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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啊，意大利！美丽的地方
但是你现在和过去灾难的祸根
就是你天赋的美质，美是你的致命伤；
耻辱在你可爱的额上划下悲哀的皱纹，
你的史册是火焰般的字句所写成。
上帝啊！意大利不必这么妩媚，
只需返朴归真，要不就变得更强盛，
就能挽回你的权利，吓退那些盗匪。
他们总是使你流血，啜饮你洒下的伤心之泪。
拜伦勋爵，《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第四章，42，1818年
意大利啊，往昔的荣耀……
当你回首时，啊，我的祖国，
你看到流芳百世的无数英灵，
你会为自己遭人鄙视的境况而哭泣；
唯有愚笨之辈只感到悲痛而不愤慨：
你转过身来，羞愧又惊醒，
想到我们的祖先和子孙后代
一遍遍，你心如锥扎。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但丁纪念碑》，1818年
弗朗切斯科·阿耶兹（Francesco Hayez）是19世纪初意大利北部最杰出的画家。但实际上，竞争也并不激烈。自米兰新古典主义艺术家朱塞佩·博西和安德烈·阿皮亚尼分别于1815年和1817年离世，意大利面临一片艺术人才的荒漠。博西与阿皮亚尼都没有留下名徒，除阿耶兹外唯一值得称道的艺术家是博洛尼亚的佩拉希奥·帕拉吉（Pelagio Palagi），一位建筑师、装饰家、雕塑家、家具设计师与肖像画家，热衷于考古学（他私人收藏颇丰，包括古罗马、伊特鲁里亚、希腊以及埃及的大理石、青铜、金、银、玻璃制品，并擅长将其中图案借鉴至自己的作品中）。 [1] 即便如此，帕拉吉只能算是小有成就，称不上伟大——他的画作始终带有一种学术派的保守气质，缺少生机与热情。与博西和阿皮亚尼一样，帕拉吉也因与拿破仑政权关系密切而受到波及。
1820年，阿耶兹在布雷拉学院展出了一幅轰动性的历史题材画作。画中，一位无名的15世纪军事长官在家人的恳求下，拒绝了为威尼斯共和国出征的指令。那一年，阿耶兹28岁。1791年，他出生于威尼斯一个普通人家，在1809年获得奖学金前往罗马学习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接受雕塑家安东尼奥·卡诺瓦的指导。阿耶兹较少关心政治事务（在绘画之外，爱情是他的首要追求），拿破仑帝国最后几年里横扫欧洲的关键事件似乎并未对他造成深刻影响。免除兵役对他而言可谓巨大的解脱［刚刚在歌剧圈崭露头角的年轻作曲家罗西尼（Rossini）也是如此，他在1812年与阿耶兹相识并成为朋友］， [2] 当奥地利人重回意大利北部时，阿耶兹刚刚完成教皇委派的任务并返回威尼斯发展自己的事业，直到1820年他才回到米兰。
阿耶兹早期作品的灵感偏向古典，但在1820年展出于布雷拉的画作中，他选择了中世纪的题材。他在回忆录中提到，无数个夜晚，他研读西斯蒙迪所著的意大利中世纪共和国历史（这本书迅速被意大利爱国者奉为经典），以寻求一个合适主题。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真正的灵感源泉是政治性较弱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 Venise ，1759—1768年）， [3] 作者是法国人马克-安托万·洛吉耶（Marc-Antoine Laugier）。画作展出时，阿耶兹为强调其历史渊源，加上了一个详尽的题目：《彼得罗·罗西（Pietro Rossi），帕尔马爵士，土地被维罗纳的德拉斯卡拉斯家族夺走。他在自己驻守的蓬特雷莫利城堡收到邀请，希望他指挥威尼斯军队向敌人进军，妻子和两个女儿却哭着央求他不要接受委任》。
米兰人立即将这幅画奉为革命性作品——宣示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超越。艺术评论家对作品的感染力赞赏有加，其对历史细节的关注（城堡建筑、人物服饰与骑士甲胄——而画面的色彩、手势与倾斜的头颅都显示出阿耶兹对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艺术家乔尔乔内、西玛和卡尔帕乔的研究） [4] 以及打破陈规的人物造型亦引人注目，画中人物背对观众，面孔隐而不现，营造出紧张而神秘的氛围，吸引观众以想象力来构思叙事与表达。画面右侧，痛哭的女儿将爱国精神、崇敬与预言性完美地凝聚于一身，该人物的创作灵感来自卡诺瓦在圣十字教堂阿尔菲耶里墓前创作的意大利雕塑。 [5] 阿耶兹对罗西所处的进退两难境地的成熟描绘也让批评家钦佩不已。罗西的面容与姿态中透出冷静、尊严、悲伤与自我反思的不确定性，这似乎很好地表达出了摆在他面前的选择的重要性：究竟是回应爱与家庭责任的召唤，还是抗击他的敌人德拉斯卡拉斯家族（他选择了后者，并身殒其间）。但是，阿耶兹1820年画作的成功并不仅仅来自其对浪漫主义的捍卫，政治因素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欧洲政治家于1814年11月齐聚维也纳协商政治新秩序时，他们最关心的是维持稳定与和平，遏制法国的帝国主义倾向，并将革命扼杀在摇篮里。他们认为，人民主权的观点是此前25年混乱局势的根源，决定为维护“正统主义”原则将其舍弃：沿袭拿破仑征服以前君主与国家的合法权利。简言之，这个方案意味着恢复1789年的国家边界，但在实行的过程中相对灵活。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与俄国等主要获胜国的野心加上对权力均势、抑制法国的需求，导致部分小国成了牺牲品，其中包括意大利的热那亚与威尼斯共和国。
