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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欧洲都在向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政府过渡，只有意大利保持封建制度不变……意大利没有促进资产阶级发展的工业化或革命时期……［自16世纪起］束缚意大利各国的枷锁已各不相同。从希腊时代至今，中央政府对意大利的许多行省而言不过是个传说……［而且］根据地方习俗与法律自行统治。卡拉布里亚、巴西利卡塔、阿布鲁齐以及西西里的大部分地区皆是如此。另一方面，托斯卡纳从未像邻近地区那样体验过失去政治权利的痛苦。
亚历山大·赫尔岑，
《法国和意大利的来信》，1848年2月4日
意大利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它并不存在……这不是个简单的民族复兴问题，而是民族创造问题……我研究意大利历史已久，曾见过城市、辉煌的小镇、许多独立的原子，却没有我们能够称为一族人民的有机体。
埃德加·基内，《意大利革命》，1848—1851年
纵观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历史始终为爱国主义带来诸多隐患与阻碍，许多问题延续到统一以后。人们尽管普遍认同历史在塑造意大利人的民族意识以及教导其成为良好公民（这一点略存疑）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很难找到贯穿始终的主线。那不勒斯青年学者、未来公共教育大臣帕斯夸莱·维拉里（Pasquale Villari）在1849年自信地断言：“意大利的历史是由一个民族（nation）下众多国家（state）组成的历史。”他还补充说，人们细致考察各国的历史后，会发现它们有着共同的民族结构。 [1] 但许多人认为，这样的观点过于乐观，甚至有些危险。米兰的共和主义者朱塞佩·费拉里（Giuseppe Ferrari）认识到了历史上分裂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因而热情拥护联邦制。他在1858年写道：“意大利又在何处呢？意大利包括哪些部分呢？过去那些共和国、绅士、教皇、帝王与侵略，要靠什么联系在一起？个体与大众、宗派与战争，乃至战争与革命之间，存在着何种关联？学术界未能解答这些疑问。事实上，学者们不仅没能为我们指明方向，反而给混乱与冲突火上浇油……” [2]
18世纪90年代以后，为意大利民族寻找历史源头的任务变得紧迫起来。当启蒙运动时期的世界主义逐渐被民族主义取代，意大利人是罗马人后裔（若非种族上的，至少也是文化上的）的传统观点不再适用。首先，古罗马的地理范围广阔，历史遗产影响着众多民族（法国革命者与拿破仑不也理所当然地引用了古罗马的公民道德与象征吗？），无法成为意大利的可靠范本。探索欧洲人的起源及特性成为浪漫主义学者的兴趣所在，也使得历史学在19世纪焕发出新的生机。1815年后，许多颇具影响力的意大利爱国者——包括亚历山德罗·曼佐尼、马西莫·德·阿泽利奥、切萨雷·巴尔博（Cesare Balbo）、温琴佐·焦贝尔蒂、朱塞佩·威尔第等杰出人物——从意大利历史（尤其是中世纪）中寻找素材，以此教育公众，激发人们对独立的热情，并证明他们对民族未来所持的美好愿景是正确的。
米兰著名作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饱受焦虑折磨。恐慌频频向他袭来，他害怕暴风雨，畏惧人群，出门在外常常担心房屋倒塌或大地在脚下裂开。他见不得小水洼，麻雀发出的声响都令他不堪其扰。好几次他都以为自己会彻底发疯，就如好朋友温琴佐·科科那般。但随着年龄增长，他学会了与敏感的情绪和谐共处，坚持健康而规律的生活方式。他会在午餐前散步25分钟，摄入相同的食物，在固定时间入睡，并及时根据气温状况增减衣物。焦虑袭来，他就离开屋子到街上乡间走走，直到情绪平复。有时，他能在一天内走出三四十千米。 [3]
曼佐尼的成长经历十分坎坷。他于1785年出生于米兰的贵族家庭（母亲是著名法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的女儿，据传言，亚历山德罗·曼佐尼是她与著名启蒙主义学者彼得罗·韦里的弟弟私通所生之子），父母却在他6岁时离异，也很少陪伴在他身边。曼佐尼在高强度的学习中寻找慰藉，小小年纪便展现出极高的文学天赋，引起福斯科洛、蒙蒂等米兰文学界知名人物的关注。1808年，他与瑞士女孩恩里切塔·布隆代尔（Enrichetta Blondel）组建家庭，为他的生活带来一些稳定的情感基础。1810年他再次皈依天主教并定居巴黎，融入斯塔尔夫人身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圈子，热情地投入浪漫主义文学与历史研究。1815年后，他很快成为米兰文学界的主导人物。尽管没有直接为《调解者》供稿，曼佐尼仍然是浪漫主义的强力推动者，其笔下的悲剧《卡马尼奥拉伯爵》（ Count of Carmagnola ，1816—1819年，也是阿耶兹一幅名画的主题）成为这场新运动的奠基作品之一。《调解者》团体中的贝尔谢和维斯孔蒂也与他成为密友。
曼佐尼的理想包括挣脱压迫获得自由，以及群体的团结——从亲朋好友之间的团结到一个民族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团结。1821年3月，当皮埃蒙特的革命看似即将蔓延至伦巴第，进而解放整个半岛时，他燃起了熊熊的爱国热情，舍弃了一贯慢节奏的写作习惯，迅速完成了一首颂诗。在诗中，他想象反叛者已抵达提契诺河东岸，庄严地宣誓解放意大利全境。全体意大利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回以相同的誓言，手持利剑指向太阳，友爱地握手，声称将“并肩作战到生命最后一刻，抑或在自由的土地上做彼此的兄弟”。颂诗呼吁奥地利人离开这片“不堪其扰”的土地，并回顾了当初法老试图奴役以色列人时，上帝如何消灭了埃及军队。因为经历了漫长的苦难与懒散地寻求外力支援的日子，意大利的孩子们，这个拥有“统一武装、语言、信仰、记忆、血缘与心意”的民族终于拿起武器为自由而战，团结在旗帜的“神圣色彩”中，因同样的痛苦而强大。
[4]
当然，1821年3月至4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曼佐尼放弃出版这部颂诗。直到1848年米兰起义军成功击退奥军之际，他才将此诗公布于世。
武装、语言、信仰、记忆、血缘与心意——在曼佐尼设想的意大利人民所共有的六个特质之中，只有一个确实成立，即“信仰”（讽刺的是，当意大利最终实现政治统一后，这又是唯一没有被纳入民族国家考量范围的因素）。这份理想化的天真一方面来自艺术性虚构与政治宣传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曼佐尼与其他同时代北方知识分子的无知。相比亚平宁山脉，他们反倒离阿尔卑斯山更近。他对半岛的绝大多数人口几乎一无所知，这些生活在意大利中部与南部的平凡百姓大多是文盲，普遍缺乏知识。他仅在一首诗中提及半岛的南部（神话典故中“海妖斯库拉的洞穴”），除此以外，其作品中提到的地点皆在北部。在以河流汇合比喻意大利人无怨无悔的融合时，他只选取了从皮埃蒙特和伦巴第流向波河的支流。曼佐尼与圣罗萨一样，实际上只将北部地区纳入想象中的意大利版图。
