玩，就必须付钱？”
“不，”我承认道，“我猜它和宾果帐篷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愿意看多少篇文章都行。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但这简直是疯了。免费发放样品是一回事，但白送整家店……”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你注意到了吗？甚至都没有广告。对报纸和期刊来说，广告是一个巨大的现金流来源，真的很大。”
他再次拿起手机，盯着熄灭的屏幕上自己的倒影。随后他放下手机看着我，露出一个古怪而暴躁的笑容。
“克雷格，咱们也许见到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犯错的人并不比我更了解这种事情的实操环节，因此才会出现这样的矛盾。一场经济地震就快来了，要是我没弄错，它已经在悄然发生。这场地震会改变我们获得信息的时间、方式与地点，因而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停了停，“当然了，还会改变我们的应对之道。”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说。
“我举个例子吧。假如你得到一条小狗，你就必须教它怎么去室外解决如厕问题，对吧？”
“对。”
“然而假如你的狗卫生习惯不好，你会因为它在客厅里拉屎而奖励它吗？”
“当然不会了。”我说。
他点点头。“那样会让它养成你最不希望它养成的习惯。换到商业世界，克雷格，绝大多数人其实就像需要教育的小狗。”
我不怎么喜欢这个想法，直到今天也还是不喜欢，不过惩罚/奖励理论倒是很能解释哈里根先生的财富来源。我没多说什么，我在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他。他就像一位老探险家踏上了新的发现征程，听他说这些非常引人入胜。我不认为他真的想教导我，他是在让自己学习，对一个八十五六岁的老人来说，他学得非常快。
“免费样品固然很好，然而你给了人们太多免费的东西，无论是衣服、食物还是信息，人们就会变得期待免费。就像在客厅地板上拉屎的小狗，它们会看着你的眼睛，心里想：‘你教过我，这么做没错。’假如我是《华尔街日报》……或者《金融时报》……甚至该死的《读者文摘》……我会被这个小玩意儿吓得够呛。”他又拿起手机，似乎再也放不下它了。“它就像一根断裂的自来水管，只不过喷出来的是信息，而不是水。我以为咱们说的仅仅是一部电话，但现在我明白了……不，我开始明白了……”
他摇摇头，像是在清理思路。
“克雷格，假如我有正在研发的新药的专利信息，决定把新药的实验结果放出来，让全世界都能看见，普强公司或联合化工会为此损失数百万美元。也可能会有某个心怀不满的家伙，打算在网上泄露政府的机密。”
“他们不会被抓起来吗？”
“也许会。肯定会。然而正如老话说的，牙膏都已经挤出来了……嘿嘿嘿。唉，别管了，你快点回家吧，否则就赶不上吃晚饭了。”
“我这就走。”
“再次谢谢你的礼物。我应该不会经常使用，但我会好好思考一下，至少尽我所能思考一下。我的大脑不如以前那么敏锐了。”
“我认为你的大脑依然敏锐。”我说。我并非仅仅想哄他高兴，新闻报道和油管视频为什么没有广告呢？按理说人们应该要看广告的，对吧？“另外，我老爸经常说，真正有用的是思想。”
“这句格言嘛，会说的人多，会做的人就少了。”他说。见到我困惑的表情，他又说：“别管了。克雷格，咱们明天见。”
下山的路上，我踢开那年最后一场雪结成的硬块，思考他刚刚说的话：互联网就像断裂的自来水管，只不过喷出来的不是水，而是信息。这句话也适用于我老爸的笔记本电脑，还有学校里的电脑，还有全国的所有电脑。事实上，整个世界都一样。尽管苹果手机对哈里根先生来说是个新事物，他才刚刚学会怎么开机，但他已经领悟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假如生意（至少是他所了解的生意）还想像以前一样延续下去，就必须找到办法修好断裂的水管。我不敢确定，但我认为他预见到了付费墙的出现，而这个词要到一两年后才会被制造出来。当然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该如何绕过限制措施——这个行为将被称为“越狱”。等到付费墙诞生的时候，人们已经习惯了免费得到信息，不愿意被迫掏钱。被《纽约时报》的付费墙挡在门外的人转向CNN
或《赫芬顿邮报》（通常还气呼呼的），尽管免费网站的报道并不出色。（当然了，除非你想了解“副乳”之类的新兴词语。）哈里根先生说得完全没错。
那天晚上吃过饭，碗碟洗净收好之后，老爸打开桌上的笔记本电脑。“我发现了一个新网站，”他说，“名叫previews.com，能看即将上映的电影的预告片。”
“真的？快打开看看！”
于是，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看了一堆本来要去电影院才能欣赏到的预告片。
哈里根先生会困惑得扯掉头发的——他剩下的那一丁点头发。
2008年3月的那天，从哈里根先生那儿回家的路上，我很确定他弄错了一件事情。他声称他不会经常使用手机，然而我注意到了他盯着咖啡牛关店地图的表情，还有他如何很快就开始用新手机打电话给纽约的某个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的律师兼事业管理人，不是什么交易员。）
我没猜错，哈里根先生很喜欢用他的新手机。他就像一个老处女姨妈，六十年不碰烈酒，却在尝了一小口白兰地之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故作矜持的酒鬼。没过多久，每次我下午去他家，都会发现苹果手机放在他心爱的安乐椅旁边的桌子上。天晓得他用手机给多少人打了电话，但我知道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打给我，向我询问他的新宝贝的这个那个功能。有一次他说，这个手机就像老式的翻盖式写字台，里面全都是小抽屉、暗格和分类储物处，你一个不留神就会漏掉点什么。
他靠自己找到了绝大多数暗格和储物处（在各种互联网信息源的帮助下），但我是从一开始带他上路的人——说是我为他打开了这扇门也行。他对我说，他讨厌接到来电时响起的叮叮咚咚的木琴旋律，于是我帮他改成了塔米·威内特的《支持你的爱人》里的一小段，哈里根先生觉得这就太让人开心了。我教他怎么设置静音，这样他下午打瞌睡的时候就不会被打扰了。我还教他怎么设置闹钟，怎么录制他不想接电话时播放的留言。（他说得言简意赅：“现在我没法接电话，我会在时间合适的时候打给你。”）他开始在白天打瞌睡的时候拔掉固定电话的接线，我注意到他不把接线插回去的时候越来越多。他给我发文字信息，也就是十年前我们所说的短信。他拍摄他家屋后的蘑菇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别人辨认。他用笔记应用做笔记，搜寻他钟爱的乡村乐艺人的视频。
“今天上午我看了一个小时的乔治·琼斯视频，浪费了美好的夏日阳光。”那年晚些时候他对我说，神情既愧疚又有点古怪的自豪。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去给自己买一台笔记本电脑。他学会在手机上做的事情都可以在电脑上做，而且电脑屏幕还大得多，他可以仔细欣赏一身珠光宝气的波特·瓦格纳。哈里根先生只是摇摇头，大笑道：“撒旦，退到我的后边去！这就像你教我抽大麻，我很喜欢，于是你对我说：‘既然你喜欢大麻，那你会爱死海洛因的。’克雷格，我看还是算了吧。这个已经够了。”他喜爱地拍了拍手机，就像爱抚一只正在睡觉的小动物。比方说，一只终于养成了卫生习惯的小狗。
2008年秋天，我们在读《射马记》，一天下午，哈里根先生说停一停吧，没完没了的跳舞段落听得他心累。于是我们走进厨房，格罗根夫人在那儿留了一盘燕麦饼干。哈里根先生走得很慢，体重全压在拐杖上。我走在他背后，万一他摔倒，我能及时扶住他。
他坐下，嘟囔一声，做个鬼脸，拿起一块饼干。“我的好埃德娜，”他说，“我喜欢这东西，它们能让我的肠子动起来。克雷格，能给咱俩一人倒一杯牛奶吗？”
我去倒牛奶，这时我一直想问的那个问题冒了出来。“哈里根先生，你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你明明想住在哪儿就能住在哪儿。”
他拿起他那杯牛奶，和平时一样，做了个祝酒的姿势，我也和平时一样，还他一个祝酒的姿势。“克雷格，你会住在哪儿？要是，按照你的说法，想住在哪儿就能住在哪儿？”
“也许洛杉矶吧，那是拍电影的地方。我可以从搬运器材开始干，一路往上爬。”接着我告诉了他一个大秘密：“也许我能为电影写剧本。”
我以为他会嘲笑我，但他没有。“嗯，反正总要有人去写，为什么不能是你？你难道不喜欢待在老家吗？能看见你父亲的脸，能给你母亲献花。”
“哦，我会回来的。”我说。但他的问题——他提到了我的母亲——让我沉默了下来。
“我想彻底换个环境，”哈里根先生说，“我一辈子都生活在城市里。我在布鲁克林长大，那时候它还没变成……怎么说呢，变成某种盆栽。我希望能在晚年远离纽约。我想住在乡下的某个地方，但不是游客去的那种乡下，就像卡姆登、卡斯廷或巴港。我想找个道路都还没铺过沥青的小地方。”
“很好，”我说，“那你算是来对地方了。”
他哈哈一笑，又拿起一块饼干。“说起来，我考虑过南达科他州和北达科他州……还有内布拉斯加州……但最后还是觉得那也未免太远了。我请助手搜集了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和佛蒙特州许多小镇的照片，这儿就是我选中的地点，因为有这座山。各个方向的景色都不错，但景色不算秀丽。秀丽的景色会引来游客，而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游客。我喜欢这儿。我喜欢平静的气氛，我喜欢前前后后的邻居，还有，克雷格，我喜欢你。”
这话让我很高兴。
“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不知道你读到过多少关于我工作经历的内容，但假如你读过，或者以后读到，你会发现很多人认为，我在爬上那些嫉妒成性和脑力不足的人们所谓‘成功阶梯’的时候相当无情。这个看法也不能说是全错。我有敌人，我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克雷格，做生意就像打橄榄球。假如你必须撞倒别人才能达阵得分，那你就他妈最好给我往上冲，否则你为什么要穿着队服进场呢？然而等比赛结束——我的比赛已经结束，尽管我的手还没完全拿出来——你就要脱掉队服回家。这儿现在是我的家了。在美国的这个不起眼的小角落，唯一的商店和学校我看很快也要关门了。人们不再‘随便路过喝一杯’。现在我不需要去和永远有求于我的人吃应酬饭，没人邀请我去参加董事会，我不需要去参加无聊得让我想哭的慈善活动，也不会每天清晨五点被第八十一街的垃圾车吵醒。我会葬在这儿的榆树公墓，在内战老兵之间安息，我不需要去强压或者贿赂墓地的管理人，给自己找个好位置。这些理由解释了你的疑问吗？”
既能也不能。他对我来说是个谜，一直到他去世，甚至持续到他去世以后，然而他也许一向如此。我认为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孤独之中，有些人选择了孤独，就像他，也可能我们的世界向来孤寂。“算是吧，”我说，“至少你没搬去南达科他。这一点让我很高兴。”
他微笑。“我也是。再拿一块饼干吧，回家路上慢慢吃。顺便替我向你父亲问好。”
由于税基日益缩减，小镇终于无力支持，我们只有六间教室的哈洛小学于2009年6月关闭，我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去安德罗斯科金河对岸的盖茨瀑布市中学念书的未来了。我将有七十名同学，而不是仅仅十二名。那年夏天，我第一次亲吻女孩，不是玛吉，而是她最好的朋友雷吉娜。也正是在那年夏天，哈里根先生去世了，发现尸体的正是我。
我知道他走路越来越困难，也知道他喘不上气的时候越来越频繁，有时候还需要从摆在他钟爱的安乐椅旁的氧气瓶里吸气，但我只是习以为常地接受了这些事情。除此之外，他的去世没有任何预兆，那天的前一天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我读了几章《麦克提格》（我问哈里根先生我们能不能再读一本弗兰克·诺里斯的书，他愉快地答应了），然后给盆栽浇水，而哈里根先生忙着浏览电子邮件。
他抬头看我，说：“人们开始醒悟了。”
“醒悟什么？”
他举起手机。“这个。互联网真正的意义，以及它能做的事情。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能撬动地球’。这就是那根杠杆。”
“酷。”我说。
“我刚刚删除了三封广告信和十来封政治宣传信。毫无疑问，我的邮箱地址被交换出去了，就像杂志出售订户地址一样。”