至于“民族”的观念，如今已脱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性外衣，退回历史实用主义的保守领域。民族不再是永垂不朽的神秘实体，也不再需要从人们的自由意志中寻求表达，民族只存在于群体展现的保持政治独立性的能力中。故此，意大利并非一个民族。正如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亲王在1847年的残酷断言，意大利是“一个地理称谓”。 [6] 意大利民族主义也不过是一小撮宗派人士及知识分子的妄想。这些人自以为他们有权威胁现有的政治社会秩序，搅乱人民大众的平静生活。说实话，普通百姓除了温饱安康、政治清明与法律严正以外，还有什么需求呢？
在维也纳议会的保守氛围中，英国自由主义者本廷克勋爵对意大利民族主义的支持被老派的王朝政治取代。各国一致同意，奥地利在德意志与比利时失去的领土应该以意大利的掌控权作为补偿。伦巴第、前威尼斯共和国、特伦蒂诺（Trentino）与瓦尔泰利纳（Valtellina）共同组成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作为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由维也纳派遣总督进行统治。托斯卡纳大公国由奥地利皇帝的弟弟——洛林家族的斐迪南三世（Ferdinand III of Lorraine）统治，帕尔马的公爵领地也被划给他的女儿玛丽亚·路易莎（Maria Luisa）。摩德纳将由奥地利-埃斯特家族的弗朗切斯科四世统治，卢卡归于帕尔马的波旁王室。在意大利中部与罗马涅，教皇国得到完整重建，但奥地利人有权在费拉拉、皮亚琴察与科马基奥（Comacchio）设立驻军站点，以便在出现问题时轻易地介入教皇领地。在南方，波旁的斐迪南四世恢复了曾经的王国（重新命名为两西西里王国，代表着失去独立资格的西西里人），却也以同意与奥地利建立永久防御联盟为代价。而皮埃蒙特-撒丁被视为法国与奥地利之间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因而成为意大利唯一完全独立的国家，统治者维克托·伊曼纽尔一世是一位主意颇多的反变革者。
但复辟不代表时针倒转。拿破仑时期引入的行政、法律以及其他改革大多沿袭至1815年以后。更重要的是，新的更加中央集权的政府机制、封建制度的终结，以及贵族和教会诸多古老特权的废除增强了君主权力，似乎终于以王权的胜利终结了国王与贵族、中央与地方间的斗争。即便国家权力的增强会引起不满——这在某些地区一定会发生——政府还是希望更高效的官僚及司法体系，学校、道路和公共设施的优化，以及更低（至少相对于拿破仑时期）、更公平的税收能平息这种不满。
不过，虽然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新政府形式被统称为“行政君主制”，但实际上彼此区别较大。撒丁岛的封建制度直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才最终被废除，皮埃蒙特与利古里亚的法典直到1848年才在该岛推行。在意大利南部，斐迪南愉快地保留了（既出于惰性又源于审慎思考）法国的司法结构与拿破仑法典（但依照教会的意愿做出了一些改变，比如禁止离婚），这让那不勒斯律师在之后几十年都有理由宣称，他们拥有整个意大利最复杂的法律体系。但在皮埃蒙特，脾气糟糕的维克托·伊曼纽尔恢复了拿破仑统治前的法律。1814年，维克托·伊曼纽尔结束了8年的流亡，头戴老式假发辫子，从撒丁岛回到都灵。他否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将自己的权力置于法庭裁决之上。社会对犹太人与新教徒的歧视卷土重来，贵族重获古老特权，长期占有剧院的包厢。但曾经的热那亚共和国无法接受如此保守的制度，维克托·伊曼纽尔被迫允许国民保留许多拿破仑改革的成果。 [7]
意大利中部也在1815年后经历了各不相同的转变。在帕尔马的小范围领地上，新统治者玛丽亚·路易莎拒绝向教会妥协，她大力发展经济与公共教育，维持法国法律（毕竟她曾是拿破仑的第二任妻子）。但在邻近的摩德纳，野心勃勃的弗朗切斯科四世深受反动浪漫主义的影响，希望在这片封地里建立起王权与教权的紧密联盟。他将行政权归还给埃斯特家族，清扫拿破仑时期的一切立法，迎回耶稣会与其他宗教秩序，并力图拉拢名为“枢机主教会议”（Consistorials）的神秘主义天主教派别（据当时许多人所言，这个秘密教派密谋将奥地利人驱逐出伦巴第-威尼西亚，将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置于弗朗切斯科的统治之下）。 [8] 斐迪南三世谨遵托斯卡纳大公国开明的改良主义传统，而教皇国拒绝任何沾染法国气息的事物——或者可以说是一切现代事物，连路灯与疫苗都被禁止。 [9]
