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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慧
赵罗希
2015年以来，东亚地区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东亚经济仍然在全球范围内表现最为活跃。其中，中国积极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成立，为地区金融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则开创了高标准自由贸易的新纪元。这两大事件折射出中美之间关于东亚乃至全球经济合作机制的制度性竞争。另一方面，东亚安全仍然困难重重。美国主导的双边、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进一步拓展，日本国内政治进一步右倾，为地区安全带来重大阴影，而南海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等地区主要热点跌宕起伏，难题依旧。
然而，随着2016年底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意外胜出，其竞选期间和胜选之后的相关言论使美国未来内外政策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新一任总统对亚太自由贸易机制、亚洲安全同盟、中美关系等问题的态度主张将给东亚区域政治经济走向带来何种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头良好。通过双边贸易协议和包括“10＋1”“10＋3”“10＋6”等在内的多边合作机制，东亚各国逐步构建起相互联通的地区市场，实现了自身国家与所在地区的快速经济发展。
然而，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对于东亚地区合作的未来秩序与架构，不同国家和组织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偏好与主张。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竞争性问题自2015年以来更加凸显。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倡议筹建亚投行。对于这一机构的成立，西方媒体存在偏见与质疑。大量对于亚投行透明性、公开度的质疑，以及对中国倡议该机构背后的“争霸”动机的揣测随处可见。中方倡议亚投行所引起的争议背后是美国试图维护地区经济主导权的努力。
美国对建立亚投行的倡议一开始就持抵制态度，并欲使其他发达国家站在美国一边。西方国家最初似乎也一度展现出集体抵制的态势。然而2015年3月，作为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盟国，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态度，出人意料地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英国的做法随即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主要西方大国和诸多美国盟国相继倒戈，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先后申请加入亚投行。2016年1月16日至18日，亚投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截至2016年11月，除美国、日本外，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几乎都加入了亚投行。亚投行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认可与大力支持，尤其是西方诸多国家的踊跃加入，大大出乎美国的预料，这让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博弈输掉一筹。
虽然美国对中国倡议建立包括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在内的金融机构敌意重重，但中国这么做并非要彻底取代和推翻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金融体系。毫无疑问，经过二战后70多年的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和力量对比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则越发彰显出其局限性。综观冷战以来数次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虽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简称世行）在内的美国主导的金融机构的确给出了相应的计划安排，但是过于严苛的要求和微乎其微的效果证明西方的模式、制度、方案未必能切实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国际金融制度存在改革必要。包括亚投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倡议，是出于改善现行国际金融机构之不足、满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之所需的目的而做出的尝试和努力，是中国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表现，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