1821年革命的失败及朋友们的牢狱之灾让曼佐尼深感悲痛，却也赋予了他全新的使命感。此后的几年成为他一生中最具创造力的阶段。他对历史的迷恋有增无减，最近一次拜访巴黎时，他与年轻的法国史学家奥古斯丁·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的深入交流更激发了他对意大利历史的兴趣。 [5] 但曼佐尼与同时代意大利作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避免在叙述历史时传递含糊不清，甚至相互冲突的信息。他在1820年发表的悲剧《卡马尼奥拉伯爵》围绕一位15世纪初的佣兵统帅展开，威尼斯人在雇用其攻打米兰后，又以叛国罪判处他死刑。剧中安排了一支负责伦理评价的歌队，在全剧的中心情节——1427年麦克洛第欧（Maclodio）战役——中对威尼斯人庆贺战争胜利表达谴责。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呢？“兄弟相残”，“天堂充满着对杀人者吟唱感恩节颂歌的憎恶”。 [6] 问题不止于此，威尼斯人对整个意大利犯下了罪行：他们做好了万全准备，幸灾乐祸地看着无数人在战场上死去，而虎视眈眈的外国人伺机入侵，企图奴役这个因内战而羸弱的国家。
曼佐尼明确传达出了他的理念，但他对中世纪意大利史的聚焦不免凸显出内部分裂的根深蒂固与严峻性（因此，许多评论者——尤其是外国评论者——认为分裂不可弥合）。众所周知，英、法、西等欧洲国家在中世纪出现的内部矛盾已逐渐通过民族国家的框架化解，但意大利并未经历这个过程。以历史为镜映照今日意大利缺陷（尽管用以警示）的做法不仅对自由主义爱国者有利，亦能为保守势力提供支持。曼佐尼还面临另一个问题：他的天主教信仰。若想挣脱外国的钳制，意大利不仅要团结一致，还必须战斗，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将倡导和平的基督教价值观弃之不顾——这种价值观被普遍认为是削弱意大利战斗精神的罪魁祸首。卡马尼奥拉是一位战士，却也是基督徒。他拒绝利用战争胜利谋取利益，宽宏大量地释放了战俘。尽管被扣上叛国罪名并被处以死刑，他仍相信正义将在天堂出现——这样的想法势必导致顺从与不作为。
这正是（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看）曼佐尼意大利历史观的致命弱点；但讽刺的是，这也正是他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及以后）赢得民众赞誉的重要原因。曼佐尼相信，通过追溯7世纪、8世纪伦巴第统治的黑暗时期，认真研读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等文物研究者留下的档案残片，他将辨识出意大利“种族”和“民族”存在的信息，他们“人数众多……不被察觉地行走于大地上，属于他们的土地”，默默承受着外国统治者的压迫。 [7] 但这沉默究竟是好是坏，是卑贱还是基督教坚忍的表现？在1800—1822年意大利南北革命全面失败的背景下，曼佐尼以774年法兰克查理曼击败伦巴第人为主题创作出一部悲剧，其中安排了一支振奋人心的爱国主义歌队，代表他想象中曾经恭顺的、“没有名字的、散落的人群”站了起来。 [8] 但是，这部戏剧传达的是另一种思想：尘世间的不公正应被视作对基督徒灵魂的考验，是为死后的幸福铺平道路，而非赎罪的起点。
当曼佐尼完成其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 The Betrothed ，1821—1825年）后，他已彻底摒弃对战争精神与英雄气概的鼓吹。在伦巴第人与法兰克人统治半岛的黑暗年代里，那些沉默忍受苦难的人构成了“意大利民族”的基础——小说中谦卑温驯的伦佐和露琪娅正是他们的代表。这对乡村情侣生活在17世纪的伦巴第，却因为战争、饥荒与地主诡计的阻挠而难以成婚。此书当然展现了爱国情怀：例如，唐罗德里戈邪恶暴虐的行为暗示着西班牙统治的压迫。但民族拯救并非小说的主旨（事实上，“民族”一词直到1827年再版时才被增添进文本中）。 [9] 曼佐尼真正关注的是主人公应对痛苦的方式。他对被动忍耐的基督教精神的颂扬自然与主战的爱国主义分子背道而驰，后者正竭尽全力将意大利人从冷漠中唤醒。1835年，朱塞佩·马志尼在书评中质问道：
此书的热情何在？事实上，书中彻底摒弃了沸腾而暴烈的热情，而正是这种热情将灵魂带入天堂与地狱，让人类成为圣人或罪犯、伟人或弱者，通向殉道或胜利的结局……这里的欢愉乃家庭之乐，痛苦不会引向反抗，一切拯救只通过服从与祈祷获得……不断重复着同一句话：把你们的目光投向天国！ [10]
另有爱国者持更加尖锐的批评态度。那不勒斯自由主义者路易吉·塞滕布里尼（Luigi Settembrini）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致力于为南部人民灌输爱国理想（后来遭到监禁），他声称这部小说始终倡导对上帝意志的谅解与顺服，激发了“奴性与对祖国的否定”，因此将《约婚夫妇》判定为“反动之书”。 [11]
但小说非常畅销，在1827年到1870年再版重印70次，大约卖出了25万册——考虑到当时意大利有限的读者基础，该数字已非常可观。爱国主义或许是吸引读者的间接因素——一部足以与英、法、德文学巨著媲美的意大利小说终于诞生了，其众多翻译版本与广泛的海外受众也提升了它在国内的知名度（“它是我一生中阅读体验最愉快的几本书之一”，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拉马丁表示）。 [12] 1827年曼佐尼将书中的语言修改为“正确”意大利书面语以供全岛参考，更为其增添了爱国主义特质。这种书面语以当时的托斯卡纳口语为标准——因为该方言与但丁、薄伽丘和彼特拉克使用的语言最相近——并循序渐进地清除其中较为古老或地方性的用语（据说他在米兰雇用了一位年迈的佛罗伦萨家庭女教师，她对1840年至1842年的修订版本有着决定性影响）。不过，《约婚夫妇》最引人入胜的还是那以神职人员、地方政客、家庭、邪恶地主、阴谋诡计与性荣誉为中心的意大利历史画像。
信奉新教的历史学家西斯蒙迪创造出了更坚实的爱国主义愿景。他的成就主要有两方面。首先，他为意大利历史提供了真正的“民族主义”解读，为统一政治行动的正当性提供了辩护，这是启蒙时期地方历史著作［比如彼得罗·韦里的米兰历史或罗萨里奥·格雷戈里奥（Rosario Gregorio）的西西里历史］都不能做到的。他相信在9世纪至10世纪，熊熊“圣火”（celestial fire）曾席卷整个意大利“民族”，促使意大利人民展开政治行动（由博洛尼亚物理学家路易吉·加尔瓦尼率先提出的生命能量源于电能的理论曾流行一时，西斯蒙迪也受其影响。许多人因此开始思考如何将意大利从“沉睡”中唤醒这一问题）。西斯蒙迪的另一关键贡献在于，他不再将意大利的衰落归咎于民族特性与气候，而是从制度层面寻找原因。的确，意大利人堕落了，但罪魁祸首是政府腐败、教育缺失以及教会的恶劣影响，故此也不难找出解决措施。 [13]