复辟时期的统治者希望重新建立一个等级鲜明、秩序井然的世界。他们希望通过教会的道德支持赢得民心，将百姓掌控于政权之下。但他们面临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行政体系的开销，尤其是奥地利庞大驻军给国库施加的压力，意味着他们不能将税收降至理想水平。关税和海关壁垒的恢复对农业与商业造成了恶劣影响，食品价格与供应剧烈波动。饥荒的威胁从未消退（1815—1817年尤为惨烈），而贫穷是普遍现象：182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教皇国的250万人口中，共有40万名乞丐、无业游民和失业者。 [10] 各国地主疯狂吞并土地，波旁王朝试图将意大利南部的公共土地分给农民，贪婪的地主却拖延法庭审判长达几十年之久，以阻止计划的推行。
义务征兵是民怨的另一源头。拿破仑时代改变了国家间军事冲突的性质——从规模有限的王侯功业转变为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总体战”。大规模军队是必要的（这导致在19世纪，激发公民忠诚的重要性远超18世纪）。伦巴第-威尼西亚在1815年8月引入征兵制度，激起农民的广泛不满；1820年，兵役年限从4年提高到8年（大部分时期在海外服役）。 [11] 1817年，皮埃蒙特的常备军从1.2万人扩充到3万人，服役时长达8年。南部的兵役期相对较短，只有6年，但对境内骚乱的恐惧让波旁王朝在和平年代养兵6万。 [12] 西西里人的忠诚度受到严重质疑，故不必履行兵役义务。
人民大众固然令复辟政府分外担忧，但天主教会的复兴令政府充满期待：宗教秩序、使命、大赦年与朝圣，以及无数恢复或新生的宗教风俗——尤其是有关圣母马利亚的念珠、痛苦圣母、马利亚月等——将浇灭农民的怒火。真正的问题在于受教育阶级。多年来，他们接触到的思想都与绝对主义完全对立，这些在拿破仑时期极具影响力的观点如今被曾经的贵族推翻——尤其是在教皇国与皮埃蒙特（尽管贵族因缺乏政治技巧，很快被迫做出转变）。
在意大利南部，斐迪南国王留用了拿破仑政府的公务员与军官，但问题出在教育系统：毕业生人数远超社会岗位需求，尤其是律师。
矛盾的是，上层阶级最大的不满在于不彻底的复辟。拿破仑政权猛烈冲击了大部分古老贵族：令这些世家几代人引以为傲的地方势力与特权被一扫而空。地方影响力的丧失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省级与市镇议会的建立得到补偿，贵族与专业人士占据了大部分席位，但这些议会的影响力始终不足。在1814年至1815年，公务员与军队自然是中央集权的有力支持者，但大部分保守派都极度渴望重新掌握过去的权力。 [13] 愿望与现实的落差让他们诉诸宪政自由主义甚至民族统一理想，以求改变当前的复辟方案，重获影响力。
米兰在拿破仑统治下迸发的文化活力以及意大利共和国、意大利王国留下的印记，让奥地利总督海因里希·贝勒加德（Heinrich Bellegarde）伯爵意识到伦巴第和威尼西亚很难融入奥地利帝国。贝勒加德是一位富有政治头脑的出色军人，多年来忠心耿耿，却并不认同维也纳推行的中央集权政策（他的祖籍在萨伏依，这或许让他对意大利人的愿望更加感同身受）。他认为，允许高度自治才是上策。1815年7月他告诉梅特涅，让伦巴第-威尼西亚行政系统尽可能独立且“民族化”，是奥地利在意大利保持影响力的最佳途径。拿破仑的统治使意大利民族统一的梦想逐渐成真（他抱怨道，米兰“弥漫着统一的精神”），任何将不同意大利群体如德意志邦联那样聚集在一起的安排“都深受各方欢迎”。 [14]
奥地利皇帝喜爱并敬仰意大利及其文化——他出生在托斯卡纳，也在那里长大——但他最关心的始终是整个帝国的良性运转。对他而言，意大利各省是重要的财政收入与兵力来源，但它们最关键的作用是帮助奥地利制约法国。几个世纪以来，伦巴第平原是法国与哈布斯堡斗争的焦点，正如梅特涅那句简短的评论：“我们在波河守卫莱茵河。”
[15]
这就是为什么维也纳如此坚决地掌控着伦巴第-威尼西亚，绝不迎合当地的自治情绪。梅特涅也非常喜爱意大利，但他中意的是意大利的过去，而非它的未来。1817年访问亚平宁半岛时，他假扮为一名天真的游客而非政治观察者，为“巨大的雪花石膏竟如此贱卖”而惊呼，也愉快地欣赏着托斯卡纳农民的复杂与魅力。他感受到了意大利那宁静的、不能被打搅的美丽（“我可以说，‘沉睡’是也必须是当代政治的基础”）。
