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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利民
袁考
【 摘要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亚太战略将出现重大调整，这会促使亚太各国尤其是日俄印等大国调整其亚太战略。亚太大国互动前景未知，中国需做好准备。
2016年11月9日，美国商业大亨特朗普在新一轮美国总统大选中战胜其强劲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为新一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1月20日正式走马上任，宣誓就职新一任美国总统。对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亚太大国尤其是日本，明显心理准备不足。日本及亚太大多数国家的战略界与战略精英、主流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可能当选美国总统，而把战略判断之“宝”押在希拉里身上。中国战略界也是如此。这意味着亚太相关国家、智库及智者们对于特朗普上任后美国亚太战略如何调整及亚太大国关系如何调整缺乏相应的判断、认识和战略准备。本文拟就这方面问题略述一管之见。实际上，观察特朗普当选以来以总统当选人身份所展示的若干言行，也可对其上任后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方向有一些大致认识。
亚太大国包括中、美、俄、日、印五国，亚太大国战略态势调整的主要内容是中、美、俄、日、印五国如何互动，尤其是中、美、日、俄四国如何互动。当然，亚太除上述五国外，还存在韩国、朝鲜、澳大利亚等中等强国以及东盟等战略性力量，它们也能对亚太大国关系与大国格局投射其力量与影响。因此，研究分析亚太大国战略态势调整及其相互关系，也不能不涉及韩、朝、澳及东盟等战略性力量。然而，美国特朗普上台是这一轮亚太大国战略态势调整的首要驱动因素，而美国也始终是亚太最强大的战略力量，因而认识2017年亚太大国战略态势调整的趋向，理当从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基本趋向破题。
美国总统历来有跳票的传统，也就是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不一定完全遵守其竞选时的承诺。尽管如此，特朗普竞选时的某些言论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新总统上任后美国亚太政策调整的几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大体可以认为，特朗普上台后，将按“美国优先”“经济优先”两大原则安排美国内外政策、战略，其亚太战略调整也将服从这两大原则。特朗普胜选后宣布其上任后的第一个重要决策将是宣布废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奥巴马政府在草签TPP时，其战略上的考量优先于、远高于经济贸易等实惠层面的考量，这是不言自明，而且是路人皆知的。当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出现波折，“修昔底德陷阱说”在国际上甚嚣尘上；中国力推“一带一路”倡议，开展与收复“历史性权利”相关的南海岛屿“维护、扩建”工程；在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开始追平美国甚至有超越之势。凡此种种，引起奥巴马政府的地缘战略反弹。受这些因素影响，美国与日本等国搁置其在TPP具体条款方面的具体利益分歧，急急忙忙与相关国家达成妥协性协议。其中，美国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等方面是做了一定让步的，而经济方面的让步是为了在政治上达成协议，为其以应对中国崛起为指向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铺路。简言之，TPP的本质是一个地缘政治协议，奥巴马政府为了地缘政治利益而牺牲了美国的经济、贸易利益是实实在在的，而其在地缘政治上的赌注是对是错则未见分晓。正因为如此，TPP在美国受到普遍反对，连曾力推TPP的时任国务卿希拉里也在其竞选美国总统时倒转剑柄，回过来痛批TPP，以此争取选票。凡此种种，均表明废除TPP不但符合特朗普的竞选承诺、符合其“美国优先”“经济优先”两大原则，也符合美国民意。因此，特朗普上任后明确废除TPP不可避免也势不可当。
另一个能反映特朗普政府亚太战略调整指向并对其亚太战略和亚太大国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指标性事件是美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2016年，奥巴马政府利用朝鲜第五次、第六次核试验造成的政治与战略冲击，与韩国朴槿惠政府达成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协议。然而，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战略计划也面临变数。第一个变数来自韩国，即来自朴槿惠总统面临的“亲信干政门”事件。受“亲信干政门”事件冲击，朴槿惠受到韩国国会多数票弹劾，已经成为“跛脚总统”，其提前下台应无太大悬念。