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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旅行有时有特定的目的，有时则是出于无意或某种难以解释的原因。无论是哪种情况，旅行都能带来发现。欧内斯廷·麦克休在她的回忆录《喜马拉雅的爱与敬意》中，讲述了二十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她在尼泊尔古隆族聚居地进行考察的往事。麦克休师从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当时她的研究课题是死亡仪式，而她在十四岁时就失去了母亲。这个研究让她多次直面死亡，这些经历在帮助她理解异域文化的同时，也加深了她对自己的理解。多年后在创作回忆录时，她进一步发现自身经历与研究尼泊尔人的死亡文化之间的联系。正是贝特森教导她去追寻这种关联。她写道：“有一天，他给我们每人发了一首里尔克的诗，让我们去森林里寻找一片与这首诗结构一致的树叶。” 1 在旅行以及后来的写作过程中，麦克休一直在寻觅不同世界之间的联系，就像寻找一片能与一首诗歌对应的树叶一样。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会告诉我们，在人类经验中看似截然不同的事物也可能有相通之处。
麦克休就这样奔向未知的尼泊尔。“我系好安全带，看着窗外夜色中蓝色照灯照出的跑道，不禁开始想我到底在做什么，一个人跑去那么远的地方。” 2 我们常常在出发之时质疑自己的动机。你也许还记得第一次飞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日本乘坐新干线或在前往欧洲的船上看着故乡的海岸线渐渐消失的情形。出发时，恐惧会伴随着兴奋一同涌现。麦克休坐上出发的飞机时也是如此，她写道：“一位身穿蓝色套装的空姐站在狭窄的走道中间，她有着黑色的头发，戴着小巧的圆顶帽。我听到门‘砰’的一声关上，锁‘咔嗒’一声扣上。我再次将视线投向窗外的黑暗，哭了出来。” 3 空姐的蓝色套装和帽子、锁门的声音为麦克休的情绪变化做好了铺垫。接下来她描述了尼泊尔皇家航空飞机上可恶的雪人图案，以及空姐分发蜡烛的情景。这些细节很快将我们带入一个与平常无奇的起飞截然不同的陌生时空。我们还不知道尼泊尔的生活将对麦克休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我们与她共同经历了旅行的开端，她的眼泪与不安留在了我们心中。
在第一章中，我们调查了自身的文化背景，学会了将熟悉的情境陌生化。有什么相应的方法能帮助我们熟悉陌生的环境呢？我们都会想要努力摆脱或避免陌生的文化带来的不安，但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认为：文化差异是最好的老师。从小跟随时任外交官的父亲在美国、墨西哥和智利长大，富恩特斯发现“文化并不是孤立的，而且一旦与那些截然不同或具有挑战性的事物失去联系，文化便会枯萎……没有任何文化能在孤立中保持独特性；文化认同是通过交流、对比和突破获得的”。 4
在记述你的旅程时，最好选择一个有吸引力的切入点。你可以像麦克休那样，从出发时乘坐的飞机、船、汽车或自行车写起。你也可以在第一篇日志中写下一些对目的地的模糊印象：比如在秘鲁首都利马的第一个早晨，你醒来时听到窗外的车声、孩童的呼喊、小贩叫卖橙汁的声音；或是你在乍得首府恩贾梅纳机场遇到的一场遮天蔽日的沙尘暴。你以为自己会永远记得所有细节，但其实往往要到动笔之时，才真正记住了自己的所见所想。诗人威廉·斯塔福德认为：“作家并不是因为有话想说而成为作家，而是因为他找到了一种能产生新理解的方法，如果他不开始表达，就永远也不会获得这些理解。” 5
有时候，日常生活中也会产生新的体验，迫使你寻求新的词汇来表达。作家芭芭拉·索霍姆在《冰雪皇后的宫殿》一书中描写她遇到的一场前所未见的大雪：