米兰对奥地利统治深怀怨恨。过高的税收受到民众的抨击——不过，当局从未公开王国预算，人们也就无从证实这项指控。针对皮埃蒙特与法国的超高贸易保护壁垒迫使商人们放弃热那亚与里昂的广阔市场，他们不得不在其他地方寻觅商机。官僚与司法机构的职位只向以德语为母语的人开放，引发了公务员与律师的不满。奥地利皇帝的确试图引入代议制度（拿破仑不曾准许）以纾解日益激化的矛盾，建立起由有产阶级代表组成的中央评议会（Central Congregation）。但这些代表由中央政府指定，仅仅起到顾问的作用。为化解伦巴第人与威尼斯人长久以来的竞争对抗，当局也曾（徒劳地）尝试将两个地区的行政单元分隔开，各设长官（以及分离的中央评议会）。但这个安排并不足以补偿丧失首都身份给米兰带来的损失。
因此，当奥地利当局为赢得有识精英支持、抑制意大利民族主义情绪而开放米兰，使其与先进的欧洲文化接轨时，他们很快发现事与愿违。当局有意聘请乌戈·福斯科洛主编新政府资助的文学期刊《意大利图书馆》（ Biblioteca italiana ），福斯科洛几经犹豫最终拒绝，开始了流亡生涯。《意大利图书馆》于1816年1月面世，刊登了一篇由斯塔尔夫人撰写的有关文学翻译的文章，这本是个不痛不痒的主题，却很快成为奥地利知识分子辩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孰优孰劣的政治战场。有关当局急于规避风险，《意大利图书馆》很快放弃了推行新浪漫主义的目的，中规中矩地传达着米兰的保守主义文化。
斯塔尔夫人不曾发表挑衅言论，但她的自由主义姿态与对意大利独立事业的支持尽人皆知，其文中的观点自然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义。她提出，意大利文学较为偏狭，若能以开放的胸怀吸纳同时代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德两国的文学思潮，将受益匪浅。意大利写作多运用艺术技巧，缺少真诚与直率，而通过翻译接触欧洲的浪漫主义能够弥补这一缺憾。然而，当她提出意大利的艺术未能承担教育民众的公民使命时，这些言论已超出了纯文学探讨的范畴；话既出自斯塔尔夫人之口，则显然是指自由主义兼爱国主义教育。她尤其希望意大利剧场的氛围得以提升，正如席勒与施莱格尔影响下德意志的剧场。她提到，意大利人如今出了名地喜欢在演出时闲聊，而非专心观戏，这个习惯无益于提升“民族的智力”。艺术的目标应是快乐与“公共教育”的结合，以此追求真正的伟大。毕竟，意大利除了艺术还有什么为人称道之处呢？若艺术陨落，意大利人“将堕入深眠，即使太阳也无法将他们唤醒”。 [16]
在斯塔尔夫人的启迪下，米兰的自由主义爱国者开始全力支持浪漫主义事业。艺术应当简明直率，必须忠于自然，题材必须源于当下或过去的真实生活。艺术应追求描绘出人类最充沛、最复杂的情感与经历。正如诗人乔瓦尼·贝尔谢（Giovanni Berchet）于1816年所言，艺术必须努力“提升人之品行”，这句话后来成为意大利浪漫主义的宣言。这意味着，意大利文艺要冲破传统的贵族圈子（贝尔谢认为贵族文化曲高和寡且混杂了其他文化的因素，“失去了民族的印记”），转而呈现给“所有会读会听的人”，即“人民”（未受教育的大众，或“霍屯督人”，曾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伦巴第的新生代职业作家，贝尔谢与同僚以写作为生，希望将意大利塑造为“普遍文学化的国度”，由“上千万”既关注个人物质利益又心怀理想精神的读者组成（或多或少是一种空想）。 [17]
1818年9月至1819年10月，奥地利审查机构终于不堪重负，伦巴第的自由浪漫主义团体得以在夹缝中发行其优秀的刊物《调解者》（ Il Conciliatore ）。该刊的供稿人包括几位重要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如满怀爱国热情的贵族费代里科·孔法洛涅里、律师吉安·多梅尼科·罗马尼奥西（Gian Domenico Romagnosi），作家西尔维奥·佩利科（Silvio Pellico）、卢多维科·迪·布雷梅（Ludovico Di Breme）、埃尔姆斯·维斯孔蒂（Ermes Visconti）和贝尔谢。《调解者》兼收并蓄，收录文章主题广泛，从经济、地理、法律到科学、宗教、教育和文学，无所不包。历史题材所占比重最大，斯塔尔夫人的好友西斯蒙迪于1818年完成意大利中世纪共和国历史巨著的最后一卷，同年该作被翻译为意大利语。正是《调解者》吹响了关注中世纪意大利的号角——不仅是因为当时欧洲北部的浪漫主义作家（尤其是沃尔特·司各特）喜爱中世纪主题，更是由于人们日益深信中世纪是意大利民族的根源，城邦的活力、公民尊严与战士美德为亚平宁半岛创造出独立、自由、经济繁荣与文化昌盛的辉煌景象。 [18]