而不论其是否提前下台，其对局势的掌控力、决策能力已经降至最低点。并且，朴槿惠是在2016年朝鲜搞第五次核试验后才突然转向，接受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战略要求的，而在此前，朴槿惠政府一直在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系统问题上拖延，这说明韩国对部署“萨德”并非“刚性需求”，韩国民众对在韩部署“萨德”也存在分歧。因此，朴槿惠余任对推进“萨德”系统已经难有作为，继任政府是否推进其前任的同一政策更是充满不确定性。另一个变数来自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施政的“美国优先”“经济优先”两大原则又派生出第三个原则，即在全球范围搞“战略收缩”。特朗普上任后，美将在欧洲方向、中东方向做明显的“战略收缩”，这应该没有太大悬念。在亚太方向，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也会调整，至少名目会变，其内容是否朝收缩方向转变，收缩的范围、幅度有多大，尚难判断，但不会再伸展是可以肯定的。在此背景下，如果韩国方面因政府更迭而对部署“萨德”系统失去动力，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就会失去落地支撑，特朗普政府正好将取消部署作为其在亚太搞“战略收缩”的具体行动。即使韩国新政府继续坚持朴槿惠政府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如果特朗普政府坚持韩国方面承担费用，“萨德”系统的部署计划也难以落实。总之，基于这两个变数，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计划八成会泡汤。
在废弃TPP并有可能放弃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同时，美国在亚太的前沿部署以及其亚太同盟政策，尤其是对美日、美韩同盟的政策会有所调整。特朗普要求日韩承担更多的美国驻军费用应该不是说说而已，预计美与日韩在这一问题上会有摩擦，会不断讨价还价，部分美军有可能退据美在太平洋属地如关岛、夏威夷等地，从而以要日韩等盟国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为由，在亚太有限收缩军事存在和安全义务；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会被某种改名换姓的新的亚太战略替换；美与日韩关系有可能出现议题性紧张，与俄关系有可能实现缓和。
特朗普上台后，美对华遏制政策将更多地体现为经济施压而非直接的地缘政治施压。具体而论，美国有可能在金融、货币、汇率、投资、知识产权、贸易平衡等方面加大对华施压力度。2016年12月11日美与欧、日联手，拒绝接受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一个强烈信号，继任的特朗普政府一定会沿着对华经济施压的方向继续往前推，中美之间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经济、贸易摩擦，甚至不排除中美经济矛盾激化到打货币战、汇率战、金融战的程度。美联储抢在2016年末加息是一个强烈信号。在地缘政治层面，美为排除其搞“战略收缩”的主要障碍，摆平朝鲜核问题，将力使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按美国的节拍起舞，有可能谋求在朝核、台湾、南海、钓鱼岛及美在亚太的地位等问题上与中国做一揽子交易。换言之，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在经贸、投资、知识产权等经济领域的斗争将加剧，甚至出现对抗，而在地缘政治领域的斗争有一定的缓和空间。但如果双方在经贸领域的摩擦愈演愈烈，演变为“半冷战”状态，又会使双方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总之，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关系不容乐观。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调整，又会促使亚太各国尤其是日俄印等大国调整其亚太战略。
首先，日本将坚持其以中国为头号战略假想敌的亚太战略，继续依托日美同盟与中国进行战略较量。战后以来，日本一直以日美同盟为其亚太战略的基石。冷战结束前，日本一直依托日美同盟对抗苏联的压力；冷战后，尤其是近年来，日本一直依托日美同盟压制中国崛起势头。近年来，日本开始把中国作为其头号战略假想敌，采取一系列措施构筑“对华包围线”，谋建针对中国的“海洋国家联盟”，拉韩、越、印等国家孤立中国，并努力与俄和解，希望把印俄美拉进包围中国的“大国圈子”。总之，孤立、包围中国已经成为日本亚太战略的主要目标和头等任务。
特朗普上台及其亚太战略思路，包括废除TPP，有可能从亚太搞“战略收缩”，将战略重点从地缘政治竞争转向更实惠的经济贸易竞争等，对日本以中国为头号战略假想敌、以打造包围中国的亚太安全网为核心的亚太战略冲击很大。尽管如此，日本以中国为头号战略假想敌，努力打造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网的战略不会变。尽管日本在达成TPP草案时做过不少经济妥协，但是面对美国准备废弃TPP的举动，日本仍坚持批准TPP，表示出继续推进TPP的坚定决心；在新财年的预算中增加军费开支，甚至扬言要搞核武开发；继续采取措施拉拢韩、菲、越、印、澳等国，甚至“热脸贴冷屁股”般不惜牺牲尊严，主动靠向俄罗斯，力推日俄和解。凡此种种，只有一个战略指向：坚定贯彻其以中国为主要地缘战略对手的亚太战略，与中国放手一搏，阻碍中国顺利实施崛起战略。为此，日本将在日美关系中较多地迁就特朗普政府，拉住美国，维护日美同盟，并使日美同盟更多地成为日本阻碍中国崛起的战略工具。