从美国角度看，其出于冷战思维，“对于亚投行在治理能力、环境和社会保障方面是否具有行之有效的高标准表示关切”
。美国政府官员屡屡对亚投行内部管理机制、项目审核透明度提出质问，并推断亚投行投资项目环境和社会评估可能不符合国际标准，因此对亚投行的成立表示反对。如此草草表达先入为主的偏见，其背后不是单纯的金融忧虑，而是美国深层的战略怀疑。
从日本角度看，二战结束后，长期作为亚洲经济领头雁的日本，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一直颇具优势。数十年来，日本成套设备企业从东南亚各国和中韩等国的基础设施开发过程中获益颇丰，但此次面对蕴含巨大商机的亚投行，日本却选择站在美国一边，拒绝加入亚投行。其背后毫无疑问是中日在亚洲竞争，日本不服中国的思维作祟。最初，日本预计不会有西方发达国家加入亚投行，结果哪料日本成为极少数将自己孤立在亚投行圈外的国家。
美日所谓担心亚投行运作过程无法保证有效的监督机制和透明度，其隐含的本质担忧是亚投行为中国一国所控制，进而冲击美日主导的地区金融霸权。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经济霸主，其主导建立的一系列国际组织机构——世贸组织（WTO）、IMF、世行和数个区域开发银行，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巨大作用，它们是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重要助推和协调机构。在亚洲，亚洲开发银行实质上由美国主导，而其行长则一直由日本人担任，其背后美日共治、主导亚洲经济秩序的含义不言自明。而现在，中国的亚投行倡议被美日视为冲击、影响其世界和地区领导地位的产物。
虽然目前已经有数十个国家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并且亚投行预计还将进一步“扩容”
，然而美日依然没有放弃对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金融秩序主导权的争夺。2016年5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今后五年投资大约1 100亿美元用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
。日本在中国所倡导的亚投行成为地区焦点之际提出上述计划，比中国对亚投行倡议的1 000亿美元启动资金还要多出一成，引起了地区乃至全球经济体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对于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甚至“失去的二十年”的日本如何拿出1 100亿美元，各家众说纷纭、表示质疑；另一方面，日本突然于此时宣布该计划，是不是有与中国叫板之意，不少人心存忧虑。很显然，日本通过表态这一计划，旨在高调与美国站在一边，从而站在中国亚投行建设的对立面，强调和维护自身在亚洲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美日执意将自身孤立于亚投行之外，因此未来东亚地区内关于金融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还将持续。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之间如何形成互补互助而非零和博弈，将是东亚地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
2015年10月，美日等12个太平洋周边国家宣布，经过数年马拉松式的谈判，各国就TPP达成基本协议。TPP谈判涉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2个国家，涵盖全球40％的经济产出，包含投资、服务、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劳工、环境等30个章节。
从TPP达成前的背景中可以看到，新世纪以来，东亚地区国家间逐渐建立起了较稳定的经济合作关系。2005年开始的东亚峰会是东南亚与东北亚实现政治经济深度互联的开端；2008年生效的《东盟宪章》为东南亚进一步推进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2015年底，以政治、经济及社会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东南亚一体化进程迈入崭新阶段。与此同时，近年来，中日韩三国与东盟的自贸协定进一步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取得初步进展，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努力倡导的亚太自贸区建设也受到广泛关注。
冷战后，“和平与安全、获得该地区的商业准入、航行自由，以及防止任何霸权力量或联盟的崛起”