与曼佐尼相反，西斯蒙迪认为意大利曾从中世纪初的野蛮侵略中受益。经过与哥特人与伦巴第人的通婚，来自北方的粗犷力量与本地的爱国精神融合，产生了强大的力量，推动着11、12世纪的集体运动，如伦巴第联盟的建立和击败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一世的1176年莱尼亚诺战役（Battle of Legnano）。西斯蒙迪认为，12世纪末是意大利历史的巅峰时期，这个新兴民族本该充分利用时势，以联邦制宪法巩固诸城邦为抗击腓特烈一世而建立的联盟关系。换句话说，意大利本应走上瑞士的道路以确保自由。
但意大利人白白错失了良机，战时情谊散去，意大利再次堕入分裂与内战的深渊，为16世纪西班牙征服半岛铺平了道路。
西斯蒙迪原本打算以1530年10月28日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陷落作为其历史著作的终章，实际却书写到18世纪末拿破仑彻底击溃意大利的共和主义传统为止。作为一名热爱意大利的法国人，西斯蒙迪希望曾经富有“更多美德与能量”的事迹能使意大利的爱国热情重现生机，激励全体意大利人行动起来。
[14]
不过，目前还需要一个领导团体。在西斯蒙迪看来，除阿尔菲耶里（其遗孀与西斯蒙迪私交甚笃）以外，尚无人能为意大利人指明正确的方向。西斯蒙迪认为，出色的领导力可以为信奉民主的人们带来丰厚的政治回馈。他与众多透过卢梭的浪漫主义滤镜看待意大利的外国游客一样，相信古代的品性仍存在于意大利的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民之中，因为他们尚未被腐朽的社会玷污。
在另一个时代，“魔鬼的兄弟”或许也能成为爱好和平的威廉·退尔
？
[15]
西斯蒙迪赞颂的中世纪共和国为意大利爱国者们提供了充分的历史论据，自19世纪20年代起，庞蒂达的誓言（1167年）、莱尼亚诺战役（1176年）、贝内文托之战（1266年）、西西里晚祷事件（1282年）、巴列塔决斗（1503年）、佛罗伦萨之围与贾维那纳之战（1530年）等历史故事便成了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伟大人物的丰功伟绩也逐渐深入人心，例如12世纪的宗教改革者、教皇权力的破坏者布雷西亚的阿纳尔多（Arnaldo da Brescia），14世纪的罗马共和国护民官科拉·迪·里恩佐（Cola di Rienzo），以及16世纪早期的军官埃托雷·菲耶拉莫斯卡（Ettore Fieramosca）与弗朗切斯科·费鲁乔（Francesco Ferruccio）。但是，意大利爱国者们仅仅领会了西斯蒙迪代表作中的部分元素，而非其全局视野。因此同样的问题再度出现：作者想要传达的积极讯息很可能被历史叙事的整体基调削弱了。西斯蒙迪自然可以声称意大利在12世纪有望组建联邦制国家，但这毕竟没能成真；更关键的是，各个城邦在之后的数百年间交战不断，直至西班牙强力介入才稳定下来。西斯蒙迪强调的自由冲动也可以被视为无政府主义的冲动。
这正是意大利历史带来的难题：不同势力各行其是，乍一看完全无法支撑意大利民族的观念。因此，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爱国文学往往将单一历史事件（莱尼亚诺战役、西西里晚祷事件、佛罗伦萨之围）改编为拯救民族的隐喻，且并未严格遵照史实。1176年战胜腓特烈一世、1282年巴勒莫反法屠杀，以及1530年费鲁乔与王权斗争的事迹都被用来显示“意大利”抵御外国统治的民族观长久存在，却在之后几个世纪的堕落腐败中受到压制。这些故事也被用来展现意大利人曾经骁勇善战的一面，以历史驳斥外国人对意大利人本质懦弱的奚落（这让爱国者们深感愤怒）。
然而，历史并不能在意大利作为统一体的意义上满足爱国者们的需求。古罗马自然有其辉煌之处，但从公民政治角度来看，罗马共和国基本可以看作一部派系斗争与内战的历史，罗马帝国代表的则是内战与道德沦丧。著名的米兰经济学家及共和主义者卡洛·卡塔内奥（Carlo Cattaneo）等少数学者希望从中世纪的混乱局势中提取出正面讯息，通过城邦的生机与繁荣证明建立联邦制民族国家的合理性（鉴于大部分城市之间、城市与周边乡村之间关系恶劣，他自然无法说明该联邦制的具体政治原则）。相比之下，大部分爱国者都在虚构故事、野史（比如曼佐尼）或者神话领域（比如科科）寻找意大利历史的整体形象。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过去应被超越，新的意大利民族国家应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这基本是历史学家卡洛·博塔（Carlo Botta）秉持的研究方法，其著作在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最受爱国者的热情追捧［米凯莱·阿马里（Michele Amari）和彼得罗·科莱塔（Pietro Colletta）也受人敬仰，但他们只书写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历史］。博塔原是皮埃蒙特的一名医生，因反对教权、支持法国大革命而被迫于1814年逃往法国。流亡海外期间，他创作了三部叙事性意大利历史著作：与当时许多爱国主义文学一样，它们只能在法国、瑞士等海外国家或审查较松的托斯卡纳出版。第一部作品（共6卷，1824年）涉及1789—1814年的历史，第二部（共10卷，1832年）续写了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的文艺复兴史，时间跨度从1534年至1789年，第三部（共5卷，1825—1827年）则从4世纪的君士坦丁写到拿破仑的衰落，考察了意大利历史的全历程。
博塔写道，罗马日益被军事征服与毫无男子气概的异国风俗侵染，法律让位于武力，“意大利的土壤……被罗马人手上流下的鲜血染红”。
[16]
而后，基督教削弱了意大利人的战斗精神，异教徒趁机横扫这片四分五裂、爱国意志尽失的土地。中世纪是一段漫长而耻辱的历史。政治派系斗争分外猖獗：“没有什么比党派之争更易带来腐败与堕落。”
[17]
城市间的战争进入白热化，“组织维系自由比推翻暴政更艰难”。
“意大利”已没有意义：即使受人夸耀的伦巴第联盟也只是教皇党与皇帝党间斗争的延续。但丁与彼特拉克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这一时期仅有的亮色，促成了文艺复兴的到来。但在政治领域，半岛的分裂与腐朽毫无改观，终于导致1494年的外国侵略。其后漫长的岁月里，意大利始终萎靡不振，唯有少数艺术家与科学家的成就值得称道。启蒙运动时期发生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18世纪的世界主义文化削弱了民族精神（“世界主义者……不是爱国者”）。
[18]
拿破仑带来了诸多物质利益，但从整体上看，法国统治的弊大于利：“阿谀奉承的不良风气、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傀儡般的媒体、全然恭顺的民性、爱国情怀的丧失以及意大利光荣之名的彻底湮灭。［拿破仑］统治下的意大利已不再是意大利，而是法国。”