我从斯德哥尔摩搭乘夜班火车，于下午两点一刻到达瑞典拉普兰地区。十一月中旬的此刻已是黄昏，或者说“蓝色时分”，石板色的雪看上去比白雪更冷。另外五位从基律纳下车的乘客很快坐上私家车或唯一的那辆出租车消失了，空空荡荡的火车继续向挪威边境驶去。车站空无一人，我找不到人来打听酒店的方向。天空忽然被一阵急雪填满，奇特而忙乱的雪花，在一盏孤零零的路灯发出的冰柜般的寒光下飘舞。 6
索霍姆形容“石板色的雪”比“白雪更冷”，将色彩与感官相结合。不同元素的搭配能够拓展出新的视角，就像一首诗歌和一片树叶的对应一样。
描述你在陌生地域旅行的一个场景。以“请随我来到……”开头。尽可能多地描写周边环境中的细节。学习索霍姆对雪的描写，以新鲜的视角来记录你的第一印象。
在第一章中，我们引用了雷蒙德·威廉斯的话，说文化是“寻常之物”。非裔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在《土生子札记》中的一篇经典随笔里呼应了这一观点：“简而言之，一个人必须接触另一种陌生的文化，才能理解文化既不是编竹篮之类的社区活动，也不是上帝的行为；文化本身既不令人仰慕也不令人厌恶。”他建议在陌生土地上反观自己。对他来说，这使他对种族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他当时正是为此逃离了美国。鲍德温在法国生活了八年，到一九八七年去世时，仍然只是临时居民。他写道：“刚到巴黎时，我身上只有四十几美元，法语一窍不通。很快我发现我对法国人的性格也毫无了解。” 7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学会了描写他的东道主以及法国人眼中的自己。他写道：“法国人认为所有来自美国的黑人都能演奏小号、能歌善舞，同时背负着难以言喻的伤痕，即便法兰西共和国所有的荣光也无法治愈他们。” 8
在《巴黎人人平等》一文中，鲍德温探讨了在新文化环境中的身份认同。文章记录了他在巴黎监狱里度过的八天。他被捕的原因是一位相识的旅客将偷来的床单放在他的旅馆房间中。法国警察并没有将他视为“一个可恶的黑人”，只当他是一个“美国人”。他深受震动，不再考虑“我是什么身份”，而是“我是谁”，但抛开在美国种族主义环境中的求生策略，他不知该如何行动。 9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一位美国黑人在巴黎——鲍德温的故事表现了特定时间和地点中的身份困惑。但他也写到了普遍的压迫。文章的结尾处十分动情，鲍德温在一位律师朋友的帮助下获释，他写到法庭上那些令他不寒而栗的欢笑：“这令我想起在家乡经常听到的笑声……这笑声来自那些自认为不会受任何苦难侵蚀的人。对他们来说，生活中的痛苦都是不真实的。我的家乡充斥着这种笑声，所以我决心离开，以为这样便再也听不到它。在我看来，我的人生是从抵达巴黎的那一年开始的，以某种深刻、黑暗、无情和如释重负的方式。我终于明白，这种笑声无处不在、永远不会停止。” 10
你在家乡时或许没有遭遇过与鲍德温类似的痛苦，但也能体会到置身海外的茫然无措。在这个新环境中你是谁？你该如何适应，并记录令你困惑甚至不悦的经历？可能在你看来，新的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显得不合常理，但每种文化都有其内在逻辑。“文化相对主义”在跨文化探索中至为关键。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都坚持，要在某种独特框架下——例如文化、语言或历史时期——去看待特定事物，包括意义和道德等。这一理念有时被模糊地曲解为“任何事都行得通”，好像它没有任何标准。但事实上，要从内部框架把握一种文化，需要严格的训练和扎实的知识。如今全球化与国际人权问题令这一议题更为复杂，但文化相对主义仍不失为一种理念和目标。对差异的尊重与对普适原则的追求是可以共存的。
在公共和私人领域，我们都能学到很多。但如果能与当地人一块儿生活，或有其他类似的接触私人领域的机会，你将能更快地掌握当地的文化规则。麦克休在书中描述了她与古隆人一起生活时，跟一个当地女人的初次相遇，这个女人后来成了她的义母。