但《调解者》的受众范围究竟如何呢？主办方固然期待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编辑们在撰写策划方案时称，长期以来，知识始终被限制在“修道院与学术机构”的少数意大利学者之中，他们就语法等无关尘世的主题展开深奥艰涩的辩论。而如今，现实有了转变，“公众”不愿参与严肃讨论的情形（由“长久和平导致的沉睡”及“意大利各群体缺少沟通”导致）已在过去20年的巨大社会变动中结束。“悲剧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教会人们思考并接受新观点。为满足人民的需求，米兰作家出于献身“公共利益”的热忱，“决心为意大利公民提供一份新刊物”。 [19] 然而，他们的乐观缺乏事实基础，这一小部分自命不凡的作家写下的文章仅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豪华沙龙里流传。《调解者》最终只有240个订户，几乎全部来自米兰城，不久便以停刊告终。而相比之下，全国约有2 000万居民。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如何与广大人民建立联系成为意大利爱国者们面对的最大问题。
1820年夏天（阿耶兹展出那幅彼得罗·罗西在家庭幸福与战斗间痛苦抉择的油画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着革命的气息。这一年年初，加的斯军队哗变在西班牙掀起了革命的浪潮，国王被迫于3月恢复1812年的民主宪法。在西班牙局势的鼓舞下，意大利南部的秘密社团开始筹划起义。7月初，30名诺拉镇（Nola）烧炭党人在本地驻军的支持下沿乡间挺进阿韦利诺（Avellino），在洪亮的号角声中高呼“自由与宪法万岁”。两个团的部队从邻近的那不勒斯加入烧炭党起义军，领导人古列尔莫·佩佩（Guglielmo Pepe）曾是拿破仑手下的军官，征战西班牙的亲身经历让他认识到游击战的巨大潜力。斐迪南国王很快屈从，答应叛军的要求并引进西班牙宪法。7月9日，暴动者在那不勒斯的街道上举行胜利游行，诺拉镇的“穆基乌斯·斯凯沃拉”（Mucius Scaevola）销售组成员光荣地领头前行，一路上奏响凯旋的乐章，黑、红、蓝的烧炭党旗帜在空中飞扬。几天后，革命之火扩散至西西里，但起义军自暴动之初便在对宪法的选择（西班牙宪法或1812年的西西里宪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坚持西西里独立于那不勒斯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革命的态势也影响着亚平宁半岛北部，维克托·伊曼纽尔一世在皮埃蒙特推行的反动政策激怒了贵族中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在19世纪20年代后期要求颁布宪法，发动战争解放伦巴第-威尼西亚，在萨伏依王朝的统治下建立“上意大利王国”（Kingdom of Upper Italy）。这些诉求似乎的确有机会成功——南部的起义让人们逐渐相信（事实亦如此）奥地利很快将被迫向南部派兵，北部武装势必松懈。那年秋季，皮埃蒙特人与伦巴第自由主义者加强了往来，米兰《调解者》编辑部成员率先开启叛乱的准备工作，他们大多是秘密社团阿德尔菲亚后期转变而成的“意大利同盟”的成员。不过，计划的实施完全取决于皮埃蒙特国王是否接受糖衣——针对宿敌奥地利的王朝扩张战争——包装下的立宪主义，而他们无法预测国王的选择。
面对意大利的起义动乱，奥地利向各大国请求军事支援。法国与俄国对奥地利在半岛丧失影响力喜闻乐见，却不愿看到那不勒斯引入西班牙的民主宪法。在英国，对意大利自由主义与独立的支持较为强势。伦敦虽不愿军事镇压革命起义，却也不会选择在维也纳会议后不久即与梅特涅产生龃龉。由此，当各国于10月齐聚西里西亚召开解决意大利问题的特拉波（Troppau）会议时，奥地利成功促成一项书面声明，允许其对两西西里王国进行军事干预以恢复专制。英法两国并未签署这份声明——预示着它们未来对意大利独立的支持——却也不打算否决奥地利的行动。出于对英法的尊重，梅特涅同意邀请斐迪南国王参加1821年1月在卢布尔雅那举办的另一场会议，以解释他为恢复秩序而采取的措施。
特拉波声明在那不勒斯自由主义者中间引发了恐慌，但斐迪南向议会与“民族”庄严起誓，在卢布尔雅那会议上，他定会确保人民享有“智慧而自由的宪法”。但他甫一出国便扯下面具，告诉梅特涅自己是被迫接受宪法的，请求奥地利武装介入。2月初，奥地利军队跨越波河进入教皇国并向南征伐。那不勒斯很难组织起有力的反抗，军队中若阿基姆·缪拉曾经的支持者与更倾向于民主的烧炭党成员严重不和，造成军队分裂，他们无法为捍卫革命成果达成有效方案。事实上，那不勒斯最精良的部队已于夏季被派遣至西西里，阻止其独立企图（也为了支援当地贵族阶级。这些举起反旗的贵族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城市与农村的劳动者很快找上他们，要求清算旧账，废除税收并取得土地）。拿破仑统治下的西班牙农民大起义也不大可能发生在那不勒斯，就像1799年那不勒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能赢得农民大众的支持一样。因此，奥地利军队近乎畅通无阻地攻破边防，于4月23日侵入那不勒斯。在此过程中，唯有半岛战争的老兵古列尔莫·佩佩发起了顽强抵抗。