[19]
宗派主义、分裂与爱国主义缺失——意大利残破与矛盾的历史在意大利复兴运动的爱国者中激起了焦虑。“我伟大的朋友拉马丁啊，你是否知道对意大利而言，再没有比‘多样化’一词更加尖锐的冒犯……它道尽了我们不幸而屈辱的漫长历史。”1848年春，曼佐尼这样写道。
几百年羸弱与斗争的悲惨景象带来一种不安全感，影响着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以及1860年后意大利政坛对意大利民族的想象，在不断逼近的混乱深渊面前，人们渴求“精神统一”与融合。古老的意大利既曾被内乱侵蚀，崭新的意大利就必须成为一片充满兄弟情谊（或姐妹情谊）、力量，以及以统一国家为目标的土地。正如年轻的民主主义者戈弗雷多·马梅利在1847年所写的（这是一首欢快的进行曲，在1860年后成为意大利非正式国歌，又在1946年成为新共和国的正式国歌，而此前三年的占领与内战使其呈现出一种讽刺意味）：
意大利众兄弟，
看祖国正奋起，
已戴好
西庇阿头盔，英雄帽。
遭欺凌受嘲讥，
至今已数世纪，
只因为久分裂，
长涣散不团结。
高举起一面旗，
同信念同目的，
如今时机已到，让我们相靠近……
让我们团结紧，让我们更亲密，
示人民以道路，
循天主所指引。
齐发誓去战斗，为祖国求自由，
在上帝名义下，团结成一家。
当我们联合起，天下谁能敌？……
从阿尔卑斯山，到西西里岛，
皆为莱尼亚诺，人人都有着
费鲁乔的心意与双手……
每一声钟鸣，
都是晚祷的钟声。
我们要团结牢，
准备把头颅抛，
祖国在号召！ [20]
朱塞佩·马志尼在1860年出版的《人的责任》（ The Duties of Man ）中曾写下一段著名文字，论述意大利工人为何对其民族负有义务，又负有何种义务。他说，上帝从未给予其他欧洲国家如此清晰的边界：
上帝好像特别宠爱你们这些在意大利出生的人，他把欧洲的一个边界十分明确的国家分配给了你们。在其他国家，边界不大稳定或者很不清晰，那里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在你们的国家就没有这个问题。上帝在你们周围划定了庄严的和无可争辩的边界：一面是欧洲最高的山脉，即阿尔卑斯山；另一面是大海，浩瀚无垠的大海……在这个疆界之内，你们的语言被人们使用和理解；超出这个范围，你们就没有任何权利了。西西里、撒丁、科西嘉以及它们之间一些较小的岛屿，连同意大利本土，毫无疑问都属于你们…… [21]
马志尼的这部分认知更多是源于信仰而非亲身经验。除去家乡热那亚，他对意大利的了解仅限于几次托斯卡纳的短期旅行和1849年在罗马的暂时停留。成年后，流亡国外成为他生活的常态。他多数时候住在伦敦，享受着柏油马路、高速发展的铁路、马拉公交、全国及地方报纸（包括英国与外国报纸）、书店、图书馆、俱乐部以及高效邮政服务带来的便捷。单从欧洲地图来看，上帝似乎的确设计了完整不可分割的意大利半岛（邻近的岛屿也一样）。不过，但凡马志尼曾像1815年后的英国、法国、德意志游客那样游览过意大利（或像皮埃蒙特艺术家及政治家马西莫·德·阿泽利奥等少数英勇无畏的意大利北方人那样。阿泽利奥有别于同时代、同背景的大多数人，他相当了解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喜爱前者而排斥后者），多少会对地理条件与民族国家的联系持怀疑态度。
起伏的山脉造成意大利领土的分隔，相比于交通便捷、河路畅通的波河谷地，半岛大部分地区直至19世纪上半叶仍与外界隔绝，每年到秋冬两季，连月的暴雨更是将骡子、绵羊等牲畜通行的土路浸泡为湿黏的泥沼。“条条大路通罗马”或许曾是现实，但19世纪20年代仅有两条路通往罗马，皆危险重重。从罗马向南的主干道也只有两条，一条途经疟疾肆虐的蓬蒂内沼泽（Pontine marshes），另一条穿越苏尔莫纳和伊塞尔尼亚，两条路都终止于那不勒斯。因此，广阔的卡拉布里亚、巴西利卡塔和普利亚实际上是与半岛其他地区断裂开来的。自西向东跨越亚平宁山脉相当不易，罗马至安科纳（直线距离200千米）的水路交通较陆路快捷便宜得多，途中须绕行那不勒斯、雷焦卡拉布里亚、布林迪西与佩斯卡拉。内陆山区的大部分村镇极为闭塞，外来旅行者须克服诸多困难方可抵达：在1 828个南部市镇中，1 431个直至1860年都不通公路。 [22]
上述困境的成因包括工程技术困难与资金不足，修建铁路的计划也一拖再拖——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教会对黑暗隧道可能威胁伦理道德的担忧也构成了一大阻力。1839年，第一段铁路在那不勒斯正式开通，主要功能在于维护王朝治安而非便民：这条全长84千米的铁路连接了卡塞塔的王宫与海堡、诺切拉、卡普阿与诺拉的军事基地。19世纪40年代，意大利的其他国家也纷纷兴建铁路，但施工进度缓慢，10年间仅有620千米轨道投入使用（同一时期，英国铁路总长达1万千米，德国为6 000千米，法国为3 000千米）。在皮埃蒙特以外，没有人认真思考如何以铁路助推国内经济，直到1846年，各国都没有修建跨国铁路网的计划， [23] 政府显然并未将半岛的物资整合提上日程。
这样的局面不难预料，这不仅是因为奥地利人有意阻碍半岛民族统一势力的形成，也在于意大利脆弱的经济本身。半岛的贸易大多向外国辐射，例如，曾经由意大利南部销往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谷物及橄榄油，在18世纪逐渐转为出口到欧洲北部富有的工业化经济体。英国成为“纺织用油”（纺织生产时使用）的重要贸易需求方，西西里的储量居世界前列的重要工业资源硫黄也大多销往海外。柑橘类水果销往英格兰、奥地利与德意志，成为富有城市家庭装点餐桌的异国果实，不久后又打开了俄国与美国市场——自19世纪初，美国成为意大利柑橘的主要市场。1855年，两西西里王国出口总额中仅有11.8%来自与其他意大利国家的贸易（不包含对奥地利帝国的出口），同样，王国进口总额中仅8.5%来自半岛内部。 [24]
1815年意大利各国出台的贸易保护政策使局面更加恶化，托斯卡纳是仅有的例外。斐迪南三世决定延续此前的自由贸易政策，希望从大公国优越的市场地位，相对强势的农业，丰富的大理石、汞、铁等自然资源储备，以及擅长经商的地主贵族——吉诺里家族从18世纪中期开始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多西亚生产高档陶瓷，贝蒂诺·里卡索利（Bettino Ricasoli）男爵则在19世纪30年代改良了红白葡萄的混合配比，将基安蒂（Chianti）打造为世界一流的葡萄酒品牌——那里获益。即便如此，托斯卡纳也同两西西里王国一样，主要与非意大利国家开展贸易，农产品大多从繁忙的里窝那自由港销往世界各地。在其他意大利国家，重重关税壁垒成为商贸活动的最大阻碍，从曼托瓦运送货物至60千米外的帕尔马须经过7道关卡，波河上共设有80个检查站，拦截商船搜查货物。1839年，从佛罗伦萨到米兰300千米的路程要耗费7周之久。 [25]