“还好他们不知道你是谁。”我说。哈里根先生的电子邮件是个代号（他喜欢用代号）：pirateking1（海贼王1）。
“要是有人在追踪我的搜索历史，那就不需要知道了。他们可以推测出我的兴趣，由此投我所好。我的名字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我的兴趣。”
“是啊，垃圾邮件确实很烦人。”我说。我去厨房倒空喷壶，放回储藏室里。
我回来的时候，哈里根先生已经用氧气面罩盖住了口鼻，正在做深呼吸。
“那是医生给你的吗？”我问，“他，呃，开了处方？”
他放下氧气面罩，说：“我没有医生。一个人过了八十五岁，想吃多少腌牛肉就吃多少，也不再需要医生——除非他得了癌症。那样的话，有个医生给你开止疼药还是挺方便的。”他的思路转到了别的地方。“克雷格，你思考过亚马逊吗？那家公司，不是那条河。”
老爸有时候会从亚马逊网站买东西，然而，不，我从没真的思考过它。我这么回答哈里根先生，问他想知道什么。
他指着那本现代图书馆版的《麦克提格》。“这是从亚马逊网站买的，用的是我的手机和信用卡。这家公司以前只卖图书，只是个夫妻店，但很快它会成为美国的知名企业之一。他们的微笑徽标会变得家喻户晓，就像雪佛兰的车标和我们手机上的品牌徽标。”他举起手机，给我看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图案。“垃圾广告很烦人吗？对。它正在成为美国商业的蟑螂，到处繁殖和乱爬吗？对。克雷格，因为垃圾广告很管用，它能拉犁耕地。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垃圾广告能够左右选举。假如我年轻个几十岁，我会捏住这个新现金流的卵蛋……”他攥起一个拳头。尽管关节炎害得他合不拢手，但我能理解他的意思。“……使劲一捏。”我见过几次的那个眼神出现在他眼睛里，就是让我庆幸我不在他的记仇小本子上的那个眼神。
“你还能活好些年呢。”我说。老天保佑，我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对话了。
“也许吧，谁知道呢，但我想再感谢你一次，我很高兴你说服我留下了这东西。它给了我一个思考的理由。另外，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它也是个好伴侣。”
“我也很高兴，”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得走了，哈里根先生，咱们明天见。”
第二天我见到了他，但他没能见到我。
我像平时一样穿过储藏室进来，大声说：“你好，哈里根先生，我来了。”
没有回应。我心想他多半在卫生间。我只希望他别在卫生间摔倒，因为那天是格罗根夫人的休息日。我走进客厅，看见他坐在安乐椅里——氧气瓶放在地上，苹果手机和《麦克提格》在他身旁的桌子上——我放松下来。然而他的下巴耷拉到了胸口，身体也有点向一侧倾斜。看上去像是睡着了。假如真是这样，那么这是他第一次在下午这么晚的时候打瞌睡。他总在吃过午饭后休息一个小时，到我进门的时候，他永远眼神明亮，精神饱满。
我朝他走了一步，发现他的眼睛没有完全闭上。我能看见他虹膜的下半圈，然而那抹蓝色已经不再锐利，他的眼睛显得雾蒙蒙的，像是褪色了。我开始担心了。
“哈里根先生？”
毫无反应。他骨节突出的双手松垮地叠放在大腿上，一根拐杖依然靠着墙，但另一根却躺在地上，就好像他想伸手去拿，结果却碰倒了那根拐杖。我意识到我能听见氧气面罩在持续不断地发出咝咝声，但他呼吸时的微弱哧哧声，我已经彻底习惯了的那个声音，此刻完全听不见了。
“哈里根先生，你没事吧？”
我又朝他走了两步，伸出手想摇醒他，但随即缩回了胳膊。我从未见过尸体，但我觉得此刻眼前恐怕就有一具。我再次向他伸出手，这次我没有畏缩，抓住他的肩膀（衬衫底下，他瘦得可怕）摇了一下。
“哈里根先生，醒一醒！”
他的一只手从大腿上滑了下去，垂在双腿之间。他朝一侧又瘫软下去了一点，我能从他的嘴唇之间看见泛黄的牙龈。但我觉得还是要百分之百确定他不仅仅是失去了知觉或昏迷了过去，再打电话通知别人。我有一段短暂但清晰的记忆，是老妈在念故事给我听，故事里有个喊“狼来了”的小男孩。
我跑进走廊里的卫生间，也就是格罗根夫人所说的化妆间，觉得两腿发麻。我拿着哈里根先生放在架子上的小镜子回来，把镜子搁在他的嘴巴和鼻子前。没有呼吸时产生的雾气。这时我确定了（不过回头想想，见到他的手从大腿上滑下来，垂落在双腿之间的那一刻，我其实就已经确定了）。我在客厅里和一个死人待在一起，万一他伸出手抓住我怎么办？他当然不会那么做，他喜欢我，然而我也记得他昨天的眼神——仅仅是昨天！那会儿他还活着！当时他说，要是他年轻个几十岁，就会抓住这个新现金流的卵蛋使劲一捏。我记得他还攥起了拳头。
你会发现很多人认为我相当无情，他曾经说过。
只有在恐怖电影里，死人才会伸出手抓住你，这个我知道。我也知道死人并非无情，死人什么都不是，然而我还是先从他身边走开，然后才从裤子后袋里掏出手机。打给老爸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哈里根先生。
老爸说我应该没弄错，但他还是叫了辆救护车以防万一。哈里根先生的医生是谁，你知道吗？老爸问。我说他没有固定的医生（只要看一眼他的牙齿，就会知道他连牙医都没有）。我说我会在哈里根先生家里等着，我信守了承诺，不过我只敢站在房间外面等。出去之前，我考虑要不要把他垂落的那只手放回大腿上。我几乎要那么做了，然而到最后我还是没能提起勇气。他的遗体肯定已经变冷了。
我拿走了他的手机。这不是偷窃，而是出于哀悼，因为我已经感觉到了失去他的痛苦。我想留下一件他的东西，一件有意义的东西。
我猜那是镇上教堂举办过的最盛大的葬礼。前往墓地的车队从没这么长过，车队里几乎都是租来的车辆。当然也有本地人出席葬礼，包括园丁佩特·博斯特威克、承包商罗尼·斯米茨（哈里根先生的屋子基本上都是他建的，我猜他肯定发了一笔横财）、管家格罗根夫人，以及其他镇民，因为他在哈洛很受欢迎。大部分悼念者（假如他们真是来悼念，而不是来确认哈里根先生确实死了的话）是纽约来的生意人。哈里根先生没有家人。没有就是没有，是个大零蛋，一个都没有。他甚至连侄子或两代开外的表亲都没有。他没结过婚，没生过孩子，老爸刚开始对他叫我上去有所保留，很可能也是顾虑到这一点。他比他的亲属活得都久，因此发现他尸体的才会是住在山坡底下的那个孩子，一个他雇来为他读书的孩子。
哈里根先生肯定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因为他在书房写字台上留了一张纸，亲笔写下他对葬礼的要求。他安排得非常简单。海与皮博迪殡仪馆的账面上从2004年就多了一笔现金预付款，足以操办一切事项，在此之外还绰绰有余。他不要守灵仪式，也不要瞻仰遗容，只要求把他“尽可能打扮得体面一些”，可以让灵柩敞着盖出现在葬礼上。
穆尼牧师主持仪式，我念了《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看见几个生意人听见这句话对视一眼，想必哈里根先生没向他们展示过许多恩慈，也没怎么饶恕过任何人。
他要了三首赞美诗：《与主同行》《古旧十架》和《在花园里》。他要穆尼牧师布道不超过十分钟，牧师只说了八分钟，提前到达终点，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他基本上只列举了哈里根先生为哈洛镇做的好事，例如花钱整修尤里卡农庄以及翻建罗亚尔河上的廊桥。牧师说，他还资助了社区游泳池的建设，投入的金额远超所需，但拒绝接受为之命名的特权。
牧师没有说原因，但我知道。哈里根先生说过，让别人用你的名字给一个场所命名，这种行为不但荒唐，而且不体面，注定会被忘记。他说，过上五十年，甚至二十年，你就仅仅是铭牌上的一个名字了，不会有人多看一眼。
履行完我的读经职责，我去前排坐在老爸身旁，望着灵柩及其前后花瓶里的百合花。哈里根先生的鼻子高高隆起，仿佛一艘船的船首。我对自己说，别去看它，别去想它很可笑或很可怕（或者既可笑又可怕），多想一想他在世时的样子。建议好归好，然而我的视线总会转回去。
简短的发言结束后，牧师朝济济一堂的悼念者抬起双手，掌心向下，为他们祝福。祝福结束后，他说：“想和哈里根先生告别的人现在请到灵柩前来。”
人们起身，房间内传来衣物摩擦的沙沙声和低声交谈的嗡嗡声，弗吉尼亚·哈特伦开始用管风琴演奏非常轻柔的音乐。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当时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多年后我逐渐想通了，这种感觉名叫“超现实”。我意识到他演奏的是乡村歌曲大串烧，其中包括费林·赫斯基的《鸽子的翅膀》、德怀特·约卡姆的《我为南方歌唱》和塔米·威内特的《支持你的爱人》（当然了）。看来哈里根先生甚至定制了自己的退场音乐，我心想，算你厉害。人们排队与他告别，身穿运动上衣和卡其裤的本地人与身穿正装和漂亮鞋子的纽约客混在一起。
“克雷格，你还好吗？”老爸悄声说，“最后再看他一眼，能行吗？”
我想做的不只是最后再看他一眼，但我没有告诉老爸，正如我没法告诉老爸我有多么难过。此刻情绪淹没了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没有动感情，就像我读许许多多其他的书籍给他听的时候一样，然而坐在那里，看着他的鼻子高高隆起，我意识到他的灵柩是一艘船，将要带他驶入最后的旅程，沉入无尽的黑暗。我想哭，我也确实哭了，不过是在葬礼后一个人躲起来哭的。我不想在一群陌生人之间哭泣。
“嗯，我想排在队伍最后，最后一个和他说再见。”
老爸没问我为什么，上帝保佑他，他只是捏了捏我的肩膀就过去排队了。我回到前厅，运动上衣穿在身上不太舒服，肩膀有点紧，因为我终于开始长个了。我等到队伍只有主过道的一半长度，确定不会再有人加入了，才过去排在两个穿正装的男人背后，他们在用小小的声音聊天。你猜他们在聊什么？亚马逊公司的股票。
等我走到灵柩前，音乐已经停止，讲坛上空无一人。弗吉尼亚·哈特伦多半从后门溜出去抽烟了，而牧师大概在圣具室里，忙着换掉长袍，梳理他所剩无几的头发。前厅里有几个人，他们压低声音交头接耳。教堂里只剩下了我和哈里根先生，就像先前的许多个下午，我们在他的山顶豪宅里，看着虽然好但不算秀丽的景色。
他穿一身我没见过的炭灰色正装。殡仪馆给他上了点腮红，所以他显得挺健康，虽说健康的人不会躺在棺材里，闭着眼睛，让毫无生气的面庞沐浴最后几分钟的阳光，然后永远长眠于地下。他的双手叠放在一起，让我想到仅仅几天前走进他家客厅时那双手叠放在一起的样子。他看上去像个真人尺寸的玩偶，我真不愿意见到他这个模样。我不想留在这儿，我想呼吸新鲜空气，想和老爸待在一起，想回家。但我还有事情要做，而且必须立刻就做，因为穆尼牧师随时都有可能从圣具室回来。
我从运动上衣的内袋里掏出哈里根先生的手机。我最后一次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指的是活生生的他，而不是瘫软在椅子里，或者看上去像个装在昂贵包装盒里的玩偶的他——他说他很高兴我说服他留下了手机。他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手机是个好伴侣。手机有密码保护，如我所说，一旦兴趣真的被挑了起来，他就学得很快，但我知道密码是pirate1。葬礼前的那天夜里，我在我的卧室里打开过他的手机，还用过笔记功能。我想给他留句话。
我想说爱你，但感觉不对。我喜欢他，但同时对他也有一点戒备。另外，我也不认为他爱我。我不认为哈里根先生爱过任何人，除了在他父亲离开后独自抚养他的母亲（我做过一些调查）。最后我输入的话是这样的：为你工作是我的荣幸，谢谢你的卡片和刮刮乐彩票，我会想念你的。
我提起他的正装衣领，尽量不碰到崭新的白衬衫下不再呼吸的胸膛……然而我的指关节还是擦了一下，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个感觉。很硬，就像木头。我把手机塞进他的上衣内袋，随后迅速从棺材边退开，时间恰到好处。穆尼牧师走出侧门，边走边整理领带。
“克雷格，在和他告别吗？”
“是的。”
“很好，应该这样。”他用一条胳膊搂住我的肩膀，领着我从灵柩前走开。“你和他关系很好，我保证肯定有很多人嫉妒得眼红。你还是出去和你父亲待在一起吧。另外能帮我一个忙吗？去告诉拉弗蒂先生和其他抬棺人，我们过几分钟就会准备好了。”
另一个人从通往圣具室的门里走了出来，双手互扣在身前。看一眼他的黑色正装和别在上面的白色康乃馨，就知道他是殡仪馆的人。我猜他的工作是合上灵柩的盖子，确保盖子固定好。见到他的瞬间，对死亡的恐惧忽然扑向我，我很高兴能离开那个地方，走到外面的阳光下。我没告诉老爸我需要一个拥抱，但他肯定看出来了，因为他用两条胳膊把我搂在了怀里。
别死，我心想，求你了，老爸，你别死。