与此同时，皮埃蒙特爆发革命。当地局势自年初起急剧恶化：都灵大学的两名学生因在剧院佩戴红色贝雷帽而被捕，愤怒的人群在1月发起暴动并遭到军队的武力镇压，自由主义者在此后的数个星期里迅速筹划反奥起义。这些社团人士计划中的关键人物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卡洛·阿尔贝托（Carlo Alberto），一位严谨信奉宗教、不安全感强烈的年轻人（朱塞佩·马志尼称其为“王室中的哈姆雷特”）。 [20] 拿破仑统治时期，他曾在法国被抚养长大，这应在他身上留下了自由主义与爱国的印记。那几个月里，阿尔贝托无疑欣然接受了贵族社团人士投来的关注，让他们一心相信他将在起义爆发后给予支持，说自己将说服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通过宪法然后入侵伦巴第-威尼西亚。3月6日，叛乱的主要密谋者拜访卡洛·阿尔贝托，告知他一切已准备就绪，“萨伏依王朝史上最光荣的时代”即将开始。 [21] 他显然批准了此次行动，并与政变领导人——理想主义者圣罗萨伯爵圣托雷（Count Santorre di Santarosa）握手。三天后，一面三色旗（可能是意大利王国的绿、白、红三色旗） [22] 在亚历山德里亚要塞升起，起义正式开始。
但计划未能如愿。尽管皮埃蒙特其他地方的守军纷纷响应亚历山德里亚的起义号召，升起三色旗并要求引入西班牙宪法（尽管有些地方使用的是烧炭党的三色旗），但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生怕激怒奥地利，无意支持起义计划，他迅速宣布退位，给予叛乱者致命一击。他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弟弟、坚定的反革命者卡洛·菲利切（Carlo Felice，当时身在摩德纳），并任命卡洛·阿尔贝托为临时摄政王。卡洛·阿尔贝托如今进退两难，他本应履行承诺，于3月15日推行西班牙宪法，但不得不背负起另一个誓言：“我宣誓效忠卡洛·菲利切国王，愿上帝帮助我。” [23] 两天后，米兰自由主义者派出代表团敦促其下令攻打伦巴第，却遭到拒绝。
卡洛·菲利切从摩德纳向卡洛·阿尔贝托发布声明（用法语明确表达：他蔑视关于意大利爱国主义的一切），宣称绝不容忍宪法或任何触犯“绝对王权”的事物。卡洛·阿尔贝托两头周旋，他并未将这份声明公之于世，而是任命圣罗萨为战争大臣，以安抚叛军，自己则在3月22日夜间秘密逃离都灵，前往忠于卡洛·菲利切的诺瓦拉寻求庇护。圣罗萨骤然失去依托，许多同谋者因卡洛·阿尔贝托的背叛而灰心丧气，圣罗萨果断动用全部兵力解放伦巴第并守卫革命成果，不断发布声明效忠国王，反复提及“敬意”“荣耀”“美德”“同胞”“祖国”“民族”等词——但这个“民族”究竟是否仅限于意大利北部，我们不得而知。
圣罗萨完全是在对牛弹琴。这场革命发起于军队内部，其参与者甚至仅限于军官阶层。当失败似乎已成定局，普通士兵逐渐溃散。绝大多数民众对宪法与解放“伦巴第同胞”的言论无动于衷。在卡洛·菲利切向仍在卢布尔雅那开会的各大国请求援助，奥地利决定向皮埃蒙特派兵之后，圣罗萨的动员更是毫无起色。革命军残部向东来到诺瓦拉，希望得到当地驻军的支持，这已是他们最后的放手一搏（“诺瓦拉的战士们！难道你们就要和祖国最残酷的敌人为伍吗？……绝不！兄弟们！让我们并肩战斗！”）。 [24] 然而，面对提契诺河西岸的1.5万名奥地利士兵，他们毫无胜算。4月8日，他们被彻底击败于诺瓦拉的城墙之外。奥军随后攻占了亚历山德里亚（出于羞辱的目的，他们将城市的钥匙呈给皇帝），增派驻兵，诺瓦拉的指挥官则向都灵进发。
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一样，皮埃蒙特的革命终究也惨淡收场。上千名反叛者逃至法国与瑞士或乘船前往西班牙。圣罗萨用假名在巴黎避难，并撰写回忆录。他与年轻的哲学家维克多·库辛（Victor Cousin）成为朋友，在其帮助下躲避警方的追捕。但他最终没能逃过监禁与流亡的命运，先是在英格兰奇斯威克（Chiswick）投奔乌戈·福斯科洛，而后移居诺丁汉以教法语和意大利语为生。1824年11月，他启程投身希腊的独立斗争，但意大利人在国际上的尴尬身份使他未获重用。1825年5月8日，埃及军队进攻斯法克蒂里亚岛（Sphacteria），圣罗萨战死沙场：据称，他死前状态十分糟糕，即使敌方手下留情也不一定能保住性命。没有人找到他的尸骸。 [25]
圣罗萨与其他1821年流放者的命运深深打动了一位赤诚青年的心，这位笃信宗教的年轻人是沃尔特·司各特的忠实读者，喜爱一切浪漫主义文学，在生活中也有轻微的戏剧化倾向。他正是朱塞佩·马志尼。1821年4月，马志尼还是一名15岁的大学生，他与母亲在热那亚的码头边遇到了一群急于逃往西班牙的叛乱者，这些人绝望地向过路者乞求帮助。多年后他回忆起这个场景：
不远处，一个神情肃穆凶狠的男人叫住我们，他皮肤黝黑、胡须浓密，那锐利的目光深深烙在我的记忆中。他伸出双手，捧着一块白色的小手帕，简短地道明来意：为了意大利的流亡者们。母亲与她的朋友在手帕里放了一些钱……正是在那一天，我萌生了一种复杂的心情……我意识到我们意大利人能够，也应当为了祖国的自由而奋斗……后来，这些落难士兵中有许多人成了我的朋友，但这份回忆如影相随，在深夜的梦中不断重现……在学校的长椅上……在喧闹的学生生活中，我始终悲伤而且感到困扰，仿佛在那一瞬间就已长大。幼稚的我决定只穿黑衣，想象自己在为我的国家默哀……太过沉浸其中，母亲甚至担心我会自杀。 [26]
