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庞中英
【 摘要 】当前世界实际上在超越全球化，多元化（如全球治理的多元化）和混合性（如地区主义）正是全球化后退后或者全球化被超越后的情况，反映出世界变得更加难以把握了。此时的国际关系面临促进地区协调和全球协调的难得机会。
1991年苏联解体后，公认的一个结论是：没有人、没有机构预料到苏联解体。但苏联解体后，许多人在评论苏联为什么解体。那些根本没有预料到苏联解体的人却成为评论苏联解体及其影响最多的人。
2016年，苏联解体25年后，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全球化面对逆转的局面。事前，大多数人与机构没有预料到英美发生的政治事件。2016年底，英国不得不开始脱离欧盟的过程。而特朗普在2017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那些根本没有预料到第一个退出欧盟的成员国是英国和大谈特谈特朗普绝不会当选美国总统的人在事后却成为谈判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任总统最多的人，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苏联的终结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英国脱欧和美国这次前所未有的大选，是否也将深刻改变未来的世界格局？我们现在还无从得知。预测和回答英国退出欧盟和美国新的总统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当然为时尚早，但是这样的议题确实值得提出，也可以做一些大胆假定。如果我们把2016年的英美事件与当年的苏联解体类比，即便有人认为这样两类事件不合适类比，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出来了：英国脱欧和美国2016年大选之后是否将出现一个明显不同的世界？
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2009年1月奥巴马上台执政。与特朗普当选一样，奥巴马当选也是创造了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在奥巴马当选前后，美国思想界继“霸权之后”（after hegemony）出来一个新词，即“后美国”或者“美国之后”（post-America），即一度如日中天、全球霸权的那个美国之后。在欧洲，在奥巴马执政期间，谈论类似术语的人越来越多，但它们大多带着欧洲特征，例如，“后大西洋”（post-Atlantic）就与“后美国”差不多，表明美欧政治、经济、安全、战略关系等进入一个不同以往的新时代。
特朗普的当选，是否将逆转“后美国”？还是说这是“后美国”时代的真正开始？
阿米塔夫·阿查亚在2014年出版了《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类似的标题在美国有不少。例如，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沃尔特在《外交政策》上发文，说“自由世界秩序已经崩溃了”。苏联解体20多年后，难道美国也在内在结构的意义上解体、分裂了？
苏联解体后欢庆“单极世界”到来的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当前的美国在政治上处在不是“新生”就是“溃败”的十字路口。“政治溃败”是美国政治的一种未来可能。这种说法在苏联刚解体时是完全不存在的，即便说了也不会有多少人相信。用“溃败”一词来评论美国政治，说明福山事实上已经大大修正或者推翻了他的“历史终结论”。他使用“政治溃败”或者干脆是“政治失败”来解读特朗普的当选。美国国内的政治失败和美国在世界上的秩序终结，是否就是“后美国”的特征？
人们把特朗普在美国政治舞台的兴起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说特朗普当选是所谓“逆全球化”的最重要事件，似乎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将与以往的美国政府大为不同，要逆转全球化了。特朗普政府上台与全球化逆转到底是什么关系？在特朗普上台前，全球化确实存在逆转的情况，特朗普上台后，全球化将进一步逆转吗？
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苏珊·斯特兰奇在去世前出版了她的经典著作《国家的后退》。在书中斯特兰奇也认为国家要被全球化浪潮吞没了。
确实，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国家的作用，包括国家之间的合作的重要性在降低。可惜，在斯特兰奇出版《国家的后退》一书不到20年之后，人们却发现，全球化也后退了。从“国家的后退”到“全球化的后退”，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国家未必后退，但与“全球化”鼓吹者说的“大多数人从全球化中受益”不同的是，首先是在欧美，人们惊奇地发现“1％和99％”的现象，即大多数人并没有获得和享受到全球化创造的好处，而只有少数人获得和享受了全球化创造的好处。“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这样大而化之不可靠的结论，忽视了那些全球化的失败者和受害者，忽视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及其长期后果。以《新资本论》一举成名的经济学家皮克提，用坚实无比的理论与数据说明了全球化的不平等性。
所以，套用斯特兰奇的框架，我想出了一个新的“后退”：人民的后退。它可以翻译为“the retreat of peoples”。
现在，“全球化后退”了，那么人民后退了吗？这么多的人支持美国民主党的桑德斯和共和党的特朗普，就是人民的前进。但可惜，人民的前进被说成“民粹主义”（populism）。我一直建议不要随便说“民粹”。这是一种“高级黑”。为什么不把他们说成“民主”却说成“民粹”？
最后，我想谈一下当前的世界格局。
冷战一结束，一些一直主张研究世界政治而不是国际政治的学者就开始注意到全球化世界的复杂性。这方面的代表是已故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研究大师詹姆斯·罗森诺。他使用复杂性理论透视全球化，呼吁超越全球化。我们现在大体上可以说，所谓“逆全球化”，实际上是“超越全球化”。当前的世界，其复杂性无疑更高。我用以下几个术语来概括：
第一是多元化（pluralisation）。无论在哪个领域、议题、层次，我们都可以发现多元化的情况。
第二是混合性（hybridity）。我们应该记得西方的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以及苏联和东欧、中国等计划经济国家在漫长的经济改革过程中试图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为计划经济服务。如今，世界的总体环境或条件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甚至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东西的混合、组合、结合。例如，地区主义，这个塑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欧洲的东西，如今也变得颇具混合性。澳大利亚何宝刚教授出版了《在亚洲的地区主义的争论中的概念》一书，该书的核心结论是地区主义的混合性越来越明显。
多元化（如全球治理的多元化）和混合性（如地区主义）正是全球化后退后或者全球化被超越后的情况，反映了世界变得更加难以把握了。
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向何处去？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这正是促进地区协调（regional concert of powers）和全球协调（global concert of powers）的难得机会。
全球化后退了，但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没有后退。全球化更需要被治理。地区主义是地区协调，或者地区协调就是地区主义。地区主义是在地区层次上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本质上需要全球协调。
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口号意味着美国确实衰落了，虽然在中国讲美国衰落是冒险的，但我认为自己是以客观研究为基础的。我认为如果美国之外的其他大国在地区协调和全球协调上取得一致，那么地区主义和全球治理反而更有希望。中国要选择地区协调和全球协调，不失时机地重新启动亚洲关于地区主义的讨论，构筑在多元化和具有混合性时代的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
我不相信“黑天鹅”或者“灰天鹅”之类的理论。特朗普政府的上台不过是全球化被超越的时代产物。在已经开始的新的世界秩序中，包括欧盟这样的一度很成功的地区主义的化身也要重新构造再出发，现时代的欧洲政治家能否做到这一点让我们拭目以待。我预测，即使欧洲主要国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特朗普政权，欧盟也会继续存在。但是，无论是否有欧洲的“特朗普们”，欧盟的幸存取决于其是否适应复杂、多元、混合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