“你有父母吗？”她（拉丽塔）问。
“没有母亲。只有父亲。”我说。
“你的母亲去世了吗？”她问道，头垂到一边，双目紧闭，伸出舌头，模仿死人的模样。
“是的。”我回答。拉丽塔点燃一根香烟，递给我。
“你留在这儿，”她说，“我来当你的母亲。”我眨眨眼，吸了一口烟，然后递回给她。
“我——母亲，你——女儿。”她指着我俩，用尼泊尔语说。
“我——女儿，你——母亲。”我重复道。
“衷心感谢。”她庄重地回道。
这就是我与古隆人漫长而丰富的联系的开始。 11
索霍姆用新颖的语言勾勒出一个地方的氛围；鲍德温对难以把握的身份的本质提出疑问；麦克休先将我们带入痛苦的离别，然后用一段对话引出将对她在尼泊尔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人际关系。每一个例子中，我们都能体会到作者在旅途最初的感受：困惑、愤怒、孤独。但我们也已准备好去迎接富恩特斯所说的“突破”。
无论你是要去俄罗斯生活一年还是短暂经过澳大利亚或马拉维，有一个元素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都至关重要：食物。大量旅行游记乐于绘声绘色地展现买菜、烹饪、吃饭以及逛市场的过程。路边摊和餐馆用声音、香味和视觉细节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社会生活的每一部分都与食物紧密相连。除了食物，市场上还可能有各种衣物、厨房用品、工具以及现代化的电器，这些货物有时就装在骆驼或骆马的背上。
资深记者苏珊·奥尔琳这样描写摩洛哥杰迪代的露天市场：“露天市场上空飘荡着轰鸣：成百上千个小摊上，小贩与游人讨价还价，盒子‘砰’的一声打开、袋子‘啪’的一声被填满，一个由诺基亚手机广告画搭成的帐篷里，一台一人高的音箱连着无人照看的笔记本电脑，大声地播放着摩洛哥音乐。” 12 奥尔琳将现代元素穿插在传统元素中，用嘈杂的声响生动地勾勒出了市场的景象。
在新目的地的城市、小镇或乡下散步。调动你的所有感官，记录各种细节，然后以“我记得……的声音、味道或气味”开头，进行自由写作。注意学习奥尔琳对拟声词的运用，让声音跃然纸上。
旅行中，你可能会遇到自己讨厌的食物。比如在西方文化中狗是家养宠物，在另一些地方却会变成当地人的盘中餐，这必定会引起热爱宠物的人的极度反感。而来美国的游客很可能会受不了热狗、花生酱等当地人喜爱的食物。一位美食博主曾写道，美国某种随处可见的创意果冻像是将动物皮毛、骨头和花哨的化学物质煮到一起的产物。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每个社会都会以某种二分法区分自然与文化这两个范畴，例如“生食和熟食”的对立，这种划分方式定义了我们对“自然”与“文明”的理解。
有时你根本没法分辨盘子上那一团脂肪是什么。优秀的旅行者都知道：给什么就吃什么，否则便可能显得无礼。但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作家阿尔登·琼斯在随笔《猪油有益》中，描写了她住在哥斯达黎加时对新鲜蔬菜的强烈渴望。她眼看着刚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西兰花被扔入锅中，与大块猪油融为一体。“我一边吃着湿嗒嗒、软趴趴的西兰花，一边计划明天早上带把瑞士军刀偷偷去地里割一颗新鲜的西兰花，然后躲到咖啡树丛中大快朵颐。” 13 琼斯的脑海中有两个声音：一个来自旅行者，一个来自游客。旅行者说：“尊重当地习俗，吃掉猪油吧！”游客则说：“去海滩享受那些给外国佬准备的美味吧！”琼斯用幽默的故事串起了当地饮食的历史。哥斯达黎加政府最初将猪油列为国民必需品，是为了补充以大米和豆类为主的国民饮食中所缺少的脂肪。然而，当一个年轻人由于食用过多猪油而心肌梗塞致死后，一切都变了。
