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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系统介绍了支撑“朗读优势论”的各类理论模型：“运动记忆”模型、“输出假说”、“产出效应”模型，以及神经科学方面的实践研究。从构词法、语音学、句法学、阅读应用、神经学等角度阐述了中英文的异同特点，以及朗读对二语习得作用的研究，以期为我国外语教学产生启示。
关键词： 朗读优势论 产出效应 外语学习
阅读有两种主要形式：出声的阅读——朗读，无声的阅读——默读（孟秋红，2007）。一般而言，二者因其各自优势，在阅读过程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发挥作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如默读主要应用于理解和记忆，而朗读则主要应用于言语表达和记忆。近年来，随着“运动记忆”模型、“输出假说”、“产出效应”模型以及一系列实验记忆范式的推进和神经科学相关研究的进展，相比默读，“朗读优势论”的呼声日渐高涨并成为相关领域研究的热点。
提及朗读优势论，“运动记忆”模型成为解释其优势成因的两个基本依据。第一，朗读时口腔肌肉的细微运动在大量反复运动后还会形成稳固的运动记忆，相比视觉记忆，这一记忆能维持较长的时间。第二，朗读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眼、口、耳、脑等感官的相互配合，能产生协同效应对大脑产生共振，更有利于记忆。相比朗读，默读则缺失了听觉记忆和运动记忆的加深和巩固。而将视、听、说全面运用的朗读，对说一种语言，尤其是一种新的语言能提供良好的反馈、修正机制。
Swain在 1995 年提出了“输出假说”，把关注点聚焦于“说”语言和用语言上。他指出，“可理解的语言输入不是语言习得的充分条件，不一定导致语言习得”，因而要引导学习者可理解的输出语言。而目前我国外语教学过分注重语言输入的作用，却忽略了语言输出的功能（李涛，2013）。笔者认为，要实现语言输入向语言输出的过渡转变，朗读的优势显而易见。因为作为出声的阅读——朗读，既是语言“输出”，又在“听”与“说”的自我反馈中实现了语言“输入”与“输出”之间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与此同时，朗读在二语习得中兼有语言输入和输出的功能，可在输入与输出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是学习者提高语言意识、进行自我检验的一个有力工具（张霞，2006）。
“产出效应”模型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相对于默读，发声朗读能提升外显记忆（Hopkins & Edwards，1972；Conway & Gathercole，1987；Macleod et al.，2010；Jones & Pyc，2014）。“存在于组内控制变量”的朗读优势，是朗读时“增强的区别性特征”所造成的，即朗读者可利用“读过的就是学过的”这一显著“区别性特征”来提高再认效果，其记忆效果具有持久性，记忆广度富有延展性（Ozubko，2012）。该模型不仅阐述了编码阶段朗读与默读在再认阶段产生的记忆再认差异，同时该效应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诸如自我意识（MacLeod，2011）、语言表达方式（Conway & Gathercole，1987；Forrin et al.，2012）和年龄（Lin & MacLeod，2012）等。此模型为“朗读优势论”提供了实验数据理论支撑。
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为研究心理过程提供可行的技术手段。第一，朗读是实现书面语言变为有声语言的过程，这增加了输入大脑皮层的刺激渠道，从而有助于记忆。第二，在对朗读的神经系统展开相关研究中发现，朗读时“形—音”映射和语义获取是相对独立的神经交错作用进行（Graves et al.，2010）。启示读者应搭建起“形—义—音”之间的桥梁，切忌忽视意义理解的无思考朗读，而应在理解中朗读，用朗读加深理解，以使朗读所产生的记忆效果最大化。第三，臧传丽等（2013）采用移动窗口范式，发现副中央凹信息量对中文朗读和默读都起着调节的作用，但对提高阅读速度和增强默读的效果更为显著。这一方面说明朗读需要比默读占用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说明正是由于朗读时的注视时间更长、注视次数更多，相对的记忆也许会更为深刻。