被视为美国地缘战略诉求的底线。但如今活力迸发的东亚，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经济上并不依赖美国的取向，这让长期领导全球政治经济的美国产生了焦虑。东亚地区主义的快速成长，是以内生性的经济利益诉求为依托的，现如今地区经济发展主要靠中国，并且有意无意间均呈现出排斥美国的发展图景，这显然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经过近40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东亚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影响力实际上相应衰减。美国担心，如果东亚地区经济未来发展与合作整体上出现排除美国的制度框架设计，那么美国的经济状况、地区主导乃至全球霸权都将受到严重挑战。因此，TPP作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东亚”或“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在通过创立美国主导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一方面让美国分享亚洲经济高速发展的红利，另一方面平抑与削弱中国在该地区内的经济影响力，如此才能确保美国在东亚地区内的经济和安全利益。
和过去各种贸易协定不同的是，TPP被视为全新的贸易协定，旨在一揽子解决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各种问题。它对于贸易壁垒、货币兑换、信息流通、政府补贴、劳工权益、知识产权、生态环境等各方面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标准。在美国看来，“美国不能允许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定义全球经济规则”
。而TPP“书写的是全球贸易规则，这些规则有利于促进美国出口的增长、美国GDP的上升、培育待遇优厚的美国工作并加强美国中产阶级的实力”
。一方面，TPP的推进一定程度上旨在倒逼多年来WTO谈判所陷入的僵局，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刺激与活力。但另一方面，所谓的高标准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经济体拒之门外，美国显然意图通过TPP制定新的国际贸易游戏规则而防止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冲击其经济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日本更是将TPP视为“安倍经济学”成功与扭转国运的支柱。安倍政权利用自民党在众参两院的席位优势，分别强行在2016年11月和12月通过TPP批准案。即便在特朗普胜选，甚至明确表明“美国将在其就职第一天就退出TPP”
的背景之下，安倍仍然强推TPP，一方面力图对美国产生影响从而希望特朗普能重新考虑TPP，另一方面意在表明日本与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制度上竞争对抗的决心。
与TPP对应的，还有RCEP、亚太自贸区等经济合作倡议构想，它们也都对地区经济合作制度有着自身的主张。虽然这些合作机制之间存在互通互补之处，但由于价值观差异、地缘政治诉求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不同倡议构想之间存在深层次竞争。有观点认为，东亚地区不同经济合作机制的竞争，其本质是中美两国对于地区一体化主导权的争夺，这是中国低标准的经济合作与美国高标准的次世代自由贸易之争。也有观点认为，东亚地区不同经济合作机制的出现，其影响是东亚各国陷入或骑墙或选边的地缘战略困境，尤其是东盟作为过去地区一体化的主推手或核心力量，而今面临分裂的潜在风险。上述观点充分说明地区经济合作制度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在地区政治与战略层面所引发的博弈。
对于TPP，中国必须给予战略上的双重考量。一方面，短期内各国正式批准协议还需时间，而且并非每个国家都将在国内层面上支持和批准协议，尤其是如若特朗普执政后践行自己的相关言论，那么经济占比极大的美国确定退出TPP后，TPP就将彻底不复存在，因此从短期角度讲，TPP对中国的外贸冲击力度可能有限。另一方面，从长远角度讲，无论TPP本身是否能够存在，类TPP协议的高标准、高质量贸易准则可能以新的名义、新的形式产生，中国须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变数准备自己的战略主张与应对之策。
第一，中国与东盟长期以来的稳定合作关系，是东亚经济合作的主体与根基，是东亚地区主义赖以生存的重要土壤。一直以来，中国对东盟在东亚地区一体化中的领导地位给予肯定，在未来中国也依然应该强化与东盟的合作关系，打造“命运共同体”。这带来的经济价值与地缘战略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面对东亚地区内业已存在的多重贸易合作机制，中国有必要支持RCEP和亚太自贸区倡议，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地区贸易制度与规则，尤其须注重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利用美国对自由贸易犹豫甚至否定的“机遇期”提升在东亚地区合作机制构建中的主动权与话语权。
第三，中国要进一步加强对未来自由贸易发展方向的评估和预判，改善自身对可能出现的高标准贸易准则的适应能力，加快推动自身产业升级，从而在未来的贸易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