其次，俄罗斯将在日美同盟与中国之间加大摇摆度，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将经受严峻考验，愈益“空心化”有可能是中俄第二轮战略“蜜月”的归属。俄在战略理念方面与特朗普有相似之处，如俄罗斯第一主义、实用主义等。正因为如此，冷战结束后叶利钦政府主动融入西方；“9·11”事件发生后俄积极参与美国的反恐同盟；乌克兰危机后面对美国及西方打压，俄转向积极推进中俄战略合作。在经济领域，俄一直以出口原材料为支撑，尤其是以出口石油为支撑，其在金融、进出口产品、工业技术等方面与美欧日的直接竞争较少，互补性较强，因而特朗普的“经济实用主义”大锤将主要指向中国而不是俄罗斯。相反，当中美在经济贸易等领域加剧竞争时，俄有可能从中获利，俄对中俄合作、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没有疑虑。因而面对日本安倍政府伸出的橄榄枝及特朗普上台后的对俄和解姿态，俄不会无动于衷，如美接受克里米亚现状，俄在中东向美妥协就有极大可能。因此，俄今后亚太战略如何变，会不会接受美日诱惑，会不会同中国虚与委蛇，会不会在中国与美日之间玩平衡，将对亚太大国格局产生杠杆式影响。2016年12月中旬普京访日虽不一定达成妥协，但也可以理解为日俄和解的一次重要试水。
最后，印度莫迪政府进一步靠拢日本及日美同盟的可能性增大。冷战后印度与中国虽然也有不少摩擦，但印度总体上是在中国与美日之间维持某种平衡，中印关系总体沿积极方向发展，有不少新亮点。但是近年来，随着美日在核问题上对印松绑，印与美日等国发展全面关系的障碍基本消除。再加上中国崛起势头迅猛，而印度也加快崛起、实力增强，有了几分自信，印度与中国抗衡的意识增强，美日借印制中的意图也更明显。中国力推“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搞中巴经济走廊，全面加强与巴基斯坦的经济、政治与战略合作关系，以及积极参与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使印度倍感地缘政治挤压。中国在东南亚推进“泛亚铁路”以及在南海的战略活动也令印度不安。因此，印度今后将加强与日美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而且，不论特朗普政府是否从亚太收缩，印度都将加强与日本的合作，平衡中国的影响。印度媒体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负面报道，莫迪在印度国内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的招标中坚持从地缘政治视角而非从经济需求出发，把项目交给日本而拒绝中国资本，是强烈信号，并有可能成为一项长期政策。印日加强合作将对越南、新加坡、澳大利亚及韩国的对华政策产生消极影响。
在理论上，特朗普上台后，未来亚太大国关系互动有四种可期前景。
第一，继续现有模式，即美日韩同盟加强，中俄合作，美日韩与中俄对立，印度相对中立。现有模式的特定国际条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罕见地全面出击，西遏俄罗斯、东遏中国，导致中俄不得不加强针对美国的战略合作、呼应。中俄战略合作又驱动美进一步推进美日韩同盟，尤其是促韩日和解，拉拢印、澳与东盟。但在特朗普调整亚太战略、放弃民主党政府搞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亚太收缩、其对华战略由地缘政治战为主转向经贸战和地缘经济战为主、美俄关系因美从欧洲中东方面收缩而得到缓解的背景下，这一旧有模式应该没有可持续性。
第二，如前所述，如果特朗普政府下决心从亚太收缩，要求日本、韩国在安全上“自打鼓自划船”，并将其推上实施对华地缘政治遏制的第一线，美对华以经贸战、地缘经济战为主，并在朝核、台湾、南海、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做交易，而日本坚持其与中国对抗的战略不变，则亚太阶段性主要矛盾将表现为中日矛盾，中日直接斗争将成为亚太大国格局的主线，俄美反而成为旁观者，或仅是局部介入，如俄不时介入朝核危机一样。此时，中国将努力拉俄并促美国中立，日本将继续拉美并拉俄、拉韩、拉印及拉东盟各国。中日将展开一场争取美、俄、印、澳、韩及争取东盟的战略竞争。
第三，日本成功地孤立中国，在拉韩及拉东盟、拉印、拉澳方面取得成功。俄罗斯虽然未明确倒向日美，但俄日关系缓和，俄对中俄战略合作转向消极。美即使不恢复全面介入，也可玩“离岸平衡”游戏，隔岸支持日本在亚太第一线打造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若如此，中国在亚太大国圈子中将遭遇全面孤立，这是最困难的局面。
第四，中日直接进行地缘政治竞争具有阶段性特点，没有可持续性，最终将以日本妥协告终。在中国经济实力逐渐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中国在亚太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日本最终只能妥协。当然，日本最后妥协，并不表明亚太从此风平浪静。那时，美俄可能重新积极并更全面地介入亚太，与中国在亚太竞技场踢最后一场球。
