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在政见方面并非强势老练，却似乎总能准确把握住听众的情绪。1861年初，他受圣彼得堡皇家剧院的委托创作了一部新歌剧。就在几个月前，恰似机缘巧合的一系列惊人事件促成了意大利统一，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II）成为意大利国王，卡米洛·加富尔（Camillo Cavour）伯爵就任第一任首相。在此背景下，威尔第迅速为新作定下主题，故事取自西班牙著名作家及政治家里瓦斯（Rivas）公爵30年前创作的《唐·阿尔瓦罗》（ Don Alvaro ），或称《命运之力》。从1861年的夏末至秋季，威尔第潜心创作，1862年11月，我们今天称之为《命运之力》（ La forza del destino ）的歌剧在圣彼得堡首演。演出大获成功，沙皇将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授予作曲家威尔第，尽管俄国音乐界的民族主义者不满帝国勋章竟被外国人揽入囊中，组织抗议示威，搅乱了剧组的第三次演出。 ^[1]

的确，《命运之力》中有呼吁意大利对奥地利作战的意味，例如“奥地利是意大利与其子民无休止的灾祸”，这部歌剧也因此在亚平宁半岛巡演时激起了意大利观众的爱国之情：在1862年，意大利东北部仍有大片地区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人们期待着能有一次全新的军事行动实现国家统一。但除此之外，《命运之力》并未表达出明显的政治倾向。然而，在这部歌剧（也是威尔第唯一采用抽象剧名的作品）中，有一种精神却贯穿始终，令无数意大利爱国者产生了共鸣，它仿佛抓住了1859年至1860年间政治动荡的本质——有一种力量，一双看不见的手，将历史轨迹引向既定的方向，而这一切都不以人们的意志与行动为转移。此前，大部分意大利人彼此之间都显得冷漠甚至抱有敌意，民族运动中温和派与民主派相互对抗，地域分裂根深蒂固，各群体间缺乏坚固的经济文化与语言联结，而罗马天主教会、奥地利和法国这三个欧洲大陆强权更是激烈反对意大利统一（拿破仑三世曾乐见皮埃蒙特扩展疆域，但绝不愿意欧洲出现一个可与法国抗衡的统一的意大利）。纵使面对这些看似不可跨越的重重阻碍，意大利仍然实现了全国统一，这不正是受到了这股力量的牵引吗？

加富尔伯爵对亚平宁半岛未来方向的清晰认知无人能及，他也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时局。然而1861年6月，在新王国正式宣告成立仅仅几个星期后，加富尔伯爵骤然离世，这让许多意大利人开始意识到，意大利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巧合。威尔第称加富尔伯爵为“我族人民的普罗米修斯”，他坦承自己在听闻伯爵死讯后，“像个孩子一样”放声痛哭。 ^[2] 1861年下半年，半岛南部的社会秩序迅速恶化，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全国开始滑向内战的深渊，这一切都使意大利的前景显得更加晦暗凶险。威尔第在完成《命运之力》的乐谱后不久，就接受邀约为1862年春季伦敦世界博览会的国际音乐会谱曲，他创作了一支名为《国家颂歌》（ Inno delle nazioni ）的康塔塔乐曲。曲中，一位“吟游诗人”呼吁世界和平，向神明祈求意大利的政治统一与精神复兴，但他的唱词所传达的，并非自信的期许，而像是一种犹疑的渴望：

意大利，意大利，我那遭遇背叛的祖国，

愿仁慈的上天仍然保佑你，

直到你重新崛起的那一日，向着太阳，重获自由！

意大利，意大利，我的祖国！

1796年，拿破仑·波拿巴的法国革命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挺进皮埃蒙特与伦巴第，带来了新的理念——意大利人民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从那时起，为亚平宁半岛上的全新一体化国家设定基调便始终是一大难题。而更艰难的，是设法将上千万目不识丁、分散居住在山区的农民动员起来，让他们从此对“意大利”这个概念心怀忠诚。自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亚平宁半岛就不断面临外部入侵。在一次又一次的混乱浩劫中，教会与近乎自治的中北部城镇成了最稳固的政权中心。然而，个人的效忠对象却往往是更小的群体——派系、政党、城区、宗教团体或是家族。被法国大革命创造的爱国主义思想吸引的人们，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设法将“民族国家”根植在这极度分裂的政治环境中。同时，罗马天主教教义中的普世主义也是他们需要对抗的因素。