不过，国内市场的发展并未受到特别限制。直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意大利人才开始严肃思考经济一体化的计划，其主要倡导者——皮埃蒙特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切萨雷·巴尔博、卡米洛·加富尔等——更多出于政治而非商业目的。 [26] 大部分意大利生产商似乎对危险而且不可预测的意大利统一市场心存警惕，他们的诉求更多指向国内消费税与货物税，很少反抗国家间的关税。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意大利少数农业及商业协会的保守排外性质与极端地方化措施均体现出偏狭的孤立主义。以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佛罗伦萨自然科学院（Accademia dei Georgofili of Florence）为例，根据组织章程，该学院50名管理者必须全部为佛罗伦萨居民。这项规定只在1870年被打破。 [27]
相比英德法，意大利的商业与制造业阶级人数较少，即便在大城市也难以形成规模。在19世纪初那不勒斯的43万人口中，仅有约300名商人与银行家掌控着农产品交易、公共工程、保险与收税。 [28] 1815年后，以纺织业与土木工程为代表的工业部门在政府的扶植下有所扩张（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818年那不勒斯制造出意大利第一艘汽轮，1828年至1832年加里利亚诺河上筑起第一座铁索桥），但也不过是几十名企业家经营着几十个工厂。大部分工厂老板都是姓冯威勒、埃格、帕蒂森或格皮的瑞士与英国资本家，他们受波旁王室邀请到那不勒斯投资，以换取政府项目合同。鉴于这些制造商高度依赖宫廷的资助与保护，不难想见其对自由主义改革及开放国家市场所持的反对态度。 [29]
即使在意大利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米兰，商业规模也极为有限。1838年，在米兰的15万人口中，仅有42名银行家、25位外币兑换商以及196个纺织制造商（丝绸与棉布是伦巴第的主要工业产品）。除此之外，还有几百名从事谷物、糖、皮革与织物等工农业产品交易的批发商——满打满算不过1 000人出头——另有4 700名地主（3 000人拥有贵族头衔）以及由170名律师和500名工程师组成的职业中产阶级。 [30] 与那不勒斯一样，米兰经济精英的眼界也局限于当地而非全国。奥地利的关税制度将生产商的贸易范围限制在帝国境内，自然招致许多不满，但伦巴第（与威尼托）的商贸活动本就呈现为内向型，至多向北扩展至阿尔卑斯山，没有迈向“全国”市场的动机。米兰的农业与工业团体更是明显表现出这种偏狭的地方孤立性，就像佛罗伦萨自然科学院那样，统一进程亦无法扭转其排外与守旧。1862年，皮埃蒙特的几位农民创立“意大利农业协会”（Italian Agrarian Association），旨在为农业营造民族主义的氛围，米兰大地主们于是建立起伦巴第农业协会作为响应。 [31]
意大利精英阶层几乎没有推进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至于普罗大众更是毫无意愿。上千名工匠、商铺老板与家仆和文员构成城市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当时被称为“popolo”，即“人民”），靠满足当地富裕阶级与游客的需求营生。中产阶级之下是不计其数的贫穷“plebe”，即“普通人”，靠沿街叫卖板栗与动物内脏，开马车门和提包，为医生接送病人，为律师接送客户，在建筑工地做临时工，或盗窃乞讨勉强度日。来自农村的短期移民源源不断地扩充着这一群体，每当土地上无活儿可干或食物紧缺时，大批农民就会从乡间涌向城市。罗马、那不勒斯、巴勒莫等南部城市的赤贫阶级尤其庞大，19世纪初几十年间，随着人口激增、土地产量下降以及农产品价格低落，许多农民被迫放弃农业生产。
大多数农村人口靠务农与打零工勉强糊口，很少接触城市市场，意大利南部乡间尤甚，相比波河谷地，从那里通往主要城镇的路途更为遥远曲折。季节性与永久性人口迁移现象非常普遍，在意大利北部，18世纪末开始的大规模土地兼并导致自耕农数量减少，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进而失去生计。不过，大部分移民在引导下离开了意大利，前往法国东部城市（比如丝织品制造重镇里昂），以及更遥远的西班牙甚至南美。阿根廷尤其吸引意大利的季节性打工者，这些人被称为“golondrinas”，即“燕子”，每年冬季前往南半球劳作，又在夏天返回意大利。这类跨大西洋移民的数量在19世纪上半叶稳定增长，到70年代呈现井喷之势。
金钱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固然是意大利农民漂洋过海的重要原因，但定居国外，融入阿根廷、巴西与美国社会的意大利移民在谈及意大利恶劣的生存环境时，往往庆幸得以脱离苦海。极端贫困让人们忍饥挨饿，感染疟疾、糙皮病、霍乱等疾病（19世纪中期意大利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为30岁，英格兰为40岁，放眼整个欧洲，或许只有俄国低于意大利）。糟糕的物质条件暂且不提，意大利农民还时刻遭受地主及其代理人的残酷虐待。这一现象仅在托斯卡纳较为温和，该地深厚的家长式作风与分成租佃制有利于土地所有者与耕种者建立良好关系，但其他地方几乎没有缓和市场力量的机制。南部地主在经营大庄园（latifondo）时，偶尔会展现出封建主式的仁慈， [32] 但整体上看，有产阶级对农民抱有既轻蔑又恐惧的态度，城市中尤其如此。几个世纪以来，高高的城墙作为心理与现实的屏障，将黑暗而丑恶的乡村世界隔绝在外，让高度开化的城市文明免遭无知、肮脏、盗窃与农民暴动的侵扰。
1815年半岛各地的货币与度量衡相差甚远，加重了经济分裂的局势，拿破仑为确立统一标准做出的尝试显然收效甚微。伦巴第-威尼西亚主要使用弗罗林（fiorino）与奥地利里拉作为流通硬币，皮埃蒙特铸造当地独有的里拉（基于法国十进制体系创造的独特货币），教皇国使用罗马斯库多（scudo），托斯卡纳采用卢卡斯库多和里拉，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分别流通达克特和昂扎（onza）。相比之下，各地计量长度、干湿重量与面积的基本单位则更加混乱复杂，甚至一国之内有多种标准并存。以皮埃蒙特-撒丁王国为例，皮埃蒙特地区通用的长度单位为特拉布科（trabucco）、皮德（piede）、昂西亚（oncia）和拉索（raso），邻近的利古里亚使用卡内拉（cannella）和帕尔莫（palmo），撒丁岛通用的特拉布科又比皮埃蒙特的特拉布科长6厘米，通用的帕尔莫比利古里亚的长1.5厘米，同时还使用名为卡纳（canna）的单位。 [33]
当然，这些差异并不能阻挡地区间的商贸往来，但仍然是当时半岛经济活动地域化且严重受限的表现。即使像卡米洛·加富尔这样精力充沛且擅长经商的农业大亨也只能在皮埃蒙特东部的狭窄经济走廊中发展，其最大的梦想不过是让自己在莱里（Leri）的庄园“成为韦尔切利省最富庶的土地”。
在同代皮埃蒙特贵族中间，他的视野不可谓不广阔（他从利物浦进口海鸟粪和蝙蝠粪肥料，将美利奴绵羊贩卖给埃及的高官）。