特朗普当选美国新总统、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对华战略调整及其引起的亚太大国关系新变局，对中国而言，有机遇也有挑战。从挑战方面看，有几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中美竞争的重点、焦点由人权、价值观及直接的地缘政治竞争领域转向经济、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低位政治领域，看似对抗弱化、少了点惊心动魄，其实博弈更激烈、更考验双方的谋略和战略智慧。由于经济是政治及军事能力的基础，是综合实力的根本，因而经济领域的博弈更具有釜底抽薪性质。并且美在加强经济博弈的同时，并不会真的放松其政治军事手段，而是以其为经济博弈的后盾，因而中美在亚太的竞争更具有全面性、根本性，其危险性并没有真的减少。二是特朗普本人不按常理出牌，更敢出怪招、敢冒险，面对中美两个大国的核竞争、金融货币“恐怖平衡”，更不知轻重深浅。这增加了中方应对的困难，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如金融平衡、局部紧张（例如南海对峙场景）、台湾问题等节点上，导致中美双方关系破裂甚至两国发生局部战争的危险性增大。三是特朗普如在亚太搞“战略收缩”，等于直接把日本推上在亚太遏制中国崛起的前线，促使中日矛盾上升为亚太主要矛盾，也促使日本、韩国大幅增强其硬实力，尤其是增强其军事实力，甚至搞核开发，这有可能导致中国周边军备竞赛加剧，甚至出现新一轮核扩散、核军备竞赛，而美国的“离岸”军事实力随时可“重返亚太”。也就是说，美看似从亚太收缩的地缘政治活动并不能真正减弱中国的军事安全压力，甚至因日韩大力加强军备而出现军事安全压力增大的“逆后果”。四是俄罗斯变数增大，其背离中俄战略合作关系的可能性增大。如俄在中国与美日博弈过程中转向中立，甚至向冷战后初期那样倒向美日，则中国的战略危险就会转化为战略危机。五是不能排除最困难的局面，即美、日、俄、印、韩及东盟完全靠在一起，使中国在亚太完全陷入战略孤立，此时如朝核问题、台湾问题、南海及东海问题出现联动，而中国经济又因与美日博弈而陷入困难，则中国应对起来就会倍加困难。六是经济困难增大。特朗普如联手欧日对中国经济施压，或导致全球化倒退、全球市场趋向封闭，则中国的经济困难增大，并可能传导到国内政治层面，影响国内经济政治稳定。
面对特朗普上台后亚太大国关系的新变局、新挑战，中国应在总结近年中国亚太战略、大国战略、对美战略尤其是总结其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全面筹划、沉着应对。
近年中国施行国际战略、亚太战略、大国战略、对美战略的一个重要教益是做到明确大战略目标、突出大战略重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大战略目标可以认为是“使中国人民站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核心内容是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为此，中国大战略的重点是尽快解决国家军事安全无保障问题，经济建设服从国家军事安全、国防安全建设，中国投入了朝鲜战争、中印边界战争、越南战争并与美苏两超抗衡。结果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成为全球“战略大三角”中的一角，实现了“站起来”的大战略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大战略目标可以认为是“使中国人民富起来”，其核心内容是发展问题、实现现代化问题，以及从根本上解决保障国家安全的经济、技术基础问题。为此，中国搞改革开放、致力于经济技术发展、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不但让军队建设暂时“让路”，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有不少政治与政策妥协，以争取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综合国力全面提升，民众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登上新台阶，进入“小康”阶段，“富起来”的大战略目标也基本实现。现阶段，中国的大战略目标是什么？战略重点在哪里？战略界对此其实有不少争议，因而并未最后明确。在“站起来”“富起来”以后，中国下一步的大战略目标应该是“走出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像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强国那样，在积极参与主导国际事务的过程中，承担国际责任，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正义、公平，推动国际秩序朝公平、公正方向转型。简言之，中国要做一个敢于担当、敢于主持国际正义的世界公正大国，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中国合理的国家利益。