榆树公墓的仪式要好一些，因为用时比较短，而且在室外举行。哈里根先生的事业管理人查尔斯·“奇克”·拉弗蒂简单地列举了哈里根先生的种种善举，他哈哈一笑，说他不得不忍受哈里根先生“可疑的音乐品味”。拉弗蒂先生的发言里只有这一句有点人味儿。他说他为哈里根先生工作了三十年，也与哈里根先生共事了三十年。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但他对哈里根先生身上人性的一面似乎一无所知，除了他对吉姆·里夫斯、帕蒂·洛夫莱斯和亨森·卡吉尔等歌手的“可疑品味”。
我想走上去，告诉聚集在墓穴前的这些人，哈里根先生认为互联网就像破裂的自来水管，只不过喷出来的是信息，而不是水。我想告诉他们，他的手机里有几百张蘑菇照片；还想告诉他们，他喜欢格罗根夫人的燕麦饼干，因为这种饼干能让他的肠子动起来。还有，一个人到了八十几岁，就不再需要吃维生素和看医生了，一个人过了八十五岁，想吃多少腌牛肉就吃多少。
但我一个字都没说。
这次读经的是穆尼牧师本人，到了那个伟大的苏醒之晨，我们所有人都会像拉撒路一样从死里复活。他再次祝福众人，葬礼随即结束。等我们离开，回去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哈里根先生会被放进墓穴（和他口袋里的苹果手机一起，那是我的功劳），泥土会覆盖他的身体，这个世界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我和老爸离开的路上，拉弗蒂先生走了过来。他说他要到明天上午才飞回纽约，不知道晚上能不能来我们家拜访一下。他说有事情要和我们谈。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件事肯定和我拿走的手机有关，然而我不知道拉弗蒂先生怎么会知道是我拿走的，再说手机也已经回到了它真正的主人身上。要是他问我，我心想，我就说那部手机本来就是我送给他的。另外，哈里根先生的产业肯定值很大一笔钱，区区一部六百美元的手机能算得上什么呢？
“好的，”老爸说，“过来吃晚饭吧，我会做相当难吃的意大利肉酱面。我们通常六点左右开饭。”
“我就指望你的款待了。”拉弗蒂先生说。他掏出一个白色的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认识那个笔迹。“这封信也许能解释我想和你们谈的内容。我是两个月前收到的，里面指示我保留到……呃……现在这样的场合。”
我们回到车里，老爸爆发出一阵大笑，他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流出来了。他狂笑着拍打方向盘，又狂笑着捶打大腿，他擦了一把脸，继续大笑。
“怎么了？”我等他平静下来之后问，“有什么好笑的？”
“我想不到这还有可能是其他什么东西。”他说。他不再大笑，但依然在哧哧笑。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克雷格，我猜你肯定在他的遗嘱里。拆开吧，看看上面怎么说。”
信封里只有一张纸，完全是典型的哈里根式公报语气：没有甜言蜜语，开头称呼里甚至连个“亲爱的”都没有，他开门见山。我大声念给老爸听。
克雷格：
假如你读到这封信，那么我已经去世了。我以信托方式留给你八十万美元。托管人是你父亲和查尔斯·拉弗蒂，后者是我的事业管理人，我去世后他将担任遗嘱的执行人。按照我的计算，这笔钱足够你念完四年大学和你选择从事的任何研究生工作，剩下的则足以让你在你选择的职业道路上起步。
你提到过写剧本。假如这是你的愿望，那么你当然应该去追寻梦想，但我并不赞同。关于编剧，有个下流的笑话我不便复述，但你用手机很容易就能找到，关键词是编剧和小明星。其中隐含着一个道理，我觉得即便是你这个年纪也应该能领悟。电影是短暂的，但书——我说的是好书——是永恒的，或者接近永恒。你已经为我读过了许多好书，但还有其他好书在等着被写出来，这就是我想说的。
尽管你父亲对信托基金的一切事宜拥有否决权，但他最好不要干涉拉弗蒂先生建议你做出的任何投资。奇克在市场方面的眼光非常好。即便去掉学费，等你长到二十六岁，这八十万应该也能增长到一百万甚至更多，到时候信托期限将会结束，你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或者投资——这永远是最聪明的选择）。我们一起度过的下午时光使我非常快乐。
你忠实的朋友
哈里根先生
又及：至于你收到的贺卡和里面的小礼物，不用客气。
最后的又及让我有点悚然，几乎像是回复了我在他手机上的留言，而那段话是我决定把手机塞进他的寿衣口袋时才输入的。
老爸没再大笑或窃笑，但他在微笑。“克雷格，有钱的感觉怎么样？”
“挺好。”我说——确实挺好。这是个了不起的礼物，但同样好（甚至更好）的是我意识到哈里根先生这么看得起我。喜欢冷嘲热讽的人多半会认为我这么说是想给自己脸上贴金，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笔钱就像我八九岁时扔到后院里的大松树上还卡住了的飞盘：我知道它在那儿，但我够不到它。不过这样也挺好，我暂时什么都不缺。当然，除了他。现在我该怎么打发非周末的下午呢？
“我收回所有说他吝啬的话。”老爸说。他跟着一辆亮闪闪的黑色SUV
开出停车场，这辆车多半是某个生意人在波特兰机场租的。“不过……”
“不过什么？”我问。
“考虑到他没有亲戚，又那么有钱，他可以留给你至少四百万的，或者六百万。”他看见我的表情，又爆发出一阵大笑。“开玩笑，孩子，我开玩笑的。好了吧？”
我朝他的肩膀擂了一拳，打开收音机，从WBLM（“缅因州的摇滚乐死硬分子”）调到WTHT（“缅因州的头号乡村乐电台”）。我已经喜欢上了乡村乐，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拉弗蒂先生来吃晚饭。他吃了很多老爸做的意大利面，对他那么一个瘦子来说更是多得出奇。我说我知道信托基金的事了，谢谢你。他说“别谢我”，然后开始讲他打算如何投资。老爸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把情况告诉克雷格就行，迪尔公司
也许是个投钱的好去处，因为他们像发疯一样地在做创新。拉弗蒂先生说他会考虑的，后来我发现他确实投了迪尔公司，不过只投了一小笔钱。大部分钱都投入了苹果和亚马逊。
吃过晚饭，拉弗蒂先生和我握手道贺：“克雷格，哈里根的朋友非常少。你很幸运，能成为其中之一。”
“而他也很幸运，能认识克雷格。”老爸静静地说，用一条胳膊搂住我的肩膀。我的喉咙一下子哽住了，拉弗蒂先生离开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哭了好一会儿。我尽量不出声，免得被老爸听见，也许我做到了。也可能他听见了，但知道我不希望受到打扰。
哭完之后，我打开手机，点开浏览器，输入关键词“编剧和小明星”。这个笑话据说来自一位名叫彼得·菲布尔曼的小说家，说的是一个小明星对电影毫无概念，结果和一个编剧上了床，也许你听过。我没有听过，不过我明白了哈里根先生想表达的意思。
那天夜里两点左右，遥远的雷声吵醒了我，我再次意识到哈里根先生已经去世了。我躺在床上，而他躺在地下。他穿一身正装，而且会永远穿下去。他的双手叠放在身上，一直到它们变成白骨也还是那样。雷声过后若是下雨，雨水会渗入地下，泡湿他的棺材。他的棺材没有水泥封或内衬，他在格罗根夫人所说的“临终信”里特地强调了不要。棺材盖会慢慢朽烂，他那身正装也一样。手机是用塑料做的，会比他的衣服和灵柩坚持得更久，但到最后连塑料也会消亡。不存在永恒之物，也许只有圣灵除外，然而，尽管我只有十三岁，对圣灵也已经有所怀疑。
我突然非常想听见他的声音。
这时我意识到，我能听见的。
这么做令人毛骨悚然（尤其是在夜里两点），而且有点病态，我知道，但我也知道只要这么做了，我就能回去接着睡。于是我拨了电话。这时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因为我意识到了蜂窝电话技术的真谛：榆树公墓的地下某处，一具尸体的衣服口袋里，塔米·威内特正在高唱《支持你的爱人》的高潮两句。
随后他的语音留言在我耳畔响起，既平静又清晰，只是因为衰老而带点喉音：“现在我没法接电话，我会在时间合适的时候打给你。”
要是他真的打过来呢？要是他打过来，我该怎么办？
嘀声还没响起，我就挂断电话，回到了床上。正在盖被单的时候，我改变了主意，重新爬起来，再次拨通电话。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次我等到嘀的一声，然后说：“我想念你，哈里根先生。感谢你留给我的钱，但要是能让你活过来，我宁可不要。”我顿了顿，又说，“也许听上去像假话，但不是。真的不是。”
挂断电话，我回到床上，脑袋一碰到枕头就睡着了，连梦都没做一个。
每天早晨醒来后，我习惯在穿衣洗漱前先打开手机，点开新闻应用，确定还没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搞恐怖袭击。哈里根先生葬礼的第二天早晨，我正要点开新闻应用，却看见短信图标上有个小红圈，提示我收到了一条新短信。我猜发信人要么是比利·博根，他有一部摩托罗拉“明”系列的手机，要么是玛吉·沃什伯恩，她有一部三星手机……不过最近玛吉发给我的短信越来越少，我猜雷吉娜把我和她接吻的猛料抖给了玛吉。
你知道有句老话是“谁谁谁的血液一下子结冰了”吧？这种事确实有可能发生，我很清楚，因为当时我的血液就一下子结冰了。我坐在床上，瞪着手机屏幕，发信人是pirateking1。
我听见楼下厨房里叮叮当当的响动声，老爸正从炉灶旁边的柜橱里取出长柄煎锅。他似乎打算给我俩做一顿热乎乎的早饭，这是他尽量每周做一两次的事情。
“爸爸？”我说。叮叮当当的响动没有停下，我听见他说了句什么，好像是“给我出来，你这该死的小东西”。
他没有听见我叫他，不仅因为我的卧室门关着。我自己都听不见我的叫声，那条短信让我的血液结了冰，也夺走了我的声音。
上一条短信是哈里根先生去世前四天发给我的。里面写着：今天不用给盆栽浇水，格罗根夫人浇过了。往下的一条是这样的：C C C aa。
发信时间是凌晨两点四十分。
“爸爸！”这次我的声音大了一点，但依然不够响。我不知道跑下楼的时候我是不是在哭，也不记得眼泪是什么时候流下来的，总之我依然穿着内裤和盖茨瀑布市老虎队的T恤。
老爸背对着我。他总算把锅取了出来，这会儿正在煎黄油。他听见我的脚步声，说：“希望你饿了，反正我很饿。”
“爹地，”我说，“爹地。”
我从八九岁起就不再叫他“爹地”了，此刻听见我这么叫他，他立刻转过身。他发现我没换衣服，正哭着举起手机给他看。他顿时忘记了煎锅的存在。
“克雷格，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做葬礼的噩梦了？”
确实是噩梦，很可能已经太晚了，毕竟哈里根先生上了年纪，但也许还来得及。
“天哪，爹地。”我痛哭流涕，“他没死。至少今天凌晨两点半还活着。咱们必须去把他挖出来。咱们必须要去，因为咱们活埋了他。”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老爸。从我如何拿走哈里根先生的手机，到我如何把手机塞进他的上衣口袋。我说这样做是因为手机现在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也因为那是我送给他的礼物。我说我半夜打电话给那部手机，第一次先挂断了，随后又打回去，在语音信箱里留言。我不需要给老爸看我收到的短信，因为他已经看过了。更确切地说，仔细研究过了。
煎锅里的黄油烤焦了，老爸起身，从炉子上拿开煎锅。“我看你吃不下煎蛋了。”他说。他回到桌边，没有坐在平时的位置，也就是我的正对面，而是坐在了我的身边。他用一只手盖住我的一只手：“听我说。”
“我知道这么做很可怕，”我说，“但要是我没打这个电话，咱们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咱们必须——”
“孩子——”
“不，老爸，你听我说！咱们必须立刻叫人去墓地！推土机、铲车，或者用铁锨挖也行！他还有希望——”
“克雷格，够了。你被骗了。”
我瞪着他，震惊得合不拢嘴。我知道被骗是什么意思，但我根本没想过这种事会落在我头上，而且还是在深更半夜。
“这种事最近越来越多了，”他说，“公司里甚至专门开了一次员工会议说这个。有人拿到了哈里根先生的手机，把所有数据迁移到了另一台手机上，还拿走了他的手机卡。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当然，但是爹地——”
他握住我的手。“多半是想窃取商业机密的人。”
“他已经退休了！”
“但他的手还在里面，他告诉过你的。也可能是那些想窃取他的信用卡信息的人。总之他们在这台拥有迁移数据的手机上收到了你的留言，决定搞个恶作剧。”
“这都说不准，”我说，“爹地，咱们必须去确定一下！”
“不需要，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哈里根先生很有钱，去世时身边没人。除此之外，他好几年没看过医生了，尽管我敢打赌，拉弗蒂在这方面唠叨过他许多遍，哪怕只是因为他没法更新老先生的保险合同，抵扣更多的遗产税。因为这些原因，法医做了尸检，所以他们才会发现他死于晚期心脏疾病。”