1820年至1821年的革命被镇压后，意大利政府全面实行高压统治。教会的影响力几乎渗透到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统治者试图以虔诚的社会氛围扼杀具有颠覆性的自由主义思想。天主教不容异见的道德戒律尤其体现在教育与审查制度上。轰轰烈烈的肃清工作在南部的军队、公务员乃至司法体系内展开，烧炭党人在重创下分崩离析，在各地通常以新名称与新仪式延续下去。在教皇国，犹太人的处境再度一落千丈，几百名政治嫌疑犯被捕，其中，秘密社团兴盛的罗马涅是重灾区。在皮埃蒙特，卡洛·菲利切谨遵其保守直觉，对知识分子毫无信任（“受教育者为恶，无知者为善”）， [27] 法院判处几十名反叛者死刑（几乎都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亦系统性清理了异见者。
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政治审判在伦巴第展开，审判对象包括近百名意大利同盟、烧炭党等秘密社团成员。1823年11月，费代里科·孔法洛涅里、路易吉·波罗-兰贝滕吉（Luigi Porro Lambertenghi，《调解者》创始人之一）、乔治·帕拉维奇诺-特里武尔齐奥（Giorgio Pallavicino-Trivulzio）、弗朗切斯科·阿雷塞（Francesco Arese）等12位米兰知识界的领导人物被判处死刑。在此之前，作家西尔维奥·佩利科也接到了死亡判决。许多被告在接受讯问时崩溃，供出了其他共谋者的名字（无论后期宣传如何，奥地利当局的确公正执法，并未严刑逼供），伦巴第的秘密社团几乎被彻底铲除。大部分被判死刑者此前已逃亡海外，皇帝也同意为未及时出逃者减刑，以其他责罚代替死刑，但烈士的光环仍环绕着他们——尤其在1832年以后，西尔维奥·佩利科在施皮尔贝格城堡监狱的8年监禁日记译本面世，这本书对奥地利的国际声誉造成了极端恶劣的影响。 [28]
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阻碍自由主义者通过出版印刷传播思想，其他媒介逐渐成为宣扬爱国情感的载体。绘画原本只能展示给有限的观众，但阿耶兹及同时代画家的经典作品都以版画的形式广为复制。由此，彼得罗·罗西忍痛离开家人奔赴战场等画面歌颂了公共道德的关键特质，为自由主义者积攒了社会声望与力量。此外，在天主教艺术传统的耳濡目染下，社会已将承受苦难视为神圣性的考验，展现世俗痛苦的画作因而焕发出强大的震撼力。当弗朗切斯科·阿雷塞三年刑满被释放，从施皮尔贝格城堡回到米兰时，他请阿耶兹为自己创作了一幅肖像，画中的他坐在空荡的石牢房里，铁链束缚着双脚（这样画或许是出于良心的拷问：他曾向警方揭发同伙以换取最轻的责罚）。阿雷塞的高贵仪容与他那曲意逢迎的暗淡处境形成强烈对比，旨在带来强烈的感性冲击。
而当油画的主题取自意大利历史时，另一种效果又出现了：联系过去不仅具有启发性与指导性，还可以描绘出“民族”传统的轮廓，让当代意大利人体会传承之感。乔治·帕拉维奇诺-特里武尔齐奥买下阿耶兹的著名画作《彼得罗·罗西》后（他的死刑也被改为20年监禁，他几乎服满刑期），在施皮尔贝格的狱中决定委托佩拉希奥·帕拉吉为该画创作一幅姊妹篇（帕拉吉与阿耶兹是朋友亦是对手）。他指定的主题依旧是牺牲家庭幸福成就伟大使命：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帕洛斯（Palos）港口与两个年幼的儿子道别，起航探索新世界。哥伦布是土生土长的热那亚人，人们自然有理由将他收录至意大利名人榜，歌颂其探险精神与非凡成就。在王朝复辟时期，哥伦布的事迹风靡伦巴第，以他为主题的人物传记及叙事史诗分别于1818年和1826年在米兰出版。哥伦布的形象亦出现在帕拉吉等艺术家的油画与歌剧作品中，其中包括年轻的那不勒斯作曲家路易吉·里奇（Luigi Ricci）于1829年创作的歌剧。 [29]
然而，描绘中世纪意大利的热潮也带来了许多尴尬的问题。维科、科科等学者曾推翻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时期关于现代意大利起源于古罗马的观念，宣称前古典时期和平统一、富有修养的伊特鲁里亚文明才是意大利的真正起源。而1815年后的史学家大多认为欧洲各民族形成于公元5世纪后血腥的野蛮征伐时期，这一时期传递的爱国讯息则大多含混不清。哥伦布的确志存高远、精力充沛，但他为何不得不仰赖西班牙的资助呢？彼得罗·罗西当然也是一位决心击垮敌人的勇猛战士，但他的敌人又是谁呢？不是外国入侵者也不是压迫者，而是维罗纳的贵族——换句话说，是他的意大利同胞。
[1] Cf. Pelagio Palagi: artista e collezionista. Mostra organizzata dal Museo civico con il contributo della Regione Emilia Romagna (Bologna, 1976).