在尼泊尔的第一个早晨，麦克休醒来就看到了一群村里的孩子。他们给她送来用姜、小豆蔻和糖煮的茶，茶中还加了水牛奶以中和茶的苦味。她后来才知道，当地人喝茶通常会放盐，极少放昂贵的糖。她从这次关于食物的经历中初次体会到了尼泊尔人的慷慨。
世界各地都不乏热情好客的人民，但他们的表现方式却不尽相同。一个在巴塞罗那的美国学生可能总是要等到晚上十一点才吃得上晚饭，而一个西班牙学生可能会被威斯康星人每天下午五点半就开始吃晚饭的习惯吓到。食物也可能带来道德困境。接待家庭往往要满足寄宿客人的特殊需求，比如只吃素食，而这可能令他们感到困惑甚至难过。在有的地方，肉类是昂贵的稀缺品，如果主人特意省下些以供客人享用，却又遭到拒绝，恐怕会让他们受伤或引起双方的误解。
如果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你的原则有多坚定？你是否从不喝酒？你愿意牺牲宗教或道德原则来适应当地饮食吗？你可能会发现，在这些问题上，自己比想象中的更灵活，抑或更坚定。
如果一个穆斯林去访问一个意大利家庭，或者反过来，两种情况下酒精都可能导致两难的处境。但宗教戒律是死的，人是活的。除了文化习俗，你还可能因为身体原因而不能喝酒或吃某些食物。第七章中将会进一步探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问题。当我们借旅居海外以拓展视野和经历的同时，也要尽量避免伤害自己或他人。
回顾一次遇到不喜欢或无法接受的食物的经历，运用嗅觉、味觉和视觉细节来重现当时的场景。
旅途中，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可能会忽然变得不同寻常，比如前文索霍姆笔下的雪。但更多时候，遇到的是相反的情况：我们会遇到一些真正超出理解范畴的事物。要如何记录这些经历呢？人类学家卡伦·麦卡锡·布朗在《罗拉妈妈：布鲁克林的伏都女祭司》一书中记录了她与海地伏都教的深入接触。她不仅站在民族志学者的角度进行了观察与分析，还参与其中，甚至与伏都教神灵之一奥贡结了婚。即便如此，麦卡锡·布朗并未自诩为研究伏都教的权威，而是专注于她自身的经历。她捕捉到了一种“存在于两种文化的缝隙之间”的知识：“千头万绪如一块织物那样牢牢缠绑，无法抽离。” 14 她回忆了第一次与附身于阿鲁德斯（也就是罗拉妈妈）的奥贡神见面的情形：“阿鲁德斯叹了口气，伸手拿起一瓶朗姆酒，让她生起的那一小堆火烧得更旺。然后她再一次集中精力，这次成功了。难以察觉的微弱震动转变成剧烈的摇晃，能量从她的四肢喷涌而出，使其僵直地在空中断断续续地舞动。晃动停止后，阿鲁德斯的身子挺得笔直，一双黑色眼睛热切而好奇地盯着我。奥贡神来了。” 15
麦克休则讲述了一位朋友于尼泊尔去世后，她所经历的事情。她躺在床上，感到有什么东西掉在身上，胸口像有一只小动物爬过，爪子紧贴着她的皮肤。但当它跳下来时，一点声音也没有，门窗也没有任何动静。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来过。麦克休无法以自身的文化逻辑解释这件事。她的家人告诉她这是因为“死亡创造了一个空间……放进来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 16
在这两个例子中，作者都以中立的视角讲述了她们的观察与经历，没有用西方的逻辑去贬低另一种文化。这两本书之所以打动人心，部分原因是它们在可能的诠释与不加评判的叙述之间找到了平衡。在旅行中，写作者既是见证者，也是诠释者。
或许卡伦·麦卡锡·布朗与欧内斯廷·麦克休刚步入自身文化框架以外的世界时，也曾不安或害怕。恐惧是我们面对未知时的自然反应。有些旅行者的确会因为种族、性取向等差异而面临真实的危险。在逐渐克服恐惧之后，其他复杂情绪也会逐渐涌现。你可能会对某些事感到愤怒，尤其是在看到流落街头的儿童或难民营中的人群时。你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激怒别人。如何在写作中再现这些复杂的情感呢？
