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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域收入差异的学者颇多，且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完善。最早引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来研究区域收入差异的是以克鲁格曼、藤田昌久为代表的学者。克鲁格曼（1991）在Dixit-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规模收益递增和冰山运输成本两个经济命题，运用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假定即规模收益递增，构建出名义工资方程的雏形，并且建立了著名的“中心—外围”模型。该模型考虑的是两部门经济，即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从规模效益来看，农业部门是规模收益不变的而制造业部门是规模收益递增的。从市场类型来看，农业部门为完全竞争市场而制造业部门是垄断竞争市场。农业部门生产单一同质产品，而制造业则产出大量具有差异化的产品。假定在两地，农业的劳动要素固定不变而制造业工人受两地工资差异的驱动而自由流动。农业部门不具有运输成本，而制造业部门却含有“冰山成本”。据此可建立名义工资方程的雏形，并据此分析其产生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根据该模型，两地间会形成工资空间差异。并且形成中心—外围格局——以制造业为“中心”，以农业为“外围”——的条件有以下三点：第一，制造业产品的运输成本足够低；第二，一定程度的制造业产品差异化；第三，制造业所占份额足够大。
藤田昌久（1999）之后在其基础上提出了距离市场中心的距离与地区的名义工资呈负相关关系。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一个地区的市场潜力越大，在此处集聚的企业就能够获得更多的“集聚租”，从而可以支付更高的要素报酬，从而该地的市场潜力会被进一步提升。即地区的市场潜力会越大，要素报酬也就越高。之后的研究更表明，市场潜力除了和工资有正反馈效应以外，还和经济空间分异规律有着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研究市场潜力与工资水平的空间分异相关性的实证文献颇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是Hanson（1998）。Hanson基于县域数据，运用对美国3 075个县的数据的检验，通过建立空间模型，研究了市场潜能和空间距离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效应。他发现，市场潜力对工资水平具有正影响效应，空间距离对工资水平具有负影响效应。Brakman等（2002）以德国为例，运用新经济地理模型，对空间工资结构进行了估计，得出越接近区域中心的地区其工资水平越高。
Combes等人（2004）提出就业密度越高的地区，其市场接近度越高，经济产出越高。由于技术的溢出效应，区域劳动者的技术水平提高，从而促进工资水平上升。王小勇（2006）通过对1997—2004年的全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指出中国的就业密度与名义工资的相关关系为负，是因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之处在于，劳动力的过度供给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远大于经济集聚所产生的正面影响。
关于FDI对区域内工资水平的影响，Aitken等（1996）在对墨西哥和委内瑞拉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发现，FDI对这两个地区工资的影响是不同的。具体来说，FDI与委内瑞拉的工资水平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而对墨西哥的工资水平具有正影响，但是不显著。Yaohui Zhao（2001）基于1996年的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相关数据的研究分析，得出外商投资对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人的工资的影响效应是不同的。而且对技术熟练劳动者，外商投资对于其收入具有正影响，而对于非熟练劳动者，外商投资对其的正影响则不显著。FDI不仅对工资收入具有影响效应，而且对地区就业也具有多种途径的影响，可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蔡兴（2009）运用地区面板数据检验了FDI与就业关系的区域差异，指出FDI与国内就业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FDI的就业弹性呈现出从东部往西部递增的趋势。
卢晓旭（2009）基于1998—2007年的全国面板数据，运用泰尔指数分析法，将我国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研究了这三个地带之间的经济差异。他发现东、中、西部经济对于政策效应的敏感度存在差异，且敏感度普遍较小，并且存在一定的时滞。王芳（2012）将内蒙古划分为三大地带，运用泰尔指数分析法研究了1987—2009年期间内蒙古三大地带的经济的时空差异和演化过程。他发现内蒙古存在严重的空间分异并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该现象影响到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本章将地理研究方法与经济研究方法相结合，运用ArcGIS等相关软件更清晰地反映出劳动报酬区域差异的空间演变过程。通过泰尔指数分析与市场潜力、回归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分析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因素对就业密度空间差异的影响及演化机制。