近年中国施行国际战略、亚太战略、大国战略、对美战略的另一个重要教益是认清阶段性主要矛盾，认清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以中美矛盾为主要战略矛盾，以美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以此规划中国的亚太战略、大国战略，这在思考方向上没有错，未来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也会如此。但是美国是全球性大国，在全球使用力量，其战略重点一直在欧、亚及中东等不同地区游移，或在政治、军事、安全等不同领域游移。例如，当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把战略重点转向在中东反恐时，中美矛盾就不一定是中国在亚太面对的阶段性主要矛盾。对此，我们并未准确把握。特朗普上台后，美总体奉行“战略收缩”，在亚太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收缩，尤其是战略重点将从安全领域转向经济贸易领域，中美在亚太的矛盾有可能相对缓和，中日矛盾将上升为中国在亚太面对的阶段性主要矛盾，中国将面对日本走上第一线，直接组建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网问题。因此，中国必须适应这一战略态势的新变化，及时调整阶段性战略。针对日本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力图打造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网，中日矛盾上升为亚太阶段性主要矛盾的新态势，中国应及时应对，包括必要时利用美日之间的战略不同步及其他分歧，使美国与日本的对华政策拉开一定的距离，把战略重点转向如何破解日本打造对华战略包围网的各种活动。
近年中国施行国际战略、亚太战略、大国战略、对美战略的第三个教益是避免分散力量、实行战略集中原则。近年中国外交确实体现了“有所作为”的新思路，如：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南海搞海岛“扩建改造”工程，调整对朝韩政策，推进中俄战略合作全方位发展，加强在中东欧、大中东、拉美的“一对一”“一对多”合作关系，成功举办G20杭州峰会，提高联合国维和参与度，加大海军印度洋反海盗巡航的力度，大力发展大海军和空天力量，等等。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很“提气”，但也出现摊子铺大、战线拉长、力不胜任、引起一些地缘战略反弹等新问题。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遇到的新问题以及日本成为中国阶段性主要对手、中日矛盾上升为亚太阶段性主要矛盾等情况，要求中国集中力量于周边及亚太，进一步锁定、明确主要战略目标与主要现实对手，而不是四面撒网、四面树敌。特朗普任内，中国应利用特朗普的“可塑性”，集中力量争取美国减少对亚太介入、减少对日支持，拉住韩俄及东盟与印度，以求孤立、反制日本，挫败其在亚太打造对华战略包围网的企图。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经验以及近年对外战略的成败得失还启示我们，在政治与经济这一对关系中，经济的基础、基石作用是绝对的，绝对不能弄错。近年来我对外战略之所以能“有所作为”，主要是因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和战略实力、能量。但这几年我们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经济和战略实力以及能量也损耗很快。另外，对于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和谐世界”“韬光养晦”等战略宣誓和理念，世界主要大国及周边不少国家由相信到怀疑再到采取对抗措施等，也是一个证明。如果经济与战略实力的损耗速度超过积累速度，那么迟早会出大问题。从国际视角看，美、英、俄等都在奉行“经济优先”原则；从国内视角看，中国人均收入与美、欧、日存在较大差距。即使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也存在大量的“发展病”。因此，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仍应以发展为中心，坚持经济发展优先原则，中国的国际战略仍应坚持为争取良好的发展环境服务。
最后，在“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之间，仍应以“韬光养晦”为本、为质。有人说中国这几年露了几手，露出了牙齿，再想“韬光养晦”已不可能，别人也不相信。这话并不全对。“韬光养晦”作为中国战略文化的本质和中国外交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国际战略的一种“战略自觉”和“哲学自觉”，不一定要做给别人看，也不一定要别人相信和肯定。中国的战略文化本质及中国的特定国家利益，自古至今都是在“韬光养晦”中得到最大实现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级大国，恢复“韬光养晦”这一“战略自觉”和“哲学自觉”还是可行的，永远是“犹未为晚”。当然，“韬光养晦”永远不排斥“有所作为”。例如，对于日本以中国为主要对手及构筑对华战略包围网的努力，中国不能掉以轻心。如果日本在台湾、南海有大动作，中国就要进行毫不手软的反击。但在策略上要注意把日本与韩、美分开，并且按经济是经济、战略是战略的原则，保持中日关系“软着陆”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