我们可以参考帕特里夏·汉普尔的随笔《朝圣者》，她回忆了在东耶路撒冷一个露天市场的不悦经历。当时她与一群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朋友结伴同游。在露天市场的一个香料摊前，汉普尔努力扮演一个礼貌的游客，友好地对年轻的小贩微笑。但就在那时，她的一位同伴举起了相机，完全没有留意到男孩已经皱起了眉头，摇头说不。汉普尔写道，一切发生得飞快：“男孩以刺耳的声调说了句什么，仍没能引起拍照人的注意。于是他转向我，又说了些什么，开始隔着摆满闪闪发光的商品的桌子冲我嘶吼。接着，他啐出一口痰——一颗尖锐、愤怒、有针对性的子弹，直入我眼中，正中目标。”后来，作者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种“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拥有的奇特感受——啊，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就为了这个。真正的旅行渴望着危险”。 17 旅行能教我们审视起自身的傲慢、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其他旅行者可能引发的种种情绪。
最初的恐惧和愤怒等情绪都有可能转化成强有力的文字。人在紧张不安的时刻最为敏感。如果一辆人满为患的火车车厢或是他人的痛苦令你感到焦虑，可能因为它们正中你的情感“穴位”。如果你有这样的体会，不妨写下来，因为这往往是细节最为清晰的地方。
写一件你观察到、听到或经历过的让人激动或不安的事。首先尝试客观地重现当时的情境，包括交谈、对话、周围的环境，不加个人诠释。然后用一页纸快速地写下自己的感受，再从中挑选一句话，以此为情感核心，将它融入之前的自由写作中。
当你面对人潮拥挤的街头或由虔诚的朝圣者组成的人流，你的空间感可能会受到冲击。公共汽车上、银行窗口等候的队伍里或音乐会上，你应该与人保持多少距离？又该在何时往前挪动或坐到餐桌边？不合适的表现有可能会引起麻烦，而妥当的处理则能体现你的机智。与学习母语一样，在成长过程中，我们通过日常运用来逐步理解并接受关于空间的文化逻辑。在新环境中，我们同样需要一定时间来掌握和适应当地的习俗。
想象你正在墨西哥旅行，坐上了一辆在当地随处可见的大众迷你巴士。与舒适的国营巴士不同，迷你巴士通常在十人座上塞进二十个人。巴士已经踉踉跄跄，这时，又一个人扛着大把刚刚收割的干草或芒果上了车。你感到幽闭恐惧症就要发作，而其他乘客看上去毫不在意，还对刚上车的乘客喊着“下午好”。你渴望成为一个理想的旅行者，能够每天吃猪油或惬意地挤在迷你巴士中。然而挑战自身的极限并不容易。面对陌生的空间感或其他不适时，我们想尽可能保持愉悦。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记录下真实的感受，以此来了解自身以及我们改变的过程。对这些真实细节的讲述也将引起读者的共鸣。
在一个地方待得越久，便越能了解当地人的时间观念。即使是短暂的停留，我们也能发现当地人日常生活中的部分规律。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地方，如果你按约定时间赴约，常常会等上一小时。相反，德国人和他们的火车则是出奇的准点。但这很容易造成刻板印象，事实上有的拉美人会比一些德国人更准时。掌握规律的同时，也要避免以偏概全。
除了赴约，时间观念以更复杂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现代西方，时间是无形的、线性的，以分、时、日计算。在工业革命之前，很多时钟并没有分针。作家马特·哈克特观察到：“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时间都是因地而异，变化多样。每一座城镇都有自己的时钟，当地人的钟表均以此为标准，统一手动校时。匹兹堡的时间可能要比纽约早二十七分钟，但并没有人会在意。” 18 后来，铁路的出现带来了统一时间的需求，而一战期间，由于军队需要协调时间，手表随即成为日常用品。