“他们切开了他？”我想到我把手机塞进他衣袋时，指节如何擦过他的胸膛。他崭新的白衬衫和漂亮的领结底下有缝合好的切口吗？要是老爸没说错，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一个缝合好的Y字型切口，我在电视上看见过，那个节目叫《犯罪现场调查》。
“对，”老爸说，“我本来不想告诉你，不希望你听了心里难过，但总比让你以为他被活埋了要好。他没有被活埋，不可能的，他死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了。”
“今天要我留在家里陪你吗？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留下。”
“不用了，我没问题的。你说得对，我被骗了。”而且还受到了惊吓。
“你一个人打算怎么过？要是你打算闷头想各种可怕的事情，那我还是休息一天好了。咱们可以去钓鱼。”
“我才不会闷头想各种可怕的事情呢。我要去哈里根先生家，给盆栽浇水。”
“你觉得去那儿是个好主意吗？”他仔细打量我。
“我答应过他的，另外我还想和格罗根夫人聊一聊。我想知道他有没有为她安排过那个条款。”
“遗嘱条款，你倒是很会为人考虑。当然了，她多半会叫你管好你自己的屁事。她那人是个老派的北方佬。”
“要是他没有安排过，我想把我的钱分给她一部分。”我说。
老爸微笑，亲了一口我的脸蛋。“你是个好孩子，你老妈会为你自豪的。你确定你没问题了？”
“我确定。”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吃了些煎蛋和吐司，尽管没什么胃口。老爸说得对，有人窃取密码，克隆他的手机，跟我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不可能是哈里根先生，他的内脏已经像沙拉一样被丢掉了，他的血液被换成了防腐剂。
老爸去上班了，我去山上的哈里根先生家。格罗根夫人在用吸尘器清扫客厅，她没有像平时那样哼歌，但还算神态自若。我给盆栽浇完水，她问我要不要去厨房，陪她一起喝杯茶（她所说的“开心水”）。
“还有饼干吃。”她说。
我们走进厨房，她用水壶烧水，我告诉她哈里根先生留下了遗嘱，用信托基金留给我一笔大学学费。
格罗根夫人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就好像她早有所料，她说拉弗蒂先生也给了她一个信封。“老板为我做了安排，超过我的想象，也超过了我应该得到的。”
我说我也是这个感觉。
格罗根夫人把茶端到桌上，我和她一人一个大马克杯。她把一盘燕麦饼干放在两个茶杯之间。“他特别爱吃这东西。”格罗根夫人说。
“是啊，他说这种饼干能让他的肠子动起来。”
她听得哈哈大笑。我拿起一块饼干，咬了一口。嚼着饼干，我想到了仅仅几个月前，我在卫理公会青年团契的濯足节与复活节仪式上朗诵《哥林多前书》：“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燕麦饼干不是圣餐，牧师肯定会说我这个念头是在亵渎神明，不过我还是很愿意吃掉这块饼干。
“他也照顾了佩特。”她说。她指的是园丁佩特·博斯特威克。
“好极了，”我伸手去拿下一块饼干，“哈里根先生是个好人，对吧？”
“这话我就不敢说了，”她说，“他这人很公正，没错，但你可不想被他记恨。你不记得达斯蒂·比洛多了，对吧？你当然不记得，你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是住在拖车公园的比洛多家的人吗？”
“哎呀，没错，就是商店旁边的那个拖车公园，不过我猜达斯蒂没在那儿。他早就上路去过他的好日子了。佩特来之前，他负责园丁的工作，但还没干满八个月，哈里根先生就逮住他偷钱，炒了他的鱿鱼。我不知道他偷了多少，也不知道哈里根先生是怎么发现的，但炒鱿鱼并不是这次惩罚的终点。你肯定知道哈里根先生给咱们小镇带来了什么，他以各种方式帮助我们，但穆尼牧师说出来的连一半都不到，可能他不知道，也可能他知道但讲话的时间有限。做慈善对一个人的灵魂有好处，但做慈善也能赋予一个人权力，哈里根先生把他的权力用在了达斯蒂·比洛多身上。”
她摇了摇头，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出于敬佩。她确实有北方佬的那股狠劲儿。
“不知道达斯蒂是从写字台、袜子抽屉或者天晓得哪儿偷到的钱，但我希望他至少偷走了几百美元，因为那是他在哈洛镇、罗克堡市和缅因州能弄到手的最后一笔钱了。哈里根先生说到做到，在此之后，达斯蒂连去多兰斯·马斯泰拉的牲口棚铲鸡屎都没门。他这人很公正，然而要是你不公正，那就只有上帝才能帮你了。来，再吃一块饼干。”我又拿了一块饼干。
“孩子，喝点茶吧。”
我喝了两口茶。
“等会儿我去整理楼上的房间。需要换一条新床单了，不能只是扫一扫床上，至少今天得这样。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处理这座屋子？”
“天哪，我不知道。”
“我也是，完全想不到，没法想象会有谁来买。哈里根先生独一无二，这里的一切……”她展开双臂，“……也是一样。”
我想到电梯的玻璃外墙，认为她说得有道理。
格罗根夫人又拿了一块饼干。“盆栽呢？该怎么处理？”
“要是没问题的话，我可以拿走两盆，”我说，“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是。他的冰箱也是满的，咱们三个可以分一分——你、我，还有佩特。”
拿了，吃吧，我心想，为的是记念我。
她叹了口气。“我基本上只是在拖时间而已。慢慢地做这几项家务，好像事情很多一样。老天在上，真要说的话，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了。你呢，克雷格？你有什么打算？”
“现在嘛，我要下楼去给他的灰树花浇水，”我说，“要是你确定可以的话，等我回家的时候，我至少可以带走那盆非洲堇。”
“我当延确定，”她用北方佬的口音说“当然”这个词，“爱拿几盆就拿几盆吧。”
她上楼去了，我下楼去地下室，哈里根先生的蘑菇养在一组培养箱里。给蘑菇浇水的时候，我想到pirateking1半夜发给我的短信。老爸说得对，肯定是有人在捉弄我，但是搞恶作剧的人难道不该至少发点半通不通的内容吗，比方说“救命啊我被困在棺材里了”，或者像那个老笑话一样，“忙着腐烂呢，别来骚扰老子”？搞恶作剧的人为什么只发了两个“a”？要是念出来，听上去就像一个人在漱口或临死前咽气的怪声。这个人又为什么要发我名字的首字母
，而且还发了三次？
最后我拿了四盆哈里根先生的盆栽回家——非洲堇、红掌、豆瓣绿和花叶万年青。我把花叶万年青放进我的房间，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盆，再把另外三盆放在家里的其他地方。我知道，挪动这些盆栽只是在拖延时间。四盆都放好之后，我从冰箱里拿了一瓶思乐宝放进自行车的挂包
里，骑车去榆树公墓。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上午，公墓里空无一人，我径直走向哈里根先生的墓地。墓碑已经就位，一块并不显眼的花岗岩，上面刻着他的姓名和生卒日期。墓碑前有很多花束，都是鲜花（放不了多久），大部分别着卡片。最大的一束来自佩特·博斯特威克一家，这些花很可能就来自哈里根先生自己的花圃，但这是出于敬意，而不是为了省钱。
我跪在地上，不是为了祈祷。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拿在手里。我的心脏在怦怦跳，一下一下那么沉重，小黑点开始在我的眼前闪烁。我点开联系人，打给哈里根先生，接着我放下手机，把面颊贴在刚填实的泥土上，用耳朵搜寻塔米·威内特的歌声。
我觉得我听见了，但也许仅仅出于想象，毕竟声音必须穿透他的外衣，穿透棺材的盖板，再穿透六英尺
厚的地面。然而我觉得我听见了。不，划掉——我确定我听见了。哈里根先生的手机正在他地下的坟墓里高唱《支持你的爱人》。
我的另一只耳朵，也就是没贴在地上的那一只，听见了他的语音留言，非常微弱，但在墓地一片令人昏昏欲睡的寂静之中清晰可辨。“现在我没法接电话，我会在时间合适的时候打给你。”
他不会打给我了，无论时间合不合适。他去世了。
我起身回家。
2009年9月，我和朋友玛吉、雷吉娜和比利一起去盖茨瀑布市中学念书。我们坐一辆小小的旧巴士，因此盖茨市的孩子们很快就给我们起了一个“小巴崽子”的绰号。我终于开始长个子（长到离六英尺还有两英寸
就停下了，让我颇为难过），然而开学第一天，我依然是八年级最矮的学生。就这样，我成了肯尼·扬科的完美目标，他长得很壮，爱惹麻烦，那年留了一级，他的照片应该放在字典里“霸凌”的词条底下。
我们的第一节课不上课，因为要给来自“学区镇”的孩子开新生大会，也就是说，从哈洛、莫顿和夏洛教堂这三个小镇来的孩子。那年（以及接下来许多年）的校长是个脚步蹒跚的高大男人，一颗光头闪闪发亮，看上去像是打过蜡。他就是阿尔贝·道格拉斯先生，在学生的嘴里不是“阿凯”阿尔就是“酒鬼”道格。没人看见他喝醉过，但人人都坚信他喝酒就像鱼喝水一样。
他站上讲台，欢迎我们“这群优秀的新学生”来到盖茨瀑布市中学。他说在接下来的这个学年里，有各种美好的事物在等待着我们：乐队、合唱俱乐部、辩论俱乐部、摄影俱乐部、美国未来农民会，以及我们有能力从事的各种运动（只能是棒球、田径、足球或曲棍球，橄榄球要到高中才能选）。他说每个月会有一次盛装周五活动，男生要打领带、穿休闲正装，女生要穿裙装（裙摆不得高于膝盖以上两英寸，谢谢）。还有一点，绝对不准强迫从小镇来的新生参加任何入学仪式。他指的就是我们。前年有个从佛蒙特州来的转学生被迫一口气灌下三瓶佳得乐，结果进了缅因州中心医院，因此这项传统已被废除。最后，他祝我们一切顺利，送我们走上所谓“学术冒险之旅”。
我本来害怕自己会在这所巨大的新学校里迷路，事实证明我想太多了，学校一点都不大。除了第七节的英语课之外，我所有课程的教室都在二楼，而且每一位老师我都喜欢。我一直担心自己数学跟不上，但这里的进度和我上一所学校的刚好接上了，因此也没什么问题。我对整个学校的感觉都挺好，直到第六节课之后换教室的那四分钟。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我改变了想法。
我沿着走廊走向楼梯，经过砰砰作响的储物柜、叽叽呱呱聊天的同学和食堂飘来的牛肉通心粉香味。我刚踩上楼梯最上面的一级台阶，一只手就抓住了我。“哎，新来的。别走那么快嘛。”
我转过身，看见一个身高六英尺的巨魔和一张长满青春痘的丑脸。他黑色的头发油腻腻地垂在肩膀上，小小的黑眼睛从突出的额头底下盯着我，其中充满了虚假的喜悦。他穿直筒牛仔裤和磨损的机车靴，一只手里拿着个纸袋。
“接着。”
我不明所以地接过去。学生们从我身旁匆忙跑下楼梯，有几个偷偷地瞥了一眼留长发的那小子。
“打开看看。”
我看了。里面有一块布、一把刷子和一罐奇伟鞋油。我把纸袋还给他：“我要去上课了。”
“没门，新来的，你得先给我擦鞋。”
现在我明白了，这肯定是什么入学仪式。尽管校长今天一早刚刚明令禁止过，我还是打算乖乖照做。这时我想到了从我们身旁跑下楼的其他学生，他们会看见哈洛镇的这个乡下小子跪在地上，手里拿着布、刷子和鞋油。故事会飞快地传开。然而也许我还是不得不给他擦鞋，因为他的块头比我大太多了，另外，我也不太喜欢他看向我的眼神，那眼神仿佛在说：我很乐意揍得你满地找牙，新来的，只等你给我一个借口了。
这时我心想：要是哈里根先生看见我跪在地上，卑微地给这个蠢货擦鞋，他会怎么想呢？
“不。”我说。
“不？你可不想犯这种错误，”大个子说，“你他妈最好给我相信。”
“孩子们？哎，孩子们？有什么问题吗？”
来的是哈根森小姐，我的地理课老师。她年轻漂亮，大学刚毕业不久，但她有那种“别想糊弄我”的果断气质。
大个子摇摇头，表示没问题。
“一切正常。”我把纸袋还给大个子。
“你叫什么名字？”哈根森小姐问。她看的不是我。
“肯尼·扬科。”
“肯尼，你的袋子里装着什么？”
“没什么。”
“不会是搞入学仪式的玩意儿吧？”
“不是，”他说，“我要去上课了。”
我也要去上课了。下楼的人群越来越稀疏，上课铃很快就会响起。
“我知道，肯尼，但你稍等一下，”她把视线转向我，“你叫克雷格，对吧？”
“是的，女士。”
“克雷格，袋子里是什么？我很好奇。”
我想告诉她。不是因为什么童子军“诚实永远是最佳策略”的狗屁信条，而是因为他吓唬了我，我很生气，也（好吧，我承认）因为有个成年人在给我撑腰。这时我心想：哈里根先生会怎么处理呢？他会告密吗？
“哦，是他没吃完的午饭，”我说，“半个三明治。他问我要不要。”
假如她把纸袋拿过去，往里面看一眼，那我和大个子就都有麻烦了，但她没看……尽管她肯定知道里面是什么。她只是叫我们快去上课，然后就踩着刚好适合在学校穿的中跟皮鞋嗒嗒地走开了。
我迈步往楼下走，但肯尼·扬科又抓住了我。“新来的，你应该给我擦鞋的。”
我更生气了。“我刚才救了你一命，你该说谢谢才对。”