自2015年以来，东亚地区安全方面的诸多问题仍然存在，其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大国间博弈进一步加剧。中国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的决心坚定，并进一步为地区发展做出贡献，而美国主导的双边与多边安全机制则进一步拓展，并且制衡中国的意图进一步凸显，使得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有所加剧。日本政治右倾化进一步加剧，成为地区安全新的变数。中美日三国的博弈构成了地区安全问题的主要决定者。从地区热点看，东亚地区海洋领土争端依旧棘手，虽然东海形势相对缓和，但是南海问题进一步凸显；朝鲜半岛问题起起落落，始终徘徊在风险与管控的跌宕之中；随着民进党在台湾地区大选中胜出，台海关系也出现新的风险。
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一定程度上源于美国的地区战略布局，美国有意利用东亚地区的争端矛盾与热点问题保持地区内形势的适度紧张，从而维护自身在地区内的存在与影响，进而维护自身国家利益。
自2010年以来，随着中美之间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东亚地区热点问题有加剧的态势。美国以黄海、东海、南海为介入点，插手其中，同时进一步强化与东亚部分国家的双边甚至多边安全关系，使得东亚地区内国家间双边关系甚至多边关系出现紧张态势，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2015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强化了与包括菲律宾、越南甚至印度尼西亚等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从政治、经济、军事多方面入手，试图拉拢这些国家使其从属并服务于美国主导的东亚政治经济秩序。其中，美越关系的改善最为明显。2015年初，美越国防部成立国防贸易工作组，并允许包括洛克希德等在内的多个国防工业企业代表参与到这一官方国防政策对话机制。2016年5月，奥巴马访问越南之际正式宣布美国将全面解除对越武器禁运
，此举被看作美越政治关系彻底正常化的标志。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越南不仅尽弃越南战争的前嫌，快速改善了与美国的政治军事关系，还在自身经济贸易水平相对其他国家明显落后的情况下，率先加入美国主导的TPP，成为TPP创始国之一，种种迹象都表明美越关系急速升温。在南海局势严峻的背景下，这体现出两国相互倚重，应对中国的意图。
而除了与东亚部分国家双边关系的进一步靠近，美日韩、美日澳和美日印等多边安全关系也进一步加强。以美日韩三边关系为例，2014年底美日韩三国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开始共享涉及朝鲜核武计划和导弹计划的军事情报。根据协议，美日韩三国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共享和互换军事情报。但由于日韩并没有直接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并且由于主要来自韩国国内鉴于侵略历史而产生的政治反对声音，这种情报交换一直以美国为媒介进行中转。而2016年11月，韩国政府不顾与日本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和其他争端矛盾，最终同日本达成《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旨在推动韩日间对于朝鲜核与导弹信息的共享。至此，美日韩三国间业已形成情报共享的基本组织原则与框架，未来以此为依托深化其他领域的安全合作也颇有可能。而与此同时，以美日澳、美日印为代表的三边关系，则是以南海问题为合作着力点，以多边战略对话、多边军事演习等为渠道，以达到巩固地缘布局的目的，从而强化各国在地区事务的存在，并向中国施加压力。
由此，以美国为枢轴的双边“轴辐结构”不仅出现了新的“伙伴级”的准盟国、类盟国，还借由东亚地区热点问题加速向“网状结构”转型。即便依然存在日韩历史矛盾、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对冲等因素，美国仍促成了制衡中国意图更加明显的双边与多边安全合作布局。
自2012年日本“购岛”闹剧后，中日关系一直处于冰点。2014年APEC会议前夕，中日双方宣布四点原则共识，使陷入僵局两年多的中日关系迎来突破。最终在APEC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出席APEC会议的安倍晋三首相，中日关系出现转圜。2015年4月亚非领导人会议期间和2015年11月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分别会见了安倍晋三首相，使得中日之间的高层交往没有间断。然而自2015年以来，中日关系依然困难重重，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政治与安全政策进一步右倾。
2015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日本众议院却表决通过新安保法，赋予日本战争的“权利”，这是日本战后前所未有的举动。新安保法将日本使用武力的前提从“非常事态”扩展到平时，使得日本即便没有遭到直接攻击，但只要发生“存立遭受威胁”的事态，就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新安保法的通过意味着“和平宪法”的约束意义弱化和日本和平道路的式微，日本已经逐步走向一个可以战争的国家，因此“人们有理由质疑日本是否要放弃专守防卫政策，是否要改变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
。