亚平宁半岛的语言也同经济版图一般支离破碎。意大利语——或者说但丁、彼特拉克与薄伽丘使用的托斯卡纳方言——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一直是受教育者间通用的标准书面语（根据需要也可以用作口语）。统一运动时期使用标准意大利语的具体人数至今尚存争议，但根据最新估测，只有10%的人口将其用作第一语言，他们主要居住在托斯卡纳和罗马（大都会的混居环境促使人们使用通用语）。 [34]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合理假设接受过一定正规教育的人们（1861年大概达到22%）能听懂并阅读意大利语，但无法流畅表达及写作。即使将他们考虑在内，仍有大约80%人口仅靠地方方言交流，这些人无法理解，甚至从未接触过意大利语。当米兰贵族乔瓦尼·维斯孔蒂·韦诺斯塔与埃米利奥·维斯孔蒂·韦诺斯塔（Giovanni and Emilio Visconti Venosta）在1853年走出舒适圈去造访西西里时，当地人不知他们从何处而来，猜测他们一定是英国人。 [35]
当然，多语言并存是19世纪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常态，人们往往在家里说一种语言，工作时说一种语言，写作或办理业务时又要使用另一门语言。19世纪二三十年代，匈牙利议会中的贵族人士以克罗地亚语或马扎尔语交流，出席会议时则用拉丁语。 [36] 广大农村使用方言的现象也并非意大利独有，第三共和国统治下的法国也存在同样的现象。 [37] 但是，意大利各地方言种类异常繁多，这反映出几个世纪以来的外部征服与占领——来自希腊人、阿拉伯人、诺曼人、加泰罗尼亚人、西班牙人、阿尔巴尼亚人、斯拉夫人——以及具有不同地方认同特色的相互竞争的城市的刻意追求。从结果来看，即使地理位置相近的两地也很难沟通。19世纪初，乌戈·福斯科洛曾表示——尽管他一贯采用夸张手法——米兰人和博洛尼亚人都“须经过数日学习”才能理解对方的语言。 [38]
在许多复兴运动中的爱国者看来，意大利语言及其灿烂的文学传统是民族自豪感的主要源泉，但正如福斯科洛和曼佐尼坦言的那样，在19世纪初，意大利语已脱离人们的生活。
上至贵族等受教育阶层，下至工匠与农民，人人都以方言交流。皮埃蒙特的布道活动使用方言，威尼斯的法官与律师以方言沟通，那不勒斯的宫廷中也使用方言。
自18世纪中期起，新兴的文学传统巩固了方言的地位，代表人物包括威尼斯喜剧家卡洛·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巴勒莫抒情诗人乔瓦尼·梅利（Giovanni Meli），以及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诙谐的讽刺诗的米兰作家卡洛·波尔塔（Carlo Porta）和罗马作家朱塞佩·贝利（Giuseppe Belli）。在皮埃蒙特，国王与大臣通常以方言为口语，法语为书面语（加富尔关于意大利统一的大部分函件皆为法语）。卡洛·阿尔贝托的意大利语水平远高于常人，他若遇到同样熟悉意大利语的人，准会十分惊讶。根据皮埃蒙特一位爱国主义贵族女性的回忆，国王曾在1840年称赞她的意大利语：
“你的意大利语非常流利，是在佛罗伦萨上过大学吗？”
“没有，陛下。我一直居住在都灵。”
“太令我惊讶了，我们这里妇女的意大利语水平也就和法国人差不多。”
“这是因为宫廷通用法语。如果您能够用意大利语与人们交流，我的陛下，大家都会为此爱戴您……”
“大家，是啊，要是大家都像你一样。” [39]
著名法国作家司汤达对意大利心怀热爱。他与斯塔尔夫人一样，将意大利视为艺术、美与想象力的沃土，这里没有社会的限制与陈规，让人类的热情与感性尽情释放。这一切想象似乎都是格勒诺布尔（Grenoble）的反面——他在那座冰冷、沉闷而压抑的城市度过了童年时光。司汤达期望意大利重新崛起，恢复往日的荣光，这一点他也与斯塔尔夫人如出一辙。尽管他认识到几个世纪的专制与教会统治逐渐侵蚀了意大利古老的公民及战士美德，司汤达依然相信在意大利人犬儒主义及恭顺的表象下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只待重新点燃后便能撼动世界（“在1815年，谁又能猜想到在土耳其统治者面前百依百顺的希腊人，有一天竟呈现出英雄主义的姿态？”）。
[40]
但与斯塔尔夫人不同的是，司汤达深深敬仰着拿破仑，认为15年的法国统治为半岛带来了积极的震动。当斯塔尔夫人为如何在日益腐朽的社会恢复自由而忧虑时，司汤达认定民主只会在仁慈的独裁统治后实现。
1816年至1817年，司汤达在意大利北部与中部游历，“幕后爱国主义”（patriotisme d'antichambre）的强大力量让他深感震惊。他所谓的“幕后爱国主义”，即人们对本城镇或村落怀有的狂热、极端的自豪感。他认为，这种对地方的强烈热爱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但它往往伴随着僵化褊狭的视野与对一切批评和变化的抵制。米兰是一座美妙的城市，也是司汤达最爱的城市。米兰人的确有权为城市中林立的尖顶新教堂、光彩夺目的歌剧院、带有高效的锡制排水系统的中央广场以及清洁的街道感到自豪，但他们仍秉持着中世纪共和国的价值观（“今天的意大利的确只是中世纪形态的延伸”），眼界有限。他们将热情倾注于当地主保圣人嘉禄·鲍荣茂（Carlo Borromeo）、斯卡拉歌剧院的演出、拿破仑马戏团的模拟海军战役、马车比赛和矮人套袋赛跑，以及周日的贵族游街仪式（百姓会拥向主街，观看“米兰贵族”乘马车行进）。相比之下，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将政府贬斥为“吸人血的毒虫”，不值得支持。同样，他们也普遍漠视文学作品（无人读小说），孔法洛涅里、佩利科等人举办的文学沙龙仅有几十名参与者，并未受到主流关注。
如果浓烈的地区自豪感能同邻近城镇的兄弟之谊结合在一起，民族情感也许就能得以彰显，但亚平宁半岛还是充斥着敌意与仇恨（“意大利同时孕育着爱与恨”）。
曾有人告知司汤达，贝加莫、帕维亚与诺瓦拉对米兰心怀憎恶，不仅如此，几乎所有意大利城市都敌视其邻近城市，唯有佛罗伦萨（司汤达说，它已经丧失与锡耶纳为敌的力量）和米兰（其居民过于关注“桌上的食物与身上的温暖大衣”）是例外：
不用说，不同地区的人们很难组成一个同一性的民族……（并且）我们的统治者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实现目的：分而治之。不幸的人民因仇恨碎成一盘散沙，受到维也纳、都灵、摩德纳、佛罗伦萨、罗马与那不勒斯的数个宫廷统治。
当司汤达离开米兰，向南穿过艾米利亚-罗马涅和托斯卡纳时，他越发为沿途所见的偏见与无知而痛心，当地的“幕后爱国主义”甚至蒙上了超现实主义的色彩。每一个城镇与村落都仿佛一个封闭的宇宙，对一切批评与外界声音置若罔闻，再微不足道的人才、再寒酸的公共建筑也能被吹捧上天。人们的生活中充斥着迷信，神职人员主宰着穷人的情感世界，他们的祈祷与仪式被认为是确保丰收、避免自然灾害与抵制罪恶的关键。此外，普罗大众与受教育精英间的文化差异也引起了司汤达的警惕。在记录一个村庄如何接连数日受到天空中“黑色的鬼魂”（后来发现只是一头鹰）惊吓的事迹后，他写道：“我对意大利的未来深感担忧。这个民族还将继续诞生贝卡里亚一般的哲学家、阿尔菲耶里一般的诗人与圣罗萨一般的战士，但这些闪闪发光的个体终究与广大民众相隔绝。”