如何看待时间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有些文化中人们相当松弛，在美国，人们总是提前行动，时刻着眼未来。即便如此，美国人与邻居闲聊时，也会回到放松的“前工业化时间”。在很多地方，人们依然以工业化之前的方式生活；还有些地方，则在时间观念上有着不同的文化认知。
艺术家索尼娅·达尔解释过一个概念“Nongkrong”，这个概念在印尼人文艺术圈，尤其是日惹等大学城中相当流行。一位朋友告诉她，这个词语不仅指闲逛，还表示一种存在的方式，其含义远超过其字面意义——“蹲在路边抽烟”或“不干活闲坐着”。“Nongkrong”包含所有这些意思，但又不止这些。达尔发现这一理念以间接但影响深远的方式支撑着艺术家之间的合作。他们聚在一起喝喝咖啡，有时聊天，有时沉默，也许什么也不会发生。但在这个时空之中，诞生了一种西方人难以理解的生产力。这种理念不仅仅关注艺术作品这一最后的产物，而是“将艺术创作与社会生活视作整体，认为艺术是长期社会进程中的一部分”。 19 在这里，时间有时会延展，有时会收缩，但它永远不会屈服于“时间等于金钱”这一典型的资本主义价值观。
我们要如何描写时间观念这类无形的文化呢？特伦斯·奥唐奈在关于伊朗的回忆录《战争中的勇者花园》中，回忆了他从那里的某一群山中部落族人身上了解到的时间与环境对人的影响：
同很多部落族人一样，他们保持着一种我从前只在拜占庭圣像和岛民脸上看到过的神情——那是一种木然的凝视，像一个人正在梦想着永恒。我不清楚为什么圣像的脸上会有这种神情，或许因为这些圣人见到了上帝？但对于部落族人和阿伦群岛岛民来说，可能是因为他们一生之中面对的都是无穷无尽的天空与大地，于是他们习惯了睁大眼睛，露出近似茫然的神情。 20
在一次对这个山中部落的探访中，奥唐奈在一堆篝火前睡着了，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必须赶回城里赴约，而那些族人对此非常失望。他与他们的时间观念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注意奥唐奈是如何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替代解释和分析的：
我很想留下，但我不能这么做。部落头领和一群人一起走过来，告诉我食物很快就准备好了，之后我可以接着睡觉。我看着他们的脸和那堆篝火，有些动摇。但我有约在先。他们没有直说我不妨违背诺言，但暗示我可以把约定推至另外一天。我慢慢走向我的路虎，他们跟过来，脸上流露出困惑与受伤的表情。头领问：“为什么呢？时间，时间多的是。”他指向平原、山岳与天空。 21
1. 找一个公共空间，观察人们站立时相互之间保持的距离、对座位的安排，还有他们的样貌、穿着，以及环境中的其他细节。描述与他人距离过近或过远时你的感受。
2. 接着写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比如你或他人迟到的故事。像奥唐奈一样，用叙述和对话还原当时的场景，不要插入自己的解释。
讲故事主要有两种手法：交代背景信息的叙述（详述或综述）和将读者带到现场的场景描写。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进行详细探讨。但无论哪种手法，都需要掌握一个核心技巧：细节描写。小说家弗朗辛·普罗斯说：“正是那些微小但重要的细节，一笔一笔地描绘出艺术家们渴望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陌生或熟悉的画面。”这些细节包括“风景与生物（《白鲸记》中关于海洋和鲸鱼的细节）、服饰（布鲁诺·舒尔茨笔下裁缝的人偶、丹尼斯·约翰逊的《耶稣之子》中失意者酒吧里顾客手上戴的医院手环）等”。 22 读者的想象力只有在具体描写的引导下才能被触发，去看（火红的马拉斯奇诺樱桃）、去感受（扎人的羊毛）、去品尝（海腥味的鳕鱼）、去闻（新汽车刺鼻的塑料味）、去听（擦鞋布的“啪啪”声）。旅行可以帮助我们赶走老套的描写手法，这是求之不得的机会。最好的文字能打动读者，也会让写作者自己大吃一惊。