安倍倚仗自、公执政联盟在众议院多数议席的优势，强行通过新安保法。但在日本国内，其他党派与广大民众则对新安保法表示强烈反对和深深忧虑。在众议院表决前的发言中，日本民主党党首冈田克也表示，新安保法违反日本宪法和立宪主义，安倍强推涉嫌违宪的新安保法，可谓“罪恶深重”。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也表示，安倍内阁提出的新安保法是“战争法案”，破坏了宪法第九条与和平主义，是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最糟糕”的违宪立法
。
2015年8月14日，安倍发表战后70周年纪念谈话
。其一改“村山谈话”的诚意，用近4000字的篇幅将自己的历史修正主义观念包装在模糊虚伪的道歉之中。在谈话中，他回顾了19世纪的西方殖民主义战争，并将其给东亚带来的压力视为日本近代化的鞭策力量，这实际上是为后来日本走上殖民扩张道路寻找借口，可谓冠冕堂皇、避重就轻；他将对亚洲受害人民的致歉措辞为“我们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台湾、韩国、中国等亚洲邻居人民走过的苦难历史铭刻在心”，行文中不仅把受难最深的中国置于末尾，还将“台湾”与“中国”并列，可谓玩弄文字、混淆视听。他高调地宣布日本战后出生的人口已经超过全体人口八成，因此不应让和战争没有关系的后代继续谢罪，可谓轻言历史、逃避责任。
即便在2015年末，日韩两国从官方高度所谓“彻底解决”了“慰安妇”问题，但政府层面的“最终的”“不可逆转的”协议并不意味着日韩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画上和解的句号。小到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的“慰安妇少女像”搬迁问题，大到韩国国内各种团体与广大民众对日韩草率达成协议的谴责和对韩国政府软弱外交的批评，都明显表明韩国社会无法接受日本“拿钱封口”的外交行径。
2015年以来，日本已在安保政策、历史认识等方面更加右倾化、保守化，这给东亚地区安全稳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2015年以来，东亚地区海洋领土争端问题继续发酵。相比之下，南海比东海、黄海的问题出现了更加急剧的恶化，成为地区安全的最大热点。
南海安全形势的如此变化，主要表现为其从主权声索国之间的领土争议逐步发酵为中美大国间对于亚太地区海洋主导权的战略博弈。南海问题已成为中美两国国家结构性矛盾的重要节点，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零和博弈程度有所加剧。围绕南海问题，首先是中国在南海进行岛礁建设，而在此期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各种场合强烈表达对华“军事化南海”的指责。然后，在2015年5月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以“美国与亚太安全的挑战”为主题，用大量篇幅谈论南海问题，并对中国点名批评，认为“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孤立了自己，而这个时候整个亚太地区正在团结起来”，“这种行动既违背了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国际准则和规范，又违背了鼓励外交反对强制的地区共识”
。再接下来是2015年10月美国“拉森”号驱逐舰进入中国渚碧礁和美济礁12海里巡航，中美关系陷入紧张。中方表示，“美方军舰有关行为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岛礁人员及设施安全，损害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
虽然美国并非南海主权声索国，但却逐步脱下了伪装的外衣，放弃了长期以来在南海主权争端上不持立场的原则，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高调插手南海问题，对中国进行施压。美国不仅对中国的维权行为提出质疑，鼓动舆论妖魔化中国的相关行动，还转向用军事行动挑战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美国南海政策急剧转变的背后是对中国产生战略怀疑：美国不仅担心中国会通过相关填海造陆行为进一步扩大对南海的主权主张，更担心中国将岛礁军事化，增强“区域拒止能力”，冲击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通航自由，进而危及美国对相关国家的安全承诺，动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即便中国方面向美国再三表达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目的，但美国仍怀疑中国。在美国看来，这既是关于领土权益的争夺，又是关于地区秩序的争夺。
随着奥巴马政府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将自身军力布置在南海的巡航，尤其是在中国控制岛礁12海里内的巡航做法常态化、机制化，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与多边化又进一步加速了，导致南海安全局势更加错综复杂。而特朗普也表示，就任后将进一步加强美国海军实力，包括将军舰数量从目前的274艘增加到350艘