[2] F. Hayez, Le mie memorie dettate da Francesco Hayez (Milan, 1890), p. 21.
[3] M.C.Gozzoli and F.Mazzocca (eds.), Hayez (Milan, 1983), p. 86.
[4] I. Marelli, Brera mai vista. Il Romanticismo storico: Francesco Hayez e Pelagio Palagi (Milan, 2001), p. 16.
[5] F.Mazzocca, ‘La pittura dell’Ottocento in Lombardia’, in E.Castelnuovo (ed.), La pittura in Italia: l’Ottocento , Vol. 1 (Milan, 1991), p. 102.
[6] Cf. F.Venturi, ‘L’Italia fuori d’Italia’, in Storia d’Italia. Vol. 3: Dal primo Settecento all’Unità (Turin, 1973), pp. 1217–18.
[7] Cf. A.Scirocco, L’Italia del Risorgimento 1800–1860 (Bologna, 1990), pp. 35–55.
[8] A.Balletti, Storia di Reggio nell’Emilia (Rome, 1968), pp. 615–32.
[9] Cf. L.C.Farini,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 1850 , Vol. 1 (Florence,1853), pp.6–15.
[10] G. Candeloro,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 2: Dalla restaurazione alla rivoluzione nazionale 1815–1846 (Milan, 1974), p. 61.
[11] D. Laven, Venice and Venetia under the Habsburgs, 1815–1835 (Oxford, 2002),pp. 122,140–42.
[12] Scirocco, L’Italia del Risorgimento , p. 61.
[13] M.Meriggi, ‘Centralismo e federalismo in Italia. Le aspettative preunitarie’, in O.Janz, P.Schiera and H.Siegrist (eds.), Centralismo e federalismo tra Otto e Novecento. Italia e Germania a confronto (Bologna, 1997), pp. 52–5.
[14] Candeloro,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 Vol. 2, pp. 28–9.
[15] Laven, Venice and Venetia , pp. 79–80.
[16] Madame de Staél, ‘Sulla maniera e le utilità delle traduzioni’, in Biblioteca italiana (Milan), January 1816, pp. 16–18.
[17] G.Berchet, Lettera semiseria di Grisostomo , introduction by A.Galletti (Lanciano,1913), pp. 109–12,118, 121,146–7.
[18] Cf. M.Thom, Republics, Nations and Tribes (London, 1995), pp. 289–305.
[19] Candeloro,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 Vol. 2, pp. 33–4.
[20] Cf. Scritti editi ed inediti di Giuseppe Mazzini , Vol. 39(Imola, 1924), p. 9(‘Parties and afairs in Italy’).
[21] Candeloro,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 Vol. 2, p. 106.
[22] Cf. R.Balzani, ‘I nuovi simboli patriottici: la nascita del tricolore e la sua difusione negli anni della restaurazione e del Risorgimento’, in F.Tarozzi and G.Vecchio (eds.), Gli italiani e il tricolore. Patriottismo, identità nazionale e fratture sociali lungo due secoli di storia (Bologna, 1999), pp. 146–7.
[23] Candeloro,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 Vol. 2, p. 114.
[24] P. Giudici, Storia d’Italia narrata al popolo. Vol. 4: Il Risorgimento (Florence,1932), p. 335.
[25] L.Gigli, Santarosa (Milan, 1946), pp. 221–323.
[26] G.Mazzini, Note autobiografiche , ed. R.Pertici (Milan, 1986), pp. 52–3.
[27] F.Lemmi, Carlo Felice (1765–1831) (Turin, 1931), p. 182 (9 May 1822).
[28] Cf. S.Romagnoli, ‘Narratori e prosatori del Romanticismo’, in E.Cecchi and N.Sapegno (eds.),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Vol. 8: Dall’Ottocento al Novecento (Milan, 1968), pp. 150–57.
[29] R. J.M.Olson, Ottocento. Romanticism and Revolution in 19th Century Italian Painting (New York, 1992), p. 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