保持叙述的生动绝非易事。写作工作坊对学员的要求之一就是绝不重复任何陈词滥调。作家莱斯莉·贾米森写道：“老调重弹是最容易的，因为它们用别人说过的话取代了独特的表达。” 23 陈词滥调往往用简单的成见和老套的诠释掩盖了具体、复杂、准确的信息。贾米森补充说，但也不要因此看不上老调重弹，它们有时的确能表达出人们经历中的共性，更易引起共鸣。
从周边环境或之前的自由写作中选择一个画面：一个市场小摊、一栋房屋、一张面孔……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如俯瞰、仰视、斜睨等，对其进行细节描写。屏除老套或常见的描写。组建一个小组，成员一起反复练习，描写同一个画面，然后通过朗读来比较其中的差别。
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出现新的视角与观点，学到新的写作技巧，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改进之前的写作。通过描写，我们可以展现一件事物不是什么（否定）、像什么（明喻）或在另一种思维方式中会是什么（暗喻），从而使文章生动起来。明喻是以明确的比拟帮助读者在头脑中勾勒出画面：“他的胳膊像折断的树枝一样吊在那儿。”暗喻则要更含蓄：“他的胳膊是折断的树枝。”
选取一段之前的自由写作，删除其中的形容词。比方说，如果你曾用吵闹、嘈杂、活跃等形容词描绘家中的晚餐，现在可以运用明喻和暗喻进行改写：“晚餐期间，我家就像是（或就是）八月里某个周五的长岛火车站。”
在第一章的练习中，你摘录过不同作家对你要去的地方的描写。例如，你可能摘抄了麦克·伍尔夫对欧洲的描写——“迪士尼的魔法王国……和便宜红酒”。选择其中一句，以之为题进行自由写作，写下你对其感想的变化。
我们刚开始写作时，很难预设最后成型的文体，可能是回忆录、随笔、新闻报道，也可能是各种体裁的混合体。各种印象在我们脑中涌现，感情与观察融为一体。有些作家在成书中会将个人体验与历史或文化记录区分开来。斯蒂芬·金泽在《新月与星星：两个世界之间的土耳其》一书中回顾了他在伊斯坦布尔任《纽约时报》记者站站长的岁月。他用斜体字将短小的个人轶事穿插在关于当地人民、风土和政治的长篇新闻写作中。这些斜体文字被命名为“meze”，意思是土耳其人的餐前小食或佐酒小菜。
借用金泽的“meze”概念，从你的日志中挑选一个场景。以第一人称写一段小故事，记录你对某件事或某个人的主观感受。然后抛开个人印象和想法，用第三人称和严格的旁观者视角去描写同一个场景。
意料之外的联系能够增进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格雷戈里·贝特森深知这点，所以才让麦克休给一首诗寻找与之相似的树叶。将相去甚远的两者做比较并非轻而易举，但这种对文化模式的搜索促进了前文中富恩特斯所描述的“突破”的出现。有时我们甚至要为之付出代价，如鲍德温在巴黎的牢狱之灾，毕竟旅行一词的词源就含有艰苦（travail）之义。
在记录旅行中的突破时，我们要赞颂愉悦美好、探索神秘，也要记录痛苦。我们需要第一和第三人称视角，既要有清晰的观察，也要有主观的感受。麦克休描绘了喜马拉雅地区的生活细节，同时也记录了自己的感受。在结尾，她再次想到义母拉丽塔同她第一次见面时对她说的话——“我来当你的母亲”。她写道：“这意味着多么沉重的责任和多么大的风险啊。对于我这么一个带着痛苦与希望来到她面前的人，这又是一份多么厚重的礼物。她最终留给我的是更多的痛苦与希望——理解与爱带来的痛苦、理解与爱带来的希望，以及失去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24 只有深刻地了解了一种文化，才能感受到这种失去亦是一份了不起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