。相应增加船舰是否会投放于亚太地区，以及是否有与中国对抗的色彩，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在中美于南海展开战略与政策博弈之时，部分周边国家则趁势携美自重，选边站队。包括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的态度与政策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制衡甚至对抗中国的色彩，公开对美国向亚太投放更多军力表示欢迎
。
日本作为南海问题的域外国家，虽然仍在与美国联合巡航南海的问题上有所顾虑，并且其国内存在巨大的反对呼声，但随着其防卫政策的进一步右倾化，日本过去坚持数十载的专守防卫已经不复存在——日本迅速加大了与东南亚相关主权声索国的军事合作，既包括出售更高级别的军事装备给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也包括和这些国家进行更高级别的军事交流、开展更大规模的联合军演等，其高调参与地区事务的色彩愈加浓厚。此外，日本还在国际范围内宣扬“中国威胁论”，协同美国将中国描绘塑造成地区秩序的挑战者与破坏者。2015年4月和6月，在德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和首脑会议上分别通过宣言强调，七国集团将“继续关注东海南海局势，对类似大规模填海造地等改变现状、增加紧张局势的任何单方面行动表示关切，我们强烈反对任何胁迫和武力手段伸张领土和海洋主张的做法……”
。实际上，上述表达反映了日本的主张，意在制衡中国，是日本方面积极游说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成果”。如今日本利用各种多边外交的场合，尤其是类似于七国集团这样中国并不在场，但实际上也并不意在解决东亚地区海洋争端问题的场合故意以南海等问题大批中国，大做文章。
菲律宾作为南海主权声索国之一，在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以南海仲裁案为工具，利用国际舆论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参与仲裁。早在2014年底，中国方面就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表明了中方立场。2015年7月，中国外交部再次发表声明，不承认常设仲裁法院对此案的司法管辖权，也拒绝接受菲律宾任何形式有关此案的和解建议。之后，中国方面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智库学者，都在不同场合指出南海仲裁案在程序、法律、证据适用等多方面存在问题，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工具，因此裁决无效，对中方没有约束力。但即便如此，南海仲裁案依然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美国从一开始就公开对南海仲裁案表示支持，并且赞扬菲律宾“不惧任何形式的报复而践行和平手段解决海洋争端”
。在美国主导之下，大量西方媒体亦将中国拒绝参与仲裁的行为描述成不遵守国际秩序、利用威胁和恐吓欺负小国的表现等。最终，2016年7月仲裁庭做出裁决，在政治操纵下判菲律宾“胜诉”，并完全否定了中国对南海海域的历史性所有权和中国政府主张的“九段线”。国际舆论也借此形成新一轮风暴，将中国抹黑成不遵守国际法的行为体，对中国进行无理责难。
不过，2016年上半年杜特尔特在菲律宾总统大选中胜出，中菲关系也迎来了转机——杜特尔特在竞选期间曾明确表示，“我会告诉中国，不要宣称你的主权，我也不提我的祖产。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边”
。2016年10月，杜特尔特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北京期间其一面谴责美国，一面赞扬中国。新总统搁置主权争端的立场对中菲关系与南海问题产生了积极影响，此次访问不仅一定程度上使中菲关系重回正轨，也为两国在金融、贸易、科技、打击毒品等诸多领域的互利合作开辟了新前景。随后在11月，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深化了两国合作关系。马来西亚还确定向中国采购巡逻舰，这是该国历史上第一次从中方采购相应防务装备。菲律宾与马来西亚“远美亲中”的举动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国家“焦虑、失落、五味杂陈”
。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无论是对于双边关系还是对于地区和平都是利好的消息。
南海问题发展到今天，既和菲律宾等南海主权声索国故意以仲裁或其他渠道让问题发酵有关，也与美日等大国煽风点火密不可分。领土纷争解决起来困难重重，中国与东南亚部分相关国家在2016年下半年的相关外交努力缓解了地区紧张形势，做出了示范。有效管控这一地区的风险，既需要争端当事国理性对话处理分歧，也需要大国之间增强战略互信、减少零和博弈。
新世纪以来，朝鲜半岛一直难以太平。朝鲜通过导弹试射与核武器开发，使得半岛局势时常陷入不定期的紧张，这加深了其与周边国家的矛盾。美国则利用朝鲜的核威胁，进一步巩固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强化其与日韩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
2015年是日本战败70周年，实际也是朝鲜半岛独立70周年，但也是朝鲜半岛南北分裂70周年。朝鲜和韩国领导人在新年讲话时，都一度释放出举行首脑会谈的友好信号。但实际上自2015年以来，半岛局势仍然处于紧张对抗不断的状态。