本书旨在详细考察，一个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组成、初始规模不大的群体，如何在拿破仑入侵的影响下，以及在拿破仑激发的种种乐观或怨恨的情绪中，着手宣扬意大利民族国家的概念。本书还将探究，一个曾以古罗马文明与文艺复兴著称的国家，为何竟在最近几个世纪里明显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政治层面。此前，大部分相关论述都是以意大利的民族特性为中心，援引18世纪（或更早）作家们常用的概念，这些作家曾致力于从伦理角度解释城邦与帝国的兴亡。“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的目标不仅是确保意大利免受外国统治（最初是法国，1815年后则是奥地利）的独立地位，其本质上更是为了根除几个世纪以来暴君独裁与宗教统治的遗毒。据称，正是它们使意大利民众一味顺从，缺乏纪律，过度沉迷物质而不再崇尚武力。这种探讨意大利问题的范式在1860年统一后仍长期盛行，因意大利内政与外交政策引发的失望情绪而得到强化，并在法西斯主义中达到巅峰。

1815年后，绝对主义政府复辟，迫使半岛上的爱国主义势力以秘密结社的方式推进民族独立的事业。但正如热那亚起义者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遭遇一系列暴动失败后，于19世纪30年代初期认识到的那样，比起革命领导力和组织形式，成败的关键更在于教育，在于团结大多数“人民”——要将他们动员起来，支持发展进步与国家统一的事业。而他相信，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善用对大部分意大利人而言最强大的语言与习俗体系——天主教传统——来巩固民族国家的信念。因此，他强调上帝、信仰、责任感、教义的纯正性、布道意识、殉教及牺牲在建立全新、统一的意大利国家中的核心作用。其后的岁月里，宗教与政治相互渗透，政治运动若想获得大众的热情支持就必须利用教会模式的观念逐渐成为意大利历史的不变主题，一直延续到21世纪。这种观念部分源于本能，但常常也是人们精明算计得出的结论。

从那时起直至意大利统一的几十年里，围绕这个国家的主要讨论范式已经定型；而意大利复兴运动期间爱国者们求索的问题同样被带到了新王国，持续影响着意大利的政治文化生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部分要素仍然继续影响着意大利的历史进程）。这些问题包括民族性与教育，恢复昔日伟大成就的渴望，对如何联系人民群众的困惑，对共同历史的寻求，自由与统一、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的平衡，以及教会应处的位置。这些问题之所以在1860年后仍至关重要，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民族运动仅仅带来了意大利物质层面的统一，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外国干预的结果，而常被提及的“精神整合”尚未达成。亚平宁半岛约有2 000万居民，只有较少一部分在情感上对新国家有归属感，许多人甚至公开表露敌意。正如皮埃蒙特政治家马西莫·德·阿泽利奥（Massimo d’Azeglio）观察后做出的著名评论：意大利已被创造出来，但创造意大利人的任务尚未完成。

意大利统一的巧合性造成了1860年后希望与恐惧交织的局面。人们敏锐地意识到，新王国并不稳固，其制度也十分脆弱——议会与王室都无法在道德上树立权威。而教会作为亚平宁半岛最具影响力的组织持敌视态度，直到1929年才正式承认意大利的国家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国家与其民众之间的鸿沟。19世纪70年代迅速崛起的革命社会主义更突出了“真实意大利”与“法定意大利”之间的分裂。这番形势迫使国家统治者们为达成精神上的整合采用了许多战略，希望能够“创造意大利人”，而其中部分战略却是相互冲突的。许多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包括中央集权、选举权改革、兵役制度以及教育（广义上的教育，与“教学”相区别）政策——不是未能实现就是适得其反。这逐渐催生出一种观点，即战争将是弥合国家内部分裂、提升国家权威的最佳途径。毕竟，无论英国、法国、美国还是德国（1864—1870年），世界上所有大国不都是在军事成就的熔炉中锻造而成的吗？

但国家缺乏内部凝聚力并不是战争冲动的唯一诱因。意大利复兴运动遗留的华丽辞藻传统，以及马志尼、温琴佐·焦贝尔蒂（Vincenzo Gioberti）等人时常对意大利光辉前途的夸张论断也是战争的催化剂。诚然，这类夸大的宣言主要是为了动员大众，巩固统一，但它们不可避免地与国家复兴的形象联系在一起。1860年后，感到幻灭的爱国者们迅速转而谴责新王国平庸无奇，并将其与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浪漫诗篇”对立起来。外交政策屡屡失败，外国政府频繁表现出蔑视态度，让人们逐渐厌弃议会中谨慎的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接受好战的民族主义语言。人们的期望与国家物质资源有限这一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自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便已显现，如今日益凸显，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曾经表示：“意大利胃口不小，却没有一副好牙口。”