总之，从“运动记忆”模型、“输出假说”到“产出效应”模型的提出，再到神经科学相关研究的进展，朗读优势论以其大量的理论支撑成为语言习得过程中极其重要的阅读方式和学习策略。但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朗读或默读在中文或英文为母语阅读方式方面的单独研究，而其在中、英文中发挥作用的差异对比研究少却有涉及。伴随着语言全球化，中文国际化的趋势，了解并探究朗读这一重要阅读方式在这两种语言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对于外语的教与学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围绕朗读优势对我国外语在教与学方面的启示这一主线展开，以期为“朗读优势论”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当今世界上的文字可分为三种类型：表形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刘影，2004）。在构词法上，中文与英文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前者是象形文字，用偏旁部首构字，记形表义；后者是拼音文字，以词根加词缀构词，记音表义（王吉生，2000）。中文是非形态语言，构建比较复杂，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字根在特定的空间配置在一个正方块内而组成，单音节方块字为天然基本单位，词缀现象极少，属于多维空间。英文是形态语言，其主要构词手段靠词缀派生，以词根为中心，派生扩大。词是能自由运用的有意义的最小单位，英文词汇的构建比较简单，是按照直线运行进行构建单词的，属于一维空间。
从语音学方面来看，中文和英文分属两个不同的语系，它们各自有一套完整而又存在很大差异的语音系统。第一，中英文元、辅音系统的差异。例如，中文舌高多为高元音或半高元音，而英文元音舌高、舌位分布较为均匀；中英文辅音也因气流实际受阻部位或摩擦部位不同而发音迥异。第二，中英文音节结构的差异。例如，英文中的音节以辅音结尾的闭音节居多，而中文（普通话）音节多以元音结尾。第三，中英文重音和节奏的不同。例如，英文重读音节少，弱读音节多且强弱反差明显，而中文与之相反。相比中文，英文的音律节奏感更强。第四，中英文声调、语调的差异。相比声调语言的中文，英文作为语调语言更强调整个音域语调的高低起伏。除此之外，英文中还存在中文中所没有的连读现象等。以上这些中英文语音系统的差异会在外语学习中产生母语负迁移作用，引起相关研究者的普遍关注（洪明，2004）。朗读能充分发挥英语语音系统的特点，提升声音与符号相联系的意识，对外语学习起到正迁移作用。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英语以形为先，重视形式结构；汉语以意为先，讲究语义逻辑通达（李靖民，2012）”，作为英汉对比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英语的“形合”与汉语的“意合”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宋志平，2003；李靖民，2012）。前者以“形”驭“意”，坚持缀合法、合成法、转化法的构词方式，后者“意”定“形”随，遵循时序先后律、时空大小律、心理重轻律、事理因果律等。具体来说，英语作为一种拼音文字，具有由拼音字母组成的屈折式形态发生学机制，词语具有形式自足标志（如名词单复数、动词时态、人称变化等），句法成为可识别的组织程式。而汉语不具备充足的形式变化机制，因而不能像英语那样给读者提供视觉上的句法结构提示。与汉语不同，英语虽句式多样，但都是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基本句式扩展、变化而来，且不能脱离这一基本框架，因而“主语—谓语”框架成为对英语句子的高度概括。所以，一定程度而言，相比汉语，英语习得，尤其是语法学习方面更有章可循。
中、英的差异在阅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和检验。张必隐和Danks于 1989 年比较了中、英文的阅读过程，发现中文读者在阅读加工中更多地使用分散的策略，而英文读者则更多地采用集中的策略。白学军等人于 2009 年通过对朗读条件下词切分（在拼音文字系统中，词与词之间有明确的分解，简称词切分）方式对说明文阅读影响进行眼动研究，结果发现在汉语语篇中插入词间空格会促进朗读，插入非词间空格和字间空格会阻碍朗读。然而Rayner等人研究发现，在英语阅读过程中，删除词间空格会阻碍阅读理解（Rayner & Pollatsek，1998）。造成如此相反的结果，归其原因，首先英文文本中由空格来标记词，而汉语文本没有空格，划分词单元或字单元皆可。其次，英文是表音文字，中文是表意文字，形音转换规则的完全不同造成阅读中英文文本时的各种差异。
在神经科学研究方面，谭力海等人在对失读、失语症患其阅读障碍产生机制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人类阅读障碍因文而异，且中英文在大脑加工上有明显差异，即中国人的大脑语言区与西方人（主要指英美、拉丁语系等人群）的语言功能区有明显不同，中国人的大脑语言区主要位于左半球额中回第 9 区和第 46 区，而以英语和其他拼音文字为母语的人的大脑语言区位置是左半球额下回前侧、左半球额下回后侧、左半球额上回后侧和左半球颞枕叶联合区（Wai Ting Siok et al., 2004）。这一发现为研究中英文的脑机制差异提供了可能性。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构词法、语音学、句法学，还是从阅读应用、神经学角度来看，英语和汉语都有着显著的差异，对把英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以及相关研究的研究者而言，明晰二者的异同和相互关系是习得和研究的重要前提。