2015年8月，韩国士兵在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韩方一侧巡逻时遭遇两次地雷爆炸，两名士兵受到重伤。“地雷事件”后，韩国指责地雷为朝鲜近期埋设的，并在时隔11年后再度启用高音喇叭对朝进行宣传广播。韩方在非军事区恢复宣传战的做法激怒了朝方，朝鲜立即命令前线部队进入“战备状态”，随后韩国军队也宣布进入最高级别警戒态势。朝韩关系瞬间剑拔弩张，陷入2015年度最低点。
在各方努力斡旋下，朝韩双方于2015年8月22日在板门店举行高级别对话，经过数次休会和复会，终于在8月25日达成协议。此次协议顺利解除了双方由“地雷事件”导致的“准战时状态”，停止了韩国对朝鲜的扩音喊话宣传，使得半岛局势降温缓和，转危为安。更可喜的是，朝韩双方决定择期举行离散家属团聚活动，并进行政府间务实会谈。一时间，朝鲜半岛形势峰回路转，出现了乐观的局面。
然而，作为落实“8·25”协议的具体举措，2015年底举行的韩朝副部长级会谈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有关离散家属团聚活动扩大和定期化的相关讨论毫无进展，下次双边对话的日期也未能敲定。从高度对抗到协议达成，再到会谈无果，2015年的朝韩关系依旧无法走出跌宕起伏的循环怪圈。
进入2016年，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1月初，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并宣称成功爆炸氢弹。2月初，朝鲜又利用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光明星4号”地球观测卫星。新年伊始，朝鲜就接连进行核弹和导弹试验，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联合国安理会随后通过第2 270号决议，谴责朝鲜无视安理会相关决议而进行的核试验和导弹发射活动，并出台要求各国禁止向朝鲜运送可能用于核、导计划的物品，收紧对朝鲜的武器禁运措施，冻结可能与核、导计划有关的金融资产等措施
。9月，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引发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再度动荡。11月，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第2 321号决议，谴责朝鲜进行的第五次核试验，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并决定对朝鲜实施新制裁措施。
与此同时，美国、韩国以朝鲜核威胁为由，开始协商和决定部署“萨德”。作为全球最先进的陆基反导系统，“萨德”一旦正式部署，其功能可能不仅包括应对朝鲜核威胁，还可能发挥监视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作用。“萨德”的部署将对中俄两国的核威慑能力产生重大负面效应，会严重冲击东北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平衡，这使得2015年还处于极好状态的中韩关系迅速恶化。2016年10月起，韩国国内政治出现动荡，朴槿惠总统因“闺蜜门”事件遭到弹劾，未来韩国政局走向和“萨德”部署计划紧密相连。韩国是否会执意坚持部署“萨德”系统，将对地区安全与国家间关系产生直接影响。
2016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起伏不定的紧张态势恶化成为美韩是否联合部署“萨德”的战略性问题。这不仅使多年僵持的美朝关系跌入新的低谷，也给友好融洽的中韩关系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朝鲜半岛局势使得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再添变数，成为“东亚安全的短板”，让地区稳定阴影重重。
中美日大国的安全困境实际上是影响东亚地区经济与安全的核心要素。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使得冷战结束后中国与美日之间战略互疑严重。但三国间更深层次的困境则是中国综合国力稳步上升给美国和日本带来的冲击。美国和日本的相对衰落的事实与两国维护东亚地区霸权或优势的意愿之间存在矛盾，而这一矛盾引发的战略和政策结果则是美国和日本在应对地区经济与安全问题时，对中国的防范甚至敌对意识加强。无论是地区经济合作框架制度设计，还是海洋领土争端，抑或是朝鲜半岛困境等，美国主导、日本协助下的双边、多边关系都将中国视为对立面，并通过不同方式加强对中国的制衡。
对于东亚地区内其他国家，无论是奉行谨慎的“对冲性”政策而尽力在大国间维持平衡，还是“一边倒”地进行选边站队，这些国家的政策选择空间都只会因为中美日间的大国博弈加剧而被压缩。而包括南海主权声索国、朝鲜半岛问题的当事国或者台海问题中的台湾当局等，又往往在政策主张和战略选择上出现变数而成为地区不稳定的直接导火索。因此，东亚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也存在诸多风险。
以上是未来将长期贯穿于东亚地区形势不变的主线，而从近期来看，由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东亚地区形势在未来可能出现两点变化。