他的脸涨红了，但脸上那些即将喷发的小火山并没有因此变得不太显眼。“你应该给我擦鞋的。”他走出去几步，又转过身，傻乎乎的纸袋依然抓在手里，“去你妈的谢谢，新来的，去你妈的。”
一周后，肯尼·扬科和木工课老师阿瑟诺先生起了冲突，他抓起一把手持式木工磨光机扔向老师。和他在楼梯顶上对峙过之后，我发现他算是个传奇人物。肯尼在盖茨瀑布市中学就读两年，已被停学至少三次，木工课上的冲突成了最后一根稻草。学校开除了他，我以为我和他的麻烦就这么过去了。
和大多数小地方的学校一样，盖茨瀑布市中学非常注重传统，盛装周五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种活动，比如持靴日（站在IGA超市门口，请人们为消防队捐款）、一英里跑（在体育课上绕体育场跑二十圈），以及在每月一次的学生大会上合唱校歌。
这些传统中有一项是秋季舞会，它有点像萨迪·霍金斯节，女生要主动邀请男生。玛吉·沃什伯恩邀请了我，我答应了，虽然我对她不是那种喜欢（你懂的），但我还是希望能和她继续当朋友。我请老爸开车送我们去，他非常乐意帮这个忙。雷吉娜·迈克尔斯邀请了比利·博根，因此我们凑成了双重约会。尤其好的一点是，雷吉娜在自习室里咬着我的耳朵说，她邀请比利只是因为比利和我是好朋友。
我玩得非常开心，第一次场间休息时，我离开体育馆，去卸掉我灌进肚子里的潘趣饮料。走到男厕所门口时，有人突然用一只手抓住我的腰带，另一只手掐住我的后脖颈，按着我横穿过走廊，扑向通往教工停车场的侧门。要不是我及时伸出一只手推开防撞门杆，肯尼会用我的脸直接去撞门板。
我清楚地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天晓得为什么小时候的悲惨记忆总是难以忘却，我只知道我确实记得。这段记忆实在是非常糟糕。
从热烘烘的体育馆出来（更不用说那么多行将成熟的躯体散发出的汗味了），晚风凉得出奇。我看见月光把两辆车的镀铬部件照得闪闪发亮，它们属于当晚的看管人，泰勒先生和哈根森小姐（看管人的角色总会落在新教师头上，你没猜错，这也是学校的一项传统）。我听见96号公路上有辆车的尾气砰的一声喷出消音管。肯尼·扬科把我推倒在停车场的沥青地面上，我感觉手掌热辣辣的，应该是擦破了皮。
“给我起来，”他说，“你有活儿要干。”
我爬起来，低头一看，发现手掌在流血。
停车场里的一辆车上放着一个纸袋，他拿起纸袋塞给我。“给我擦鞋。擦了，咱们就算扯平了。”
“去你妈的。”我一拳打在他眼睛上。
记忆犹新，明白吗？我记得他揍我的每一下：一共五拳。我记得最后一拳如何打得我后背撞在煤渣砖的外墙上，我如何命令我的双腿撑住，但它们如何不听我的话。我贴着墙慢慢滑下去，直到屁股坐在碎石地面上。我记得那时体育馆正在放黑眼豆豆的《砰砰爆》，微弱但能听清。我记得肯尼站在我面前，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敢说出去你就死定了。”但我记得最清楚也最当一回事的，是我拳头打在他脸上那一刻，心里感觉到的至高无上而凶猛残忍的满足感。我只打中了他一拳，但那是多么带劲的一拳。
砰，砰，爆。
他离开后，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确定了一下手机没坏，打给比利。我只能想到这么一个念头。铃响第三声，他接起来，在佛罗·里达的吟唱声中扯着嗓门叫喊。我叫他出来，喊上哈根森小姐。我不想把老师牵扯进来，这点伤也不算严重，但校方迟早会发现，因此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说实话。我认为哈里根先生应该会这么处理。
“怎么了？哥们，出什么事了？”
“有个高中生打了我一顿，”我说，“我觉得我还是别进去比较好。样子不太好看。”
三分钟后，他跑了出来，后面不仅跟着哈根森小姐，还有雷吉娜和玛吉。我的朋友们惊恐地看着我劈裂的嘴唇和流血的鼻子。我的衣服也溅上了血，我崭新的衬衫被撕破了。
“跟我来。”哈根森小姐说。见到我的鲜血、脸上的瘀青和肿胀的嘴唇，她似乎并没有慌张。“你们几个都来。”
“我不想进去，”我指的是回体育馆，“不想被别人盯着看。”
“可以理解，”她说，“这边走。”
她领着我们走向一扇门，门上标着“仅限教职工使用”。她用钥匙开门，让我们进去，领着我们来到教师休息室。这儿实在算不上奢华，哈洛镇上的人搞前院大甩卖的时候，我在草坪上见过更好的家具，然而椅子毕竟是椅子，我找了一把坐下。哈根森小姐拿来急救包，派雷吉娜去卫生间用冷水泡湿毛巾，以便敷我的鼻子。她说鼻梁应该没断。
雷吉娜回来时满脸震惊：“卫生间里有艾凡达护手霜！”
“是我的，”哈根森小姐说，“你喜欢的话尽管涂。克雷格，把毛巾敷在你的鼻子上。按住了。是谁送你们来的？”
“克雷格的父亲。”玛吉说。她瞪大眼睛，扫视这个从未涉足过的新世界。我显然不会倒地而死了，因此她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这个休息室上面。现在她正把一切都分门别类装进脑袋，等着以后和闺密慢慢讨论。
“打电话给他，”哈根森小姐说，“克雷格，把你的手机给玛吉。”
玛吉打给我老爸，叫他来接我们。他说了些什么。玛吉听了一会儿，说：“呃，出了点小麻烦。”她又听了一会儿：“呃……那个……”
比利把电话拿过去。“克雷格被人打了，但他没事。”他听了一会儿，把手机给我，“你爸想和你说话。”
老爸当然想和我说话了，他先问我怎么样，又问是谁干的。我说不知道，可能是某个想破坏舞会的高中生。“没事，老爸。别大惊小怪的，好吗？”
他说这可是大事。我说不是。他说当然是。你来我往地辩了几句之后，他叹了口气，说会尽快赶到。我挂断电话。
哈根森小姐说：“我不该给你止痛药的，只有学校护士才能给你，而且还要经过你父母的同意。但护士目前不在，所以……”她拿起和外衣一起挂在钩子上的手提包，打开往里看。“你们会告发我吗，说不定会害得我丢工作？”
我的三个朋友一起摇头，我也跟着摇头，但只能轻轻地左右晃一下。肯尼给我的左太阳穴来了一记重拳，希望那个爱欺负人的狗杂种弄断了手。
哈根森小姐掏出一小瓶奈普生。“我的个人存货。比利，去给他倒杯水。”
比利用德克士的杯子倒了一杯水给我。我咽下药片，立刻就觉得没那么疼了。这就是暗示的力量，而且这暗示还来自一位光彩照人的年轻女性。
“你们三个出去吧，”哈根森小姐说，“比利，你去体育馆，告诉泰勒先生说我再过十分钟就回去。姑娘们，去外面等克雷格的父亲，招呼他走员工出入口。”
他们走了。哈根森小姐俯身凑近我，近得我能闻到她的香水味——非常好闻。我爱上了她。我知道这么说很傻，但我无法自拔。她举起两根手指：“别告诉我你看见了三根或四根。”
“没有，就两根。”
“那就好，”她直起腰，“打你的人是扬科吗？就是他，没错吧？”
“不是。”
“我看上去很傻吗？说实话。”
她看上去很美丽，但我恐怕不能这么说。“不，你看上去不傻，但打我的确实不是肯尼。这是件好事，因为假如真的是他，我敢打赌他会被捕，毕竟他已经被开除。等到开庭审判的时候，我就必须出庭说明他是怎么揍我的，每个人都会知道。你想一想那样会多让人尴尬。”
“要是他再去打别人呢？”
这时我想到了哈里根先生——说我和他的灵魂沟通了都行。“那是别人的问题，我只在乎他对我做的事情。”
她想对我怒目而视，但她没有，而是嘴角一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对她的爱又上了一个台阶。“真是冷酷。”
“我只想好好过我的日子。”我说。老天在上，我说的是实话。
“知道吗，克雷格？我觉得你能做到。”
老爸赶到了，他上下打量我，称赞哈根森小姐做得好。
“上辈子我负责给拳王包扎伤口。”她说。老爸听得哈哈大笑。两人都没说我应该去急诊室，我松了一口气。
老爸带我们四个回家。我们错过了舞会的下半场，但没人在乎。比起在碧昂丝和Jay-Z的旋律中挥舞双手，比利、玛吉和雷吉娜都拥有了一段更有趣的经历。至于我，我依然在品味打中肯尼·扬科眼睛的那个瞬间：一种令人满足的震撼感油然而生，从我的拳头出发，顺着胳膊向上传递。那一拳会留下一个明显的黑眼圈，不知道他会怎么向别人解释。那啥，我撞上了一扇门。那啥，我撞上了一面墙。那啥，我正在打手枪，结果手滑了。
我们回到家里，老爸再次问我知不知道打人的是谁。我说不知道。
“孩子，我不敢说我相信你的话。”
我一言不发。
“你希望整件事就这么过去？我没理解错你的意思吧？”
我点点头。
“行吧，”他叹息道，“我明白了。我自己也年轻过。父母迟早会对孩子说这句话，但我猜没有一个孩子愿意相信。”
“我相信。”我说。我真的相信，尽管一想到在固定电话时代，老爸还只是个身高五英尺五英寸的小虾米，我就忍不住要笑。
“至少告诉我一点。要是你老妈知道我这么问你，她一定会朝我发火的，但既然她已经不在了……我说，你有没有打回去？”
“当然。只打中了一拳，但那一拳打得很结实。”
他咧开嘴，得意地笑了。“很好。但你必须明白，要是他再来找你麻烦，那就必须报警了。听懂了吗？”
我说我懂了。
“你的老师很不错，我喜欢她。她说我应该至少过一小时再让你去睡觉，确保你不会突然昏昏沉沉的。要吃块馅饼吗？”
“好。”
“配一杯茶？”
“那就更好了。”
于是我们吃馅饼，用大马克杯喝茶，老爸给我讲他的往事，但讲的不是共用电话线路，不是他那会儿的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和一个木柴取暖炉，也不是只能收到三个频道的电视机（要是风吹倒了屋顶的天线，那就一个频道都没有了）。他给我讲他和罗伊·德威特如何在罗伊家的地窖找到一把烟花，放烟花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射出去，打中弗朗克·德里斯科尔家放柴火的箱子，结果箱子烧了起来，弗朗克·德里斯科尔说要是他们不给他劈完一捆木头，他就去告诉他们的父母。他给我讲他老妈听见他管夏洛教堂镇的老菲利·洛博德叫宝贝酋长，她用肥皂洗他的嘴，不顾他如何保证再也不说这种话了。他给我讲那次在奥本旱冰场的群架——他称之为“混战”，里斯本高中和爱德华利特中学（老爸就读的学校）的学生们几乎每周五都要干一仗。他给我讲某一次他去怀特海滩玩，几个大孩子扯掉了他的泳装（“我用毛巾裹着身体走回家”）。还有一次，某个孩子手持棒球棒，撵着他跑过罗克堡市的卡宾街（“他说我给他妹妹身上留了吻痕，但我根本没做这种事”）。
他确实年轻过。
我上楼回房间时感觉不赖，但哈根森小姐给我的止痛片药效开始退去，到我脱衣服上床的时候，良好的心情也跟着一起消散了。我相当确定肯尼·扬科不会再来找我麻烦了，但我不敢百分之百肯定。他的朋友们看到他的黑眼圈会有什么反应？揶揄他一阵？还是大笑着嘲讽他？要是他生气了，决定再找我打个第二场怎么办？那样的话，我恐怕连好好给他一拳都做不到了，打中他眼睛的那一拳毕竟算是某种偷袭。他可能会把我打进医院，更糟糕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
我洗了个脸（动作非常轻柔），刷完牙，然后上床，关灯，躺着重温今晚发生的事情。被人从背后抓住，推搡着穿过走廊的那一刻，我心里惊骇的感觉。被一拳打中胸口。被一拳打中嘴巴。命令双腿给我撑住，但双腿说过一会儿再说吧。
身处黑暗中，我越来越确定肯尼和我的梁子还没完，我甚至觉得这一结论很符合逻辑。当一个人身处黑暗中时，比这个结论疯狂一万倍的事情都可能符合逻辑。
于是我又打开灯，打电话给哈里根先生。
我没指望能听见他的声音，只是想假装在和他交谈。我以为我只会听见一片寂静，或者“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的提示音。我把他的手机塞进寿衣口袋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了，第一代苹果手机在待机模式下最长也只能撑两百五十个小时。因此那部手机应该和他一样永远停留在了过去。
但铃声响了。它不可能响的，然而现实完全与之相反：三英里外，榆树公墓的地底下，塔米·威内特在高唱《支持你的爱人》。
铃声响到第五次，他的语音留言在我耳边响起，那带点喉音的、衰老的声音流淌了出来。他一如既往地直截了当，甚至没有请来电者留言或留下回电号码。“现在我没法接电话，我会在时间合适的时候打给你。”
嘀的一声过后，我听到了自己说话的声音。我没有思考该说什么，嘴巴似乎有了自己的意识。
“哈里根先生，今晚我挨揍了。动手的是个大个子蠢货，名叫肯尼·扬科。他命令我给他擦鞋，我拒绝了。我没有告发他，因为我觉得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再找我麻烦。我想像你一样思考，但我还是很担心。真希望能和你谈一谈。”
我顿了顿。
“很高兴你的手机还能用，尽管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我再次停下。
“我想念你。再见。”
我挂断电话，看了一眼“近期通话”列表，确定我打了这个电话。他的号码就在列表里，旁边显示“拨出，11:02 PM”。我关掉手机，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再关掉台灯。我几乎立刻就睡着了，那时是周五的晚上。第二天夜里，或者说周日凌晨，肯尼·扬科死了。他是上吊自杀的，但我过了一年才知道，佐以一些其他的细节。