这股日益蔓延的夸耀之风在“民族诗人”乔苏埃·卡尔杜齐（Giosuè Carducci）和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的作品中也清晰可见。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治手段，以及随后民族主义者与墨索里尼的所作所为，都与意大利精英文化中的理想主义传统一脉相承。他们的信念一定程度上源自宗教，认为塑造历史的是精神而非物质：只要意大利人学会胸怀野心，摆脱过去的犬儒主义与消极被动，这个国家有什么理由不会再次成为欧洲强权？1859—1860年意大利王国惊人的诞生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之后的几代人，使得乔瓦尼·焦利蒂（Giovanni Giolitti）这样清醒的政治家也会偶尔将谨慎抛诸脑后，发起后果难料的冒险行动——例如他在1911年，意大利统一50周年之际突然进军利比亚。既然上帝曾经庇佑加富尔和加里波第，其他人为何就不能效仿他们，冒险突进呢？但一味冒险总不免陷入傲慢自大的陷阱，正如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这份傲慢终将引来报应。

“人民”构成民族（nation），民族则与主权国家（state）紧密相连。这一观念自18世纪90年代诞生后，如同凶猛的精灵从魔瓶中被释放出来一般。意大利的案例表明，统一这个概念中包含的必要成分，不仅具有解放性，也可能具有摧毁性、强迫性。马志尼梦想人类世界由自由国家组成，人们生活安逸，世界和平。但他的个人生涯便足以表明，构建起一个号称是天然创造的社会是一回事，而令上千万彼此不同的人相信他们生来就属于这个社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况且，各个国家还远没有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与内部团结，来宣告国家构建的完成。马志尼本质上是浪漫主义者，相比获得成就的喜悦，他更看重追寻过程中的痛苦。他常常强调，道德认同与“使命”不可分离——这对国际关系的和谐而言可不是个好兆头。

本书希望探索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民族主义观念如何在意大利发展壮大，并考察政治家、学者等群体为弥合想象的共同体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而提出的部分方案（尽管所谓现实本身也常常是想象的产物，而非客观描述）。鉴于历史中思想与情感的源流纵横交错、无穷无尽，一切作品不可避免地仅能构建起关于精神与物质世界之间复杂互动的部分图景；而人与人之间对问题的不同见解与反应模式，也意味着书中关于某些层面的讨论必然存在缺失和不足。不过，我希望在叙述过程中阐明，该用何种术语来表述意大利民族的难题为何会在其近代历史中反复出现，我们虽不应将这些民族国家的术语当作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它们仍应被视为构成历史图景的要素与模型，而历史学者的任务就是对它们进行辨认和区分。

过去几十年间，民族国家在出版物中形象不佳，这一现象在欧洲大陆尤甚。历史学著作往往强调（小范围）地域认同在现代依然存在，大多数人真正的效忠对象不止一个。但是，忠诚具有多层次的事实并不能成为审判民族国家的依据，也无权指控是它引发了20世纪的众多悲剧。自古至今，人类都有优先效忠于某个集体的需求，效忠对象可能是一个部落、一座城市，或者某个替代性的种族、地理或文化团体。同时，人类也有着坚定维护集体认同感的冲动，不论团体规模大小，而这种冲动很容易走向侵犯与排斥异己，特别是在受不安全感侵扰之时。我们没理由认为，欧洲这样的超国家结构就不会面临同样焦虑不安的自我定义变迁——尤其是在当下，世界上的意识形态分歧让“基督教世界”的概念又从尘封的历史中走向前台，被视作现今焦虑的一种可能解决方案。

在意大利，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中期的政治动荡致使第一共和国终结，引发了人们对统一之优劣的激烈辩论，以及对意大利历史遗产哪些应得到传承，哪些应被谴责的持久争论。北方联盟宣称意大利南部完全可以被视作另一个国家，并谴责意大利复兴运动为国家带来了桎梏。南部则抗议北部一直以来近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态度，在部分南方人士看来，19世纪60年代的罪行已与种族大屠杀无异。右翼政党寻求为法西斯主义恢复名誉，谴责左派无法直面反法西斯组织在二战中（及刚刚结束时）犯下的政治罪行，左派则以捍卫抵抗运动成果的方式回击，不断强调墨索里尼政权对自由、民主的剥夺，以及毫无人性的暴行。