第一，相较过去而言，经贸问题可能超越安全问题，重新上升为地区主要议题。从美国因素看，特朗普在竞选时多次强调“美国优先”“使美国重新伟大”，但其对先前奥巴马政府所强调的“世界领导权”“规则制定权”似乎鲜有兴趣。因此特朗普未来可能对于民主党执政时期的部分政策进行修正，强调美国的经济利益。特朗普要求日韩等东亚盟国承担更多防务经费和防卫责任，并反对美国维护在其看来并无裨益的自由贸易区，甚至强调坚决推翻TPP的主张，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美国政府将重心从安全问题转至经济问题的走向。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未来在面对包括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关乎中美贸易的问题上，美国向中国更大力度施压。从日本因素看，在押宝希拉里落空后，安倍不仅闪电式访问纽约会见特朗普
，更率先在中国入世15年后明确表示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这一举动表现出向特朗普交上“投名状”，在经贸问题上率先向中国发难，以取悦特朗普政权的战略姿态。未来日本极有可能在相关经贸问题上进一步加大与美国的协调，以实现制衡中国在地区经济影响的扩大。从东南亚国家因素看，其在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经济上的长期相互依赖有力地推动了东亚地区主义的勃兴。但近年来安全问题的恶化使得地区主义相对衰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在南海问题上走向相对缓和，借总统访华的形式，这些国家将对华双边关系拉回到促进贸易往来、重视经济发展的正轨上来。上述多个要素都使得未来东亚地区经贸问题可能超越安全问题，重新上升为地区主要议题。
第二，安全问题中，除南海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外，台海问题可能重新加剧。从台湾因素看，岛内政权更迭是最大动因。国民党马英九执政八年内，大陆与台湾关系相对缓和，并且取得了一系列进展。然而自2016年5月民进党胜选后，台湾地区新任领导人蔡英文对“九二共识”的暧昧态度使两岸关系顿时蒙上阴影。其上任后，“外交”上小动作不断，包括6月访问巴拿马期间一反过去常态，高调署名“台湾总统”
等。12月，其更是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约10分钟的通话
。美国与中国台湾间的该级别通话是近40年来的首次，此举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外交传统，严重破坏了“一个中国”原则。从美国因素看，特朗普当前“推特治国”下的不当言论和未来极具不确定性的政治主张使得台湾问题愈加面临风险。除了与蔡英文的通话风波外，特朗普也在当选后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并表示：“我充分了解‘一个中国’政策，但我们为什么要受制于‘一个中国’政策呢？除非我们能在其他一些事物上与中国达成交易，比如贸易。”
台海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这一基础受到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合作就无从谈起
。特朗普无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试图拿中国核心利益当筹码搞交易的思维可能干扰台海局势、中美关系甚至整个东亚地区的稳定。
综上所述，东亚地区经济与安全状况都还将面临一系列挑战。无论如何，东亚地区各行为体必须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妥善处理分歧，谨慎管控风险，以继续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共建东亚地区的发展与繁荣。
2016年11月26日，“东亚合作论坛2016：特朗普当选后的美国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国际楼举行。来自中、美、日、韩等国的近40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大国关系、区域合作现状与前景进行了深入讨论。
基于特朗普竞选期间的相关言论和主张，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地区形势可能产生的影响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内各国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集聚各国的学者进行深入研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会学者总体认为，鉴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竞选言论和思路，特朗普上台后的美国内顾倾向增强，弥合国内分歧将被提上重要日程。内向性增强的美国在东亚地区可能出现战略性收缩，这将给地区格局带来不确定性，挑战与机遇并存。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东亚合作论坛创立于2005年，迄今已连续举办12届，成为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探讨东亚地区和平、发展与合作问题的高层次、机制化学术交流平台，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受到了国内外学界与媒体的广泛关注。本专题收录了会议上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内容与相关文章，关注东亚地区合作现状并展望未来可能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