肯尼思
·詹姆斯·扬科的讣告直到周二才登上《刘易斯顿太阳报》，而且只说他“由于悲剧性的意外而突然过世”，但他去世的消息早在周一就传遍了学校，流言作坊自然开足了马力。
他吸胶毒
，死于中风。
他清理他老爸的猎枪时（据说扬科先生的家里有个正规军火库），枪走火了。
他用他老爸的手枪玩俄罗斯轮盘赌，轰掉了脑袋。
他喝醉了，摔下楼梯，折断了脖子。
这些说法没有一个是真的。
把消息告诉我的是比利·博根，他一跳上小巴就冲向我，独家消息快把他憋炸了。他说他老妈有个朋友在盖茨瀑布市，这人打电话来，把消息告诉了他老妈。这个朋友住在扬科家的街对面，眼看着尸体放在担架上被人抬出来，扬科家的一大堆人围着担架，又是哭号又是尖叫。看起来，就连被开除的校园霸王也有人爱。作为长年朗读《圣经》的人，我甚至能想象他们跪在地上撕破衣服的画面
。
我立刻就想到了（怀着负罪感）我打给哈里根先生的那个电话。我对自己说，哈里根先生已经死了，不可能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就算这种事有可能发生在恐怖漫画之外，我也没有说过希望肯尼死掉的话，只是希望别被他骚扰，然而这话怎么听都像是在狡辩。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哈里根先生葬礼的第二天，我说他是个好人，在遗嘱里还想到我们，我还记得格罗根夫人当时的回答。
这话我就不敢说了。他这人很公正，没错，但你可不想被他记恨。
达斯蒂·比洛多被哈里根先生记恨上了，肯尼·扬科无疑也一样，因为我拒绝给他擦鞋，他为此揍了我一顿。然而哈里根先生已经不可能恨任何人了，我一遍又一遍对自己说，死人没有爱恨。当然了，三个月不充电的手机也不可能响铃并播放语音留言（更不可能让你留下想说的话）……但哈里根先生的手机确实响了，我听见了他衰老而粗哑的声音，并因此产生了负罪感。但在此同时，我也松了一口气：肯尼·扬科再也不会来找我的麻烦了，他被踢出了我的人生道路。
那天快到中午时，正是我自由活动的时间，哈根森小姐来到体育馆，把正在练投篮的我拽进走廊。
“今天你要给教室拖地。”她说。
“可是今天没轮到我。”
“就是你，而且我知道为什么，另外，我有话要对你说。你这个年纪的孩子往往会有托勒密式的世界观，我还算年轻，所以我记得。”
“我不知道那——”
“托勒密是一位古罗马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切都围着地球转。孩子们通常会认为整个世界都围着他们转。这种身处宇宙中心的感觉大概会在二十岁左右开始消退，但你离二十岁还远着呢。”
她凑近我，脸色非常严肃。她拥有全世界最漂亮的一双绿眼睛，她的香水气味也让我有点眩晕。
“我看得出你没听懂，所以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比喻。假如你认为你和扬科那小子的死有任何关系，那你就错了。完全和你没关系。我看过他的记录，这个孩子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来自家庭、学校和心理的都有。我不知道他最后经历了什么，也不想知道，但我认为那是老天开恩了。”
“什么？”我问，“因为他再也不能揍我了吗？”
她大笑，露出和她整个人一样完美的牙齿。“托勒密式的世界观又来了。不，克雷格，老天开恩是说他年纪还太小，拿不到驾照。要是他到了已经能开车的年纪，很可能会拉着几个孩子一起上路。好了，回去继续练投篮吧。”
我转身要走，但她抓住了我的手腕。十一年后，我依然记得那一刻像是被电流击中的感觉。“克雷格，任何一个孩子的死都不可能让我感到高兴，哪怕是肯尼思·扬科那种坏蛋。但我很高兴死的不是你。”
我突然想把一切都告诉她，我真的会说的，但就在这时，下课铃响了，教室门纷纷打开，走廊里挤满了叽叽喳喳的孩子。哈根森小姐和我各奔东西。
那天晚上，我打开手机，刚开始只是盯着它看，积蓄勇气。哈根森小姐上午说的话很有道理，但她不知道哈里根先生的手机还能打通，而这应该是不可能的。我没找到机会告诉她，也认为我永远不会告诉她，事实证明我错了。
这次不可能打通了，我对自己说。上一次打通是手机电量的最后一次喷涌，就这么简单，就像灯泡在烧坏前的一瞬间会变得特别明亮。
我点进联络人列表，点了一下哈里根先生的号码，等待着电话接通。我希望听筒里一片寂静，或者传来“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的提示音，但铃声还是响了。铃响几次之后，哈里根先生的语音留言再次在我耳边响起。“现在我没法接电话，我会在时间合适的时候打给你。”
“哈里根先生，是我，克雷格。”
我觉得自己傻乎乎的。和一个死人说话——他的脸上现在应该长满了霉菌（你看，我做过研究）。与此同时，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傻。我感到害怕，就像是一个人踏上了渎神的土地。
“听我说……”我舔了舔嘴唇，“你和肯尼·扬科的死没有任何关系，对吧？要是有关系……呃……就敲一下墙壁。”
我挂断电话。
我等待敲墙的声音。
我没有等到。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pirateking1发给我一条短信。只有六个字母：a a a C C x。
毫无意义。
但我吓得魂不附体。
那年秋天我经常想起肯尼·扬科（这时候流传的故事变成了他半夜想溜出去玩，结果从家里二楼摔了下去），想到哈里根先生和他的手机的次数就更多了，我真希望一开始就把它扔进了城堡湖。有一种感觉叫迷恋，明白吗？我们都会迷恋奇异的事物，尤其是禁忌之物。我有好几次险些打给哈里根先生，但我忍住了，至少当时如此。我曾经觉得他的声音能让我安心，让我想象出他过往的经历和成功，甚至可以说，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祖父的声音。但我不再记得与他共度的那些阳光灿烂的下午了，也不再记得他当时的声音，不再记得我们如何谈论查尔斯·狄更斯、弗兰克·诺里斯和D.H.劳伦斯，不再记得他说互联网像断裂的自来水管。现在我只能想到那个老年人的粗哑声音，就像快要磨平的砂纸，那个声音对我说他会在合适的时候打给我。我还会想到他躺在棺材里，海与皮博迪殡仪馆的人肯定粘住了他的眼皮，但胶水能维持多久？他的眼睛会不会已经在地下睁开？眼球在眼眶里慢慢腐烂的时候，他会不会直勾勾地望着黑暗？
这些念头侵蚀着我的心灵。
圣诞节前的一周，穆尼牧师叫我去圣具室“谈一谈”。全程基本是他在说话。他说老爸很担心我，我体重掉了很多，成绩也在下滑。我有什么心事想告诉他吗？我思考了一下，觉得似乎可以说一点。不能和盘托出，但跟他说一部分还是可以的。
“要是我告诉了你，你能保守秘密吗？”
“只要与自残或严重犯罪无关，那么答案是肯定的。我不是神父，这儿也不是天主教的告解室，但大多数神职人员都很擅长保守秘密。”
于是我告诉牧师，我和学校里的一个男生打了一架，他是个大块头的家伙，名叫肯尼·扬科，他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我说我并不希望肯尼死掉，也绝对没有这么祈祷，但他死了，就在我们打完架之后不久，而我无法停止思考这件事。我告诉牧师，哈根森小姐对我说过，孩子会相信身边发生的一切都和他们有关系，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我说她的这些话让我放松了一些，但我还是觉得肯尼的死也许是由我导致的。
牧师微笑道：“克雷格，你的老师没说错。八岁以前，我一直躲着人行道上的裂缝走，以免一不小心害得母亲摔断脖子。”
“你认真的？”
“没错。”他俯身靠近我，笑容消失了，“你为我保守秘密，我也为你保守秘密。说定了？”
“当然。”
“我和盖茨瀑布市圣安妮教堂的英格索尔神父是好朋友，扬科一家去的就是那家教堂。他说扬科家的孩子是自杀的。”
我好像惊呼了一声。肯尼死后那一周流传着很多说法，其中之一就是他自杀而亡，但我并不相信。要我说，自杀这种念头不可能钻进那个爱欺负人的狗杂种的脑袋。
穆尼牧师依然俯身看着我，他用双手握住我的一只手。“克雷格，你真的觉得那孩子会回到家里，心想，‘唉，天哪，我居然揍了一个年纪和个头都比我小的孩子，还不如自杀算了’吗？”
“我觉得不会，”我吐出一口像是憋了两个月的长气，“他是怎么自杀的？”
“我没问，但就算帕特·英格索尔说了，我也不会告诉你。克雷格，你必须放下这件事了。那个孩子有一些问题，他觉得必须揍你一顿，也只是那些问题的表现之一。你和他的死毫无关系。”
“要是我觉得松了一口气呢？就是说，因为他再也不会来找我麻烦了？”
“我会说，这证明你是个普通人。”
“谢谢。”
“感觉好点了吗？”
“好点了。”
确实如此。
这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哈根森小姐站在地理课教室的讲台前，满脸灿烂的笑容。“你们啊，多半以为再过两周就能摆脱我了，但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高中的生物课老师雷塞布先生要退休了，学校聘我接替他。你们不妨说，我也从初中毕业，升到高中了。”
几个孩子演戏似的痛苦呻吟，但大多数人开始鼓掌，其中最使劲的自然是我。我不会离开我的爱人了，对正处在青春期的我来说，这就像是命运的操弄。从某种角度说，也确实如此。
我也离开了盖茨瀑布市中学，开始在盖茨瀑布市高中念九年级。我在这里认识了迈克·尤伯罗思，当时他的外号是U型船。现在他是巴尔的摩金莺队的替补捕手，外号依然没变。
在盖茨瀑布市高中，运动员和喜欢读书的孩子很少会搅到一起去（我猜大多数高中都是这样，因为运动员群体往往排外），要不是因为《毒药与老妇》
，我们很可能不会成为朋友。U型船是三年级学生，而我只是个卑微的一年级新生，因此和他产生交集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了。但我们确实成了朋友，直到今天也还有联系，虽然我见到他的次数少了很多。
许多高中都有毕业会演的传统，但盖茨瀑布市高中没有。我们每年会排两场话剧，出品者是戏剧俱乐部，所有学生都可以去面试角色。至于《毒药与老妇》，我知道那个故事，因为我在某个下雨的周六下午在电视上看过电影版。我很喜欢，于是去试了试。迈克的女朋友是戏剧俱乐部的成员，也说服了他去试演，结果他得到了连环杀人犯乔纳森·布鲁斯特这一角色。我饰演他的跟班，像没头苍蝇一样的爱因斯坦医生，电影里由彼得·洛尔扮演这个角色，我尽可能模仿他的说话风格，说每句台词之前都先嗤笑一声“是哟！是哟！”。我模仿得并不好，但观众照单全收了。小地方嘛，你明白的。
就这样，U型船和我成了朋友，我也是通过他才知道了肯尼·扬科真正的死法。事实证明，牧师弄错了，报纸上的讣告说得对，他的死确实是一场意外。
这天我们需要穿戏服排练，在第一幕结束后的休息时间里，我站在可乐贩卖机前，这台鬼东西吃掉了我的七十五美分，但什么都没吐给我。U型船从他女朋友身边走过来，用手掌猛拍贩卖机的右上角。一罐可乐立刻掉进了取物托盘。
“多谢。”我说。
“小事一桩，你记得朝那个角来一巴掌就行。”
我说多谢，我记住了。虽然我觉得自己不可能以同等力度猛拍贩卖机。
“哎，那什么，听说你和那个姓扬科的小子打过一场。真的吗？”
否认没有意义，比利和两个女孩都告诉过别人，而且时过境迁，我也没有理由要否认。于是我说对，是真的。
“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我听说过一百个不同的版本。你有第一百零一个？”我问。
“小兄弟，我知道真相。你知道我老爸是谁，对吧？”
“当然。”盖茨瀑布市警队有二十来个制服警员、一名队长和一位刑警。这位刑警就是迈克的父亲，乔治·尤伯罗思。
“让我喝一口你的汽水，我就告诉你扬科是怎么死的。”
“没问题，但喝完别吐回去。”
“我看着有那么不讲理吗？快给我，该死的小子。”
“是哟，是哟。”我继续模仿彼得·洛尔，引得U型船哧哧怪笑。他接过可乐罐，一口喝掉一半，打了个嗝。走廊里，他的女朋友把一根手指塞进嘴里，假装要呕吐。高中生的恋爱，还真是复杂难解呢。
“负责调查死因的是我老爸，”U型船把可乐罐还给我，“事发几天后，我听见他和老家来的波尔克警司谈话——他们管警察局叫老家。他们在门廊上喝啤酒，警司说什么扬科那小子玩窒息手枪。老爸哈哈大笑，说他听说这个把戏叫好莱坞领带。警司说那个倒霉小子的脸长得像比萨饼，估计也只能这么爽一爽了。老爸说是啊，很可悲，不过确实是这样。老爸还说他觉得扬科的头发很奇怪，验尸官也有同样的想法。”
“他的头发怎么了？”我问，“另外，好莱坞领带是什么？”
“我用手机查了查。那是自淫性窒息的通俗叫法。”他一字一顿地说出那个词，语气甚至称得上骄傲，“勒住自己的脖子，在快昏过去的时候打手枪。”看见我的表情，他耸耸肩，“我不负责制造消息，爱因斯坦医生，我只负责搬运。我猜这么做能带来极大的快感，但我还是不去尝试了。”
我想我也没兴趣尝试。“那头发呢？”