通过上文对中英两种语言的差异比较，不难看出二者的明显差异。而在外语学习中，母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会对目的语的习得，尤其是语音的习得产生干扰作用。例如，英语中很多发音在汉语中没有相同或相近的发音，当存在细微差别时，学习者会用母语中听起来较为接近的音代替英语中的音，如读英语时会产生“儿化音”现象，这是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的负迁移作用。因此，为了减少语言负迁移影响，高效习得外语，应重视朗读这一重要的阅读方式和语言习得工具。
在二语习得方面，Fitzgerald于 1995 年研究了在美国以英文作为二外习得者的认知阅读过程，发现习得者对与母语同宗的词汇辨识度高，且先前的知识会促进理解和回忆。而后的研究发现二外习得中朗读更有其独特的作用。第一，语际干扰主要来自中英两种语言在音系和音位系统上的差异，通过朗读的方式不断练习，能克服因语音差异所造成的负迁移。第二，朗读有助于二语习得者二语阅读习惯的重新培养。例如，中英文文字系统的差别，英文的表音文字系统要求阅读过程中有一个从视觉到声学语码的再编码过程，而中文的表意文字系统则不需要。因此学习者的阅读习惯需重新培养，而这正是朗读所长。同样，王宗炎认为朗读不仅有助于熟记语言材料，而且可以通过思维对整个英文体系进行理解把握，为加深理解、检索内容、作出评论而进行的朗读是二外习得的一个有效手段（王宗炎，2002）。第三，朗读有助于语感的培养。例如，张霞认为语言是有节奏的，不论对汉语这样的音调语言还是对英语这样的音强语言，朗读都可用于提升语感（张霞 2006：40-42）。最后，应根据朗读最佳适用条件，合理选择。相关研究表明，相较于朗读，默读可以有效降低阅读时的认知负荷，从而能更好地帮助对内容的理解和记忆（Nuttall，1996；张金凤，2000；白学军等，2009；丁玉春等，2010）。钟文天通过用朗读与默读进行首次英语阅读的对比分析，指出“朗读者更注重语言形式的记忆，默读者更注重意义的理解”并提出“有效促进二语习得的阅读策略——用默读完成首次阅读；理解文章后反复朗读”（钟文天，2009）。因而，二语习得者应根据不同的学习阶段和学习目的合理选择阅读方式，以使阅读效果最优化。
更重要的是，朗读还可以成为测试外语学习者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工具。有学者针对外语学习者的朗读行为是其整体外语能力的一个表征这一假设进行一系列实验，结果发现，朗读不是说话器官的机械活动，而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语言能力的各个层面——语音语调、词汇、句法处理能力、句子及篇章的理解能力（高霞等，2006）。这一发现对利用朗读测试所提供的诊断性信息进行教和学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之，关于朗读在英语学习及教学中的作用，第一线的教师普遍认为：朗读是培养学习兴趣的有效途径，能极大地提升学生记忆、丰富词汇的能力，有助于长期记忆的形成，有利于培养听力、口语和语感，有助于提升阅读、写作水平（刘常英，2014）。但是，关于“朗读对英语学习与记忆的作用”的实证研究多是建立在英语为母语的被试基础上的，而关于朗读对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则亟须更多研究者关注和开展相关对比性研究。
从默读到朗读的过程，就是把静态的、平面的、死板的文字变成动态的、立体的、充满生命活力的语言的过程。各类理论模型和科学实验为“朗读优势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运动记忆”模型启示外语学习者在学“说英语”的过程中，让“说”成为习惯，为“脱口而出”准备充分条件，实现“冲口而出”的自动化过程（automatic process）（桂诗春，2005）。“输出假设”告知我们：学习一门外语，既要听得懂，又要说得出，而“只输入、不输出”是学不好一门语言的，反而会引向“哑巴外语”的窘境。“产出效应”模型通过记忆再认范式，实验性控制朗读与默读，对比两种控制所得到的因变量的差异，用科学实验数据证实了朗读的优势所在。而“产出效应”的研究目前只拓展到了词组和句子层面，但语言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文段学习，该理论是否在较长的文段中同样适用，也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因而，鉴于中英文的差异，特别需要我国研究者能够采用实验室实验法获得在中文为母语的以英文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朗读与默读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尤其是利用脑成像技术，如脑电技术（ERP）和核磁技术（fMRI），以及眼动技术（EM），能够捕捉不同阅读条件下眼动轨迹变化的眼动实验，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用科学数据说话，进一步揭示第二语言学习的脑机制，为教师在教学中科学指导学生有效朗读和默读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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