这些辩论往往尖锐而激烈，并且与时下的党派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给意大利现代历史的讨论制造了一个艰难的环境：对史实进行夸张、裁剪与扭曲的情况比比皆是。没有历史学家可以不受这些激烈争论的影响，即使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写作。本研究主题的一部分正是在第一共和国破裂后的混乱局势中逐渐凸现出来的，例如对意大利为何没能建立起坚实的民族或国家认同的探究。但我的写作并未采用任何单一的思想体系。在观察意大利过去两个世纪中发生的事件时，我尽可能想象自己置身其中，而诸如“统一是否是个错误”这类问题在历史学上毫无意义。这不意味着应该用道德中立的视角看待过去：理解将削弱指责，但当人们吸取了历史的教训，看清某些思想与行动必将引向的结局时，他们依然有责任反对那些为人类带来苦难与破坏的政治体系与观点。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许多人曾给予我莫大帮助。过去10年间，一群杰出的意大利学者使对意大利复兴运动的研究焕发新生，考察了这一民族讯息的产生与传播机制。他们的著作为我提供了宝贵资料，尤其是阿尔贝托·班蒂（Alberto Banti）的开创性研究。在此，我尤其感谢英国国家学术院在2003—2005年给予我两年的研究教授（Research Readership）职务，让我得以从大学的教学任务中抽出身来，阅读大量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反思。多年以来，雷丁大学意大利研究系的同事们给了我无尽的支持与学术启迪，感谢他们在我离开这段时间里的辛勤付出。理查德·博斯沃思在通读文稿后提出了诸多高明见解，帮助我完善语言风格，提高事实精准性。弗兰切斯卡·梅迪奥利为本书的前几章提供了敏锐的参考意见。在特定问题上，大卫·拉文、露西·里亚、斯蒂芬·贡德勒、克里斯·瓦格斯塔夫、约翰·富特、琳达·里索和格拉齐亚·德·米凯莱都曾慷慨相助。对于任何尚存的错误，我自然将承担全部责任。我还想感谢埃莱娜·贾尼尼·贝洛蒂，她精彩绝伦的小说《安静之前》（ Prima della quieta ）让我初次了解意大利·多纳蒂（Italia Donati）的案子。项目伊始，我的代理人费利西蒂·布赖恩便给予我充分的信任与鼓励，企鹅出版社的编辑西蒙·温德尔始终充满热情，以极高的职业水准帮助我修订文稿，对此我心怀感激。编辑马克·汉斯利也令我受益匪浅。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家人。本书是我自艾米和汤姆出生以来完成的第二个大部头。研究“人性的曲木” 过程中，我难免会被悲观吞噬，但孩子们的成长不断提醒我那些生命中最重要而美好的东西——对于一名作者而言，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良药呢？我衷心感谢家人的陪伴，谨将此书献给亲爱的珍妮弗。

我并未列出参考书目，本书的类型决定了其所用的资料范围极为宽广而内容庞杂（大部分为意大利语文献）。读者若有意深入阅读其他英语文献，可参阅D.比尔斯（D.Beales）与E.比亚吉尼（E.Biagini）的《意大利复兴运动与意大利统一》（ The Risorgimento and the Unifcation of Italy ，伦敦，2003年）、D.麦克·史密斯（D.Mack Smith）的《现代意大利政治史》（ Modern Italy: A Political History ，纽黑文和伦敦，1997年）和P.金斯伯格（P.Ginsborg）的《1980—2001年的意大利及其困境》（ Italy and Its Discontents 1980–2001 ，伦敦，2001年）。

为了避免文中出现大量意大利语词汇，我大体上采用英译名指代书籍、诗歌以及画作，除非其意大利语名称已家喻户晓或别有深意。除维克托·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与斐迪南（Ferdinand）以外，我并未使用其他意大利王室成员的英语名字。

[1] J.Budden, The Operas of Verdi. Vol. 2: From Il Trovatore to La Forza del Destino (London, 1978), p. 435.

[2] G.Verdi, Letters of Giuseppe Verdi.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Charles Osborne (London, 1971), pp. 124,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