对于大多数百姓而言，生活艰难而动荡，而教会以色彩、音乐与神迹掌控他们的心神，成为苦难生活中的重要慰藉。1817年8月18日的罗马见闻让司汤达对此有所体悟。他看到77岁的教皇庇护七世站在讲台上，被抬着光荣地穿越脸上洋溢着虔诚敬慕之情的人所形成的人海：“人们深信教皇……是他们获得永恒幸福或诅咒的最高裁决者。”5名手举巨型火把的修士吟唱着赞美诗走在队伍最前方，其后是大教堂的普通教士，被巨型红黄二色（这座城市的传统色彩）的横幅分为7个群体，“每一面颇具东方气息的横幅后都跟着一个古怪精妙的器械，顶端装有一口钟，每隔几分钟发出高昂而肃穆的鸣响”。这之后是枢机主教：
顷刻间，所有人跪伏在地，我的视线越过那覆盖着昂贵稀有织物的讲台，望见一位苍白干瘪却骄傲凛然的老者，厚重繁复的圣袍在他的双肩上高高堆起——他的身形仿佛与祭坛、摇晃的讲台与金色的太阳合为一个整体，连同我也融入其中，不可分离。明亮的日光下，他仿佛在爱怜中微微弯下身子。“你没告诉我教皇是个死人”，我身旁的小孩向母亲抱怨道。再没有词可以更加精准地描述出这脱离尘世、凝固静止的幽灵。那一刻，置身人海之中，似乎我自己也可算作信徒中的一位——如果美丽也是一种宗教。
意大利民族作为一种新的世俗宗教，要如何与古老的信仰竞争呢？
雷卡纳蒂（Recanati）是一座典型的教皇国省城，坐落在安科纳南部山区边缘，距万人瞻仰的洛雷托圣母教堂仅数千米之遥。城中的中世纪塔楼与城墙展示出它曾经的重要军事地位，宽阔的街道与庞大坚固的房屋则证明在16世纪、17世纪，雷卡纳蒂曾经历一段商业繁荣时期。1798年，在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出生之时，雷卡纳蒂已不再富足，经济文化皆陷入停滞。17座教堂的钟声主宰着这座城镇，昔日繁华与成就的痕迹随处可见：建于13世纪的主教府邸、保存15世纪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石棺的大教堂、无数高塔和修道院、中央广场、广场两旁气势恢宏的宫殿（500多年来，莱奥帕尔迪家族一直住在这里），以及不计其数的文艺复兴雕塑和油画，包括独树一帜的威尼斯天才画家洛伦佐·洛托（Lorenzo Lotto）创作的名画，其中一幅以天使报喜为主题，画面中还有一只受到惊吓的猫，古怪而富有戏剧色彩。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的父亲莫纳尔多是一位保守的贵族，身着古板的黑衣，书写宗教、哲学、文学及历史文章来攻击法国大革命的错误，捍卫基督教作为社会的基石的地位。他希望保护儿子远离现代世界的种种危险，因此请来耶稣会士做家庭教师，用所剩无几的家族遗产在莱奥帕尔迪宅邸中打造出一间巨大的图书室。贾科莫很早便展现出超凡的才智，18岁便熟练掌握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以及几种现代语言，撰写出一部天文史及有关古代科学的勘误论文，还创作了两部悲剧、无数原创诗歌，并有许多诗歌译作。但他并不快乐。不健康的脊柱状况使他身体畸形，他想离开家，离开雷卡纳蒂这座“我出生的原始城镇”。贾科莫骄傲的书生气质与对镇民的蔑视让他并不受当地人欢迎。 [41]
浪漫主义的情怀将痛苦与成长经历转化为艺术素材，他与福斯科洛、曼佐尼和司汤达一样，在对意大利民族理想化的愿景中找到了不满情绪的出口。定义的含糊不清、性的意象与对复仇和战争的煽动让这份愿景更为强大。1818年至1821年，莱奥帕尔迪写下一系列引人入胜的颂歌，对比昔日的辉煌成就与今日的“平庸”“艰难”。他将意大利描绘为一位身负重伤的美丽女子，衣衫破碎，秀发凌乱，她坐在地上痛哭，锁链捆绑着她的双臂。他呼吁意大利的年轻男儿——“她的儿子们”——效仿古人，拾起武器将她拯救，“准备好为祖国牺牲”。他希望学者与作家回忆起但丁、塔索（Tasso）等文学家的伟大成就，以这些成就教化人民，迫使意大利人克服“懒惰”，再创“辉煌成就”。自16世纪以来，只有一个男人值得意大利为之自豪（但“其身处的怯懦时代不足称道”），那就是阿尔菲耶里。他的勇猛刚烈、“男子气概”与对独裁者的仇恨“不会来自我身处的贫瘠虚弱之地”，而是从北部的阿尔卑斯山而来。 [42]
莱奥帕尔迪终于在1822年离开雷卡纳蒂前往罗马，并先后在米兰、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停留，与曼佐尼等重要作家相识。但旅行没能让他对意大利同胞看法的有所改观，他依然为人们的犬儒主义、顺服与缺乏志向而痛心疾首。民族主义情怀之稀薄也令他警醒，而在同一时期，其他国家——以英法为主，也包括德意志以及后来的西班牙与希腊——似乎都涌动着爱国热潮，这种热潮激励着战士、政治家、工程师、商人、作家与艺术家爆发出无限潜能。经过深思熟虑，他意识到意大利当下的特质与民族感的缺失有密不可分的联系。1824年，他在一篇名为《论意大利风俗现状》（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ustoms of the Italians）的文章中分析了二者的关系（但1906年方才发表）。
他提出，意大利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即民族群体的缺失，半岛的各色居民之间没有联系，行为与品味没有规范，也就无法产生一致的荣辱感。在现代世界，这样的社会环境是不可或缺的，启蒙运动击碎了屹立千年的宗教支柱，留下一片真空地带（莱奥帕尔迪在这个问题上与父亲意见相左，他父亲固执地捍卫王权与教权，希望阻止变化的浪潮）。出于种种原因，加之缺乏伦敦、巴黎这样的首都城市，意大利人没有形成普遍的集体道德意识，而是局限于一家之内或一镇之间，也就无法产生理想情怀，无法抵御犬儒主义——这正是不断侵扰意大利人的邪恶品性，它毁灭了一切。意大利人尽是个人主义者，还为此自鸣得意，“每一个意大利城市，每一位意大利人都有自己的行事风格”，该问题在小型省城尤为明显。“散步（passeggiate）、节日与教堂”是大多意大利人唯一受到评判的场合，除此以外，并不存在其他形式的社会。“他们沿街漫步，观看演出与娱乐活动，参加弥撒与布道，庆祝宗教与世俗节日。这就是全部……” [43]
雷卡纳蒂的生活或许造成了莱奥帕尔迪的视野褊狭，但许多意大利复兴运动爱国者也都持有相似的观点。中产阶级或贵族出身的有识青年（大多为男性，也包含部分女性）认识到自身与广大民众间的巨大隔阂，他们梦想意大利终将光荣复兴，以统一的积极面貌继承过往的辉煌，但他们却面对着沉闷而分裂的现实局面。1837年，莱奥帕尔迪在维苏威山坡的宅邸中去世。他至死孤独而失意，却留下了19世纪最动人的抒情诗篇，他希望这些诗可以教育意大利读者，并为他们带来快乐。182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让我可怜的祖国重燃希望……我将在创作诗歌与散文时运用感性与热情、修辞与想象作为武器。” [44] 他曾做出许多更具明显教化意味的尝试，但大多没能完成，包括《论意大利青年教育》《一位父亲写给儿子的信》《儿童伦理教育指南》等。接下来，将由其他人去寻找创造意大利民族群体意识的道路。
[1] C.Petraccone, Le due civiltà. Settentrionali e meridionali nella storia d’Italia (Rome, 2000), p. 6.