“我去问我老爸，他不想告诉我，但其他的细节我都已经听了个遍，所以他最后还是跟我说了。他说扬科的头发白了一半。”
我想了很多。一方面，假如我曾经有过哈里根先生从坟墓里爬出来，为我向扬科复仇的想法（在一些睡不着的夜晚，这个荒谬的念头就会钻进我的脑海），U型船的故事也无疑给这种想法画上了句号。想象一下，肯尼·扬科躲在衣橱里，裤子脱到脚踝上，一根绳子勒住脖子，面颊涨成紫色，忙着打他的窒息手枪，我都要觉得他可怜了。多么愚蠢而毫无尊严的死法啊。《刘易斯顿太阳报》的讣告说他“由于悲剧性的意外”而死，这话比我们这些孩子所能想象的更加准确。
然而，另一方面，U型船的老爸也说了，肯尼的头发白了一半。我忍不住要去想象是什么导致了这个结果。躲在衣柜里，用尽全身力气打手枪的肯尼，在逐渐失去意识的过程中究竟见到了什么呢？
最后我求教于最伟大的导师——互联网，并且找到了几种不同的意见。有些科学家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惊吓能让一个人的头发变白。但也有科学家认为，是哟，是哟，这种事确有可能发生，突如其来的惊吓能杀死决定头发颜色的黑色素干细胞。我读到的一篇文章说，在托马斯·莫尔和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处决前，两人的头发就变白了。另一篇文章观点不同，称那只是个传说。看了半天之后，我想到哈里根先生有时候会打的买袜子的比方：花的是你的钱，挑你喜欢的就对了。
这些疑问和担忧一点点消退，但如果我说肯尼·扬科彻底离开了我的脑海，那我就是在撒谎。即使是现在，我依然无法忘记他。肯尼·扬科，躲在衣橱里，一根绳子勒着脖子。他一开始应该是清醒的，还有机会把绳子松开。也许，我是说也许，在那之后，肯尼·扬科看见了什么东西，受到严重的惊吓，于是昏了过去。他可能是被活活吓死的。在大白天被吓死好像很蠢，但到了晚上，伴随着狂风在屋檐下吹出的呜咽啸声，被吓死就没那么蠢了。
哈里根先生的家门前立起了一块写着“出售”的牌子，这座屋子现在由波特兰市的一家房产公司负责，有一些人来山上看过。他们大多是从波士顿或纽约飞来的，其中有几个说不定坐的是私人飞机——就是来参加哈里根先生的葬礼时，会加钱租豪华轿车的那种商务人士。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对同性恋夫夫，年轻，显然混得很好，同样显然的是彼此相爱。他们开一辆时髦的宝马i8，无论走到哪儿都手拉手，不停地哇哦哇哦赞叹，对园圃喜爱有加。最后他们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见过许多潜在买家，因为房产公司（由拉弗蒂先生管理，可想而知）留下了格罗根夫人和佩特·博斯特威克，而佩特雇我帮他打理园圃。佩特知道我擅长伺候植物，而且工作的劲头很足。我每周工作十小时，每小时挣十二美元，等到上大学后我才能动用信托基金，因此这笔收入对我来说很有用。
佩特管这些潜在买家叫有钱佬。就像开着租来的宝马车的那对已婚夫夫一样，这些人会哇哦哇哦地赞叹，但不会买。我并不觉得意外，这座屋子毕竟建在一条泥土路上，周围的风景虽然不错，但也算不上秀丽（没有湖，没有山，没有怪石嶙峋的海滩外加灯塔）。佩特和格罗根夫人也不意外，他们给这座屋子起了个外号：白象庄园。
2011年初冬，我用打理植物挣来的一部分钱买了部手机，把第一代苹果手机升级到了第四代。那天夜里，我导入完联络人，从上往下浏览的时候，看见了哈里根先生的号码。我想也没想就点了一下，屏幕显示“正在呼叫哈里根先生”。我把手机拿到耳边，心里既恐惧又好奇。
手机里没有响起哈里根先生的留言声。也没有机械声音说我呼叫的号码是空号，连铃声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悄无声息的寂静。你可以说我的手机，嘿嘿，安静得就像坟墓。
我松了一口气。
高中二年级我选了生物课，于是又见到了哈根森小姐，她依然漂亮，但我的爱不再属于她。我把我的情感投向了一位更有可能追到（年龄也更加合适）的年轻女士。温迪·杰拉尔德来自莫顿镇，是个身材娇小的金发女郎，刚摘掉牙箍不久。我们很快开始一起学习，一起去看电影（前提是我老爸、她老妈或她老爸带我们去），在汽车后排亲热。年轻人那些黏黏糊糊的桥段感觉都挺不赖。
我对哈根森小姐的单恋算是无疾而终，这是件好事，因为我们的友谊之门由此打开了。有时候我会带一些植物去教室，周五下午放学后，我也会帮忙清理和化学课学生共用的实验室。
就在这样的一个周五下午，我问她相不相信鬼魂的存在。“你是搞科学的，所以我猜你不信。”我说。
她大笑。“我是老师，不是搞科学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但我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相信上帝、天使和属灵的世界。我不太确定驱魔和恶魔附体是否真实，它们似乎都太遥远了。至于鬼魂嘛，人们就更加众说纷纭了。反正我绝对不会去参加降神会
，也不会去折腾通灵板。”
“为什么？”
我们正在清理水槽，化学课的学生应该在周末放学前把水槽清理完，但他们总是懒得弄。哈根森小姐停下手里的活儿，笑了笑，她好像有点尴尬。“因为搞科学的人也不能对迷信免疫，克雷格。我不想去折腾我不理解的东西。我祖母以前常说，除非一个人想知道答案，否则他就不该出声，我一直认为这是个好建议。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我不想对她说我还在惦记肯尼。“我是卫理公会的成员，有时候大家会讨论圣灵。不过在钦定本《圣经》里，圣灵写作‘圣魂’。我大概是想到了这个。”
“嗯，假如鬼魂真的存在，”她说，“我敢保证，他们不是个个圣洁。”
我依然想当作家，但写剧本的野心已经熄灭。每隔一阵，我就会想起哈里根先生提到的那个笑话，编剧和小明星。它给我的影视业梦想蒙上了一片灰影。
那年圣诞节，老爸送了我一台笔记本电脑，我开始写短篇小说。拆成句子看还过得去，但小说里的句子必须构成一个整体，而我的句子做不到。第二年，英语系主任指派我负责校报，我染上了名叫记者的热病，直到今天都没有痊愈，也许这辈子都治不好了。要我说，一旦你找到了你的归宿，就会听见咔嗒一声——这声音不在你的脑袋里，而是发自灵魂深处。你可以置之不理，但是，说真的，为什么要置之不理呢？
我开始长个子，三年级的时候，我向温迪保证“当然，我有保护措施”（安全套是U型船去替我买的），然后我们一起甩掉了童贞。我以年级第三的成绩毕业（整个年级只有142人，但毕竟是第三名），老爸给我买了一辆丰田花冠汽车（二手的，但毕竟是车）。爱默生学院接受了我的申请，对有志于记者事业的人来说，那是一所相当出色的大学。我确定他们至少会给我一部分奖学金，但感谢哈里根先生，我并不需要——算我走运。
在十四到十八岁之间，我闹过几场标准的青春期风暴，但实在算不上频繁——就好像在肯尼·扬科造成的这一场噩梦结束之时，我大部分的青春期焦虑也随之而去了。另外，你知道的，我家就两个人，而我爱我老爸。良好的家庭氛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进入大学后，我很少会想到肯尼·扬科了，但我依然会想到哈里根先生。这并不奇怪，他毕竟为我铺好了走向大学的红地毯。然而在某几个日子，我想到他的次数会更为频繁。假如当时我刚好在家，就会去给他的坟墓献花。要是我不在，我会拜托佩特·博斯特威克或格罗根夫人替我去。
情人节、感恩节、圣诞节，还有我的生日。
每逢这些日子，我还会去买一张一美元的刮刮乐彩票。有时候我会赢一两美元，有时候五美元，有一次我赢了五十美元，但和大奖永远差着十万八千里。对此我没什么意见，就算中了大奖，我也会把钱捐给慈善组织。我买彩票是为了纪念哈里根先生，多亏了他的馈赠，我已经很有钱了。
拉弗蒂先生对信托基金掌管得颇为慷慨，因此我在爱默生学院念到三年级的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寓。公寓坐落在后湾，有几个房间和一个卫生间，在这个地段，就连小面积的公寓也不便宜。当时我在为《犁铧》工作。这是一份闻名全美的文学期刊，总编永远是一号人物，但堆积成山的投稿也还是需要人去读，这个人便是我。我喜欢这份工作，尽管大部分投稿都和一首经典烂诗的水平相当，这首诗名为《我恨母亲的十个理由》，烂得相当令人难忘。看到那么多有志于文学的人写得比我还差劲，我不禁受到了鼓舞。这么说好像有点刻薄。好吧，似乎确实如此。
一天晚上，我正在阅读稿件，左手边摆着一盘奥利奥，右手边摆着一杯茶，这时手机响了。是老爸打来的，他有个坏消息要通知我：哈根森小姐去世了。
我有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堆在面前的诗歌和短篇小说忽然间变得毫无意义。
“克雷格？”老爸问，“能听见吗？”
“能听见。出什么事了？”
他告诉我他知道的消息，两天后，《盖茨瀑布市进取周报》网络版更新，我知道了更多细节。文章标题是《深受爱戴的教师夫妻在佛蒙特州遇难》。维多利亚·哈根森·科利斯去世前一直在盖茨瀑布市教生物学，她丈夫在附近的罗克堡市教数学。春假的时候，两人决定骑摩托车穿越新英格兰，每晚在不同的民宿过夜。回程路上，在佛蒙特州内与新罕布什尔州的边界处，家住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的三十一岁男子迪安·惠特莫尔越过公路中线，正面撞上他们。泰德·科利斯当场身亡，而维多利亚·科利斯，这个曾经在肯尼·扬科痛揍我之后带我去教师休息室，还违反规定给了我一粒奈普生的女老师，死于送医途中。
前一年夏天我在《盖茨瀑布市进取周报》当实习生，主要任务是倒垃圾，但也为运动栏目和影评栏目写了几篇稿件。我打电话给主编戴夫·加德纳，他告诉了我一些报纸上没有刊出的内情。迪安·惠特莫尔曾因醉驾被捕四次，但他父亲是个对冲基金大亨（哈里根先生异常憎恨这些暴发户），花高价聘请了律师帮惠特莫尔摆脱前三次指控。第四次，他开车从侧面撞进了欣厄姆市的一家佐尼超市，然而他只是被吊销了驾照，连拘留所都没进。撞上科利斯夫妇的摩托车时，他不但醉驾，而且是无照驾驶。用戴夫的话说，他“醉得像块石头”。
“他会脱罪的，也就打一下手板而已。”戴夫说，“他老爸会处理的，你等着瞧吧。”
“不可能吧。”光是想到世界上居然有这种事，我就已经恶心得想吐了。“要是你的消息准确，他这明显是个危险驾驶致人死亡的案子。”“你等着瞧。”他还是这句话。
葬礼在圣安妮教堂举行，哈根森小姐——在我心里，我怎么都没法称呼她为维多利亚——和她丈夫大半辈子都是去这家教堂，连婚礼都是在这儿举行的。哈里根先生很有钱，多年来在美国商界一直是个能呼风唤雨的人物，但与他的葬礼相比，来参加泰德·科利斯和维多利亚·科利斯夫妻葬礼的人要多得多。圣安妮教堂规模很大，可是葬礼那天人们只能站着，要不是英格索尔神父有麦克风，哭声肯定会淹没他的声音。两人都是很受欢迎的教师，非常般配，更何况他们还那么年轻。
大多数悼念者也很年轻。我去了，雷吉娜和玛吉去了，比利·博根去了，U型船也去了。U型船特地从佛罗里达赶来，这个身材壮硕的家伙当时在那儿打小联盟。他坐在我身边，虽然没有哭，但眼睛红通通的，一直在抽鼻子。
“你上过她的课吗？”我低声说。
“中等生物学，”他也低声说，“三年级的时候，我需要攒够能毕业的学分。她开恩给我一个C。我是她的观鸟俱乐部的成员，申请大学的时候，她给我写了推荐信。”
她也给我写了，我心想。
“太不公平了，”U型船说，“他们什么都没做错，只是在骑车兜风。”他顿了顿，补充道：“而且他们还戴着头盔。”
比利还是老样子，但玛吉和雷吉娜化了妆，穿上了大姑娘的裙装，显得更成熟了。葬礼结束后，我们在教堂外互相拥抱，雷吉娜说：“还记得你挨揍那天晚上她是怎么照顾你的吗？”
“当然。”我说。
“她让我用她的护手霜。”雷吉娜流下泪来。
“希望他们把那家伙关到老死。”玛吉恶狠狠地说。
“收到，”U型船说，“把他关起来，钥匙扔掉。”
“一定会的。”我说。然而事实证明，我错了，戴夫说对了。
迪安·惠特莫尔的案子于当年7月开庭。他被判了四年有期徒刑，要是他同意去戒毒所，在这四年间通过尿检抽查，监禁就可以缓期执行。当时我已经回到了《盖茨瀑布市进取周报》，成为一名有薪水的雇员（只是兼职，但毕竟是雇员）。我负责报道社区事务，偶尔主笔专题报道。惠特莫尔的判决（要是那也能算判决的话）结果出来的第二天，我向戴夫·加德纳表达了我的愤慨。
“我知道，确实很糟糕，”他说，“但是啊，克雷格，你该成熟点了。咱们生活在现实世界里，金钱一开口，人人都得听。惠特莫尔的这个案子里有金钱交易，那是肯定的。不过，你是不是还欠我一篇手工艺展会的四百字稿件？”
惠特莫尔去的多半是那种高级戒毒所，里面还附带网球场和高尔夫球拨球场，这样的惩罚远远不够。四年的尿检也远远不够，假如你能提前收到通知，花钱让其他人提供尿样，尿检就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而多半会有人给惠特莫尔通风报信。