[2] G.Bollati, ‘L’italiano’, in Storia d’Italia. Vol. 1: I caratteri originali (Turin,1972), p. 954.
[3] Cf. I.De Feo, Manzoni. L’uomo e l'opera (Milan, 1971), pp. 131–2,158, 596–8.
[4] A.Manzoni, ‘Marzo 1821’, in Tutte le opere di Alessandro Manzoni. Vol. 1: Poesie e tragedie , eds. A.Chiari and F.Ghisalberti (Milan, 1957), pp. 115–18.
[5] A.M.Banti, ‘Le invasioni barbariche e le origini delle nazioni’, in A.M.Banti and R.Bizzocchi (eds.), Immagini della nazione nell’Italia del Risorgimento (Rome, 2002), p. 22.
[6] A. Manzoni, Il Conte di Carmagnola , Act 2, Chorus, in Tutte le opere di Alessandro Manzoni , Vol. 1, p. 337.
[7] Manzoni, ‘Discorso sur alcuni punti della storia longobardica in Italia’, in Tutte le opere di Alessandro Manzoni. Vol. 4: Saggi storici e politici , ed. F.Ghisalberti, pp.198,206–11.
[8] Manzoni, Adelchi , Act 3, Chorus, in Tutte le opere di Alessandro Manzoni , Vol. 1,pp. 613–15.
[9] A. M.Banti, La nazione del Risorgimento. Parentela, santità e onore alle origini dell’Italia unita (Turin, 2000), p. 47.
[10] G.Mazzini, ‘De l'art en Italie, à propos de “Marco Visconti”, roman de Thomas Grossi’, in Scritti editi ed inediti di Giuseppe Mazzini , Vol. 8 (Imola, 1910), pp.45–7.
[11] L.Settembrini, Lezioni di letteratura italiana , Vol. 2 (Florence, 1964), pp. 1072–3(‘La rivoluzione interiore. Il Manzoni’).
[12] M.L.Astaldi, Manzoni ieri e oggi (Milan, 1971), p. 319.
[13] J. C.L.Sismondi, Histoire des rèpubliques italiennes du moyen age , Vol. 10 (Paris,1840), pp. 364–401.
[14] F.Venturi, ‘L’Italia fuori d’Italia’, in Storia d’Italia. Vol. 3: Dal primo Settecento all’Unità (Turin, 1973), p. 1177 (Sismondi to Madame de Staél, 20 March 1804).
[15] Cf. M.O’Connor, The Romance of Italy and the English Political Imagination (Basingstoke, 1998), pp. 40–55.
[16] C. Botta, Storia d’Italia continuata da quella del Guicciardini sino al 1789 , Vol.1(Capolago, 1832), p. 42.
[17] C.Botta, Storia dei popoli italiani , Vol. 2 (Pisa, 1825), p. 16.
[18] Botta, Storia d’Italia continuata da quella del Guicciardini , Vol. 1, p. 44.
[19] Botta, Storia dei popoli italiani , Vol. 5, pp. 164–5.
[20] Gofredo Mameli. La vita e gli scritti. Vol. 2: Gli scritti , ed. A.Codignola (Venice,1927), pp. 76–7.
[21] G. Mazzini, Doveri dell'uomo , in Scritti editi ed inediti di Giuseppe Mazzini , Vol.69(Imola, 1935), pp. 61–2.
[22] G.Pescosolido, ‘L’economia e la vita materiale’, in G.Sabbatucci and V.Vidotto(eds.), Storia d’Italia. Vol. 1: Le premesse dell’Unitaà. Dalla fine del Settecento al 1861 (Rome and Bari, 1994), pp. 107–9; G.Montroni, La società italiana dall'unifcazione alla Grande Guerra (Rome, 2002), p. 7.
[23] A.Scirocco, L’Italia del Risorgimento 1800–1860 (Bologna, 1990), pp. 239–43.
[24] A. M.Banti, La nazione del Risorgimento. Parentela, santità e onore alle origini dell’Italia unita (Turin, 2000), pp. 19–22.
[25] D.Mack Smith, The Making of Italy 1796–1870 (London, 1968), p. 85.
[26] R. Romeo, Cavour e il suo tempo. Vol. 2: 1842–1854 (Rome, 1977), pp. 214–20.
[27] A.M.Banti, Storia della borghesia italiana (Rome, 1996), p. 81.
[28] S. Woolf, A History of Italy 1700–1860. The Social Constraints of Political Change (London, 1986), p. 286.
[29] V. Zamagni, Dalla periferia al centro. La seconda rinascita economica dell’Italia:1861–1981 (Bologna, 1990), pp. 37–9.
[30] Woolf, A History of Italy , pp. 285–6.
[31] Banti, Storia della borghesia , pp. 82–3.
[32] M. Petrusewicz, Latifondo. Economia morale e vita materiale in una periferia dell’Ottocento (Venice, 1989), pp. 185–219. Cf. S.Lupo, ‘I proprietari terrieri nel Mezzogiorno’, in P.Bevilacqua (ed.), Storia dell'agricoltura italiana in etaà contemporanea. Vol. 2: Uomini e classi (Venice, 1990), pp. 112–18.
[33] Romeo, Cavour e il suo tempo , Vol. 2, pp. xii–xiv.
[34] L.Serianni, Storia della lingua italiana (Bologna, 1990), pp. 17–18.
[35] G. Visconti Venosta, Ricordi di gioventuù. Cose vedute o sapute 1847–60 (Milan,1904), p. 277.
[36] E. J.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1990), p. 94.
[37] Cf. R.Price, A Social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London, 1987), pp.349–52.
[38] T. De Mauro, Storia linguistica dell’Italia unita (Rome, 1984), p. 44.
[39] Banti, La nazione del Risorgimento , p. 25 (Olimpia Savio).
[40] Stendhal, Rome, Naples and Florence , trans. R.Coe (London, 1959), p. 316.
[41] Cf. R.Damiani, Vita di Leopardi (Milan, 1992), pp. 41–77.
[42] G. Leopardi, All’Italia, Sopra il monumento di Dante, Ad Angelo Mai, Nelle nozze della sorella Paolina , in Opere , Vol. 1, ed. S.Solmi (Milan, 1956), pp. 3–28.
[43] Leopardi, ‘Discorso sopra lo stato presente dei costumi degl’ italiani’, in Opere ,Vol. 1, pp. 853–4.
[44] Leopardi, Zibaldone , Vol. 1, ed. R.Damiani (Milan, 1997), p. 1004 (27 Julyo 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