8月就这样在怒火中过去，有时候我会想到我在课堂上学到的一句非洲谚语：一个老人死去，就是一所图书馆被烧掉。维多利亚和泰德都不是老人，而这就更加令人伤感，因为他们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永远停在了那一天。参加葬礼的孩子有些是她现在的学生，有些则像我和我的伙伴们一样刚毕业不久。站在这里，我们心里都明白，有某样东西被烧掉了，而且再也不可能复原。
我想起她在黑板上画的树叶和枝杈，她随手就能画出那么美丽的图画。我想起我们在周五下午一起清理生物课实验室，又出于好心帮化学课学生清理另外半间实验室，我们嘲笑那股难闻的气味，她说搞不好会有某个化学课学生像杰基尔博士似的变成海德先生
，冲进走廊大肆破坏。我想到肯尼揍完我之后，我对她说我不想回体育馆了，她说可以理解。我想到这些事情，想到她的香水味，想到那个杀死她的混球会从戒毒所出来，继续过他的好日子，快乐得就像在巴黎度周末。
不，远远不够。
那天下午我回到家里，在房间的衣柜抽屉里乱翻，不想承认自己在找什么，更不想承认找它的原因。我要找的东西不在抽屉里，这让我既失望又松了一口气。我走出房间，又折返回来，踮起脚尖，伸手去摸衣柜最高的一层。这里放着一大堆破烂，我翻了翻，找到一只旧闹钟，找到从前玩滑板时在车道上摔坏的iPod，找到几副彼此纠缠的耳机和耳塞，还找到一盒棒球卡和一摞《蜘蛛侠》漫画。衣柜这层的最深处放着一件波士顿红袜队的T恤，对现在的我来说太小了。我拿起T恤，对，找到了，这就是老爸送给我的圣诞节礼物，那部苹果手机。当时的我还是个小虾米。充电器就在旁边放着，我给手机充上电，依然不去想我打算做的事情。多年后回想这一天，我明白了自己寻找手机的缘由。某次跟哈根森小姐一起清理化学课学生用过的水槽时，她对我说过，除非一个人想知道答案，否则他就不该出声。那天在衣柜里翻找手机，是因为我想要一个答案。
我对自己说，说不定手机连电都充不进去了，毕竟它放在那儿积灰已经好多年。但手机可以充电。那天晚上老爸去睡觉之后，我拿起手机，看见屏幕右上角的图标显示满电。
唉，回忆往事真是让人沉迷。我看到了多年前的电子邮件，看到了老爸头发还没变灰时的照片，还看到了我和比利·博根之间的往来短信。没什么有营养的话题，全是玩笑话，其中有“我刚放了个屁”之类的重大新闻，还有“你做代数作业了吗”这种深入灵魂的问题。我们就像两个拿着罐头瓶的孩子，瓶子之间连着一根涂蜡的长线。仔细想来，所谓现代通信工具也不过如此，供我们为了闲聊而闲聊。
我拿着手机上床，上次躺在这张床上的时候，我还不需要刮胡子，而亲吻雷吉娜是件天大的事。然而这张曾经太大的床现在几乎有点嫌小了。我望向对面墙上的凯蒂·佩里海报，贴这张海报的时候，在初中三年级的我眼里，她就是性感与趣味的化身。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小虾米了，但我依然是我，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假如鬼魂真的存在，哈根森小姐说过，我敢保证，他们不是个个圣洁。
想到这句话，我差点就要放弃打电话了。但我随即又想到那个不负责任的蠢货，他会悠闲地在戒毒所里打网球，于是我拨出了哈里根先生的号码。没事的，我对自己说，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都不可能发生。你只是在借此打扫脑内的衣柜，把愤怒和悲伤擦去，由此放下这件事，继续向前走。
然而在心里的某个部分，我清楚地知道会发生什么，因此当铃声响起，而不是一片寂静的时候，我并不惊讶。当他的语音留言在我耳边响起的时候，我依然没有惊讶，尽管这个衰老的声音来自将近十一年前我放进他寿衣口袋的手机：“现在我没法接电话，我会在时间合适的时候打给你。”
“你好，哈里根先生，是我，克雷格。”我的声音稳定得出奇，虽说我在和一具尸体说话，而这具尸体很可能真的在听我说。“有个叫迪安·惠特莫尔的人，他害死了我高中时最喜欢的老师和她丈夫。那家伙喝醉了，开车撞上他们。他们都是好人，她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我，但那家伙没有受到他应得的惩罚。我想说的大概就是这些。”
不，不止这些。我有三十秒左右的时间可以留言，我还没有把这段时间用完。于是我说出了剩下的话，我真正想说的话，我的声音变得低沉，听上去几乎像在咆哮：“我希望他去死。”
最近我在为《总汇报》工作，这家报纸报道奥尔巴尼及其周边地区的新闻，提供的薪水相当微薄。我为BuzzFeed或TMZ这些网络媒体供稿肯定能挣更多，然而我有信托基金当缓冲垫，而且我也喜欢为纸媒工作，尽管现在的大部分事情都转到了网上。你就说我这人恋旧好了。
我和弗朗克·杰斐逊交上了朋友，他负责处理报社的电脑故障。一天晚上我们在麦迪逊灌酒屋喝啤酒，我对他说我曾经能打通一个死人的语音信箱……但只能用那个人在世时我用的那部旧手机打。我问弗朗克他有没有听说过这种事。
“没，”他说，“但有可能发生。”
“怎么个可能法？”
“我不知道，但早期的电脑和手机里有各种各样的古怪漏洞。其中的一些堪比传奇。”
“苹果手机也有？”
“尤其是苹果手机，”他喝了一大口啤酒，“因为一代是匆忙投产的。史蒂夫·乔布斯绝对不会承认，但苹果的人吓得要死，担心再过两年，甚至一年，黑莓手机就会完全统治市场。在第一代苹果手机里，有些手机只要输入字母i就会锁死。你可以先发邮件再浏览网络，但要是你先浏览网络再发邮件，系统有时候就会崩溃。”
“我就遇到过一两次，”我说，“最后只能重启。”
“对，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毛病。至于你说的这件事，我猜是因为死者的留言不知怎的卡在了软件系统里，就像肉丝嵌在牙缝里那样。你可以管它叫机器里的鬼魂。”
“是啊，”我说，“但未必个个圣洁。”
“什么？”
“没什么。”我答道。
乌鸦山治疗中心是一家豪华戒酒机构，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北部（这里确实有网球场，还有沙狐球场和游泳池），迪安·惠特莫尔死在入院后的第二天早上。消息一出我就知道了，因为我用他的名字设置了谷歌提醒，不仅设置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还设置在《盖茨瀑布市进取周报》的公家电脑上。新闻里没说死亡原因，金钱是老大，我知道，所以我跑了一趟新罕布什尔州紧邻治疗中心的梅德斯通镇。我打出记者的名号，到处找人询问，还扔出去几张哈里根先生留给我的钱。
没过多久我就打听清楚了，因为惠特莫尔的自杀方式很不寻常。怎么个不寻常？就像在打手枪的时候把自己勒死一样。乌鸦山的疗养者被称为客人，而不是毒虫和酒鬼，每间客房都有自己的淋浴室。迪安·惠特莫尔在吃早饭前走进淋浴室，灌下几口香波——从后续情形看，不是为了自杀，而是为了润滑喉管。他随后把一块肥皂掰成两半，一半扔在地上，另一半塞进喉咙。
这些事基本上是由乌鸦山的一位治疗师告诉我的，他负责帮酒鬼和毒虫戒掉旧瘾。这位老兄名叫兰迪·斯基雷斯，他坐在我的丰田车里，抓着一瓶野火鸡威士忌的瓶颈往嘴里灌酒，买酒的钱来自我给他的五十美元（没错，我没漏掉这其中的讽刺）。我问他惠特莫尔有没有留下自杀遗言。
“留了，”斯基雷斯说，“说起来还挺贴心的呢，他的遗言。说是一句祈祷词都行：‘永远尽你所能给予人爱。’”
我的胳膊上爆发出鸡皮疙瘩，还好被袖管挡住了，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我很想告诉他那不是祈祷词，而是塔米·威内特的《支持你的爱人》里的歌词。但斯基雷斯知道了也没用，何况我也不想告诉他。那是哈里根先生和我之间的默契。
我花了三天时间在我的小小调查上。回家之后，老爸问我这个迷你假期过得好不好，我说过得很好。他问我有没有准备好在两周后重返校园，我说准备好了。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番。有什么事情不太对吗？他问。我说没有，一切皆在正轨。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谎言。
有一部分的我依然相信肯尼·扬科死于意外，而迪安·惠特莫尔是自杀的，很可能出于愧疚。我努力想象哈里根先生以某种形式出现在他们面前，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但我想象不出来。假如事实确实如此，那么我就是杀人共犯，即便法律无法定我的罪，道德上我也有瑕疵。我毕竟提出了想让惠特莫尔去死的愿望。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多半也希望肯尼去死。
“你确定吗？”老爸问。他依然盯着我，目光里带着探询的意味。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这个眼神了，每次我做了什么小坏事他就会这么看我。
“完全确定。”我说。
“好，但如果你想找人谈谈，我就在这儿。”
是啊，感谢上帝，他在我身边。但这不是什么能和别人谈的事情，我一说出来就会被人当成精神病。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从衣柜最上面一层取出那部手机，它的电量没有掉太多。我为什么要取出手机呢？是想打电话到他的坟墓里说声谢谢吗？还是想问问他是不是真的还在？我记不清了，不过这也不再重要，因为我没有打给他。我打开手机，看见pirateking1发来一条短信。我用颤抖的手指点击屏幕，弹出来的内容是这样的：C C C sT。
我盯着屏幕，忽然意识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在夏末的这一天之前，我从来没有朝这方面想过。会不会是我以某种方式拴住了哈里根先生？我在棺材盖合上之前，把手机塞进他的衣服口袋，因而把他和我在尘世间的需求捆绑在了一起，会是这样吗？我请求他做的事情会不会其实是在伤害他？甚至是在折磨他？
不太可能，我心想。想一想格罗根夫人说过的话，想一想他是怎么对待达斯蒂·比洛多的。她说自从达斯蒂偷了哈里根先生的钱之后，他连去多兰斯·马斯泰拉的牲口棚铲鸡屎都没门。哈里根先生说到做到。
对，一定是出于其他原因。她说哈里根先生这人很公正，然而要是你不公正，那就只有上帝才能帮你了。迪安·惠特莫尔待人公正吗？不。肯尼·扬科待人公正吗？同样不。因此也许哈里根先生乐于帮忙，甚至从中得到了乐趣。
“前提是他真的还在。”我悄声说。
他确实还在，我心里知道得清清楚楚。我还知道他的短信是什么意思：克雷格，住手
。
因为我在伤害他，还是因为我在伤害自己？
我心想，这并不重要。
第二天下了很大的雨，没有打雷，但是雨倾如注，这意味着再过一两周，秋色就会初现端倪。下雨是好事，因为来度暑假的那些人——来度暑假，并且现在还没走的那些人——就会躲在他们避暑的小窝里，城堡湖周围会空无一人。我在城堡湖北侧的野餐区停车，走到孩子们称之为峭壁的地方。我小时候也曾身穿泳衣站在这儿，和伙伴们彼此挑衅，看谁敢跳下去，有些孩子还真的跳了。
我走到悬崖边缘，松针在这里消失，新英格兰永恒不变的岩石由此向前延伸。我从卡其裤的右侧口袋里掏出我的第一代苹果手机，在手里攥了一会儿，感受它的重量，回忆那年圣诞节我拆开礼物包装，看见苹果图案时的那份欣喜。我有没有高兴得尖叫？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多半是叫了。
手机还有电，不过电量掉到了百分之五十。我拨打哈里根先生的号码。我知道，在榆树公墓的黑色泥土深处，现已长满霉点的昂贵正装的口袋里，塔米·威内特唱起了歌。我再次听见了他沙哑而苍老的声音，对我说他会在合适的时候打给我。
我等待着嘀的一声出现，然后说：“哈里根先生，谢谢你给我的一切。再见。”
我挂断电话，向后摆动手臂，用尽全力把手机扔了出去。我看着它在灰色的天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看着它落入湖水，溅起一小团水花。
我从左手边的裤袋里掏出我现在用的手机——苹果手机5c，带一个五颜六色的外壳。我想把它也扔进湖里。只用固定电话我肯定也活得下去，还能活得更加轻松。不再需要和别人闲聊，不再需要收到没完没了的短信问我在干什么，也不会再见到愚蠢的颜文字。要是我毕业后在报社找到工作，必须和别人保持联系，我可以去租借手机，每次完成任务后就还回去。
我向后摆动手臂，保持那个姿势很久——也许一分钟，甚至两分钟。但最后我还是把手机放回了口袋里。我不敢确定其他人有没有对这些高科技罐头瓶上瘾，但我知道我上瘾了。哈里根先生在世时也上瘾了，因此我那天才会把手机塞进他的口袋。在二十一世纪，我认为手机就是我们与世界互联的工具。假如确实如此，这场婚姻恐怕谈不上美满。
当然也未必是这样。扬科和惠特莫尔去世了，我收到了pirateking1最后发来的那条短信，这些事让我意识到，很多东西是我们无法确定的。在这些事之中，首先无法确定的就是现实本身。但有两点我敢于下断言，它们坚实得就像新英格兰的磐石。首先，我死后不要火葬；其次，我下葬时口袋里不能放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